普遍语法可及性新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及论文,语法论文,新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UG)一直是生成语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是由“语言是怎样习得的”（注：根据Chomsky(1986)，生成语法理论研究始终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人类语言知识是由什么组成的；(2)语言是怎样习得的；(3)语言是如何使用的。这三个问题就是语言的本质、来源和使用。）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它探讨的是语言的共性和母语（注：本文不区分母语(mother tongue)和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也不区分中介语(interlanguage)、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和外语(foreign language)。）的初始状态问题。自普遍语法提出以来，它就被引入到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成为生成语法理论与二语习得研究的接口。迄今为止，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始终以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可及性(UG access)问题为中心。随着生成语法理论的不断发展，二语习得中的普遍语法可及性问题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它由最初对“普遍语法可及性”的简单探讨，发展到“什么可及，怎样可及”，然后到“第二语言的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再到目前的“中介语语法损伤”(interlanguage grammar impairment)研究。前两个阶段在原则与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 rameters Theory,Chomsky 1981)框架下展开，而后两个阶段则以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Chomsky 1993,1995,2000)为理论框架进行探讨。然而，国内对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可及性研究的介绍目前还仅限于原则与参数理论时期对“普遍语法可及性”的简单探讨（戴曼纯1998a，1998b；王文斌2001；曹合建、麦涛 2004），最简方案框架下的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引起关注。本文将介绍和评析最简方案框架下二语习得中的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热点——中介语语法损伤问题。
2.普遍语法、功能语类和形式特征
由于最简方案框架下二语习得中的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是围绕功能语类(functional categories)和形式特征(formal features)（注：在最简方案框架下，特征分为音系特征(phonological features)、形式特征和语义特征(semantic features)。形式特征也被称为语法特征(grammatical featurea)。）展开的，因此，我们先对普遍语法和最简方案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功能语类和形式特征作一简单介绍。
普遍语法这一概念在生成语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变化不大，在原则与参数理论和最简方案框架下是一脉相承的。它指的是人类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的初始状态，由不变原则(invariant principles)和待设值的参数(open parameters)组成。不变原则不需要学习，它们通过限制(constrain)语言习得者可能的语法个数来促进其语言习得，即从无数可能的人类语言中选取符合原则的语言，从而大大限制可学语言的数量。某一特定的语言可以没有普遍语法中的某些原则，但却不可以违反其中的任何原则。参数则体现了语言间的差异。经过不同的语言输入的触发(trigger)，它们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值。生成语法理论假定每个参数一般只有两个可能的值，就好像开关一样，要么“开”，要么“关”。因此，只需有限的语言输入，儿童便能很快设置参数值，并与不变原则一起形成核心语法(core grammar)，从而掌握一门语言（注： Chomsky认为，语音、词汇等都属于“周边语法"(periphery grammar)，它们（尤其词汇）的发展是缓慢的，需要很长时间。）。生成语法进一步认为，普遍语法是人脑遗传规定下来的属性，由人脑内的某些基因控制，它是使人类能够在后天环境下学会语言的内在原因。没有这些属性，人脑中的语言系统是不可能发展的。
