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轨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它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至今，已历八十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命运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导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昂然独立的、初步富强的、实现了小康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十分艰难、复杂、曲折的中国人民的实践，又确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本质和时代意义，丰富和发展了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本文试图回顾这八十多年的历程，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地发挥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导作用，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一、需要——竞争——哲学选择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此言极是。对于人类说来，物质生产也好，精神生产也好，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推动力。
中国需要哲学是因为它在二十世纪初期，国耻日重，国力日弱，亡征日显。戊戌变法不能解决问题，辛亥革命也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期待着新的思想武器。当时挤到中国来的思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各有信者。胡适信“实验主义”，引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治结论；张君劢信“意志主义”，他反对“科学主义”，却走到了科学于人生无意义的极端；吴稚辉信“无政府主义”，他用人性本善说论证和描绘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熊十力、梁漱溟等人则用“西学”来改进“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此为立国之道。如此等等。哲学思想之间相互争论，此立彼贬，都试图在中国取得主导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就存在一个选择问题。这种选择表现在当时中国一心救国救民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动之中。如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信过这样那样的思想，后来，在形势的推动和实践的教育下，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鲁迅，信过尼采的意志主义，以为中国只有张扬个体精神力量才有救，后来又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1927年看到“杀戳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注：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453页。）才轰毁了进化论的思路。
“需要——竞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在中国成为主导性哲学思想的基本轨迹。现在，到了二十世纪末，考察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仍然要把握这样一条基本轨迹。当今中国所需要的是社会的现代化，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富裕。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的哲学思想，才能与当代的实践结合，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欢迎，才能发挥指导的作用。哲学正在多元化，各种哲学思想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它们之间也在展开着争论与竞争。这里，一方面是非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竞争。自由主义说，它是最好的价值观，它那一套现实主张能解决中国问题；人本主义说，它提供最好的价值关怀，不需要认识论、历史观，只有那与认识论、历史观分开的人本主义，才能给中国带来好运。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竞争。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不同诠释，各种解释者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观；又从这样的哲学观中，引出对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未来的不同见解。这些哲学观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意义，在他们对中国的见解是否切实和可行中得到证明。面对这样的竞争，存在着一个对中国主导性哲学思想和哲学精神的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各种哲学见解，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被决定谁才是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胜利彼岸的指针。这种选择并不排斥哲学的多元存在，正相反，只有在它们的相互比较、相互争论之中，才能确立起主导性哲学思想，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样的哲学思想。
二、学习——运用——学理升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外来的哲学。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晚建的党，它所领导的革命是后起的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工作不是自己去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而是学习并掌握已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学习问题一直是突出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到陕北，小学生似地苦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组织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组读书议政，后来发动延安整风，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一贯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民族独立和救亡问题，人民解放和自由问题才去学习的。这一点，在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之前就是强调的，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历来如此的。李大钊就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拿来做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不能十分分离”。他并且提出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的关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不同，有些不同。”（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8—230页。）毛泽东是在“左”倾教条主义造成严重危害、几陷革命于失败之后重提学习的目的是为运用的问题的，因而把它上升为“学风”问题，指责学了不用或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贡献在于提出了并论阐了党的思想路线，在他人，强调的是党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而在毛，更强调的是作为政治路线基础的思想路线。今天来看，思想路线是哲学与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务之间的中介。一方面，它以哲学为基础，把哲学转化为实际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另一方面，它以对政治、军事、经济之实务的指导为目的。哲学通过思想路线而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进而由他们自己去指导实际工作。思想路线的制定是对于哲学的运用，但它又是对学了马克思主义为何运用、如何运用的指示。
