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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1）02－0005－14
“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是周恩来逝世时郭沫若的悼念诗句。30多年过去了，敬仰周恩来的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仍是波涌迭起，涛声依旧。关于他的回忆文字连年未断，研究著述数不胜数，影视作品屡屡火爆。他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是不朽的。
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了更多歧见。有歧见不是坏事。这样一个大千世界，文化传统殊异、意识形态对峙、人生经历不同，价值观念分歧、认识方法相左……对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见仁见智，不足为怪。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也可促使人们作深入思考，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周恩来。
最近，我翻阅了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有的书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分析相当独到，但是那种非议周恩来的倾向相当突出。这样的著作专捡周恩来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说事，专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非阳光心理或“阴霾”心理的分析（主要从个人之间的恩怨荣辱、利害得失，还有施展权谋之类来分析思想决策和实践活动），专门漠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对周恩来的特殊影响，因而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那种解读难以认可，对周恩来历史作用的评析不能苟同。
毋庸隐讳，我一向十分崇敬周恩来，可以说是“褒周”的。但从研究历史人物言，也希望能摆脱情感因素和以往的思维定势，尽量客观地、理智地看待一些问题。很遗憾，这样的著作未能使我获得这种教益；相反，有些话骨鲠在喉。这里，归纳了几种说法来进行辨析，以求教于同仁。学术研究，各讲各的道理，能切磋更好，不能形成共识也没关系，求同存异，让历史去检验，由人民去定论。
一、“愚忠说”辨
“愚忠说”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周恩来有无“愚忠”问题呢？毫无疑问，有的，但要作具体分析，尽量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分析。既要对“忠”作分析，也要对“愚”作分析。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1]721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对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最后话别。如果讲“愚忠”——实乃支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忠”，这是其“忠”的思想的首要的、基本的内涵。他之所以能始终不渝地“相忍为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在于他坚守了这一点——对党、对人民“既忠且精”！这样的“愚忠”应称为“精忠”，令人无限敬仰，也正是“周恩来精神”之真谛所在。
当然，在周恩来的“忠”里，也包含对党的领袖的“愚忠”，有守“君臣之道”的味道。这在非常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甚为突出（因为“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发生了封建性的扭曲），是其“忠”的思想的消极成分。为什么在共产党内，到了社会主义现阶段，还会有这种封建色彩的东西呢？最主要的是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党为反对封建主义，还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并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另一方面，长期的封建思想也会影响到党内，这不是短期能消除的，何况在相当长时期没有讲反封建思想问题。人们通常以为，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封建思想的影响会随之消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情况远非如此。一则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影响的滞后性、顽固性会延续相当长时间，没有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时间是解决不了的；再则，对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包括儒家学说也要具体分析，不全是糟粕，也有属于优秀传统文化并融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脉的内容。对糟粕要抛弃，对精华要继承和弘扬。但糟粕与精华不是天然地分为黑白两半，只需取白、弃黑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作思辨的剖析和剥离，且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即此时被视为糟粕的，彼时可能就是精华，将其加以区别不那么容易。因此，对社会发展的现阶段还存在着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乃至深厚影响不足为奇。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在党内产生“愚忠”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使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个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毛泽东晚年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是在党内产生“愚忠”思想的现实土壤。
对于周恩来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不二心；在延安整风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这不只是他一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思想才在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甚至还发生争执，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在后期一再遭受疑忌的时候，周对毛的忠诚也没有丝毫动摇。这既与他从小所受的传统教育的深刻影响有关，更与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的迷信有关。这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毛产生“愚忠”的历史根源。不过，周对毛的“愚忠”（由于两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比其他人更为突出。这样，一方面，在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正确和比较正确时，他也跟着正确和比较正确；另一方面，当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时，他也不能不执行。这里面，有没认识到的，也不排除认识到而去“违心”地贯彻执行的。这是周恩来的悲剧。有如前述，产生对领袖个人的“愚忠”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2]333既然如此，若是客观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不是说，毛、周两人的关系没有这一面，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结为此。