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路径论文,新兴产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4)02-0008-09
现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产业升级及结构优化。城市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建立在高度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引领。进入后工业社会，现代城市的创新集聚功能进一步凸现，自身的平稳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又体现在超越传统的产业与经济的生命周期的制约，即通过制度化的创新、不断提升的服务功能和协同化的机制，以战略的前瞻来培育新兴产业，构建新产业体系，从而实现以主动的产业升级来推动城市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周期，最大限度地规避转型的阵痛与风险。在我国打造经济“升级版”、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城市转型升级的实践行动中，如何构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产业体系，让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创造高附加值的同时，同步在城市的产业空间优化和城市能级的提升上发挥乘数效应，从而加速推进中国城市经济的转型，在世界城市体系和全国城市体系、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的双重通道中攀上更高的环节，当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实践启示。
二、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对应关系与现实观照
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规律表明，城市的周期性波动是主导产业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及其整个产业体系演进所致。对于一个城市或区域来说，主导产业是支撑阶段性发展的关键力量，但主导产业在成长中又必须形成开放的产业体系，来聚集、整合更多的创新要素和发展资源，培育出更具有生命力和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在新兴产业中处于主导、引领地位的支柱性产业，构建更富有创新聚集力的产业体系，推动城市经济体系的持续优化和城市的能级提升，使一个城市和区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或发展周期。因此，在当前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行动中，政府的规划、概念引领以及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能否谋划、建构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体系、城市经济体系，以实现城市发展的“主动转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政府把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与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之下，同步转变城市与区域发展方式，在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实现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的目标。
现代经济体系的运行实践表明，产业的发展大致等于经济的发展，产业体系的优化可以代表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当前，在中国经济的规模进入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和城市化率超过50%之后，我国领导人提出了打造中国“升级版”的概念和思路，表达了政府在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目标的决心。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把传统经济增长函数关系转变为新型经济增长函数关系，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强化创新驱动战略，让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在高起点上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关键是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内生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培育和生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基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载体——城市的空间创新平台上，从而有效集聚高端发展要素和资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中国制造”重构了全球经济版图，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一批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快速崛起之时，中国经济却没有形成完整的创新支撑体系，多数产业只能在全球产业链的底部区域苦苦支撑。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彻底破除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性障碍，也必将为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功能升级带来新机遇，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带来新的战略突破。在全球经济运行和城市发展的视野中，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能级地位，与主要产业和经济的地位基本一致，都因存在有规模无效率、有数量无质量等发展方式粗放、低水平重复的问题，难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通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可以保障中国城市经济朝绿色、循环、低碳的方向演进，内外并举获取增长的动力，实现稳增长下的城市产业转型与功能升级。同样，城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形成的创新资源集聚效应以及创新环境、创新文化，则为已有的产业升级和新兴主导产业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系统的政策保障。
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通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来加速、高质量地推进中国城市的转型，实际上是在演绎追求质量型、集约化的产业与城市联动转型的“中国路径”。在世界城市转型的多样化的成功模式中，没有一种不是在产业衰退或大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来实施的，城市的转型是需要巨大的经济代价的，只有培育出新的主导产业和产业体系，才可能进入新的增长周期而重获新生。应该说，经济衰退后、大危机之后的城市转型，都是属于被动式的转型，而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依然保持较高的速度，即使在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弱长周期后，我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的增长，在这样的形势下来打造经济的“升级版”、推进城市转型，无疑是主动式的转型发展之路。主动转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创新的机制下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已有的产业升级和培育新产业同步实施，从而减少产业转型的阵痛和代价。现阶段中国的产业转型和城市转型，主导力量依然是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国资平台，其弊处是容易因追求短期的政绩或利益而不尊重市场规律，但好处是可以通过系统的政策支持，促进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城市整体的经济转型、功能升级联动，以提升转型的速度和效率。因此，在未来20年的中国城市化加速期，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来推动城市转型发展，应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即以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构建，培育和发展符合城市自身条件和阶段的新的主导产业，来主动寻求我国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和城市整体功能转变的路径突破。
