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周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司马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被称作中国文化的源头，《史记》是汉武帝以前中国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司马迁与《周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如何评价与运用《周易》呢？本文认为，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的哲理，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史记》的思想指导体系，提出了独特的史学理论，并且对《周易》给予社会生活影响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地记载。
1.《周易》的核心是“变”，即以变化的观点把握宇宙间的一切。司马迁继承并发挥了这一观点。
孔颖达《周易正义》这样总结《周易》的精髓：“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据此可知，“易”的主要含义是变化。《周易》讲的是哲学，它已经扬弃了一切具体的、有形的事物，抽绎出高度概括的两个范畴，即阴、阳。以阴阳为基础展开对宇宙真谛的追求：“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周易正义》）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归结于阴阳两个范畴，然后又生发出新的范畴，这个生发的过程就是变化：“易在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八卦而成六十四卦。由此可以看出，《周易》的核心是谈变化的哲学。
《周易·系辞》中谈变化者处处可见：“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爻者，言乎变者也”，“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子曰：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司马迁认定《周易·系辞》是孔子晚年撰定的，那应该是他的代表作。孔子把“变化”作为《周易》的核心，这一点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报任安书》对此表述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的“变”是这一宗旨的核心，即从凡所一切无不在变化的观点出发，探究天与人，自然与人间社会之间的变化。《太史公自序》中强调了这一观点：“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承敝”不只承认无所不变，而且指出历史的发展变化有质的变化，“通变”则是贯穿一切历史活动的线索。
《史记》之前已经有不少史书，如《尚书》、《春秋》及其三传、《战国策》、《世本》等，但它们只是记载历史事件，而没有明确的史学观点贯穿其中。虽然它们也描述历史的变化，但只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一个很小的地域，更不可能在“天人之际”的坐标上从空间到时间无限广阔地考察历史的变化。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高度描述历史，是司马迁的一个伟大进步。
《史记》中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谈到“通变”，没有一篇不描述变化。比如说到天文现象时，便指出“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数也。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天官书》）在解释为何作《平准书》时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说明作八书的目的也是为了表明变化的重要意义：“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为什么写《礼书》，也是为了说明一切无不在变化：“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司马迁严厉批评那些“不知合变”、“不知时变”的人，肯定变法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不变法，功不十。”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些只持一端，不知变通，走向极端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秦朝历史的研究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当代史的研究，而当代史研究是有许多忌讳的。比如统治阶级总要求历史学家说明本朝的合理性，等等。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仍然对“取天下多暴”的秦朝予以充分的肯定，其中的原因就因为它“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司马迁眼中，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功绩，比较起实现过程中的过激行动来，不知要大过多少倍。
除过改朝换代，对社会影响最大，震动最大的要算变法了。司马迁对于历史上发生的变法总是给予热情的歌颂，充分估价它对历史发展的飞跃过程所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描述到变法时总是不惜笔墨，浓染重涂。对于不同时期变法的描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变化，时代变化了，法制必定要随着变化，变法的过程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春秋时的赵武灵王为了富国强兵，提倡着胡服，练骑射。但“胡服令”已下，仍有重臣“赵文、赵造、周祒、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赵世家》）赵武灵王这时有一大段话论证变法的必要性：
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士；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无独有偶，秦孝公时要实行变法，同样有一场争论，主张变法的商鞅说服秦孝公坚定变法决心，驳斥甘龙、杜挚的话语十分雷同于赵武灵王：
卫鞅曰：“（甘）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君列传》）
