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拒绝历史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曾经锋芒毕露的解构主义似乎已经日渐式微，人们也乐于发表解构主义过时的论调，而德里达本人也概叹廉颇老矣，已然变得“保守。”（注：盛宁：《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第12页的有关论述。该文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当代理论变化的趋势，是近年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对其中的观点，笔者深有同感，这也触发我去思考新理论是否真的面临创造力枯竭的问题。）解构主义滋养了美国的文学批评，这才有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的黄金时代。踩在后结构主义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马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女权主义等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化巨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吞噬当代文化的所有现象。这个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数典忘祖，以为文化研究自成一格，拥有拆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精锐武器。但只要去除掉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理论术语及思想方法，特别是解构主义打下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还能剩下什么？批判理论还有多少锐气？在解构主义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历史时刻，我们真的为趾高气扬的文化研究和各种批判理论惭愧，也为德里达打抱不平。德里达一直抱怨人们从来就没有正确理解他，在他看来，真正理解他的不过寥寥数个同行，很有可能这还是出于友情才勉强认可。看来德里达是要抱撼终身了。现在谁还能耐心再读一下解构主义呢？解构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抢劫一空，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讲坛上，人们只要掌握了几个词汇就自以为得其精髓。现在，解构主义似乎要在不知不觉中退到幕后。
解构主义没有被认真对待，这就是当代思想捉襟见肘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解构主义真正是后现代思维的基础，是不死的源泉，是建构后现代思想基础的纯朴起点，它依然包含着这个时代思想深化的重要资源。这就在于有必要重新审视解构的历史性和主体性问题。
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解构主义被看成是历史与主体性的天敌，也正因为此，解构主义被理解成是抽空了人文学科的精神底蕴。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也因为此备受怀疑和攻击。然而。德里达近年来却明显在强调“历史性”问题，这不管是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应，还是他对人文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与意义的看法，以及他反复谈论的“宽恕”和“正义”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德里达对“历史性”的重视。而他本人在多年来的访谈中也再三强调，他一直在反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言下之意，他一直也在肯定和创建这个时代的思想。这都使我们有必要对解构主义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
一
2001年9月，德里达到中国访问讲学，这个中国人文学界期待了近10年的访问，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但也激起了不小的反应。在三联《读书》编辑部、在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厅，都可以说听者云集。没有狂热的场面，但有认真的聆听。德里达此番中国之行，显然有备而来，他的话题扣紧了当前的全球化现实，无疑也在投石问路。不管是关于马克思的遗产问题，还是关于大学人文学科志业的价值建构问题，都显示了德里达考虑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解构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家，此番中国之行却非常强调大学的人文精神建构，强调在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确实是出人意外，又发人深省。德里达已经年过古稀，白发如雪，却依旧精神闪烁，目光炯炯。在他深奥奇特的言说中，流宕着一种启示录式的灵气，似乎也有一种焦灼不安的预言。他在三联《读书》做的题为《大学的志业与无条件大学》的报告，尤为强调大学志业所包含的人文历史内涵。作为一个现场的参与者，我明显感到德里达关切的主题显示出新的品质。（注：德里达的演讲与有关的对话登载在《读书》2001年第12期上。《读书》2001年第12期，第3-13页。）关于“历史”，德里达在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时这样说道：“关于‘历史’，我想可能你们有一些误解。因为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只不过，在这个计划的内部，历史的概念不仅在历史学家那里，也在哲学家那里起主导作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历史都应该接受解构。我认为，以这种解构的方法，人们使历史中性化。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