首先，制订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刚性约束指标，主动推进中国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中国当前的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产业结构单一，产业体系不完善，主要产业长期处于世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产品附加价值较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一些核心技术和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产业可替代程度较强，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较低等。同时，由于产业的生产方式仍相对落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患上了“城市病”，失去了可持续发展动力。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00个城市中，有21个来自于中国①。在世界产业竞争日益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提高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中国城市产业的整体升级，转变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要求。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行动中，必须在节能减排、经济容积率、研发投入、高科技产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等方面制订刚性的约束指标体系，同步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产业体系，培育城市与区域的创新体系，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
其次，充分发挥新产业体系空间组织形式的多向作用，主动推进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产业体系，具有融合性、创新性、绿色化等特点，对城市的整体空间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在整体空间结构的布局上要适应产业发展的网状需要。即城市在加强物理空间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注重对虚拟空间的建设和功能的提升，以满足企业“全球在地化”和“在地全球化”的双向要求，在知识创新、产品研发、实验制造以及金融支持、物流保障、贸易服务等方面，形成一个系统的空间网络。这种空间组织形式的多向作用，会改变城市单中心的摊大饼式的空间发展方式，转变三次产业分割、园区与所在社区分割、城乡分割等传统的空间组织方式，形成更具柔性化、一体化以及更强的对外连通性的空间格局。目前，新产业体系对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影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城市中心区的高端集聚作用，以金融、高端商务、时尚消费等占据空间的制高点，加速推进“腾笼换鸟”，持续提升中心区的空间价值；二是建立新的研发基地、产业基地，再造新的城市产业空间，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空间布局从单中心到多中心，空间组织从线性到网状化的变化，从整体空间形态上维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再者，围绕新产业体系整合高端要素资源，强化共性技术平台和信息中心、创新中心的功能导向，主动推进中国城市整体功能的转型。在传统产业体系支撑下的城市，主要是生产制造功能，新产业体系引领下的城市，则释放出创新、服务的新功能，促进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产业发展，主要以承接国际跨国公司的低端制造环节为主，很多城市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生产制造方面，即使是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在现行政绩考核标准的推动下，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项目的引进和产品的生产上，忽视了对城市创新功能、服务功能、消费功能、教育功能等其他功能的提升。新产业体系更加强调产业的创新和服务功能，创新和服务已经成为新产业体系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不再是产业发展之外的事情，而是产业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创新和服务功能的提升都离不开知识的积累，教育为此显得格外重要，而创新的一体化发展，使服务终端的消费也成为创新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消费功能和教育功能的提升均可以显著提高城市的创新和服务功能，进而促进新产业体系的发展。在新产业体系的发展带动下，生产功能在城市功能中的作用将逐渐弱化，创新、服务、教育以及消费等城市功能将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城市的整体功能也将因此发生全面的转型。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打造“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任务，是依托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功能转型的有效手段。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既要超越原有的经济版本，更要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显现出核心竞争优势，那就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立足国际科技与产业前沿，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具有创新引领、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体系，让中国的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展现不可替代的功能。依托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新产业体系，主要包括了三大类新兴产业：以信息化、柔性化、智能化、数字化等为特征的先进制造业；以知识的生产、加工、处理为主要内容，以创新、创意为特征的知识型服务业；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等为特征的绿色低碳产业。②中国城市转型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从生产制造向创新服务的功能转变，不同能级的城市应针对自身的产业发展现状、资源禀赋以及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参照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来建构适合城市资源条件和功能定位的新产业体系，率先打造出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升级版”，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注入新的内涵。
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在当前的中国正在演绎着全新的内容，而通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构建具有内生动力和外在协同的新产业体系，来加快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提升城市的创新、服务功能，探索中国城市主动转型的发展之路，既能提高转型升级的速度和效率，也能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示范引领。把握好这一新的战略机遇，必须将产业发展与城市转型纳入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通过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所形成的城市创新体系，来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服务型城市。当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多数仍处在经济规模和城市空间的扩张期，城市开发带来的土地升值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在设定转型发展的路径时，更注重投资驱动下的城市硬件功能的提升，如在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开发、立体的高速交通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等的建设上投入巨大，对创新型企业的培育、新产业体系的打造，缺乏长远的、系统的政策支持，往往等到主导产业衰退时才被迫转型，造成发展的危机，这不利于城市创新功能的提升。