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毛泽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恩怨、权谋之类，不能说在党内没有影响，但绝没有主导党内的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仅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为这样，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过程中，尽管遭受过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挫折，但它仍然坚如磐石，没有分崩离析。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之后，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从而使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灿烂前景。——怎么来解读这段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革命精神，不讲团结关爱……一言以蔽之，不讲共产党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或许有人会讥讽，这不是那些大道理吗？不错，是大道理。中国共产党就是由先进的思想理论（即大道理）武装起来的，不讲大道理，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和今天的局面呢？！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讲大道理，而在于讲什么样的大道理和怎么讲大道理。要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讲科学的大道理，并科学地讲大道理，用大道理管小道理、总道理管分道理、正道理管歪道理。共产党的浩然正气就在这里，共产党的精神支撑就在这里。研究党的历史，要从大处看问题，要有大视野，要有大局观。这样，才能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线，从而正确地说明党的历史。
前面强调对“愚忠”作具体分析，也就是旨在要弘扬共产党的正气，坚持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观念。像周恩来这样的共产党人，凡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的仁人志士，都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否则，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创造奇迹般的历史。这就是说，在否定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批评对晚年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的同时，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无限忠诚——“精忠”，还是非常需要坚持和弘扬的。时下，在党内存在的所谓“信仰危机”、信念动摇，不能不说与缺乏周恩来那种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坚定、执著的“精忠”有一定关系。对党、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无限忠诚，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这种核心价值观念。
二、“帮凶说”辨
“帮凶说”是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一种评论。我所以不赞成这种评论，因为首先有个如何看待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十年浩劫使党和国家遭受巨大破坏，广大人民群众遭殃受罪。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已形成共识。这是就结果言。但是也不能不全面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发动起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就毛泽东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无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也可以说是多元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他错误地认为要“反修防修”，使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他要打倒的那些领导人——也是人们所敬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被错误地认定为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所谓“修正主义者”，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使那些被打倒的领导人，还有大批领导干部及其受牵连的各种人，遭受了灭顶之灾，整个中华神州“天下大乱”，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这是晚年毛泽东的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又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分析的，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错误的同时，还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四人帮”进行的重要批评和揭露，为后来党顺利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正确地对外政策，使我们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等。“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所以《历史决议》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30多年的历史证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尽管以后可能还会对有的具体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但改变不了这个大是非和总结论。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尽管很严重，但若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使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元凶”之类说法，那是绝对错误的。既然如此，讲周恩来是“帮凶”之类同样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经过历史的沉淀，比较各种说法，还是《历史决议》、邓小平和陈云对周恩来的评价站得住。《历史决议》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2]348陈云说得更直接：“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3]《历史决议》和邓小平、陈云对周恩来的上述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公道之论，深得党心、民心的认可。16年前，我在撰写《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一文时，曾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过比较展开的论述，实际上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我以为，那些认识还是讲出了一番道理的。
所谓“帮凶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充任领导者、决策者；周恩来具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他一是帮助制造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难辞其咎；二是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中和制衡，“文化大革命”早就破产了，不可能拖达10年之久，因而，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乍听起来，这种观点似有“道理”。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际，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仅仅单凭抽象的逻辑推理，是难以得出科学结论的。研究历史，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那种艰难处境下所发挥的那样难得的作用，不给予充分的肯定，还要去大加挞伐、刻意贬损，那历史还有何是非、公道、正义可言？！面对那些中伤周的言辞，我，还有与我同样崇敬周的人，不能不为他进行辩护。但我首先申明：我并不认为周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错误，没有瑕点。邓小平讲的那两个“好多”——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对周恩来的错误、瑕点，其批评相当不轻了。对周恩来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经手批示和处理过的错案，都属于这两个“好多”之列。我，还有持我一样观点的人，同“贬周”论者的分歧在于：对周恩来的错误作如何分析，“上纲上线”到何等程度。我不赞同“帮凶说”，具体讲来：