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有人文和历史的转向，他认为他的解构一开始就不是限定在话语和语言的层面，而是对一种机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并且，他始终参与现实的实践，也就是说，解构始终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当然，德里达也微妙地提到，他“不会一生总重复相同的东西”。这说明变化或转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他何以又不愿意承认他的解构思想在后期更倾向于历史与人文呢？至少他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正面强调。这里面也可能有二重问题交叉在一起：其一，德里达早期的作品，如《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文字学》、《边缘》、《立场》、《播散》等等，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没有强调解构的语言学特色。当然，对历史的解构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一点确实是所有对德里达早期作品阐释的人都没有加以强调的。但这种印象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咎于德里达自己，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历史”本身总是一个被置疑的对象，至少在那个时期是如此。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挑战，是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气，德里达本人也默许了人们把他塑造成尼采式的反历史的英雄。
从《马克思的幽灵》、《友谊政治学》等近些年的著述，再看看2002年，德里达在英语世界里又推出的三本新书：《谈判》、《宗教行动》、《再没有不在场证据》，这些言说已经直奔主题，全球化、宗教、人性与审美、遗产、当代民主政治、大学的人文精神等等，总之，他的思考既被现实难题拖着走，也可以说他卷入了现实与历史纠缠的乱麻丛中，这反倒显示出他的解构具有的亲切感和人性化的意味。
回过头去，重温一下德里达当年影响卓著的那几部作品，不要多，他的那些有代表性的说辞，无疑可以感受到他当年对历史与主体所采取的果断拒绝立场。
1966年10月21日，在美国霍普琴斯大学召开主题为“批评语言与人文学”国际研讨会，时年36岁的德里达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发言，这个来自结构主义老巢巴黎的青年人显然令所有的与会者大吃一惊。人们原来想听到正宗的结构主义声音，没想到却是面对结构主义进行彻底攻击的檄文。在该文中，德里达提出要重新思考结构的法则，即重新思考在结构构成中主宰着某种中心欲求的那种法则，去清理将结构的变动与替换与这种中心在场法则相配合的那个意谓过程。德里达呼吁人们开始去思考下述问题：
即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那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链场域的时刻；那正是中心或始源缺席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话语的时刻……（注：雅克·德里达：《书写的差异》，中文版（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5页。）
也就是说，一切都变成差异的系统，一切都变成符号的游戏，这是一场无止境、无终结的游戏。
这次发言后来成文发表，可说它就是解构主义的宣言。相当多的人以为读了这篇文章就可以吃透德里达，那些记者编辑正是这么做的，德里达经常为此叫苦连天。这篇文章把结构的生成过程解析成是一个符号在差异系统中无限替换的过程。结构主义者设定的结构起源与中心并不真正存在，它不过是人为的设定，是一种本体论——神学的在场梦想。德里达在此之前对胡塞尔的解释，以及他随后开展的所有解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对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的解构，对形而上学的起源、中心和终极性，对真理在场和永恒性的彻底清理。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人们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理解为一场无底的符号学游戏。