最简方案框架的提出为普遍语法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为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可及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功能语类及其组成特征性质的不同是语言间参数差异的根本所在。而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由于词项(lexical items)组成特征不同所导致的不同的屈折词缀系统。因此，最简方案框架下二语习得中的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大都集中在中介语的功能语类和特征系统上。其中，中介语中与功能语类相关的动词屈折词缀的缺失是否意味着中介语语法的损伤，更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最简方案理论，词项是特征的集合，句法计算系统(computational system)可及的是形式特征，特征核查(feature-checking)也是对形式特征的核查，导致句法移位的还是形式特征。而且，语言间的差异也是由于功能语类的形式特征值的参数差异引起的。因此，功能语类和形式特征在最简方案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最简方案同原则与参数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最简方案框架下的普遍语法同样是指人类语言官能的初始状态，由不变原则和待设值的参数组成。但这里的参数只与功能语类有关，参数变化由不同的特征值来体现。根据该理论的精神，第一语言习得是选取特征、构建词项和设置参数的过程。而第二语言习得则是对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功能语类中特征值的重新设置(resetting)过程。所以，在最简方案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者都是通过考察二语中功能语类及其组成特征的习得来研究普遍语法可及性问题的。
3.第二语言的初始状态
第二语言的初始状态研究是1990年代中期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的热点。它是对非母语语法知识起点的研究，同时探讨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可及性问题。大多数学者都接受第一语言的初始状态是普遍语法这一观点。但第二语言的习得往往是在习得者掌握了第一语言之后才开始的。第二语言的初始状态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观点不一。总的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无迁移观、完全迁移观和部分迁移观。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有多少一语的成分，功能语类在二语初始状态中是否存在，功能语类的特征值是怎样的，以及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否可及。
3.1 无迁移观
无迁移观(no transfer)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没有任何一语的成分。这种观点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假说，一个是“无迁移、完全可及假说”(no transfer full access,Platzack 1996; Epstein,et al.1996)，另一个是“本质差别假说”(fundamental difference hypothesis,Bley-Vroman1989,1990; Clahsen and Muysken1989)。前者认为，普遍语法是二语的初始状态，二语习得过程与一语习得过程相似（因此该假说也被称为“L1A=L2A假说”）；普遍语法在二语发展过程中是完全可及的，始终制约着二语语法的发展，二语习得者应该能够达到目标语的母语水平。而“本质差别假说”则认为，二语习得与一语习得存在本质的差别，一语中的任何成分都不迁移到二语中去；二语的发展也不受普遍语法的约束，二语习得者学习二语依靠的是一般性的学习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无迁移观一提出就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因为，自从“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 sis,Lado 1957:vii)提出以来，二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现象就受到了普遍关注。而且，大量的实验也都说明了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有一语成分的存在，一语的迁移（尤其在二语发展的初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支持无迁移观者甚少。
3.2完全迁移观
完全迁移观的代表性假说是“完全迁移、完全可及模型”(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model,Schwartz and