学习是主体对于既有哲学知识的接受，是由外入内的行为；运用是主体对于将有事物的规范，是由内转外的行为。在学习和运用的反复中，我们会受到许多新的启示，造成哲学理论的升华。毛泽东的长处就在于，他有着坚实的哲学修养，他善作深入的哲学思考，他喜爱接受和消化新的实践所提供的哲学营养，所以，他能够作哲学学理的研究，并写出学理性著作。毛泽东的哲学学理，不但写在《实践论》、《矛盾论》等专门哲学著作中，尤其写在他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著作中。在某种意义上，后一部分中的哲学思想更活泼、更具创造性。我在这里，不必去重复大家都知道的毛泽东的哲学贡献，而是想着重指出，中国的许多哲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是民族的和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像李达、艾思奇这样的哲学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确实贡献巨大。对李达，我仅举一例：李达创造性地提出了哲学的选择观。他写道：“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问题，是促进或延迟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头”。在这里，他恐怕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可能性”不是单纯客观性的范畴，而是具有主体性的范畴；因为，客观的可能性是多个并存的，主体为了实践的成功，必须对此进行选择，选择得如何，决定着实践的成败；而人在自己的全部实践活动中，要“把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当作链子中的特殊的一环来确定”。（注：李达：《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初版，第280—281页。）这是何等深刻的思想！对艾思奇，我也举一例：他编的《哲学选辑》，虽非自己所作，但选择论点是极有眼光的。选辑中引：伯恩斯坦“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注：参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毛泽东十分看重艾思奇所选的观点，明确写道：唯物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这一论点，非同小可。它超越了恩格斯的辩证法定义，把辩证法定位在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的辩证分析上，这与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所写是一致的，只是卢卡奇走到了另一极端，把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否定了。
“学习——运用——学理升华”，对于我们说来，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过程，“升华”正是在更高水平上向“学习”这一出发点回复。这个循环过程现在仍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哲学工作者重新去研读马克思的文本，大有得益，豁然开朗，这是新的“学习”；我们积极启动与参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贡献，这是杰出的“运用”；而在学习和运用的交替反复中，我们进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而深刻的哲理论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段。
三、反映——评价——实践规范
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提供理性指导和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地被当作认识论看待，正如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时把哲学主要地当作“认识工具”一样。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毛泽东更进一步，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注：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这看似独断论，实则指革命时代一切哲理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都只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工具而已，或者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因为它是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当时的革命哲学家在进行哲理升华工作的时候，特别注重认识论就是不奇怪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认识论领域花朵最艳、果实最丰也就不奇怪的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首先重视的是反映论，更确切地说是实践论的反映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词汇中，“反映”的含义应是：主体为了改造世界，首先必须在实践中正确地描述实践的客观条件，把握它的现象、本质、现实。因为只有从实践的客观条件出发，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应当重视规范论以及同规范论联系在一起的评价论。“规范”是主体在反映实践的客观条件和自省所应选择的价值准则的基础上，能动地提出的怎样去改变客观条件、改造既成事物、创造为人所需要的新事物的计划、方案、政策、策略之类的实践观念及其思维过程。我们从毛泽东的哲学专著中读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论断：“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注：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92页。）但究竟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是怎样地进行的， 却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毛泽东在他的非哲学专著中确有非常繁盛的规范论思想。《论持久战》中关于认识过程的三项程序（其一，理论工作程序，即从客观实际“引出”正确思想的程序；其二，决策工作程序即以正确思想为基础进而“提出”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程序；其三，实践工作程序，即执行决策并在执行中检验决策、修正决策的程序）的论述；（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运用矛盾同一性与对立性原理解决统一战线的策略特别是对其中的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的论述；（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4—752页。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关于“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决策原则的论述；（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关于“了解情况”即认识世界、“掌握政策”即改造世界是“两件大事”的论述；（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关于工商业政策》中关于“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实践是实行一定政策即规范性认识的对象化过程，实践不仅检验理论之是否真理，尤其检验决策之是否正确等论述，（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6页。 ）……均是哲学规范论的深刻而生动的理论。