确实，德里达当初的解构看上去是彻底而且不留余地的，人们完全为他的颠覆性的思想所吸引。他直指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它把这个历史看成一个隐喻替代的历史。那个本体并不存在，真理的绝对性也不过是人为的设定。一个概念与另一个概念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实则就是隐喻替换隐喻的过程。德里达经常从语言学和词源学入手，去发掘那些人为的设定和概念偷换的游戏过程。这个“无底的游戏”是德里达揭示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起源的观点和方法，这一立场转过来也对德里达本身的存在意义构成质疑。仿佛“无底的游戏”不是形而上学自我设定的游戏，而是德里达玩弄的阴谋。无底的游戏意味着解构本身是一个无止境的拆解过程，意味着解构否定一切真理性，否定一切意义，否定历史、人文和一切价值评判。很显然，这种对解构主义的认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就热闹过，而在中国当代的知识界则从来没有停息过。由于某种正统的主流观点的强大影响力，对解构主义的这种认识，显然左右着各个层面的人们。解构主义很容易就被认定为是一种不值得信任、没有建设性意义的理论。对德里达（或者说对解构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在1992年的“剑桥事件”中达到顶峰。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但是遇到了反对的声音，这在剑桥大学校史上是近30年来的第一次。争论随即波及到英国全国，媒体作了狂热的跟踪报道。很快这就酿成国际范围的激烈争论。5月9日，英国伦敦《时报》登载了一封题为“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措词严厉的公开信，就德里达将要被授予剑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发表反对意见。这封信代表了主流哲学界对德里达的一贯的态度，也代表了相当流行的知识界和社会上对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看法。（注：这封信相当严厉地指出：“德里达先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他的写作也的确带有这个学科的某些写作标记。然而其作品的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程度上，几乎完全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例如，在电影研究、法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系科里。在哲学家的眼里，在那些在世界范围居领先地位的哲学系科中工作的哲学家的眼里，德里达先生的工作并不符合清晰的和严谨的、已被接受的标准。”以上引文转引自：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32页。）
这些攻击可以归结为：其一，德里达的研究并不属于哲学学科，他以文学批评的方式颠覆形而上学的传统，对哲学学科的存在构成严重威胁；其二，德里达的思想威胁到真理和理性价值的存在，它是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其三，德里达的思想是有害的，承袭了20世纪60年代的风格，那些恶作剧般的攻击，特别对青年一代学者更具坏的影响力；其四，德里达的文风晦涩艰深，具有拒绝理解的恶劣品性。
在上面签名的有以《一元论》的编辑巴里·斯密斯为首的20位学者，他们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多所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其中还有德里达的故交旧友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的分析哲学教授W.F.奎恩。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来自英国剑桥大学或英国的任何一所大学。这场攻击以失败告终。1992年6月11日，剑桥大学以公开投票形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
德里达事后在接受《剑桥评论》的编辑采访时，分析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尤其提到英国剑桥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所具有象征意义和榜样力量。在此之前，德里达在美国和其他大学都接受过荣誉博士学位，没有引起如此强烈的公开反对。很显然，也许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淤积了多年的愤恨超过忍耐的限度，在这一时刻找到爆发的机会。实际上，自从德里达崭露头角以后，对他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早在1983年，德里达出任法国国际哲学学院院长一职时，美国耶鲁大学的露丝·马尔肯·马库斯女士就写信给法国的文化部长，坚决反对德里达聘任此职（她此次也在20人签名之列）。更猛烈的攻击来自一个专业研究者萨拉．里什蒙(Sarah Richmond)，她是第一个指出德里达的“思想”“对年轻人是毒药”，法国的《明镜》(Der Spiegel)周刊就用这一指责为标题，登载对德里达围攻的文章。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则谴责德里达的作品是“十足的虚无主义”。随后，另一家著名刊物《观察家》又登出文章把德里达称作“计算机病毒”。德里达说，这些谴责是由不负责的学术研究者提出的，并且是由那些不可能解读过，适当地解读过他的一行文字的新闻记者重复生产出来的。德里达不得不感叹到：这些谴责即可怕又可笑，但却总是发人深省。最重要的是，在一天里，它们所影响的人，远比事实上耐心地或艰难地解读他的出版物的人多得多。
德里达一直受到极其猛烈的攻击，一直被谴责为挖知识分子研究本质的墙脚。“剑桥事件”激起的骚动表明，对德里达的肯定被看成是针对所有欧洲教育和研究制度的严重威胁，甚至是对所谓的发达的西方民主的威胁。显然，如果仅仅是德里达一个人的作品，或者说一个学科，那还不至于如此遭受广泛的敌视，更重要的是，学生和青年教师经常性的积极参与到德里达的研究中来，使他的同行紧张到这种程度。按德里达的说法：以至于他们完全乱了方寸，丢失了他们自己所维护的学术规则。德里达指出：“如果这样的作品对他们如此具有威胁性，这是因为它不单单地是离奇或古怪，无法理解或异乎寻常（他们能很轻易地处置这些），而且如我自己所希望的，也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而是远比他们所承认的，更具对抗性，更具严谨的论辩色彩，并且在对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基本规范和前提的重新审核方面更具说服力，在对这些话语的评判原则、对学术制度的结构的重新审核方面更具说服力。这种质疑所做的修改统治话语的规则，它试图使大学的环境政治化和民主化。”（注：何佩群译，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20页。）