Sprouse 1994,1996)。其主要观点是：二语习得以一语为起点，母语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值都会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去；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是完全可及的，始终限制着二语语法的发展；二语的发展就是在普遍语法和二语输入的共同作用下由一语向目标语靠近的过程。也就是说，二语习得者对二语输入的最初假设直接来自一语中的参数或者普遍语法中的原则。“完全迁移、完全可及模型”还认为，二语的发展是由失败驱动(failure-driven)的。只有当二语输入与一语语法不相符时（或与一语参数值不同，或一语中没有此功能语类或不变原则），普遍语法中的原则才会被激活，作用于二语句法结构的习得。在这个模型中，二语的发展轨迹是由一语的特性、二语输入、普遍语法和可学性(learmability)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完全迁移观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有不少实验发现某些一语中的功能语类并不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去，如Bhatt和Hancin-Bhatt(2002)发现二语的初期就没有功能语类C。有的实验甚至发现某些一语的成分在整个二语发展过程中都不发生迁移，如郑超(2003)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不会将汉语中功能语类Ⅰ以外的名词性短语（注：这里指的就是汉语中“主谓谓语句”的大主语，如“她眼睛很大”中的“她”。）迁移到英语中去。
3.3部分迁移观
部分迁移观的支持者最多。他们都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是一语的某些成分，他们的分歧在于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到底存在哪些一语成分。尤其是二语初始状态中是否有功能语类，有哪些功能语类，功能语类的特征值是怎样的，以及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等。
3.3.1 特征无值假说
“特征无值假说”(valueless features hypothesis)由Eubank等人(Eubank1993/1994,1996;Eubank et al.1997;Eubank and Grace 1998)提出。他们认为一语的实语类(lexical categories)和功能语类都会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但与功能语类相关的一语句法特征并不迁移。也就是说，二语语法中功能语类的特征最初是无值的(valueless)，处于“惰性”(inert)状态，二语的初始状态是一种特征值没有设定(specified)的语法。但他们认为，随着二语习得者对目标语屈折词缀的掌握，二语语法中功能语类的特征值可以逐渐设定。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二语中的特征值可以重新设置，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完全可及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部分迁移、完全可及观”。
3.3.2 最小树理论
该理论由Vainikka和Young-Scholten(1994,1996)提出。他们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是一种只有实语类而没有功能语类的语法；而且，只有一语中的实语类和中心语方向性（注：指的是一种语言是属于“中心语在前”(head-initial)语言，还是“中心语在后”(head-final)语言。）(head directionalitty)会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中。在该理论中，二语初始状态的最大投射是动词短语VP。随后，在普遍语法和二语输入的共同作用下，二语习得者按顺序逐渐建构含有功能语类I和C的句法结构。如果用树形图来表示句法结构，表示VP的树比表示IP和CP的树都小。因此，本假说被称为“最小树理论”。根据此理论，二语的发展要经历四个阶段：(1)二语习得从光杆动词短语(bare VP)开始，它的句法特征是从一语中迁移过来的，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没有功能语类，也不会出现定式动词(finite verbs)移位或任何与功能语类相关的屈折词缀；(2)在普遍语法和二语输入的作用下，二语习得到达定式短语(finite phrase)阶段。这时，二语中出现了一些功能语类，如T或Agr，但功能语类上的特征值还未设定，题元动词可以任意提升，主语时有时无；(3)当二语习得者掌握了主谓一致词缀时，二语就发展到了一致短语(agreement phrase)阶段，这时主语全都出现；(4)当二语习得者开始学会使用从句和疑问句时，他们就进入到了标句词短语(complementizer phrase)阶段，从而习得了二语中所有的功能语类。由此，该假说认为二语语法的发展与一语相同，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完全可及的，二语习得者最终能够达到目标语的母语水平。
3.3.3 结构最小性理论