当前的中国城市转型行动，必须规避短期的政绩和利益驱动，要通过制度性的创新，形成对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的集聚效应，构建具备多元的富有竞争优势的新产业体系，以保障转型的方向不变、转型动力可持续，探索出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城市转型新路径、新模式。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加快推动城市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就必须构建开放的、立足国际前沿、在国家战略发展层面具有引领性的新兴产业和与之适应的新产业体系。世界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全球经济竞争的新格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纷纷制订鼓励性的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加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危机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宽带网络、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使全球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代。如奥巴马政府推出庞大的“美国复兴和再资计划”，力求通过新能源产业革命的方式再造美国增长。“欧盟2020年战略”、“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英国的《新兴技术和产业战略2010-2013》和《技术与创新的未来》等，无不体现了国家战略层面对新兴产业的全方位扶持。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也及时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2010年9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强调加快培育和发展以重大技术突破、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国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确定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产业。随着国家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我国许多省市纷纷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选择一些重点新兴产业来打造支柱产业，为区域和城市的新一轮发展提供新引擎。
但是，在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树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方向之后，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诸多的新兴产业在培育、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很大，而上升到“战略性”的新产业，基本都不是成熟的产业，其成长必须靠政府的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核心是关键技术的竞争，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些领域在规模上虽然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组装加工能力强，但技术集成能力薄弱，缺乏核心竞争力。政府的政策支持，往往难以对其技术和市场前景做出科学的判断，并且很容易以发展传统制造业的旧有思维去买设备、上规模，从而形成新的产能过剩，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严格的经济学概念，是经济学中“战略产业”与“新兴产业”两个概念的叠合，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学性质上主要体现在核心或主导技术的突破性和对未来的引领性，以及产业面向现实和潜在的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等方面。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更多表现在对其“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的把握上。这种“外部性”在研发、市场化上的聚集效应，会促进城市和区域对创新、高端资源的整合，有利于形成有机化的新产业体系，并培育出创新的环境，提升整体的发展水平。这也是地方政府不惜大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驱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其在技术运用、市场推广以及产业组织上的不确定性，涉及政府、企业以及市场等多个方面的利益博弈，它们追求目标不同，会在新产业“成熟”之前的长时间投入中会出现分歧，难以保障其健康生长。目前，地方政府指导下的产业升级行动，对新产业的支持已经非常系统化：如财政资金投入、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协调风险投资和银行融资等。现行体制下，政府当“保姆”，固然有利于新产业规模上的迅速扩张，但政府的政策一旦代替了市场机制，最终必然是产业发展的失败，城市经济的倒退，以及各种社会发展矛盾的集中爆发。在这一方面，我国一些城市在光伏产业发展上出现的极端化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新兴产业培育对城市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外部性”影响上，不难看出其“双刃剑”的作用，如何通过政策支持体系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提高发展新兴产业的“瞄准效率”，对正在加速经济转型与功能提升的中国城市来说，更充满了新的挑战和智慧的考验。
那么，如何从加快我国城市经济转型、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高度，来充分发掘新兴产业“好”的“外部性”、规避其“坏”的风险呢？尤其是政府在“战略性”方面的支持该如何把握。应该说，在全球科技研发透明度高、全球产业价值链高度开放和世界城市创新活动的联系度越来越高的多重背景下，对有重要技术突破、重大商业模式变革和巨大市场前景的新兴产业的价值认知，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以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信息通信产业、计算机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应用、创意设计、绿色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成为各国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同“产业目录”，只不过根据各自的需要有所侧重罢了。这些新兴产业的成长机理与运行规律，与传统的制造业明显不同，而发达国家在新产业政策配套上的做法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鉴。首先，要从国家创新战略的推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高度，树立新兴产业发展的长远价值理念，尤其是对确定为未来主导的支柱性产业的扶持，要进一步创新政策工具，更有效发挥扶持政策的杠杆撬动作用，强化对创新资源的整合功能，培育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城市生态环境。其次，在提高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产业的“瞄准效率”的前提下，要注重对原有产业领域集成创新而成的新兴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加强前沿技术、组织方式对其的深度渗透、融合，以有利于形成推进新产业体系运行的衔接机制。再者，把新兴产业的培育纳入到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系优化和城市能级提升的整体创新轨道中，通过有序的市场竞争，实现企业主体、社会机构、消费者和政府等各个体系的协作，使新兴产业的空间载体建设与企业主体培育形成互动。由此，在新兴产业发育生长的过程中，其“外部性”在城市空间的释放，就同步带动了创新环境的生成，造就一个个创新的“场域”，整体提升城市的创新、服务功能。
四、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联动：强化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性
