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政论文,法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000年行政法学研究概况
2000年，我国的行政法学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本年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召开的主要学术研讨会有：1.2000年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同《中国律师》杂志社联合举行了“司法公正：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学术讨论会；2.7月19日到24日，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在大连主持召开中美行政程序法研讨会。与会的两国专家教授就行政程序法的地位、价值、宗旨、结构以及行政程序法起草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3.7月25日至29日，行政法研究会年会在青岛召开，中心议题是行政强制的理论与实践，与会代表提交了40多篇论文、行政强制法试立稿2部；4.11月11日，应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组的邀请，名古屋大学教授市桥克哉来到国家行政学院，向立法组成员介绍日本行政契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5.11月28日，北京市监察学会年会在北京昌平纪检监察培训中心召开；6.12月，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组主持召开了“行政强制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德、英、法和中国代表40多人参加了会议。
今年是行政法学著作较多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主要的行政法学教材与论著有：皮纯协主编的《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行政法学》（群众出版社出版），张正钊主编、李元起副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和《部门行政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胡锦光主编的《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锦光、牛凯主编的《以案说法——行政处罚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凌云的专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方世荣的专著《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叶必丰的专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娟的专著《行政法的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甘雯的专著《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关保英的专著《行政法模式转换》（法律出版社出版），杨小君主编的《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论丛》第3、4卷（法律出版社出版），陈光中、江伟主编的《诉讼法论丛》第4、5卷（法律出版社出版），高家伟翻译、[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出版），等等。
从立法实践来看，今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通过，并于7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的颁行与实施对我国的法治统一，规范立法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去年通过并实行以后，于今年在实践与理论研究上又掀起一次高潮。同时，行政立法组正在组织力量草拟相关法律草案，如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已纳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行政法学界的积极参与和富有成效的理论探讨是分不开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有了新的扩展。学者们围绕着行政管理方式、机制的革新、费改税、中介组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机制的完善等方面进行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行政法交叉学科的研究正在全面展开，如公法、行政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治的挑战，等等；对比较行政法和外国行政法的研究有新的进展。此外，在行政法历史、行政法理论基础，以及一些传统的行政法研究领域，我们也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注：罗豪才：《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2000年年会上的讲话》，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截止到11月份，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大约有600篇。
二、行政法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行政法主体
1.关于行政主体的问题。行政主体的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继去年学者们对行政主体的一般理论研究之后（注：参见皮纯协、王丛虎、刘杰：《1999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0年第1期。），又有学者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中国改革的主体分化能够为人格说、法人理论提供所未曾有过的经验。也就意味着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行政主体理论能够对人格学说、法人理论提供新的诠释。这是研究中国行政主体问题应有的基本学术成就。而且，现代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影响到我国行政领域的改革。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和行政与公务的分权。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要求行政主体的再造。所以，作为主体可能具有独立人格，但并不必然具有人格，我们不能要求社会组织适应理论，追求逻辑上的完善，社会组织永远面对的是它所生存的环境，理论要想获得生命力，就必须适应活的生活，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注：参见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该作者对行政主体作了以上分析后，又撰文指出：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区别导致行政主体概念的采用；行政主体直接的意义在于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但作用并不限于此；行政主体的理论根基来自法学方法论，其实践基础却在于中国改革，改革中的主体分化是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所在。（注：张树义：《论行政主体》，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也有学者通过对一起学生诉学校要求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政案件分析，从实证角度论述我国行政主体。认为，应当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定位为公务法人，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止单纯的民事法律关系一种，还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制定内部规则应当遵守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原则，不得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纠纷后，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注：参见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第4期。）