针对那些对他所作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指控，德里达明确指出，30年来他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尝试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应该承认：“只要稍微解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轻易地发现，我完全没有破坏大学或任何研究领域的企图，相反地，我在（据我所知）我的诋毁者们从未做过的许多方面，都对大学或学术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注：何佩群译，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12页。）
二
如果我们回到那篇经典性的“解一结构”的论文，也可以发现，德里达的论说表现出的并不完全是虚无主义的或怀疑主义的思想，他确实质疑了历史与主体的存在根基，但他的质疑本身是在清理当代思想的基地，为可能的更真实的思想打下基础。德里达反对结构的整体化方案，他追求非整体化的思想，也就是不借助经验的有限概念，而是以游戏的概念出发。在他看来，整体化不再有意义，不是因为有限性的思维控制不了这样的话语场域，而是因为语言本身的有限性排队了整体化的可能。德里达把这个有限的场域称之为游戏的场域，因为它是有限的，所以它又是无限替换的。“它缺乏某种东西，即那种停止并奠定了替换游戏的中心”。这种由中心或源头缺失或不在场所构成的游戏运动就是那种替补性运动。
德里达试图阐明的是，历史永远是某种生成性的统一体，它可以被当做真理的传承或科学的发展来思考。科学的发展又被确定向着场中，向着自我呈现中去占有真理这个方向，它也朝着在自我意识中进行的认知的那种方向。所以，德里达指出：“历史一直是被当做历史的某种还原运动，即当做两种在场间的临时性不稳定过渡来思考的。但如果怀疑这种历史概念的合法性的话，我们就有重新陷入某种古典形式的非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历史的一个既定时刻的危险。”（注：张宁译：《写作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段译文比较费解，参照英文版译文：But if is legitimate to suspect this concept of historey,there is a risk,if it is recuced without an explicit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I am indicating here,of falling back into an ahistoricism．英文版，Alan Bass翻译，London Routlege,1978,page 291.）在这里，德里达的表述也容易引起歧义，如果要理顺他的思想的话，他告诫人们的意思在于，单纯怀疑这种历史概念的合法性是要冒风险的，重要的在于把历史当作一种临时性的不稳定的过渡状况来思考，这才可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历史时刻的危险。理解事物不可避免就会有历史发生，不能把历史绝对化，历史不是一种合目的的还原活动，它是符号意指和替代的过程。
在德里达展开的解释情境中，历史只能是“历史之不可能的历史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底线就是建立在这“不可能的历史性”上，这是重写的历史性，反复铭刻的历史性，也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性。解构确实是一项损毁性的和颠覆性的思想方法，这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学术背道而弛。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总是建构性的，即使要怀疑其他的理论演说，终究也是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德里达却不是这样。他要怀疑的是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以自我命名的和自我设置的逻辑展开，这样一个展开的历史并不是合理的，更不具有绝对性。德里达力图揭示其中自相矛盾，特别是揭示所有的推论所赖以立足的起源性的那些思想和概念的不可靠。
确实，德里达的解构对现存的学术体系中的卓有成效的区分和差别提出了质问和怀疑。德里达解释说：他对哲学话语自命的中立性(neutrality)和存在主义的激情与内驱力之间的区分，公共领域与私秘领域之间的区分等等展开质疑，他越来越多地尝试对写作、签名、自我描述、“自传体式的”的参与等这些独特性进行最严峻的哲学上的质询。这些质询涉及到的主题，无疑触怒某些同行，在他们看来，德里达对哲学的质询是“非哲学”的。到底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的方式，德里达显然和他的当代同行有着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那些攻击他的人，未必就是真的保持哲学的精髓。他们经常是把哲学混同于他们所学到的在一个特定体制的传统和风格中所从事的再生产(reproduce)，当一个哲学家缩在他或她的哲学壁龛里，不懂另一位哲学家、另一种哲学语言、其他前提、其他规则、其他逻辑的或修辞学的程序、其他推论的或教学法的结构，每次要攻击这些东西，或剥夺这些东西的合法性时，他们就会宣称：这已不再是哲学了。（注：张宁译：《写作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2页。）德里达声称，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哲学的历史本质的重视，在他看来，有些文本能被看作是一种非常经典意义上的哲学；而其他一些文本则试图从哲学内部改变哲学讨论的规范；还有一些文本有着哲学的特性但又局限于哲学。