应当承认，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一个城市或区域来说，如何把国家确定的重点产业或产业门类，与自身的现实条件与潜在优势结合起来，培育出未来的主导性支柱产业，从而在比较稳定的增长轨道上实现经济结构性的转型升级，确实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短期内不可能跨越完成。同时，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各类地方城市的能级跃升，也是普遍性的难题。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来说，尽管处在国家的城市化加速期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起步阶段，可以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上升通道中来推进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但从全球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长周期规律来看，宏观的战略走势却明显不利。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以IT产业为主导的信息经济支撑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而支撑了世界经济的上行周期，也引领了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实现了经济体系从制造型向服务型转变。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迎来了“后信息经济时代”，整体上进入了弱势低速增长的长周期。④在这样一个阶段，全球的城市尽管可以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国家的新兴产业刺激政策，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走出衰退的阴影，但真正要培育出具有广泛带动性的支柱性新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在这种弱势低速增长的长周期中，能带动未来城市转型的主导产业很难在短时期确定，对新兴产业的投入期更强，实际上增加了转型的风险性。也就是说，在与全球经济增长周期对应的城市发展周期中，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转型不是搭顺风车，而是逆势而为，更具挑战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结构调整、体系优化的新阶段，整体经济运行减速，主要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难题，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大批率先启动转型发展的城市，在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同样都必须应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性和规模不够的问题，转型的示范性弱化，大多数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仍在通过投资的拉动来保持经济增速。但是，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持续，在国家层面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行动已经启动的情况之下，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只能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具有自主创新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产业体系来实现，既通过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打造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支持体系，引领未来中国城市的转型方向和路径。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政府主导下的我国城市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提高“瞄准效率”，不可再复制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
首先，要避免同类新兴产业的低水平重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发展道路是以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环节为主的，通过承接国外的生产制造、服务等外包环节，逐渐开拓国际市场，提高自身的产业规模和实力。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承接的都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环节，可替代程度较高，极易造成产业发展上的低水平重复。在加快城市转型的进程中，构建起以信息技术等为基础的新产业体系必然成为很多城市的共同选择。不过，新产业体系对产业的创新和服务能力要求更高，单纯依靠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环节，容易导致高技术产业的低水平重复，而难以在创新和服务上形成自己的产业优势，无法推动中国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因此，中国城市在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通过产业创新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加快自身产业优势的培育，改变过去长期的“加工组装”环节的技术定位，针对城市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发展用现代制造技术武装起来的高技术产业，同时用先进技术赋予传统产业以新的竞争优势，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式发展，避免形成产业技术含量低，生产环节重复的发展状况。
其次，要解决新旧产业体系之间的路径依赖问题。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旧的产业体系的发展可以为新的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技术、人力资本等方面的积累，以及中间产品、营销渠道等的支撑，促进新的产业体系快速发展。但是，在中国的城市中，产业发展往往人为地割裂了新旧产业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简单的项目引进等方式，发展不具有前期技术、人力等积累的产业。这种产业发展方式，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早期或许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帮助城市在较短的时间内促进资金的快速积累和市场的开拓，但是长期采用这样的发展方式，则难以发挥城市产业在“干中学”过程中的学习积累效应，使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无法实现城市在工艺、产品、产业链功能上的升级，提升城市在全球的地位。尤其对于基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产业体系，此时创新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旧产业体系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对新产业体系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人为地割裂新旧产业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只会使城市延续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最终导致城市的产业发展陷入“有产出增长，无产业升级”的困境之中。
再者，创新政策支持工具应注重对创新主体的“互补性资产”的建设和投入。互补性资产是存在于企业中的，与企业的技术能力相适应，并能够促使企业将创新转化为企业利润的各种相关性资源。Teece(1986)认为，企业要想从技术创新中获得经济收益，就必须拥有能够将创新引入市场的额外资产，如分销渠道、服务能力、客户关系、产品供应商关系以及互补性产品。Mitchell(1989)也认为率先开发技术创新的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拥有不可模仿的专业化互补性资产。企业经过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特有的生产体系、销售网络、服务能力等专业化互补性资产，往往使新企业在短时期内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新产业体系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创新模式，使产业创新由“线性”创新变为一体化的“并行创新”过程(Pisano，Gary，Shih，Willy，2012)。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不再仅仅存在于研发这一环节，而是成为产业链各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创新相配套的各种“互补性资产”的培育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信息技术在各产业中的发展和渗透，使整个产业体系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大大提升，培育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服务能力、管理能力等“互补性资产”，可以使城市先进生产技术的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促进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有效转化。毕竟，从引进、模仿创新到消化再吸收的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是新兴产业演进的基本路径，而城市作为新产业体系运行的空间载体，应该是集成创新的开放平台，自主创新的试验场，在发展新产业的过程中来实现创新、服务的功能升级。