也有学者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行政法与行政主体及其行政法律责任的演进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不断地推动着行政法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来，西方各国大力推行福利社会制度，使行政法获得了新的发展，行政主体也呈现多元化、中心移转化等特征。（注：参见皮纯协、王丛虎：《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演进》，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也有学者对德国的行政主体的概念、类型等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为行政法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注：参见李洪雷：《德国行政法学中行政主体概念的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关于行政相对人的问题。有的学者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及效力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应将行政相对人行为与公民一方的其他行为区别开来，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概括地可分为实体行为和程序行为，且该行为对产生、变更和消灭行政法律关系具有特定效力，对行政行为的主导性以及对行政主体的法律约束力也具有效力内容。（注：参见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行为及效力》，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1期。）也有学者就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展开研究，主张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是程序性权利的逻辑起点，而知情权和抗辨权是参与权的逻辑发展的结果。（注：参见张晓光：《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是行政控权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是对行政优先权的限制，是对行政法律关系不对待的平衡。这种程序的对抗权包括听证权、知情权、抗辨权、申请回避权、拒绝权、防卫权等权利。（注：参见赵振华《刍议行政相对人的程序对抗权》，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3期。）社会团体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表现形式，在我国却存在着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不一致的情况，但却仍能“正常”存在并展开活动。为达到这种一致性，应以法律合法性为核心整合其他三种合法性，以便达到社会团体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注：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合法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二）关于行政行为
1.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行政法学界应有的重视。（注：关于行政行为一般理论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可参阅皮纯协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全书法学——行政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85-89页。）自1993年以后学者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对行政行为的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今年学者们又掀起对行政行为一般理论探讨的热潮。有学者从主体要素、权利要素、法律要素对行政行为的概念加以界定，并提出了行政行为的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的行政法学范畴。（注：参见石东坡：《行政行为及其特征的再探讨》，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有的学者从哲学的角度指出：行政行为的理念就是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在行政行为上的具体体现。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20世纪以来的利益一致、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精神，体现为行政行为的理念就是服务性、过程性、从属法律性和无偿性。依法行政，要求在行政行为的实施上以这一理念为指导。（注：参见叶必丰：《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也有学者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角度研究行政行为，认为行政行为公定力不仅是行政行为先定力的保障，还是行政行为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前提和基础。在行政法领域，公定力不仅支持着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且对于顺导依法行政，阻止滥用职权，协助行政救济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还对民商法、刑法及诉讼法等领域的许多法律规则起着支持和决定作用。（注：参见韦忠语：《论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效用》，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有的学者专门就行政法上的特许行为进行研究，指出行政特许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对行政相对方所为的对其利益和权利有利的法律行为。（注：参见高向荣：《论行政法上的特许行为》，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也有学者提出了准行政行为的概念，认为准行政行为是相对于法律性行政行为而言的一个理论概念，即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由于准行政行为主体、行为的方式以及法律效果的特殊性，决定其与法律性行政行为、假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不同，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注：参见孔繁华：《准行政行为》，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2.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界对无效的行政行为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尚未能清楚的界定，而准确找出这二者的差别无论理论上和立法上都是非常必要的。两者区分的意义是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继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后的中国行政法治上第二大进步。（注：参见张江红：《论具体行政行为之无效与可撤销》，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1期。）也有学者提出，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主体自行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因撤销而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被撤销的是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就不能不受限制。
行政契约是行政法学界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把现代政府中借助契约的理念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都归拢到行政契约范畴内加以研究，突破了以往的行政契约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基于平等地位签订的合同的范畴。认为，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签订的行政契约是在不平等的地位上签订的，契约中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实现不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而是要通过完善的行政程序和有效的行政救济来保证实现的。（注：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编。）也有学者从实践的层面研究行政契约，认为政府采购的主体具有不确定性，WTO对于政府采购法的主体界定很灵活，欧盟政府采购法主体则注重从实质上以其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来确定。我国的财政性资金结构比较复杂，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采购法主体须区别对待。（注：参见曹富国：《政府采购法主体之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政府采购法主体之立法对策》，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也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政策在我国实行伊始，再加上我国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不长，因此，政府应对政府采购商品的生产市场予以政策指导。（注：参见孙丽岩、边爱军：《浅析政府采购中的政府角色》，载《法治与社会》2000年第2期。）
行政强制是行政权实现的重要保障。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强制的概念还存在着执行主体是一元还是多元，执行的外延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争论。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酝酿起草工作多多少少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强制执行权应该归属于行政机关，同时强制执行的程序设定可分别设为直接实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法义务和强迫行政相对人履行应尽义务两类。（注：参见杨海坤、刘军：《论行政强制执行》，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3期。）也有学者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和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注：参见叶必丰、何琳：《行政即时强制界说》，载《求实学刊》2000年第1期。）
