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析伊拉克战争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伊拉克战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改变世界秩序的一次试探
伊拉克战争已基本定局，萨达姆政权崩溃，美英联军对整个伊拉克实行军事占领。但是，这次战争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远未揭示出来。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美国超越联合国体系、以单边主义改变世界秩序的一次试探，是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政治”制度、强行改变某个国家政权的一次实验，是美国以高科技武器和信息化指挥控制系统进行“先发制人打击”、检验美国新军事革命成果和新军事理论概念的一次演习。尽管美国没有达到它的全部目标，但是它朝着这些目标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与这些目标相比，“倒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第二位的目标，甚至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借口和掩饰。美国在军事上以很小的代价、很短的时间赢得这次战争，在政治上却遇到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经济上也承受着巨大的负担。总体上，美国的得失是“五五开”。这样的结果并不足以改变美国既定的单边主义方向，却使美国决策层认为，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框架得到了主客观条件的证明，经过一定的修正后可以继续推行下去。这个趋势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二、美国与欧洲的裂痕长期化、复杂化
在政治上，这次战争的最大后果是美国的盟国体系、主要是美欧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法国、德国、比利时以及俄罗斯公开站在美国的对立面，成为反战阵营的领军主力。甚至还有美国的两大邻国加拿大、墨西哥也和美国划清界限。这不仅使美国在外交上陷于极其被动的尴尬局面，在政治上使这场战争的合法性无法得到联合国授权的保证，而且在经济上难以与盟国分摊战争及重建的巨额财政负担，甚至在军事上也打乱了美国的力量部署和时间表，增加了战争的难度。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要素之一的北约，在关键时刻不同美国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反而成为美国的最大绊脚石。这是美国主战派始料不及的。美国把欧洲国家分为“老欧洲”和“新欧洲”，在欧盟内部制造分裂，更使美国与欧洲的裂痕长期化、复杂化。
美欧关系的深刻变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进程。冷战结束，华约解体，北约就已经失去了战略目标。经过90年代的北约东扩，特别是“9·11”以后俄罗斯事实上成为北约的一部分，促使北约从军事集团向政治机构转变。美国力图把北约的军事力量用于欧洲以外的地区，同北约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相背离的。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四次局部战争都显示了美国与欧洲盟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渐行渐远。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得到欧洲盟国的全力支持；科索沃战争使欧洲国家认识到美国与欧洲的利益并不一致；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几乎不需要欧洲的参与；这次伊拉克战争则使美欧矛盾公开化。即使战争结束，美欧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的分歧仍难以弥补。甚至战争中的紧密盟友英国在重建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上也开始疏远美国，采取与法德接近的立场。
美欧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法德等国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危险性有相当明确的认识，这次战争是在世界秩序的根本走向上的分水岭；法德等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它们同伊拉克的大量合同，加重了欧洲对美国控制中东能源前景的担忧；美国担心欧元最终将部分取代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欧洲担心美国对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无限制打击使欧洲成为极端恐怖势力的报复对象，等等。这些分歧又由于东欧国家的亲美倾向而导致欧洲内部的离心倾向。前东欧国家和部分独联体国家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支持美国，部分是为了加入北约；却造成它们加入欧盟的障碍。由于美德关系的变化，美国可能将驻扎在德国的部分军力转移到东南欧，把这里作为在中东、高加索和中亚未来军事行动的前进基地。这种转移将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也使美国同法德等国的战略分歧地缘政治化。