第一，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狂暴作法，对他的错误根本谈不上“助纣为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同绝大多数人一样，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回首40多年前的历史，有几个能拍胸脯，敢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先觉者极少。毛泽东本人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的，还要偏偏去发动。事实上，他至死都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的，最后也只承认有三分错误，直到撒手人寰时还认为这是他一生有功于中国人民的两件大事之一。周恩来最初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也不理解，要求自己“紧跟、紧学”，努力理解。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暴烈、疯狂和残酷，并努力加以约束和克服。林彪事件之后，他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虽然可以说实际上是一次拨乱反正，但也只是就当时认识到的具体问题而言，而他本人则从未想到要从根本上去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既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疑问，更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认识。对于“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全党来说，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了《历史决议》才形成的共识。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除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以及那些触犯刑律者外，就绝大多数人而言，被卷入进去都不能说是参与危害国家、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所谓“帮凶”，即帮助行凶作恶者，从政治层面而言，周恩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从法制层面讲，周恩来与那些事根本不沾边，因此，何论“帮凶”呢？！毛泽东不是商纣王，周恩来怎能“助纣为虐”呢？！就他说过的错话、办过的错事、经手批示和处理过的错案而言，并不像一道加减乘除的算术题那样简单，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背景，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怎么不去对上述问题逐个地做具体分析，弄清原委，而武断地扣之以“帮凶”罪名呢？！显然，这不是郑重的、科学的态度。至于说在延安整风运动的1943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有的与会者曾批评周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而周在检讨中也承认了这个说法，那乃是会议过程中过火的批评和过高的“上纲”的偏向，不足为据。其实，周在检查时作过辨析。他认为应对犯过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的品质作具体分析。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群众都不够格，但许多人具有革命者的品质，对敌斗争勇敢，不怕牺牲，能联系群众，这些都是需要的；当然，仅此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提高理论认识水平。他还认为：对宗派问题要作分析，一类是仅有宗派观念的，一类是一时有宗派行动的，一类是有政见和组织行动的，不能笼统而论。整风会议后期纠正了这种过火批评的偏向。在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就只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而没有再提宗派问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完全拥护。对于周恩来而言，当然也就不存在“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这个恶名了。“帮凶说”拾起几十年前的那种不实之词，继续重复对周恩来进行错误的指责，能说是与周为善、秉笔直书吗？
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是中央文革，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的地位远在周恩来之上。因此，简单地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不符合历史实际。当然，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但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贯彻、执行、做法。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文化大革命”是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存在“造乱”与“治乱”的斗争。周恩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则是不断约束“造乱”，努力“治乱”，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呕心沥血。别的姑且不论，就保护老干部而言，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保护，如那些老干部本人所讲的：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对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所进行的“解放”工作，则如叶剑英的打油诗所描述的：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如果要说周恩来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执行者的话，他所起的上述“三个为”的作用是主要的、根本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国务院被称之为“旧政府”，他被冠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帽子。对于周恩来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对其有的满意，有的则很不满意，甚至认为周是反对他搞“文化大革命”的。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像周恩来这样违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努力“治乱”，还说成是“帮凶”，那么处于他那个位置，怎样才不算“帮凶”呢？这种脱离具体历史实际的逻辑太不近情理，也太难为普通老百姓所认同。