3.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有的学者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研究，认为依法行政包含两个原则：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法律优越要求行政不得超越于法律之上，行政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保留意味着某些立法事项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染指，或非经授权不得就其立法。（注：参见刘莘：《依法行政与行政方法》，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行政立法程序分为作为过程和作为装置的程序两大类。进而以此为背景，归纳出作为装置以行政立法程序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基本状况，为我们行政立法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参考背景。（注：参见朱芒：《行政立法程序基本问题试析》，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地方政府规章进行研究，认为地方政府规章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量最大、涉及面最广、问题也最多的一种规范性文件。要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就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效力、构成要件、主体资格、制定权限等问题加以规制。（注：参见沈荣华：《关于地方政府规章的若干思考》，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三）关于行政程序
对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的热点问题。在往年对行政程序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又将美日等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行政程序与我国大陆相比较深入探讨我国现代行政程序。认为行政法治需要的是现代行政程序，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转向现代行政程序。建立、健全我国现代行政程序法必须明确和严格行政程序的设定主体、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法典、建立有效的行政程序监督制度等。（注：参见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8页。）推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关键要靠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行政执法体制很大程度上涉及的是一个行政权力的设定、职责的界定、执法权的运作程序问题。搞好行政执法，就必须是行政执法程序、执法监督规范化、法律化。（注：参见汪永清：《对改革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的几点思考》，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四）关于行政法律责任
有学者从行政法的历史演进过程研究行政法律责任，认为行政法律责任与行政法协同演进。行政主体经历了封建专制时代的无责任期、民主政治建立时期的宽松责任期、自由法治国时的行政责任的成长期、社会法治国时的行政法律责任严格时期的逐步演进过程。行政法的发展则必然要求对行政主体的责任追究必将进一步走向严格，严格责任制将是行政法律责任的发展方向。（注：参见皮纯协、王丛虎：《行政主体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演进》，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有学者从归责原则在各国的适用出发，认为单一的过错责任原则无法解决社会法中出现的新问题。虽然我国国家赔偿法选择了违法原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不能解决滥用自由裁量权下的国家赔偿问题、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问题和合法行为的致害问题。所以，依据国情，建立以违法与明显不当责任原则为主，以结果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体系将是我国归责原则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注：参见刘嗣元：《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不作为违法由国家负赔偿责任，而司法实践中由于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危害情况大量存在，所以应对《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条款适当修改，增加不作为违法的赔偿情形。（注：参见王鉴辉：《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研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1期。）也有学者对《防洪法》中的分洪所引起的危害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分洪蓄洪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征用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也应当获得象征性“补偿”或“赔偿”。（注：参见樊芃：《分洪与赔偿》，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1期。）
（五）关于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3月8日公布，并自同月10日施行。这无疑成为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有学者认为，新的司法解释并没有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只是恢复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的原貌。从本次的司法解释的技术上看，采取了排除法则更有利于人民法院把握。（注：参见刘莘：《关于受案范围》，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中的不景气的现象原因很多，其中既有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法律意识的问题，也有法学研究的滞后问题。并认为，面对行政相对人不愿、不敢、不能诉的现状应建立起支持起诉讼制度和行政公诉制度。（注：参见胡锦光、王丛虎：《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载《诉讼法论丛》2000年第4卷。）针对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存在诸多成文法典尚不完善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使用行政程序合法和公正的审查标准，确保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注：参见王立宪、刘善春：《行政诉讼公正论》，载《诉讼法论丛》2000年第4卷。）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确定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值得商榷，行政诉讼实际获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明力优势方获胜。（注：参见刘善春：《行政诉讼举证责任新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三、行政法学研究的展望
行政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前沿性问题较多，当然由于视角的差异，对某一问题是否属于本学科的前沿问题，可能不易求得共识，但这不应妨碍我们对问题的探索。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新世纪曙光的普照，以下几个问题当属我们行政法学界探讨的新领域：
1.经济全球化与行政法治建设问题。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加快行政法治的现代化建设，深化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的改革。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给我们的法制建设，特别是行政法治建设带来的影响，将是行政法学界下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2.知识经济的到来与行政法治的问题。信息技术，特别是通讯、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采用何种模式、方法和手段来规范“虚拟世界”，以保障信息技术进步和社会稳定发展，则应是行政法学研究的一项新的课题。还有生命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新发展，也必将极大推动着行政法学的发展。
3.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学的问题。新的世纪，我国将仍会加快改革的步伐，为此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引入，必将给社会保障体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等问题提出挑战。这当然也同样会成为新世纪行政法学深入研究的课题。（注：参见罗豪才：《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2000年年会上的讲话》，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