与前两个部分迁移理论不同，“结构最小性理论”(structural minimality)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只包含 VP和功能语类I，而没有功能语类C，二语初学者把所有的句子投射都分析为IP。另外，一语中功能语类I上的所有句法特征都迁移到二语的初始状态，二语的发展由普遍语法和二语输入共同决定。Bhatt和 Hancin-Bhatt(2002)考察了以印地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有关英语功能语类C的知识，发现二语初学者既不能理解由功能语类C投射而成的句子，也不能组建带有CP结构的问句，这说明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没有功能语类C。而且，他们还发现，由CP投射而成的不同句法特征的习得时间也不同。疑问词前置 (wh-fronting)最先习得，然后是助动词倒装(aux-inversion)结构，最后才是助动词do插入(do-insertion)规则。
3.4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初始状态研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初始状态”的界定。大部分学者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就是二语习得的初期阶段(Schwartz and Sprouse1996; Leung 2003)。但有的学者认为，二语的初始状态是二语习得的开始(Eubank 1996)。也就是说，二语习得者在学习二语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要学习的目标语言。也许正是因为不同学者对初始状态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上述不同的结论。另外，二语初始状态研究中所使用的某些测试工具，如语法判断、真值判断等，很容易受外语教学中的语法规则的影响，不能如实反映被试的语言能力。而且，二语习得者的语感往往是靠不住的，判断类型的测试会使二语习得者表现出不确定性(optionality)的倾向。最后，目前对二语初始状态的研究大都是通过考察功能语类I来推测其他功能语类，而对功能语类C，尤其D的研究甚少。但实际上，不同的功能语类很可能有不同的特性，在习得方面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研究二语的初始状态首先要明确界定其时间界限，采取多数学者认同的界定。为了尽可能准确反映被试的语言能力，所选的测试内容还应尽量不受教学中明晰化的语法规则的影响。另外，在考察功能语类时，可以更多地关注D和C。甚至可以根据“屈折短语分裂假说”(split-IP hgpothesis,Pollock 1989)对功能语类I细分，以便做更深入的探讨，如Paradis等(1998)考察了二语功能语类。I中“时态” (tense)和“一致”的发展顺序。
4.中介语语法损伤研究
中介语语法损伤研究是最近几年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它是对中介语句法表征(interlanguag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的探讨，也是对中介语本质的研究。它探讨中介语是否是一种自然语言系统(White 1998)，即中介语的句法系统是否受普遍语法的约束，同时揭示二语习得者是否与一语习得者有相同的句法表征。目前，对中介语语法损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功能语类T和Agr上（注：目前，只有Robertson(2000)以及Parodi和Tsimpli(2005)对功能语类D作过考察。）。探讨的焦点是二语中与功能语类相关的动词屈折词缀的缺失是否意味着中介语语法的损伤，并出现了观点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但他们都同意中介语语法的损伤体现在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上。
4.1 损伤说
“损伤说”认为中介语句法系统中的功能语类及特征系统是有损伤的。这里又细分为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中介语语法的损伤是整体性的，或者说是根本性的，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存在本质的差别 (Meisel 1991,1997,1998)。另一种认为中介语语法的损伤只是局部性的，仅限于功能语类的特征强弱上 (Beck 1997,1998)，或者仅限于一语中没有实例化（注：意思是得到具体体现，或已被激活。）(instantiated)的特征(Hawkins and Chan 1997; Hawkins 1998)。
4.1.1 整体损伤假说
“整体损伤假说”(global impairment hypothesis)由Meisel(1997,1998)提出。他发现，二语习得者经常用动词不定式形式或光杆动词代替有屈折变化的动词，而且这一现象会在整个二语习得过程中持续出现。此外，他还发现二语中的定式(finiteness)与动词位置没有关系，定式动词可以出现在非定式环境(nonfinite contexts)中，动词不定式也可以出现在定式环境中。由此，他断定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有着本质的差别，二语中没有功能语类Agr，特征核查系统是有损伤的。他进而认为，成人二语习得者学习二语时依据的不是普遍语法，而是所接触到的二语的词序。二语习得者时而使用屈折词缀，时而省略屈折词缀，这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使用中采用了不同的策略。总之，Meisel主张中介语语法的损伤是整体性的，二语中没有功能语类，其特征核查系统也不能正常运作，二语习得和一语习得存在本质的差别。这个假说实际上是“本质差别假说”的新版本。