历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均不谈或很少谈哲学规范论，它们的兴趣都放在如何建立理论认识、如何达到真理上面，它们谈的是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的认识论，而不是从事革命、改革、建设实践的理论家与实践家集于一身的主体的认识论。也许，这是受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观念的束缚，亚氏说过：“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页。）这就是说，在亚氏看来如何实践的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但马克思的哲学既是实践论的哲学，那就必须研究认识中的“规范”问题。如列宁所说：马克思“毕生除了从事理论写作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按：这是“规范性认识”），“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8页。 ）过去使用的教科书不重视政策策略问题的哲学价值，它所强调的所谓“唯物主义”正是那样地不彻底，那样地片面而毫无生气。而毛泽东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最大贡献正在于坚持了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把规范性认识形式的论述和阐发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四、批判——融合——文化创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同现代中国文化的进程交织在一起的。交织的第一个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趋中国化。它在内容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优良成份，概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使其原理中蕴含着富量的中国人的智慧；在形式上逐步用中国语言和方式去论证、去说明，使其表达带上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气派和风格。“交织”的第二个结果是中国文化的日趋现代化。在内容上，中国的文化建设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间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念和价值观念；在形式上，中国的文化不断丰富着现代语汇、现代形式、现代风格。
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判热潮。批判的锋芒指向愚昧和迷信，指向专制和独裁，指向表现它们的、束缚人们思想的文言八股，而批判的呼号中，响彻“科学”、“民主”的嘹亮声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科学”是指在西方蓬勃发展的现代自然科学和相应的思维方式；“民主”是指在西方取代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政治，仍属于向资产阶级时代启蒙学习的范围。而在其后期，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国家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而濒于危亡的时候，民族民主革命成了实践的主题，“科学”中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灵魂，“民主”中灌进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潮流。“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仍然高举着，但这大旗已飘扬在革命的大军中。中国需要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和民主理论的指导。这就是五四文化批判的主要的成果。
文化批判不等于文化虚无主义。它肯定中国文化中一切仍具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它的爱国性、民主性、人民性、科学性的精华。同时，也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良文化的一种融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做了这种文化融合的工作。这项工作有几个极令人兴奋和信服的层面：其一，依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分析和积极改造，把其中的合理观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正名”说作了分析和改造，指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它一方面的真理性，这就是强调观念的能动性，如果以尊重客观现实为根本前提，则就能走向全面的真理。毛泽东对“中庸”说作了分析和改造，指明“中庸”的“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的积极意义在于要求把握“度”的两端点，维护必须有的“质的安定性”，只要不把它绝对化，以为任何时候都不许变实行质，那就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注：参看毛泽东《致陈伯达》、《致张闻天》，《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148页。）其二，撷取中国文化典籍中有生命力的语汇，给予马克思主义的阐释，逐步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一种是直接使用，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一种是当作譬喻来引用，如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比喻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一种是当作语汇元素来吸收，中国哲学中的“天”与“人”、“变”与“常”、“有”与“无”、“两”与“一”、“兼”与“独”、“欲”与“理”、“动”与“静”、“损”与“益”、“义”与“利”、“名”与“辩”，都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把它们当作一种语汇元素来尊重，来演绎；其三，最重要的用中国的风格来创造新的语汇，新的表达方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话语系统中充满了创新词汇。
中国的文化正在现代化，中华民族的现代新文化正在创造和建构中，在内涵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邓小平理论的新阶段，它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当代灵魂；在语言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也在相应地发展，我们正继续地开启古人留给我们的睿智，吸取各国哲学语言的精华，创造从中国的创造性实践中产生的新鲜语言，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话语系统延展下去。
五、革命——建设——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又是实践的辩证法的哲学，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实践的辩证法在中国有一个随社会实践及其主题的转换和发展而逐步展开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
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到1949年10月中国人民取得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的百年革命。它是为了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扫清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坚持不懈地进行的，因而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人民的实践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百年的后期取得了主导地位，同时又在革命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革命辩证法是由相互关联的几个部分组成的：第一，在阶级对抗、民族对抗意义上，辩证法成为“革命的代数学”。它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尖锐对抗，强调了矛盾同一性的转化含义，指明革命方面在以弱抗强的条件下致力于加强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同盟，削弱敌人势力，实行各个击破，导致量的方面的向上的变化和质的方面的主导地位的争取，最终实现旧的矛盾的扬弃，达到革命的成功。第二，在革命阵营内部关系的意义上，辩证法成为“联合的代数学”。它揭示了对立面之间同一性的真实内容，强调了矛盾斗争性的展开必须服从同一性的巩固，指明各种革命力量之间又同一又对立的关系的正确处理，将使它们组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第三，在对敌人斗争、对人民联合的二者关系的意义上，展开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联系，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丰富多彩的矛盾运动的真实面目，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