当然，并不是说德里达是无懈可击的，而是说那些对德里达的指控过分简单粗暴，它们建立在对德里达的理论并不了解的基础上。很显然，这种情形在中国也大同小异。尽管说德里达在中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中国的解构主义研究也波澜不惊，但解构主义在人们的印象中，在流行的偏见中，其角色和意义与德里达在“剑桥事件”中的遭遇基本近似。解构在中国就是被看作一种破坏性的异端邪说来理解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解构一切、反历史、反人文、反理性、反价值……等等，是最常见的加诸于解构主义头上的紧箍咒。这些攻讦同样建立在对解构主义一无所知的道听途说基础上。
事实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的情形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按照德里达自己的申辩，30年来他一直在尝试，清晰地和不厌倦地反对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那么，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也留下了建设性的图谱。解构虽然颠覆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根基，但它也有可能清理出一块更坚实的地盘。退一步说，解构的质询开启了更多的道路和空间，那些敲打和追问本身是对知识谱系的梳理，勾画出另一种知识的图谱。
三
“解构历史的历史性”这一主题之被压抑，说到底是历史语境使然。德里达后期的著作确实明显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关注，他过去沉潜在话语、语言和机制下面的那些内涵，浮出了历史地表。
实际上，德里达一直声称自己的思想处于“演变”之中。1971年，他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就提到这一点。（注：在接受豪德宾采访时，德里达说道：“我的‘思想’（自然是我正在引用的）处于‘完全的演变’之中，我知道，你们至少已两次读到过这种说法。这难道不是高兴的原因吗？我们必须知道在什么术语上或在什么转折点上能够期望这一‘演变’，它又能和什么样的末世学相比较，由此而得这些说法。”这次访问时间是1971年6月17日，访谈记录稿最早发表在1971年秋，冬季的《诺言》第31-32期上。很显然，这次访谈是德里达向媒体最详尽解释他的思想理论的一次重要言说。参见：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94-95页。）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深入与拓展都可以称之为“演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71年德里达的思想就发生某种“演变”，这是令人惊异的，这种“演变”必然只能理解为“阶段性的细微差异”。但尽管如此，德里达思想确实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实存在某种可理解的内在演变史。但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德里达的思想偏向于语言和话语的层面的解构，则是不难理解的事实，那是当时整个法国巴黎的思想风格。围绕《Tel Quel》组成的“泰凯尔”集团，正是以语言学和符号论而影响卓著。（注：关于语言学和符号学是如何吸引青年人的，克里斯托娃后来回忆她决定留在巴黎的缘由时说道：“真正使我下决心想留下来的还是初次和《Tel Quel》的人们以及菲利普.索列尔斯见面的时候。我成了《Tel Quel》集体的一员，这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地位。我们在雷恩街的咖啡馆里讨论到深夜，在这里很多人是为了畅谈哲学和文学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因此我确信自己在国外也能生存下去。”）
德里达对历史的解构确实容易给人以“拒绝历史”的印象。德里达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提到人们给他强加的“拒斥历史”(rejection of history)的问题。很显然，在那里，德里达解构历史的效果无庸讳言；而对他历史的重新确认却依然令人摸不着头脑。德里达从那时起就力图在解构历史与赋予解构以一种“历史性”之间找到平衡，但这种平衡几乎从未达到过。德里达的解释依然让人找不到要领。当然，对德里达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有时甚至达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德里达甚至抱怨说，他被那些批评当作被他所分析的，即作为观念的、目的论的历史的形而上学历史概念的所有者。这种混淆有意曲解了德里达的思想。另一方面，德里达对历史进行不留余地的质疑拆解，则是人们的普遍印象，这使解构主义成为结构主义中拒绝历史主题之最重要的理论前卫。在这次访谈中，德里达指出，从他发表的第一个文本起，他就力图将消解批评系统化，即反对在对历史的分析中将历史规定为意义的历史，反对在历史的、逻各斯中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表象中的历史，以及历史在海德格尔的话语中所遗留的复杂记号。（注：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第102页；第124页。）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历史”一词总是与一以贯之的“立场”相联系的，人们总是难以想象历史概念避开这一直线图式的可能性。