“大西洋两岸的分裂”(A Divided Atlantic)实际上在90年代末就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战略家认为这是对21世纪美国的最大挑战。从历史趋势看，美欧关系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某种程度上类似60年代中苏分裂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打击。苏联东欧解体后，西方阵营的分裂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采取一种渐进的、量变的形式。伊拉克战争只是使这种分裂的速度加快并提前到来。今后美欧关系将进一步朝着离心的方向发展，而且将分化为四种关系的组合即美国与法德、英国与法德、西欧与东欧、欧盟与俄罗斯。美国如果一意孤行，并且对德法进行报复，将使自己陷入与旧盟国无休止争斗的旋涡之中；反之，如果听任欧洲加强联合，在法德带领下远离美国，则美国的霸权体系将从根本上受到削弱。
三、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政治版图出现新的格局，美国将为此长期地投入战略资源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使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结构发生“中间塌陷”，即激进派中东国家阵营被一个由美军控制的伊拉克割裂。叙利亚和伊朗都面临腹背受敌的境地。沙特阿拉伯也遇到来自北部的巨大压力。阿拉伯国家将进一步分裂，除了海湾地区的几个小国以外，伊拉克也加入到中东的亲美派阵营中来。美国为了进一步打击和削弱反美派阵营，将继续扩大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和裂痕。阿拉伯国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内部争斗将更加激烈。阿拉伯世界在伊拉克战后不是更稳定了，而是陷入长期的动荡和危机之中。
问题是冲突的根源远远没有消除，而且增加了新的冲突因素。其中包括伊拉克内部的各种力量争夺权力和相互报复将持续不断，甚至可能演变为一场内战。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原来的反对派和复兴社会党之间、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各派军人之间和不同部落之间都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性。美军对这些复杂矛盾难以控制，况且面临多种武装力量残余的袭击。而美国扶持的亲美政权在伊拉克国内缺乏民意支持，在伊拉克充满反美情绪的情况下，这个外来的“民主政权”很难实施有效的治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积重难返，成为产生暴力的又一个根源。
伊拉克内部冲突和中东地区冲突交织在一起，使该地区的战乱可能扩大化和长期化。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土、伊两国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可能失控。如果美军撤离伊拉克，不能排除土耳其军队进占伊拉克北部的可能性。叙利亚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下一个遏制目标。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目前状况下，很难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但是对叙强化外交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制裁、舆论丑化等冷战手段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种强大压力必然造成中东地区新的紧张形势，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中东力量结构一触即溃。美叙紧张关系必然影响到巴以和平的进程，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基斯坦激进派都可能为了声援叙利亚而对以色列发动新一轮恐怖袭击。伊朗虽然力图避免卷入伊拉克战局，但是，伊拉克内部的教派争斗如果激化，伊朗也难以自保。而且美国早已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家”，对伊朗的监控和渗透是中东美军的主要任务。沙特在这次战争中与美国划清界限，使美国对沙特的真实面目更加怀疑，美沙关系的潜在裂痕已经公开化。叙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正在寻找相互支持的某种形式，一旦形成三国轴心，则迫使美国对其中一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伊拉克战后的形势对美国实现既定的中东战略目标造成严重的困难。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构想，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至少包括：防止极端势力与先进技术的结合（即解除它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现中东的民主化改造（摧毁类似萨达姆政权），进行反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战”（控制中东的意识形态），必要时美国单独实行“先发制人打击”（可能是一系列打击目标）。这些目标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阿拉伯的复仇意识可能转变为对中东亲美势力的全面报复，如果美国坚持要在中东进行一场“改变政权的民主革命”，则可能长期陷入中东的政治旋涡而不能自拔。但是，如果美国放弃这些目标，则可能前功尽弃。因此，在伊拉克的军事胜利是短暂的，而战后的中东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战前有增无减，很可能证明美国在政治上是失败的。
四、美国企图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性质