1956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改变中国的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以此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新的实践主题。在1956—1976年的二十年中，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创建工作，遭受了仅仅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能动性和尽快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价值要求，而同时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国情，不甚了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因而贸然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失败，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有效措施，但最后又陷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这个过程，从正面和反面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客观特征，为我们向更高阶段的辩证法挺进创造了经验前提。其中，最富教益的理论结论是：其一，必须在实践中主客体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和实践辩证法的主线上，坚持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历史创造精神，同严格尊重实践的既成条件系统的客观物质性和它对于历史创造精神的规范意义的辩证统一，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其二，必须全面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社会生产力的现状及其发展是决定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本力量，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应地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体制，创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其三，必须把握“革命辩证法”向“建设辩证法”转化的基本环节，这就是对抗性的矛盾虽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过去也有，但现在已经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处理这个矛盾，是为了实现矛盾诸方面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使之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建构起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矛盾系统。
1978年，中国跃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把对社会主义已有制度、体制的改革，从而创造出适合时代特点和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新制度和新体制，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是这一新时期的总体特征。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践辩证法进入了把改革、发展、稳定当作实践主题的新阶段。我们注意到这个变化的深刻性。第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是以计划经济经济体制为分析基础的辩证法；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辩证法则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分析基础的辩证法。原来的建设辩证法中已经注意到的辩证法关系被赋予了市场经济的实质内涵，如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过去是计划经济意义上的，依靠行政手段建构和处理的，而现在是市场经济中的关系，依靠市场规则来建构和处理。原来的建设辩证法中提不出的辩证关系被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最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它们能够统一吗？又如何统一呢？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关系，它们能够结合吗？又如何去结合呢？第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是以相对封闭的建设环境作为分析条件的辩证法；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辩证法则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分析条件的辩证法。原来的辩证法也说要向外国学习，要同外国做买卖，要吸收外国的资金，但前提是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性；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辩证法则改变了对这种对立性的认识，建立起了封闭的观念所无法设想的“极性范畴”和“中性范畴”的辩证思想。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关系上，是极性的，因为生产资料最大部分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但是，在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管理方式诸方面日益表现出他们的中性，因为在经验上就可以得知，企业、企业集团的生产方式，市场、市场交换的交换方式，前者的管理方式、后者的经营方式，都可移植到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结合，它们变成了中性的范畴。第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把社会主义模式当作是既成的，他没有对这一传统制度和体制模式作过批判性分析，他也重视创造性，但这是固有框架范围内的局部性、技术性的创造；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辩证法则对传统制度和体制模式持批判态度，它是制度和体制创新的辩证法。这就提出了多元可能性和一元现实性、主体选择和实践检验、矛盾反映和矛盾建构等一系列崭新的辩证法问题，特别重要的是提出了在社会转型、制度创新、体制建构的深刻变动中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在整体上的稳定问题，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辩证法主题：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统一问题。江泽民1995年9月28 日所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的讲话，即被我国哲学界称作《论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是改革开放时期新辩证法的重要成果。它把“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者关系认作第一个关系并且是总体性关系，然后，在其余的十一个问题中，分别论述了发展方面的四个关系（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一、二、三产，东、中、西部），改革方面的五个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收入分配中国家、集体、个人，扩大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稳定方面的两个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而处理所有这些关系又归结为不断创造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全局。这是深得改革开放新时期辩证法的要领的。
六、真理——价值——实践人学