在秦始皇面前也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效法古代的辩论。一方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其论点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一方以李斯为代表，他的观点是：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始皇本纪》）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就前进与守旧、变法与因循的辩论，都是坚持变法的人胜利了，这是历史事实。但在《史记》中做出如此安排，使得变化的宗旨更加激烈地表现出来，便带有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不能不是司马迁历史观的体现。
2.司马迁从《周易》中得到的第二个启发便是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盛极则衰，其一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周易》是一个人工设计的封闭的系统，由乾卦
到坤卦
是一个盛而衰，循环往复的过程。再以乾卦各爻爻象来说，从潜龙到见龙，到飞龙，到亢龙，这是一个发展的、上升的过程。所比喻的是“天行有健”，也比喻君子自强不息，奋斗不已。但又说明有另一面，即万事万物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事物便会走向反面。仍以乾卦为例，其最上一爻为上九，其爻辞为：“上九，亢龙有悔。”孔颖达正义：“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圣人有龙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象辞说：“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文言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又《周易·系辞上》：“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说的都是自然界的现象，日出则月没，月出则日没，寒尽则暑来，暑尽则寒来，正好是物盛而衰，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史记》所描述的人间社会发展及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模式。《五帝本纪》、《夏本纪》都是根据传说材料编写，又经过加工，所以这一思想更加明显，体现出明确的盛——衰——盛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故称中宗。
河亶甲时，殷复衰。
帝阳甲之时，殷衰。
（盘庚）乃遂涉河南，治毫，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帝小辛立，殷衰。
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殷道复兴。
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乙立，殷益衰。
《史记》所描述的殷国发展史，正是一个盛——衰——盛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司马迁所总结的汉代以前各朝代的更迭变化也是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司马迁所总结的规律是忠——野——敬——鬼——文——僿——忠，这是一个物盛而衰、循环往复的过程。司马迁的言外之意是，谁遵循了这条规律，谁就可以得天下，保天下，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反映在个人的命运上，这一规律就明显得多，因为人生短暂，往往在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表现出来。以范蠡为例。“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遂“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越王句践世家》）范蠡其所以辞官而去，就因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大名”即是物盛的标志，盛而必衰，高贵的权势之下潜藏着危机。范蠡“耕于海畔”，“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同上）范蠡为什么又一次归印散财，同样因为他惧怕物盛而衰，“布衣之极”是危险的，到达极点就必然会转化，“久受尊名，不祥”。
在司马迁笔下，大凡明智的人都能以物盛而衰的哲理指导自己的一生。帮助刘邦打天下，出奇计，建良策的留侯张良也如同范蠡。在功成名遂之后，“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留侯世家》）张良也明白“亢龙有悔”的道理，所以愿意弃官而去。很奇怪的是，张良的话“此布衣之极”同范蠡的话竟一字不差，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人物竟然以同样的语句重复同样的哲理，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同样使人警异的是，范蠡说过的话几百年后韩信又重复了一遍！范蠡自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又劝说大夫种及时隐退，说辞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越王句践世家》）《淮阴侯列传》载：“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轻而易举地抓到了韩信，韩信这时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定，我固当烹！”范蠡说这番话是自己已经醒悟，为了启发别人的觉悟；韩信说这番话则是后悔自己不能早觉悟。这句话所包含的哲理就是“物极必反”、“物盛而衰”，事物到了极限时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只不过在这里，深奥的哲学道理用普通人的话表现出来罢了！
3.司马迁详尽地记载了《周易》给予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首先，司马迁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记述了《周易》的萌芽、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对伏羲、周文王、孔子的功绩各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周易》是伏羲和周文王两个人完成的：“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太史公自序》）“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周文王完成并发展了《易》，所以名之为《周易》。孔子对《周易》的贡献是什么呢？“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即是说，孔子的贡献是为《周易》作了《十翼》。如果没有《十翼》，《周易》就缺少翅膀，就不会飞得那么高，那么远。孔子对于《周易》的发挥与传播有巨大的贡献，他揭示了《周易》的内涵，赋予了它哲理的意味，提高了它的地位。