与此相联系，还有一种“双重角色”论，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中，充当了执行者和补救者的双重角色。这种说法看似全面，实则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因而成为“帮凶”说的一个理论根据。在写建国后党的历史即中卷稿时，龚育之与我曾经分析过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和两个侧面问题。拿10年“文化大革命”来说，就毛泽东的指导思想言，其错误的发展趋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任何涉及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他都不能容忍。他反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他的认识又有两个侧面。一个时候这个侧面占主导地位，过一个时候另一个侧面占主导地位。随着他对形势的认识和某些事件判断的变化，其指导思想两个侧面的主导地位也随之转换，从而10年“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进程不断发生反复。这里，不能简单地用权谋之类来解读。既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侧面，那么贯彻执行他的指示无疑存在两个角色。对于周恩来言，他所处的那个地位，无疑也要贯彻执行，但他既是被动的，且主要是约束“造乱”的“治乱”，故被“四人帮”一伙讥讽为到处灭火的“消防队长”。因此，周恩来充当的角色，是与林彪、“四人帮”集团针锋相对的“治乱者”。凡是经历过“天下大乱”那段历史的，都很清楚，这两个角色是分别以他们为代表的两种力量充当的。既然周恩来的基本角色是“治乱者”，而不是“造乱者”，那么，怎能说他扮演了“双重角色”呢？！他尽管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对个别错案没能处理好，但说不上是“造乱者”，因此人民原谅他。“双重角色”论，实则在抹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上述“三个为”的主要作用。这是不公允的。
第三，周恩来是否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也不敢苟同此论。一则这是假设推理，缺乏历史依据。研究历史只能从真实的历史出发，而不能从假设推理出发。“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际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存在和所起的“治乱”作用，减少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减轻了历史的灾难，而不是延长了历史灾难。这是“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有目共睹的。上面引述陈云讲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道出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二则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和这样一段较长的重要历史，发生在我们这么一个大党大国，既有“造乱者”，就会有“治乱者”；既有发动者，就会有抗争者。在那时，即使没有周恩来，也会有“李恩来”、“张恩来”，发挥抗争、治乱的作用。人民所拥戴的周恩来不过是抗争、治乱力量的代表而已。这种力量只能发挥减轻历史灾难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所谓“延长历史灾难”的说法，完全是虚幻的。三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最初设定的时间是三个月、半年，以后又说一年。但这样全国性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如同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造乱”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治乱”的工作接二连三，难以收拾。“治乱”干什么？就是为了减少损失，减轻灾难，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既然如此，它怎么会成为延长历史灾难的“帮凶”呢？延长历史灾难，主要是“造乱”力量所为，而不是“治乱”力量的作用。所以，“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去世而结束。只是在粉碎了“四人帮”这股“造乱”力量之后，才事实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实在有悖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四则“延长历史灾难”论是以期盼“文化大革命”早点结束、改革早点开始而立论的。但是按照此论的逻辑，应当是使“文化大革命”越乱越好者有功，因为这可以使“文化大革命”早日结束呀，但谁能赞同这种观点呢？！显然，立论的愿望是好的，但立论的逻辑是荒唐的。这是将历史简单化的必然结果。再则，即使“文化大革命”早结束了，是否就有今天的改革呢？不一定。人们说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是因为10年“文化大革命”使原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再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三、“伪君子说”辨
“伪君子说”是“贬周”论者又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周恩来是“大奸若忠的伪君子”，“表里不一的两面人”。这涉及对周恩来人品的看法，而周恩来的人格品德又恰恰为世人所景仰。因此，“伪君子说”，实际上旨在从根本上摧毁周恩来的形象。
应当怎样看待周恩来是否“伪君子”、“两面人”问题呢？
首先，从周恩来的出身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看，不存在这个根基。
——他出身于衰败的但仍被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文化氛围所笼罩的封建士大夫家族。他的性格深受遗传基因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他的生母慈祥、温柔、善良、大度。他的嗣母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不能不打上深刻烙印。
——他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使他在沈阳求学时就怀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十分注重道德修养；随后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南开学校也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他在作文中“论名誉”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名誉，将其视为“人生第二生命”，决不能存某种“邀名之心”，要时刻以正义来权衡。“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其实事，虚声盗世，炫世炫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① 他在南开毕业时，《同学录》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他不仅在求学时期严以律己，注重诚信；实际上，他一生都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43年11月，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严格剖析自己的思想，检讨参加革命以来的缺点错误时，仍然指出：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1972年9月，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之际，他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这既表明了他作为政治家奉行的诚信原则，也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修养信条。对于周恩来而言，所谓“大奸若忠的伪君子”、“表里不一的两面人”，与他的人生准则风马牛不相及。他的光辉一生表明，他是做人的“大忠”的典范。如诺罗敦·西哈努克所言：像周总理这样高尚品德的人，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4]11
第二，从周恩来的革命操守和党性修养看，始终不齿于这种背离共产党人道德的“伪君子”、“两面人”作风。
——周恩来在做青年学子时，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要为中华之崛起读书，要为中华腾飞世界奋斗。他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考察过日本和欧洲的政治发展，经过对各种学说的推求比较，最后选择信奉马克思主义、献身共产主义和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自此以后，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地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并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终身座右铭。