在1978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一贯强调认识论，把它作为获得革命胜利的工具、武器看待，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在认识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又特别强调真理的意义。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第一，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面对救亡的问题，而中国救亡又屡兴屡挫，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在这里，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把握客观真理，就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毛泽东当时说到这种时代要求：“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在这里，真理等于科学，科学才能救国。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真理论的强调，是因为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中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接受了列宁的“认识工具”论。俄国人因为国情的特殊，也曾长期探索他们的革命道路，也强调尊重客观实际，把握客观规律，认识客观真理。中国人“以俄为师”时学习了这一条。第三，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涌现了无数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奉献出来的志士仁人。他们把人生价值定位在“为真理而斗争”上面。在这里，真理论和价值论取得了直接的同一性。或者说，价值论就渗透在真理论之中。这是当时历史使然的，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合乎情理。
在1978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步重视价值论的研究，强调人在实践中一方面必须严格尊重既成条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必须反思自我的价值要求。人是价值存在物，他对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被动的意义上受制于既成外部条件的约束，从主动的意义上向外部世界提出价值要求。1978年以后价值论的勃兴同样是有其理由的。首先，在奉献自我的艰苦的革命和革命战争中，个人的价值要求消融在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要求中。在那时，民族的存亡、阶级的生死，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具有决定的意义。而在革命战争结束、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要求得到初步实现以后，个人的价值就突现出来。土地、职业，爱情、婚姻，学识、专业等等都提了出来。在“大跃进”和“文革”中，企图继续压抑个性，这终究不能持久。当改革开放到来的时候，个人价值终于被社会所承认。这是价值论凸现的社会原因。其次，针对长期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解读，我国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形成了重新研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热潮，发现了这些文本中关于价值论的大量论述，回归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论与价值论统一的原意上来。这是价值论凸现的理论原因。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促成个人价值本位的建立，而所谓“个人价值本位”是指每一个人恢复独立主体地位，自主选择个人的价值方针。这里以个人利益的合理追求为基础，但又不能等同于“钱本位”，许多人选择了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统一起来的价值原则。这是价值论凸现的经济原因。
从真理论走到价值论，托出了人的主体性。历史地看，费尔巴哈通过宗教批判以及对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批判，发现了“神”是“人”的虚幻表现，神学是人本学。而人是从属于无始无终的自然界的，神学也是自然学。费尔巴哈恢复了人在哲学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历史性贡献；同时，他的哲学学说又是不彻底的。马克思的哲学工作在于超越费尔巴哈，从他的“抽象的人”进展到“现实的人”即从事社会实践的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人”学，又是“人的实践”学。人论和实践论在这一哲学中是二位一体的。“实践的人”学指明人的实践本质，区别于抽象的人本主义；“人的实践”学指明实践的人类性，区别于用物质论解释实践的机械的唯物主义。
七、现实——前景——未来理想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的关注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图按照哲学思考和实践任务相互映照、相互结合的方法，探索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重大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并且从中提升新的哲学认识；有的则以为哲学的天职在于批判和超越保持人道主义理想，呼喊那“自由个性”美好日子的早日到来。
我们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即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哲学时所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那么，它必定首先关注现实，分析和解析现实， 为“改变现存的事物”，即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改变尚处落后状态的经济和文化，为推进当前的改革、开放、建设而努力贡献哲学智慧。
现实的哲学问题很多，大而别之仍可归纳为认识路线问题和价值关怀问题。认识路线问题又区分为客观现实的反映和创造新物的规范问题。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如何预察后资本主义的到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科技、经济、国防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耀武扬威的时候，好像资本主义正在青春岁月，简直要自呼我之主义的万岁了。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哲学工作者不能避而不答。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杂国情及其向它的下一阶段的运动？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当国有企业改革处在艰难进取状态，许多困难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时候，哲学工作者能否提出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解说，并指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实现的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有趣而又事关重大的反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反映基础上的规范问题。很明显，我们在考察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一系列决策案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决策问题、规范迈向现代化目标的具体道路时，发现了一系列的哲学生长点。包括：规律是否应当区分为实践指导性、客观物质性的；人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志活动为何能展开成为有规律的过程；思想、观念的多元存在、决策设计的多元设计、实践活动的一元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现实的矛盾是否可以解构，而人们能否把社会的各个“基因”片断自为地建构成为新的矛盾。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大大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和实践辩证法。
与认识路线紧密相联的是价值关怀。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发展目标，人的立身理想，都是价值问题。在市场经济到来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自己在被金钱的力量左右着，人异化地把自己的价值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人自省自己对“钱”并不过分地感觉兴趣，他仍愿意做那些付出很多、收入不大、甚至没有收入的工作；还有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真的有了价值二重性：一方面，金钱的力量在吸引着，另一方面，又会时时感觉到有比钱更重要的价值标准有待自己去遵循。这样，社会似乎陷入了价值混乱，而不少人感觉着价值失落的痛苦。哲学家们此时提出了“价值关怀”问题，希望为社会重建价值准则。我们至少可以说：价值多元化在当代难以避免，但社会需要一种主导性的价值原则，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康德所说的“范导”的作用。我们还应该说：个人价值本位较之无个人自主性的群体价值本位是一种进步，但个人价值本位决不等同于完全利己主义，因为所谓“个人价值本位”是确定人具有自己选择价值的权利和责任。