人们总是要追问，当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直线图式，而是一个分层次的、有区别的、矛盾的实践系列时，它即不是一种一元论的历史，也非一种历史循环的历史，这种“历史性”应该如何理解？德里达解释说，历史概念的形而上学特征不仅与直线性相联，而且与全部内涵系统（目的论、末世学、意义增殖和内在化、某种类型的传统性、某种连续性概念和概念和真理概念等等）相关。他强调说：如果不使得整个系统活动起来，那么它不是一个偶然的属性，通过局部的剥离就能使其消除掉。他指出：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我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有许多保留意见，但是我却“经常”使用“历史”一词，以便指出它的力量并且产生出另一“历史”概念或概念链的原因：实际上，所产生的另一“历史”概念或概念链就是一种“里程牌的、分层次的、矛盾的”历史：一种包含着“复述”新逻辑和“踪迹”的历史，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它，怎么会有历史。”（注：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第102页。）
这段话被加上太多的引号以至于很难准确把握它的微妙意义和细微差别。但有几点是可以领悟到的：其一，德里达虽然解构形而上学的历史，但它还是不得不经常借用“历史”概念；其二，它的历史概念当然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根本不同；其三，他的历史概念与形而上学的历史概念构成一种相互共生或寄生的关系，解构历史，也就是进入到历史的分层次的、矛盾系统中，在“复述”历史的新逻辑中，描述出历史的“踪迹”；其四，也许，解构的历史性就在“踪迹”之中，在德里达看来，“踪迹”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并且“踪迹”才是真正活的历史。
也许这样就清楚了：对于大多数不理解或不愿接受解构主义的人来说，“踪迹”是对历史的全面摧毁；而对德里达来说，“踪迹”就是活的历史，就是解构历史的“历史性”。
这种历史观当然也不是德里达的首创，阿尔都塞在此之前就清理过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和一种表达的总体性概念。阿尔都塞试图揭示出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历史，一种广义的历史，而只存在记载它们的型式、律式和模式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即相间隔的、有区分的历史。德里达表示他一直同意阿尔都塞的这种观点。只不过德里达走得更远，阿尔都塞的历史型式、律式和模式虽然都有间隔和区分，但依然有可以理解的清晰的结构，但德里达的踪迹却是漫无头绪的谱系或图谱，他的历史概念只不过是个他者，它不能屈从于一种单一的、瞬间的变化，也不能在某个词汇中占据醒目的名称。必须首先“颠覆”传统的历史概念，但是同时又要标出“间隔”。
很显然，这样一种解构的“历史性”依然难以把握，也从未被解构的阐释明确把握过。20世纪末期，德里达的思想——不管是在延续、演变，还是转向，都可以感觉到一种更为实在的历史主题，一种“在实践上”可以标示出的历史品质。
很显然，德里达本人的写作史，关于德里达文本的阐释历史，以及历史语境本身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去阐释德里达，阐释解构的历史。尽管德里达本人反对人们描述一个解构转向的新现实，但重新考虑解构原来包含而又被历史（和解构的解释史）压抑的历史和人文主题，则是有必要的。
很显然，德里达并没有彻底丢弃历史性的概念，正如他也没有放弃解构的肯定性意义一样。这就是说，在解构的差异性序列中，有一种东西留存下来，一种剩余的意义，一种额外的超级意义重新铭写在差异之中。很显然，解构的重新自我铭写特性从来没有被正确理解，这也可能就是德里达后来反复采取文学文本的手法书写解构踪迹的动机。德里达曾经说过，他曾向哥德曼(Goldmann)谈起过“文字主体”的问题，哥德曼表示十分担心主体以及它的消失。他指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结果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由文本的结构产生的。”（注：何佩群译：《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这里的主体性问题当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不是人的完整性意义上的主体，这是由文本（广义的和狭义的）在差异性中产生的主体。这是解构的结构层面上思考的主体性问题，说到底它是解构与传统的历史、主体的意义上可以通约的最小单位。
解构能够留下的就是这个最小单位，但这可能是更准确地把握解构要义的关键支撑点——这就是寻找历史与主体的最小值，这就是解构主义为后现代时代清理的思想基地，也是现时代思想最重要的起点。对解构的理解显然不能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为了使解构具有建设性而给解构重新提示一个本体论——论学的基础，这是德里达最为痛恨的做法。德里达本人也始终处在这个“差异”（或延异）的极限上，他不能往前走一步，那就意味着解构将掉进无底的深渊。多少年来，他就站在极限处，他看到了无底的前方，他指出了从这个根限处衍生而来的历史性，衍生而来的语言、书写、话语、意义、价值和各种文化的象征物。他要找到切实的线索，我们的意义、知识的价值铭刻的过程。因此，解构不是把我们的意义、知识和价值扔到虚无的无底深渊去，而是揭示出这样的历史自我铭刻的过程——那种主体自我铭写的最小值的历史时刻。
去描述一个走向虚无或走向无底的游戏的解构主义的做法是轻易而投合了人们对解构主义的一知半解的想象；而要揭示那样一个差异系统的自我铭刻的历史性则要困难得多。但真正揭示解构意义的，可能还是艰难的尝试——那种站在极限处的视野，可能可以看到事物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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