4.1.2局部损伤假说
“局部损伤假说”(local impairment hypothesis)由Beck(1997,1998)提出。该假说认为，过了关键期的二语习得者的语言官能已经受到损伤，他们不再能够设定二语中功能语类的特征值。因此，二语中功能语类的特征永远是“惰性”的，处于无值状态，致使二语句法系统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Beck强调中介语语法的损伤只局限于与屈折词缀相关的功能语类的特征强弱上。因此，她把自己的假说称为“局部损伤假说”。在该假说中，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是完全不可及的，参数也不能重新设置。这实际上是“普遍语法完全不可及说”(no access hypothesis)的新版本。
Beck(1997)首先回顾了有关一语和二语屈折词缀习得顺序的研究。与一语屈折词缀的习得不同；二语习得者在屈折词缀方面的表现更像失语症病人。也就是说，中介语语法是有损伤的。她认为中介语语法的损伤只限于屈折词缀的规则系统。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屈折词缀的匹配系统有损伤，即损伤发生在词库 (lexicon)；二是特征核查机制有损伤，即损伤发生在句法系统。然后，她以句子配对为实验工具，比较了英语本族语者和二语习得者在高频动词和低频动词的过去时态语法知识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二者对规则动词的过去时态屈折词缀的反应时间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二语习得者能够使用规则把屈折词缀匹配到相应的动词上，即二语中屈折词缀的匹配系统是完好无损的。由此，她推断二语的损伤是在句法系统中的特征核查机制上。
Beck(1998)考察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德语学习者有关题元动词提升(thematic verb raising)伪句法知识。根据最简方案理论，英语中功能语类T上的动词特征(verbal feature)是弱性的(weak)，不允许题元动词在显性句法推导(overt syntactic derivation)中从动词短语内部提升至T位置。而德语中功能语类T的动词特征是强性的(strong)，题元动词必须从动词短语内部显性提升至T位置以核查强动词特征。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水平的被试对二语德语中的题元动词提升反应时间不一。但出乎意料的是，低水平的二语习得者倾向于接受题元动词提升的正确句子；而高水平的二语习得者对题元动词提升的反应时间却没有任何的倾向性，他们对含有题元动词提升和题元动词不提升的句子同样接受。Beck认为，这是因为二语中功能语类T的特征强弱已经受到了损伤，致使二语中T的动词特征处于无值状态，允许题元动词任意提升。
“局部损伤假说”和有关二语初始状态的“特征无值假说”有相似之处，它们都认为二语中的特征是“惰性”的，处于无值状态。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局部损伤假说”认为，在整个二语习得过程中功能语类的特征都处于无值状态，二语习得者无法设定特征值，普遍语法是完全不可及的。而“特征无值假说”认为，在二语输入和普遍语法的共同作用下，二语习得者会逐渐设定目标语中的特征值，普遍语法是完全可及的。
4.1.3特征失效假说
“特征失效假说”(failed functional features hypothesis)由Roger Hawkins和Chan(Hawkins and Chan1997; Hawkins 1998)提出。其主要内容是：成人或者过了关键期以后的二语习得者可及的是一语中已经实例化的特征，而那些在一语中没有具体化或激活的特征在二语中将会失效而无法习得，与之相关的参数也将不能重新设置。这里的特征指的是功能语类的形式特征，只有这些特征受关键期的影响。普遍语法中的原则在二语习得中还是完全可及的，限制着中介语语法的发展。“特征失效假说”是对二语句法表征缺陷的阐述，认为中介语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部分受损，一语中没有实例化的特征在二语中是无法设定的。这个假说实际上是“普遍语法间接可及说”的新版本。
Hawkins和Chan(1997)以母语分别为汉语和法语的英语学习者为被试，考察了他们有关英语限定性定语从句的知识。他们根据Huang(1980,1995)的观点，认为汉语中没有标句词(comlementizer)，疑问算子 (wh-operator)在显性句法(overt syntax)中是不移动的。因此，汉语中的限定性定语从句不涉及成分移动，而是有一个隐性话题(null topic)基础生成于CP指示语(specifier)位置，并与定语从句的先行词同标(co-in- dexed)，约束(binding)定语从句中的某个名词性成分（注：汉语限定性定语从句结构为[null topic...pronominal]。）。而英语和法语限定性定语从句中的疑问算子在显性句法中是要前移的。他们实际要考察的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能否重新设置英语限定性定语从句中与疑问算子相关的功能语类C上的wh特征。以法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只是起到控制组的作用，以确保测试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并与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相比较。