孔子对《周易》的热爱与推崇，那种无限神往的憧憬，的确给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影响。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竟至欣赏到了这种地步，确实还没有一部书能够使孔子如此地如醉如痴。他把能够继续研究《周易》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这本身就是对《周易》的最高赞赏！“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孔子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司马迁对《周易》的评价就是后来学术界人士对《周易》评价的参照体系。
其次，司马迁对历代政治与《周易》的关系研究之后指出，自古以来称帝王的人有两件大事是非做不可的，其一是卦禅，其一就是卜筮：“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日者列传》）司马迁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政治家离不开《周易》。《史记》详尽地记载了《周易》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外戚世家》指出人伦关系的准则是从《周易》而来的：“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司马迁心目中外戚所处的地位应当如同坤卦所应具有的道德那样，“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广大，品物咸亨”，又如“君子以厚德载物”。外戚只是顺承，而不应成为主宰，不应居于权力的中心，因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周易正义》）
在剧烈的政治斗争中，《周易》往往成为激励某人奋进或劝说某人隐退的论理渊薮。如《范睢蔡泽列传》蔡泽劝应侯及时隐退就用的乾卦卦辞“亢龙有悔”，晓谕他早为之地，不要因为不知足而招来羞辱。蔡泽以商鞅、白起、吴起、大夫种四人招来杀身之祸为例劝导应侯说：“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接受了蔡泽的劝说，及时隐退，遂得保全身家性命。宦海险恶，人生浮沉，有了《周易》哲理作为指引，便可以少祸或免除祸殃，可以说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
在游说中常常征引《周易》的例子还有黄歇劝秦昭王：“王若负人徒之众，伏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可见古代政治生活中，《周易》往往成为指南。《史记》中所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驺）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田敬仲完世家）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为祟。（《韩世家》）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赵世家》）
秦文公东猎阡渭之间，卜居之而吉。（《卦禅书》）
占卜所问的事项很广泛，除了国家政治、战争之外，还涉及到疾病的缘由、世代延续、出猎、祸祟、前程、婚姻、梦境，甚而好马在什么方向等。此不一一列举。《史记》，涉及到占卜事例的传记有27篇，占全部130篇的20.7%。
上面所引《史记》所记载的《周易》占卜事例的确是不胜枚举，那么，司马迁对占卜的结果是否相信呢？可以说，司马迁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田敬仲完世家》所记载的事了，《田敬仲完世家》记载说：最早来到齐国的田氏祖先是田完，也即是陈完。陈完是陈厉公的儿子，在他初生的时候，周太史正好路过陈国，陈厉公便请他为陈完的命运算上一卦。卜得的卦是观卦
变为否卦
。周太史解释说：“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个预言是说，陈完这一支必定要兴盛起来。后来，陈国发生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齐国懿仲想把女儿嫁给陈完，为此事进行了占卜。占卜结果说，有妫氏的后代陈完将在姜姓的齐国成长，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和正卿的地位一样；八代之后，地位之高没有人能比得上。关于陈完的后代，不同时间的两个人做出了同样的预测，而且一一应验了。司马迁对此惊异不已，在此篇的“太史公曰”中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司马迁敬佩占卜的灵验，猜测道，这一切不一定是遵从于事情的形势逐渐发展到这一步，倒好像是遵从于冥冥之中的意志似的。在这里，司马迁似乎已成为不可知论者。但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更多的历史事件记述中却抛弃了预言的成分，排除了占卜的地位。
4.《周易》之所以能在司马迁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与他的个性理论有很大关系。
司马迁的个性学说是补偿论，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难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古往今来，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为什么都如过眼烟云，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呢？而周文王、孔子这样的人却能千古传颂呢？司马迁的结论是：这些人受到压抑，有过逆境，他们被激发起勇气，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努力有所作为，以求得心理上的补偿。
司马迁因为“李陵之祸”而受宫刑，成为身体有残废的人。十分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的情绪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心理上失去平衡，这便需要予以补偿，这个补偿就是《史记》的完成。
司马迁与《周易》的完成者周文王、孔子同样受到过困厄，有同样的心理感受，所以便觉得他们格外亲近，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也就是司马迁十分推崇孔子的人格，十分赞赏周文王的业绩，十分欣赏《周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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