从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历程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从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到确定的过程中，是最需要政策性扶持工具的。一旦进入到成熟的商业化阶段，成长为主导性的支柱产业之后，则会呈现几何级的资源整合效应，急剧释放其“外部性”，有效消除与既有产业的政策冲突，加快产业间的渗透与融合。到了这一阶段，对其所在的城市或区域的整体带动作用就显现出来。因此，政府主导的新产业扶持政策，要能覆盖产业发育成长的全过程，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当前的中国城市，政府对新产业的政策扶持，已经超越了产业的范畴，更多表现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带动性上。但要全面实现新产业的这种功能，还需要通过产业集群、产业链和新产业体系的建构，形成空间网络上的协同效应。基于这种认知，政府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就应该逐步摆脱“保姆”的角色，更多发挥“红娘”的作用。由此，在我国城市转型升级的行动中，政府应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入手，处理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尽量弥补市场作用的缺失，将政策引导作用于产业发展最关键，而且市场作用不容易发挥的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才能全面体现出来。针对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城市转型发展正进入创新驱动轨道的现实需求，全面促进以新型城镇化为内容的产业升级，才有可能把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导到以城市化为主体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不是消极地毁坏其生产能力。⑤同时，加大在大区域或大城市范围内进行城乡一体化的产业政策引导，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现代高效农业在整体产业布局上的均衡作用，通过有效的产业空间转移，找到诊治“大城市病”、“大城市周边贫困带”的药方，促进区域一体化下的城乡产业的合理布局。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的落实，与知识型生产型服务业主导的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建构，统一纳入到城市与区域创新的平台上，让产业的“外部性”转化为空间网络上的创新溢出。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的技术更新快、市场规模小等特点，容易导致创新过程中的颠覆性破坏，造成投资的高沉淀性成本，促进政府、企业、社会机构等形成一体化的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化解市场风险。
在推动产业升级下的城市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创新探索固然重要，特别是通过快速造产业新城、城市新区的“圈地”方式来维系政府的资源掌控，进而通过政府主导的融资平台来聚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以“会战”的方式来实现“空间再造”，从而达到短期见效的目标。而这种做法很容易忽视产业生长与城市发展的规律，表面上看“载体”建设起来了，但由于“企业”主体没有引来、培育起来，很容易陷入“空城”、“鬼城”的境地。政府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必须尊重产业生长的规律，充分考虑城市空间扩张的产业支撑。同时，政府在进行大胆的制度创新时，必须注意短期的“去功利化”，特别是不能作为利益的主体去驱动产业与城市的转型，否则，短期的“暴富”带来的是长远的伤害。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是一个系统的变迁过程，对“硬件”的投入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软件”建设，是对适应新产业生长的创新环境的持续打造。政府主导下的各地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决不能为追求政绩的冲动所左右，只有树立“功成不必在我任”的发展理念，才能理性推进主动转型的战略行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多数都经过长达20年、30年的漫长进程，这再次警示国内的城市，转型升级需要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推进，“被动转型”会丧失发展的机遇，但冒进式的“主动转型”也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引领城市转型，应在尊重产业发展与产业体系运转规律的前提下，理性选择主导性的支柱产业，更多的通过创新环境、创新网络的培育、建设，为新兴产业的生长、壮大提供生态化、系统性的支持。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之下，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来构建新产业体系，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进而实现中国城市的产业转型与功能升级，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全球城市体系中建立起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产业价值链和多层级的全国城市体系，是我国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战略路径。创新驱动下的转型发展和绿色发展，是中国城市的必然选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之下，产业与城市的空间融合性时代到来，产业升级与城市转型的联动协同，已重点体现在城市与区域空间对高端人力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创新资源的聚集与整合上，城市的服务经济体系、创新的土壤也将衍生出更多的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在向现代化的快速转型中，我国不同层级的城市承担的使命会有所不同。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同时也要正视很多国际城市转型中出现的错误和风险，不要因为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对城市空间进行过度开发，造成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深度破坏。此外，还要通过制度性的创新，在更高层面上提升城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吸引更多的创新型公司、领军型的创业人才来到中国城市创业、就业，形成全球性的创新主体集聚的平台，以创新主体的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动，来持续引领中国城市的创新发展。
①郑思齐、孙聪：《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城市环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6日。
②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基于物联网、云计算、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为特征所形成的产业，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同时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
③贺俊、吕铁：《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政策概念到理论问题》，《财贸经济》2012年第5期。
④参见张颢瀚、苏明：《经济学家的全球视野与国家责任意识》，《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⑤刘志彪：《推动基于城市化的转型升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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