实验结果表明，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本族语者和以法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限定性定语从句的句法知识方面的差异都是显著的，他们不能重新设置疑问词参数(wh-parameter)。虽然他们的英语中出现了与英语限定性定语从句类似的结构，但在这些结构中并没有发生疑问算子移位，而只是疑问词与名词性短语之间的一种约束关系，其结构为[wh-phrase...pronominal]由此，他们认为，二语习得者与本族语者的这种不同语言表征是由于二语中功能语类上的某些特征在关键期以后在二语习得中不可及造成的，而不可即的特征就是那些在一语中没有被激活的形式特征。
“特征失效假说”是中介语语法损伤研究初期较有影响、被验证较多的一个假说（注：请参看Liszka(2001),Franceschina(2001,2003)和Leung(2003)等。）。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习得与母语相似的第二语言要快一些这一现象，因为相似的语言中同值的特征多一些，二语中可及的特征也就多一些，习得起来也就容易些。反之，与母语差别较大的第二语言习得起来就要困难些，因为它们中同值的特征少一些，而二语中与一语不同值的特征没有实例化，因此，这些不同值的特征在二语习得中将会失效，不能习得。
4.2 无损伤说
与“损伤说”相反，“无损伤说”认为中介语句法系统没有损伤，其功能语类、组成特征以及特征核查系统在终极状态(end-state)的二语中都能得以体现（Schwartz and Sprouse 1994; Epstein et al.1996; Grondin and White 1996; Haznedar and Schwartz 1997;Lardiere 1998a,1998b,2000,2003;Prévost and White 2000;Herschensohn 2001; Ionin and Wexler 2002; Haznedar 2003；袁博平2003；常辉2005）。也就是说，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中是完全可及的，始终限制着中介语语法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普遍语法完全可及说”的新版本。“无损伤说”有两个代表假说：“屈折词缀表面缺失假说”(missing surface inflection hypothesis)和“形态误读假说”(morphological misreading hypothesis)。
4.2.1 屈折词缀表面缺失假说
该假说最先由Haznedar和Schwartz(1997)提出，但当时她们称之为“屈折词缀缺失假说”(missing in flection hypothesis)。为了明确表示屈折词缀的缺失只是表面现象，而与其相连的深层句法系统是有具体体现的，Prévost和White(2000)把它修改为“屈折词缀表面缺失假说”。该假说认为，中介语语法是无损伤的，其功能语类及特征系统都是完好的；中介语屈折词缀的缺失并非二语中相应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有损伤所致，而是由于一些非语言因素造成的。二语中的形态系统和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相互独立的。前者是词库的发展问题，属于周边语法；而后者是句法的发展问题，属于核心语法。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二语中屈折词缀的缺失根本不能说明二语习得者没有习得相应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值，也不能说明特征核查系统有损伤。
Pré vost和White(2000)对在自然环境下两个学习二语法语和两个学习二语德语的成年人进行了跟踪研究，考察了四个被试自发性口语语料中动词的定式特征[±Finite]，以及两个法语学习者的动词和主语黏着词的一致特征。他们发现，虽然被试在定式句中省略使用了相当比例的动词屈折词缀，用动词不定式形式代替带有屈折变化的定式动词，但他们几乎不在非定式环境下使用带有屈折变化的定式动词，因此，被试是能够区分定式与非定式的。另外，根据最简方案理论，法语和德语中功能语类T上具有强动词特征，定式句中的题元动词应该显性提升，出现在否定词的左边。在此基础上，他们作出如下预测：如果中介语语法中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有损伤，特征是“惰性”的，处于无值状态的话，那么，二语习得者法语和德语中的定式动词应该既可以提升而位于否定词的左边，也可以不提升而位于否定词的右边。反之，如果二语中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系统没有损伤，特征值能够重新设置，那么，二语习得者法语和德语中的定式动词应该只能出现在否定词的左边。实验结果表明，被试能够正确提升定式动词而位于否定词左侧，正确率分别为96.8%，100%，97.6%和94.9%。这说明二语习得者能够习得动词的定式特征，二语中的功能语类和特征核查机制都没有损伤。接着，他们又考察了被试二语中动词与主语在人称和数方面的一致关系，正确率分别为95.8%，94.5%，88.1%和87.8%。这说明二语中的Agr核查系统也基本运作正常。最后，他们还发现两个二语为法语的被试也能够很好地掌握法语中的主语黏着词，正确率分别为86.5%和91%。由于动词上的数和人称一致词缀能体现动词的定式特征，同样，主语黏着词也能体现动词的定式特征，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二语习得者能够很好地习得二语的定式特征，中介语语法无损伤。另外，Herschensohn(2001)， Ionin和Wexler(2002)以及Haznedar(2003)等人的实验结果也都支持“屈折词缀表面缺失假说”。总之，这些实验表明，中介语语法是没有损伤的，二语习得者能够习得二语中的功能语类，重新设置二语的特征值，同时，二语的特征核查机制也运作完好。