——在党内，他以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党性观念极强，不搞宗派，不拉山头，善于与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高度重视和努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著称。在党内斗争中，他从来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与人为善，循循善诱，开诚布公，实事求是，使被批评的同志感到温暖可亲，是认真贯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达到新的团结的模范。因此，他深受党的各方面干部的拥戴。毛泽东曾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是表里如一的真君子，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
第三，从周恩来同反动势力的斗争看，始终立场坚定、大智大勇，不存在“大奸”、“伪君子”、“两面人”问题。
——还在五四爱国运动风暴中，他就指挥游行的数千学生同天津反动军警坚决斗争，被捕羁押半年。在监狱，不但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成了他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理论的课堂，开始了思想转变的“颤动”和飞跃，成为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起点。
——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回顾历史写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② 毛泽东也肯定他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
——在1972年6月作“六次路线斗争”报告（即《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时，尽管作了过头的检讨，但讲对敌斗争的情况时，却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态度。他说：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
——在1973年底，当江青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污蔑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时，一向很少发火动怒的他（何况癌症已在扩散、身体已很虚弱和疲惫），对江青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前面引述的他在上手术台前所言“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之后还有一句：我不是投降派！那里所论的“愚忠”，已说明他的大节大义，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因此，所谓“大奸”、“伪君子”、“两面人”这样的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栽不到周恩来身上的。
第四，从周恩来长期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看，始终坚持推诚相见、肝胆相照，从不做表里不一的两面人和伪君子。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伟大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既有深刻的理论论述，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和守则，强调要有坚定的立场和谦诚的态度；要重实际、重信义。
——他的诚信深为与他接触过的人敬仰。在重庆见过周恩来的蒋经国评论说：周恩来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③ 确如蒋经国所言，周恩来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在抗战时期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与他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是在1932年制造“伍豪事件”陷害过他的重要特务头目张冲。不是冤家不聚头。但周恩来虚怀若谷、雍容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以坦诚态度尊重对方的“党见”，既坚持立场、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和而不同，使对方逐渐改变对共产党的偏见。谁能想到，经过几年推诚相见的谈判，昔日仇敌居然成为“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的知交，“由公谊而增友谊”。[5]他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交往，都坚持谦诚相待，肝胆相照。许多敬重周恩来的人对这一点感受极深。民主同盟领导人史良说：周恩来“诚恳待人的作风，是我们要以之为范，师式永久的。”工商界巨子古耕虞说：我从一个资本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还有的说：“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④ 这些评论，充分说明周恩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
第五，从周恩来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求真务实，反对虚假浮夸作风，所谓表里不一的“两面人”和“伪君子”，与他风马牛不相及。
——还在青年时代，他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作风。
——作为开国总理，他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他是反冒进的主角，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搞建设做计划要考虑国家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对那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指标不要乱提。他反对急躁冒进的努力尽管受到严厉批评，但是经过“大跃进”的灾难之后，毛泽东仍然肯定了他主持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认为大部分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⑤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时期，他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贯彻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为使国家的经济尽快好转、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而殚精竭虑。鉴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危害，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套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他在1963年学习雷锋的题词中，特别突出了要学习雷锋的“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也正因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所以，他的工作作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不允许有半点马虎。这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赤胆忠诚。如国人所公认的：他是实事求是的伟大榜样。