现实的哲学不能无视前景，相反，它是把现实当作走向未来的出发点看持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前景如何，这也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这里，提出了中国向前走所面对的各种基本的可能性，提出了社会的合规律合目的发展与反规律反目的的发展的矛盾，提出了几种可能性、两种发展方向何者占优的估量，提出了各种可能性向现实转化的支撑条件。如果我们不对这些事关前程的问题作出分析，并依据这种分析来观照现实的进程，那就失去了我们作为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既有现实的哲学，也就有未来的哲学。未来的哲学也就是哲学的未来。一些哲学工作者因为种种缘因，他们不想对现实发表什么意见，也不愿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表示什么态度，他们似乎藐视现实，又像超脱现实，其实这已经说明了他们对现实的哲学态度。不管怎么说，他们开始专注于遥远未来。现实的人在生活中挣扎，在竞争中奋斗，为生活琐事而繁忙，于是他们就有了具体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社会斗争，未来的人则摆脱了动物式的“生存竞争”而走向无差别境界的完全自由。但是，不顾现实的艰辛、卑微，而谈论完全自由，让现实生活中的人听来就不免感觉抽象和空洞。“未来哲学”应当与“现实哲学”、“前景哲学”相连接。
结语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之旅
主导地位的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争得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它不断地适应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保持自己的时代精神并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而不断地巩固着自己的主导地位。
实践功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包着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它自身也实现着这种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是通过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的中介而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的；而在这种结合中，哲学营养源源不绝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不断得到学理的升华，这就实现了自身的发展，扩展着自己的理论宝库。
理论内容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极端复杂而生动的中国人民实践的结合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随着实践主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现了它的多侧面的丰富内容，并从而呈现了它的全体和全程的面貌。从反映论经过评价论而达到规范论；从革命的辩证法经过建设的辩证法而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法；从认识论经过历史观而达到价值论；从现实的哲学经过前景的哲学达到未来的哲学。
文化形式的换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它的内容是国际的、世界的、时代的，又是中国的、民族的、现实的，它的形式却必须为中国人民所乐见，否则无法发挥对于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指导作用。这就有了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这是通过批判实现的结合，这是由于结合而实现的双向创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深深地植入中国的大地，获得难以动摇的巩固地位。
哲学生命的永恒：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一个长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它证明，现代生产力的不竭发展将创造出一个人在自己必然性面前获得自由、人在社会必然性中成为主人的美好天地。这不仅是伟大的价值理想，而且指明了一条从现实通向未来的实践之路。
结语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逻辑之集
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认识中国、认识世界的认识史，也折射着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全部实践史。历史的成果必定在逻辑上积淀成为体系。列宁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它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注：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第77页。）中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也是这样的“历史的总计”。
依据我们所作的历史分析，本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之实践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释体系，必须贯彻如下的原则：
以实践论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唯一地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需要的、在诸多哲学思潮的竞争中赢得了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就其文本原意和在中国实践中发生指导作用的理论原则而言，均为、也只能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从抽象到具体地演绎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必须由实践的反映论进展到辩证的评价论更进展到现代的规范论，从而在其中贯彻实践的观点和原则；在整个体系上，必须从实践论的世界观进展到认识论再进展到历史观；从而完全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
把实践论和人论内在地统一起来。它一方面致力于把握实践的客观条件，开辟历史的前进道路，着力揭示实践的指导规律和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确认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发展人的主动精神，超越人自身的局限性，实现人的解放。二者在实践的人学和人的实践学的统一中得到结合。在这里，真理论和价值论都得到新生并在相互联结和作用之中，得到科学的论释。
在同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同一的意义上全面阐释辩证法。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它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实践的三阶段——社会革命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改革开放阶段之中，分别展现了自己的各个方面、各种规定性，我们有了全面论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条件，也应当作出这样的全面论释。
历史、现实、未来在我们的宽广视野中构成统一过程。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力，展现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判断，给人民以前进和争取胜利和信心；保持对人类未来的崇高理想，给现实以价值引导。
在科学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积极整合现代哲学的优秀成果，充分肯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的基础上，形成既有时代气息又有中国文化气质的话语系统。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认识论论文; 毛泽东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