4.2.2形态误读假说
该假说是Lardiere在她的一系列研究(Lardiere 1998a,1998b,2000,2003,2005)中提出的。她也认为中介语语法是完好无损的，其功能语类和特征系统都能正常运作。但她强调，由于二语习得者在将抽象的句法知识和表层屈折词缀的匹配上存在问题，致使其屈折词缀不能实现。她还认为，二语中的表层形态规则和抽象的句法知识是相互独立的，表层形态系统是由句法中计算系统以外的语音式(phonetic form,PF)部分处理的。因此，对中介语句法系统的习得不受关键期影响，一语习得和儿童二语习得与成人二语习得的差别不在于计算系统，而在于后句法阶段(post-syntactic)的语音式。
Lardiere(1998a,1998b,2003)对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Patty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她的二语英语已经石化(fossilization)。在间隔长达8年的三次录音中她都很少使用过去时态标记－ed(35%)和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一致标记－s(17%)。但其语法中含有功能语类c，定式句中主语位置上的人称代词全是主格，而且题元动词从不提升，这说明其功能语类T上的定式特征已经设定。Lardiere由此得出结论，虽然二语习得者已经掌握了中介语的形态句法(morphosyntactic)特征，但与这些特征相关的屈折词缀未必都能实现，因为二语习得者在抽象的句法知识与表层屈折词缀的匹配上有困难。
4.2.3 对屈折词缀缺失的解释
虽然支持“无损伤说”的学者都认为屈折词缀的缺失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意味着中介语语法的损伤，但他们对于屈折词缀缺失的原因给出了不同的解释。Herschensohn(2000,2001)认为，二语中屈折词缀的缺失是由于二语习得者没有完全掌握目标语词库里的形态系统所致。她根据最简方案理论推断，所有语言的计算系统都是一样的，语言间的差别在于功能语类、特征系统以及词库。因此，二语习得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词库里的屈折词缀、词汇和重新设置特征值。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句法系统应该比形态系统更容易可及，句法应该比形态更先习得，因为抽象的句法特征来自于普遍语法，是不需要学习的。
而“屈折词缀表面缺失假说”认为，二语中屈折词缀的缺失是由于一些非语言因素使得二语习得者在抽象的句法知识与表层屈折词缀的匹配上有困难所致。并提出中介语句法系统中的非定式动词是定式动词的缺省形式(default form)。当二语习得者面临语言信息处理困难或有交际压力，或对所使用的词的形式不确定时，匹配问题就会出现。此时，没有屈折变化的非定式动词将会代替有屈折变化的定式动词，作为定式动词的缺省形式。但反过来，定式动词是不能代替非定式动词的。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分布形态学（注：生成语言学的一种语法结构理论，由Morris Halle,Alec Marantz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同行包括Eulalia Bonet,Rolf Noyer,Jim Harris,Heidi Harley,David Embick等于1990年代初提出，此理论建立在管约论的基础上，采取构式主义(constructionalism)的立场，与Chomsky词汇主义生成语言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承认有词库，并认为词的生成过程与句法生成过程相同。
） (distributed morphology,Halle and Marantz 1993)。在该理论框架下，词汇项(vocabulary items)是在句法推导完成以后插入的，每一个与抽象词素（注：分布形态学理论中的抽象词素大致相当于Chomsky生成语法理论中的功能语类。）相关的屈折变化形式都带有一连串的形式特征，如时态、人称、性、数等，要插入的词汇项上的特征必须与句法中抽象词素上的特征一致。抽象词素上的特征是完全设定的，而词汇项上的特征可以部分设定，或缺少某些特征，或某些特征无值。也就是说，词汇项上的特征没有必要与其要插入的抽象词素上的所有特征都一一对应，而只要是它的一个子集(subset)就足够了，但却不能与其任何一个特征有冲突。在语音插入时，众多潜在的词汇项之间就会有竞争，与抽象词素的特征匹配最多者最终获胜。这正是所谓的“子集原则”(subset principle,HaHe1997:128)。这样，对于定式特征而言，非定式特征就构成了它的一个子集。故非定式动词可以作为定式动词的缺省形式，在定式环境下代替定式动词。而定式动词却不能出现在非定式环境中，因为此时有特征冲突。
Lardiere也认为，虽然二语习得者能够掌握二语的句法知识，但与其相关的表层形态未必都能实现，这是由于二语习得者在抽象的句法知识与表层屈折词缀的匹配上有困难所致。Lardiere(1998a:21)暗示，这种匹配问题有可能是语音迁移(phondosical transfer)的结果。在解释Patty英语中的动词屈折词缀缺失时，她强调，由于汉语普通话中的词汇不以辅音丛(consonantal cluster)结尾，甚至除了[n]和
