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税收政策——访东北财经大学教授马国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东北财经大学论文,教授论文,马国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马教授，新年好？用流行的话说，我们刚刚跨过了“世纪的门槛”。“跨世纪”是一个给人类带来高度紧迫感和无穷想象空间的词。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居民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所有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制定。我们可以怎样去展望21世纪世界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呢？
马国强：回答这个问题前要明确两点，第一、学者不是预言家，我们只能根据现在已初露端倪的势头，去预测、估计其未来的走向。第二，我们谈的所谓“新世纪”、“21世纪”，其实也就是将来几年十几年的事情。
税收政策变化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变化。预测未来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考察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到税收管理和税收政策的制定。我想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的有几个方面。
人口变化。首先是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界性问题将导致各国政府老年保障金、补贴、医疗保险金等社会性支出大幅度增加。如果政府不改变有关老龄化支出的财政政策，当这些支出的年人均增长率超过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时，政府的财政压力将日益增大，由此必然要求税收收入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其次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社会学家预测，在21世纪，单亲家庭、非正式结婚而共同生活的家庭将增加，家庭内部的劳动者将增加。在这种趋势下，对已经非常复杂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根据公平原则，不论家庭类型，使相同收入者缴纳相同的税收，又要根据效率原则，使税收不得影响纳税人结婚与不结婚的决策，不得影响家庭成员参加工作与不参加工作的决策，不得影响家庭生育与不生育孩子的决策。这种日趋复杂的个人所得税，是否能继续担当起主体税种的任务，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
市场“全球化”。在21世纪，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将日益增强，特别是技术工人和资本将日趋自由地流入与流出税收管辖区，迫于市场全球化的压力，各国政府的征税能力受到严重挑战：一方面，外国投资者无法获得完全税收抵免，各国政府为吸引资本，无法维持高预提税税率；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源监控面无限扩大，无法保证居民申报全部的国外所得，尤其是低税率国的所得，失去部分外国所得的补缴税额。同时，各国政府收入再分配的税收政策将难以实施，税收的累进程度将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以生产要素为对象的课税——所得课税将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考验。
环境恶化。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包括大气污染、臭氧层稀薄、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以及噪音污染等。在21世纪，环境问题将日益严重，税收对环境的关注和作为也会增强。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将不再满足仅仅把环境治理列入行政管理的范围，而要在税收制度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世界各国目前主要把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物质列为征税对象，从而强迫产生这些有害物质的企业对社会作出补偿。从长远看，为了限制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可能扩大对一般性资源的征税范围和比重，以提高自然资源的消费成本，达到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目的。
记者：似乎有两个重要因素您没有提到，一个是几年前就已经开始，现在正方兴未艾的全球性企业并购浪潮；一个是像符咒一样魔力无边的“知识经济”。您为什么不提这两个因素呢？
马国强：国际间企业并购、资产重组和知识经济时代在21世纪的来临，无疑是影响税收政策的重大因素，尤其是后者，其重要程度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只是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还有欠清晰。1999年全球企业的并购金额估计达3.2万亿美元，大大超过1998年的2.49万亿美元，是1990年成交额4500亿美元的8倍。在未来几年中，大企业的跨国兼并、收购、合并、联合等资产重组将日益增多。在此过程中，政府如果采取放任态度，将导致资本的外流。为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政府将采取积极的税收对策。
记者：并购浪潮愈演愈烈，一方面说明各产业巨头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跨世纪效应”的作用，在竞争压力和紧迫感的驱使下，大家都以为只有变成“恐龙”才能生存下去。可已经有人指出，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也许最有活力的是那些富于知识创新的“小巨人”公司。
马国强：由小到大也好，由大到小也好，不管资产重组的方式如何，是聚合还是离散，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企业组织形态变化、运营方式变化会更加频繁，从而使对企业的征税变得困难，征税点变动频繁，难以捕捉。而与此同时，企业股权的相对稳定性加强，产权的作用更加突出，由此，税收的主体结构有可能发生转移，对家庭和个人的征税可能会得到强化。
记者：在新世纪的开端，人类期待着10年～30年以后，知识经济时代将会取代工业经济时代。
马国强：知识经济对未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发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可以预见，但其具体方式和细节都还只是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生活的外部条件——公共物品的更新，这样，税收水平即税收占GDP的比重会有所提升。另外，在人们预期的知识经济社会里，征税对象的形态会发生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产出对象和消费对象是物质产品，而将来知识、信息成为产出对象，这样会引起对商品的征税发生变化。知识经济还引起要素收入结构的变化，知识成为土地、资本、劳动力之外重要的收入来源，这样，对所得的征税也将会发生变化。知识经济也意味着财产形态的变化，有形财产比重下降，无形财产比重上升，这样，对财产的征税也会有所变化。由此，税收总体结构中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三大类的比重也会随之调整。
记者：那么，请您把前面的讨论总结一下，在21世纪，税收政策可能发生那些重要的变化呢？
马国强：我考虑有几个方面。
税收水平将继续提高。第一，社会的加速发展使政府在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增进综合福利、调节宏观经济等方面的职能进一步加强，从而要求公共支出适度上升。第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税源，扩大了税基。尽管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如预期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估计寿命、人口出生率等，但预期税收水平能够支持日益增加的社会支出。第三，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主要是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与发展使税收征收率大幅度提高。国际税收协调的加强、对国际避税港的限制与打击，使国际间逃（避）税的空间缩小。
税收结构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在税收体系中，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商品销售税和资源税的比重将不断上升。首先，按照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得税的制度将日趋复杂，增加了税收成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产生趋同效应，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逐步退化；国际税收的来源地优先原则使居住国难以就流动要素取得税收收入，且税源难以掌握。因此，所得税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将被取代。其次，对于销售税，由于增值税的推行使其具有收入来源广、保持中性以及征收简便的特点，在21世纪，其地位将日益突出。最后，对于资源税，鉴于资源属于非流动因素，收入稳定，且可实施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政策，在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21世纪，其地位将有所提高。
税收的国际协调的范围与程度将显著提高。税收是经济的反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像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共同体将会增多，经济共同体必然同时也是税收共同体。可以预见，在初始阶段，各国会寻求区域间的税收协调，进而建立区域税收共同体，随之将在WTO中寻求税收共同协调与合作。
税收政策的功能进一步扩大。例如，为保护全球环境而设立环境税；为提高生产率，在资产重构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设立税收鼓励措施，如增加对教育费用和再培训费用的扣除额；提高研制开发支出的抵免额；鼓励资本性质的投资，尤其是扩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