由于美国绕开联合国擅自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而且独揽伊拉克重建的领导责任，从而破坏了它长期倡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在联合国体系内丧失其领导者的信用，联合国已经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束缚。而美国在“9·11”前后争取到的两个“准盟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没有站在美国一边，使美国改造联合国的计划难以推出。
伊拉克战后美国在联合国体系内遇到进退两难的困境。其一是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证据迟迟未能找到。美国动用几千名专家直接在伊拉克现场核查，抛弃联合国核查委员会。即使找到证据，也缺乏公正性。其二，在武器核查尚未结束，1441号决议未得到充分执行的情况下，美国就要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这种为所欲为的行径受到安理会的抵制。其三，美国一手控制伊拉克政权的企图，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尤其是欧盟（包括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参与对伊作战的国家）和阿拉伯联盟的反对立场比美国在开战之初遭到的阻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四，德法俄的政策协调更加频繁。俄罗斯在三国峰会后改变免除伊拉克债务的决定，就是三国对美国扶持下的伊拉克政权不予支持，公开挑战美国独霸中东。其五，美国已经暴露出全部独吞伊拉克重建“红利”的贪欲，其排斥联合国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独占在伊拉克的政治经济战略利益。因此，由美国还是由联合国在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关系到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合法性，关系到中东秩序由谁来安排，关系到联合国将成为世界治理的核心机构还是走国联的老路被少数强权阉割成为废物。对伊拉克重建的主导权争夺将持续较长时期，战时的矛盾不会结束，却会在战后更加激化或扩大化。
美国不会听任联合国对自己的如此牵制，它必然设法改造联合国或者摆脱联合国。改造思路之一是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以此作为对法国用否决权制约美国的报复。但是这阻力很大，不易实现。改造思路之二是扩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国范围，将日本、印度或波兰等纳入常任理事国名单。但是这也需要相当复杂的秩序和较长的时间。改造思路之三是建立新的全球安全组织，以美国确定的威胁来界定新的安全构架。这种改造等于是重建联合国，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能性。改造思想之四就是修订《联合国章程》，使之有利于美国的单边行动。这也难以得到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上述改造联合国框架的构想看来都难以实现，从长远看，美国只有摆脱联合国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处理全球事务。
这就是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重新定义国际关系的性质”的涵义，即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重新建构国际体系。按照目前美国的思维逻辑，以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威胁和打击目标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建立联盟(COALITION)的核心与外围；经过若干次的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盟国(ALLIANCE)以取代旧盟国体系；以新的盟国体系为基础，改变联合国内部的力量对比或者扩张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当然，这是美国一相情愿的蓝图，但是，它毕竟反映了美国的力量膨胀，并在一些战略要点取得突破，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的企图。换言之，伊拉克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将从“不允许出现对美国单极地位的挑战”转变为“不允许出现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挑战”。
五、伊拉克战争显示未来的战争形态
这次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新军事理论的一次实验，反映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已经从沙盘演练进入到实战应用。这场战争对于预测21世纪新的战争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军事革命也会对国际关系的形式和本质变化发生重要影响。
这次美军的作战，“先发制人打击”和“不接触作战”是两个基本指导思想，具体表现为“暂首行动”和“震慑行动”。通过摧毁敌方的中枢指挥系统和毁灭性打击对方战略价值目标，达到提前瘫痪伊拉克有生作战力量的目的，把美军的伤亡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美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配合相当完整和灵活，从不同层次上实现总体的作战目标。在战略上制造有利环境的能力，即使在北方战线拖延开辟的情况下也能造成对巴格达的包围；在战役上集中力量投放，形成制空权、制海权、制陆权、制信息权的“全维优势”；在战术上采取强势进入、直达核心地区、果断占领巴格达等速决速胜方式。尽管美国由于外交上受到牵制而拖延了开战的时间，但是这也使美国得到更多准备和修订作战计划的时间，使美军在实际作战中避免了更大损失。