第六，从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国际活动看，始终坚持党、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从不拿原则做交易，也不玩政客手腕，既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又通情达理、真诚待人，形成独具魅力的外交风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基辛格评论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他非常坦白、非常诚实地向我解释，中国的高级领导是如何想的。他明白，要同对方达成某项协议，“就必须互相之间非常理解、非常诚实、以诚相待。所以他在和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态度。”如果我有问题去找他，他可能给我解决，可能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但总是认真地听取我的意见，并予以答复。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人”，中国人民把他“看作是中国很多优秀品质的代表”。我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但是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6]——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周恩来“是一位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对世界来说，他“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⑥——印度外交部亚洲司前司长白春晖说：“世界上有许多十分伟大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只有一个。”[4]12
以上从诸多方面对周恩来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活动进行了分析，不难看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称周恩来为“大奸若忠的伪君子”，“表里不一的两面人”，都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摇身“变脸”成了这样的人，下面将继续辨析。
四、“自保说”辨
“自保”说是对周恩来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一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评论。这种观点认为，周恩来历经中国共产党内一次又一次斗争而未倒，就在于他善于“自保”；他遭受批评，不断检讨是为了“自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是为了“自保”；他说的那些“违心”的话、做的那些“违心”的事，也是为了“自保”。换言之，周恩来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保”、善于“自保”；“自保”塑造了周恩来，“自保”成就了周恩来。它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所谓“愚忠”、“帮凶”、“大奸若忠的伪君子”、“表里不一的两面人”等等，莫不根源于此。
周恩来果真是这样的人么？否！他不是这样的人啊！
我们来看看周恩来在历史上的几次党内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情况吧。
首先，要重新认识党内的路线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是全面的，包括对党的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都重新认识了。过去讲党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讲党史，就是以路线斗争来贯串，将党史讲成一部路线斗争史。延安整风运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要说有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对党史路线斗争化产生了不好影响。建国后，这个影响越来越厉害。1972年6月，周恩来对高级干部讲的“六次路线斗争”，即《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1973年底，江青污蔑周恩来犯的所谓“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也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讲下来的。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开始改变这个认识。即一是党内有路线斗争，但不是所有的斗争都属于路线斗争，过去被认定为路线斗争的，许多都搞错了，不能算，要平反改正；二是不能将有丰富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不断斗来斗去的路线斗争史，路线斗争不是党史的主线，将党史变成路线斗争史不符合党的历史实际。这些年修订的党史努力贯彻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精神，在不断纠正过去对党史讲路线斗争的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和结论。因此，讲周恩来在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情况，既不能再以过去的陈年老账为依据，也不能对他本人在延安整风中和讲“六次路线斗争”时“上纲上线”的检讨揪住鞭挞；而应当与时俱进，根据新的情况来认识他在过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全面、科学的解读。
第二，应重新审视周恩来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情况。过去将周恩来说成几乎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严重错误，这是片面夸大之辞。其实，他与党的路线斗争有干系的主要是以下几次：
关于反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这称为“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并对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积极作用作了明确肯定，指出“六届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它对于停止李立三等的‘左’倾冒险计划的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7]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有调和妥协的缺点，但说不上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既然如此，周恩来的所谓“调和主义”错误也就不存在。讲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的情况，应否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予以新的说明呢，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周恩来遭受错误的批判后的心理分析，恐怕不能仅从消极一面作“自保”性解读。其实，他回顾那段历史，剖析内心世界所讲的“相忍为党”（不去申辩所遭受的不公正指责而继续埋头苦干、做好工作），更为根本的，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那种精神境界，是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的。
关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达四年之久，对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怎样看待周恩来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呢？过去长期将周恩来说成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这样的说法太片面化了。全面分析周恩来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
——周恩来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受益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受害者。在1931年初王明上台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被批评为犯了上述所谓“调和主义”错误，之所以被留在中央继续工作，不是因为他积极鼓吹和紧跟王明路线，而是因为他那无私的革命精神、出色的组织才干和协调能力，以及善于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谦和品格，使共产国际的代表和中共中央都感到他不可或缺。他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工作，与在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的“左”派是不一样的；再就其发挥的作用看，比过去小得多。此前相当长时间，他尽管不是“一把手”，但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在王明路线期间，他不再如此了。