以外都不以单个的辅音结尾，因此，Patty会由于汉语语音迁移而省略使用英语中动词屈折词缀上的词末辅音，从而导致了动词屈折词缀的缺失。Lardiere(2005)提出了“形态能力”(morpholosical competence)的概念。她认为二语习得并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只是参数重设那样简单，二语习得者需要将特征拆分，然后再重组特征，有时还需特意学习语义及形式，这需要一个过程。相应地，与特征相连的屈折词缀的习得也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
4.3 中介语的句法与形态
实际上，“损伤说”和“无损伤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们对二语中抽象句法系统和表层形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存在分歧。这是它们的理论根源，也是它们在实验中以不同方式处理屈折词缀的根据。“损伤说”认为，二语中表层形态系统和深层句法系统直接相连，表层形态能够体现抽象的句法知识，形态系统的发展能够驱动或触发句法系统的习得。相应地，屈折词缀的缺失就意味着二语习得者没有习得相应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值，特征核查机制也受到了损伤。而“无损伤说”则认为，二语中表层形态系统和深层句法系统是相互独立的，表层形态不能体现抽象的句法知识，二语中形态系统的发展和句法系统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屈折词缀的缺失只能表明形态系统的不完整，并不能说明二语习得者没有习得相应的功能语类及其特征值，也不能说明他们二语的特征核查机制有损伤。White(2003:184-92)认为，前者是“形态句法相连”(linked morphosyntax)或“形态先于句法”(morpholo gy-before-syntax)的观点；而后者是“形态句法相互独立”(independent morphosyntax)或“句法先于形态” (syntax-before-morphology)的观点。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一致形态丰富假说”（注：该假说中的“一致形态丰富”指的是，某种语言有丰富的人称或数方面的屈折词缀，如西班牙语、法语等。该假说认为，一致形态丰富的语言允许题元动词提升，而一致形态贫乏的语言，如英语、汉语等，不允许题元动词提升；语言的形态系统能够直接反映句法系统。）(rich agreement hypoth esis,Rohrbacher1999)和“分离假说”(separation hypothesis,Beard 1995)。前者认为，句法是由形态驱动，并由形态投射(project)而成的，显性的形态变异是句法变异的根本原因。它的根据是，一致形态丰富的语言允许动词提升，而一致形态贫乏的语言则不允许动词提升。也就是说，形态系统和句法系统是紧密相连的，形态系统能够直接反映、甚至决定句法结构。而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反例证明，语言形态系统与句法系统的关系只是单向的。即丰富的形态能导致句法移位，但形态贫乏的语言中照样可以有句法移位。应用到二语中形态系统与句法系统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屈折词缀的出现就意味着二语习得者已经习得了相应的句法知识，但屈折词缀的缺失并不能说明二语习得者没有习得相应的句法知识。这也正是“无损伤说”的理论基础。
5.结语
本文评述了最简方案框架下二语习得中普遍语法可及性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对第二语言的初始状态和中介语语法损伤的研究。前者探讨二语的初始状态中有多少一语和普遍语法的成分，有无功能语类，功能语类的特征值是怎样的，以及普遍语法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是否可及等问题。而后者探讨中介语的句法系统有无损伤，其功能语类和特征核查系统是否运作完好。对中介语语法损伤的研究也是对中介语本质的研究，它探讨中介语的句法系统是否受普遍语法的约束，中介语是否是一种自然语言系统。因此，对中介语语法损伤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以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的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目前，“损伤说”和“无损伤说”两派的激烈争论仍在继续。笔者认为，要解决这场争论，弄清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关键：(1)中介语的形态系统和句法系统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2)中介语屈折词缀的缺失问题到底出现在哪个环节上。前者是“损伤说”与“无损伤说”的理论根源和以不同方式处理二语屈折词缀的根据；而后者是“无损伤说”对二语中屈折词缀缺失给出不同解释的差别所在。另外，采取更可靠的、能真正反映二语习得者语言能力的测试工具，考察不同的功能语类，也将会促进对中介语语法损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