这次战争美军投入的兵力只有第一次海湾战争的2/5，作战时间只有第一次的1/3，而地面作战空间却是第一次的20倍，体现了美军从20世纪机械化作战到21世纪信息化作战的转变。美军在这次作战中使用的精确指导武器相当于海湾、科索沃和阿富汗战争的数倍到10倍以上，绝大部分伊拉克军队是被密集性轰炸消灭的。美军利用全球定位系统和各种探测器，建立了全方位、全天候的信息情报侦察系统，形成单方面的“战场透明”。而伊拉克军队的通讯指挥系统则完全被摧毁，军队得不到指令、各部分失去联络的现象非常普遍，成为“聋子”和“瞎子”。这是伊拉克军队无法持久抵抗的根本原因。美军在作战中采用了高度整合的联合军兵种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降师、机械化步兵师、数字化步兵师和各种特种兵单位结合，机动性极强，快速推进，形成“精确打击的闪击战”。特别是空地作战一体化的火力优势，使美军可以较少的兵力突破并战胜伊拉克的大规模集团军。而伊拉克军队根本没有空中力量，也没有视距外的作战能力，因此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非接触战争”。
总体上看，这次伊拉克战争美国采取的是大兵团推进的“传统战”、精确打击的“非接触战”和特种部队的“贴近战”相结合的作战形式。以“非接触战”为主，以大兵团作战为辅，并向“贴近战”转变，是这次作战的特点。传统作战对战场的要求是“知己知彼”，预警的时间比较长；非接触作战的战场要求是“单方面透明”，预警时间很短；贴近作战则是进入“未知战场”作战，在作战过程中了解对方，几乎没有预警时间。三者结合的发展方向是以小型作战单位为主的精确打击，这将由陆海空一体化特种部分、极强的火力打击、极透明的战场形势判断和极灵活的C4I系统之间的高度整合，在短时间内摧毁敌方指挥中枢和战略价值目标，伴之以信息战和心理战，实现“攻心在前、攻城在后”的战役目标。
美国的新军事理论是在冷战结束后十几年间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甚至在越南战争后美军就在寻找新的作战形式。这些新的作战概念必须由高技术的新军事革命所支撑，反映了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的作战特点的根本差别。这套理论、概念和战术在伊拉克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实战检验，因为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是，美国也没有把它的作战理论完全展开，例如数字化步兵师尚未投入作战，各种新型的非常规武器并未全面展现，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完全没有出现。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同一个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作战，其战争的残酷程度将超过这次伊拉克战争许多倍。
伊拉克战后，新一轮军备竞赛将在更大范围内、更高水平上展开。发展精确制导打击力量和高度一体化的C4I（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侦察情报系统）将成为各大国军事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积极购买先进武器系统成为各中等强国竞争的目标。追求不对称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手段将成为一些反对美国的小国选择。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将主要转移到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和外层空间武器系统的扩散领域，一大批军民两用的敏感技术也可能包括在防扩散范围内。这种军备竞赛的后果将是“威胁扩散、冲突扩散、先进武器扩散”的恶性循环。这可能是伊拉克战争对世界和平带来的严重威胁之一。
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必然更快地推进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美欧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将加深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分歧和摩擦。一部分中小国家（特别是东欧和中亚国家）将进一步倒向美国，以取得新军事装备或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搭便车”。另一部分与美国积怨甚深的中小国家可能选择恐怖主义的报复手段，美国准备“先发制人打击”的名单将会更长。
由于伊拉克战争没有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安全，而是造成更多新的不安全甚至威胁，美国扩大军事开支的势头将一发不可收，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军事化的趋向。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刺激美国经济迅速复苏，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投资能力并没有得到消化，美国经济还将呈现低速爬行之势。相反，军工企业一支独秀，造成股市资本向它们的盲目流入。更多的政府定单和武器出口定单，和更多的股市资金流入，将造成美国军事工业的畸形繁荣。从长远看，这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与世界和平绝不是好的预兆。即使从近期看，美国政府扩大军费开支同减税政策结合，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股市不利导致资本项目赤字如果同时出现上升曲线，那么美元贬值的趋向将更加明显。这又将增加美国的国际债务和削弱国际收支能力，同伊拉克战后的美国国际义务相比较，这将形成尖锐的不对称。而美元的相对弱势就是欧元的相对强势，两种主要货币的强弱地位之争无疑对已经存在美欧分歧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除非小布什政府对其财政政策在短期内作出重大修正，否则“赢了战争、输了经济”的命运可能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