——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的四年间，并不是事事都执行王明路线，犯了四年错误。他的许多工作，如指导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指挥中央红军粉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等，能说是执行王明路线吗？！这些是他的功绩。在这四年，若讲错误，主要是两条：一是在宁都会议上没有保住毛泽东，让其继续参与红军的领导工作；二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后参与中央“三人团”，没有坚决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致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严重损失，他有领导责任。对于这两条，也要辨析。先说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先是党权被削（临时中央在到达瑞金后，即将苏区中央局合并，他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不存在了），后是军权被夺（1934年1月，他从前方回瑞金，不再指挥前线战事），许多重大决策不再参与。在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成立的中央“三人团”中，政治领导由博古管，军事指挥由李德管，他只管督促执行军事计划。因此，他应承担的责任也只能属于这个层面。再看宁都会议。宁都会议尽管是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但他既不是“批毛”的主角，也不是“撤毛”的决策人，而且一直在为毛辩护，纠正对毛的过分批评，尽力说服后方中央局改变“撤毛”决定。其是非本来是清楚的。但讲“路线斗争史”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从延安整风起一直作非常沉重的检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于他的错误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在延安整风的特殊环境下和“文化大革命”那种非正常时期所作的“痛心疾首”的检讨，应设身处地给予理解。我们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检讨给自己扣上“罪该万死”者还少吗？平反之后难道还要斥责他们思想品质有问题、为了“自保”、“骨头软”吗？这样的拷问，不是有点像当年红卫兵的语言吗？！于情于理，都难以认同。仅仅以周恩来检讨讲的那些很重的自责之言和毛泽东对宁都会议的态度来解读毛、周两人关系的根由，会不会像从门锁孔里窥视大宅院，难以看清全貌呢？
——周恩来对于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长征途中系列会议的重要决策，对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次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周恩来对于这些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决策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主持召开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并决定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失利问题。他在遵义会议上主动检讨，承担责任，请求辞职，做博古工作，并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指挥红军战事。以后，他在苟坝和会理等会议上都为巩固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了巨大努力。因此，纠正王明“左”倾军事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周恩来是立了首功的。
回顾党史，讲周恩来与王明“左”倾路线的关系，不能仅仅抓住他的那几点错误而不计其余。只有说明这个全过程，对周恩来才是客观的、公正的。单纯地通过他的那些苛以自责的检讨来展现他的内心世界，既不可能认识其全貌，因而也难以科学地说明毛、周两人的关系。
关于与王明右倾错误的关系。抗战初期，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在主持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期间，推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给党的工作和敌后抗战局面的展开造成了损失。过去将此称之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没再上这个“纲”，只说犯了“右倾错误”，其主要表现概括为：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周恩来作为长江局的副书记，这样的错误无疑也都有份。但既然不属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性质，因此也说不上是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的第二次结合，并为教条主义宗派“打天下”等。其自责之词，同样不应作为剖析他的内心世界的唯一依据。
过去还将建国后的反冒进也算成周恩来的严重错误，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已不成立。不仅如此，反冒进集中体现了党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因而他是正确指导思想的代表。若论党的“路线斗争”，讲周恩来的错误，将“陈芝麻”、“烂谷子”抖出来，主要就这么一些。不难看出，这些都属于贯彻执行的工作错误，而非始作俑者的决策错误；属于政治觉悟、思想认识性的错误，而非政治品质、道德作风方面的错误；属于所谓“阳谋”，没搞任何阴谋诡计，没有任何宗派活动。“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些错误，相对于他为党立功、立言、立德的伟大贡献来比，不说微不足道，至多也只能算“一个指头”吧！
第三，如何看待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前已指出，邓小平讲的两个“好多”（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已经作了概括。为周恩来辩护，不是否定上述两个“好多”，而在于如何看待两个“好多”。分析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好多”的错误，特别是在保护干部方面发生的若干错误，我以为，首先要明确这样几点：一是“文化大革命”乃非正常时期，对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被扭曲的那种状况，应予以充分考虑。无视这个历史事实，就缺乏客观地分析问题的历史根基。二是在保护干部方面，周恩来在他所处的那个位置上是否尽了最大努力。这是评述他的历史作用的重要基石。三是周恩来对有的领导干部没保护住，是能为而不为，还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而无法为。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四是怎样认识周恩来的忍辱负重和保持晚节，他这样做是否就是为了“自保”为己。
下面对这四个问题逐一讨论。
——关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前已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由于他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使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获得崇高威望，在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政治遗毒影响下，对他的个人迷信逐渐滋长，他个人到了晚年将自己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大树特树起了个人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的重大决策，他只要自认为是正确的，就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坚决推行，决不让步妥协；即使成了孤家寡人，无非是“重上井冈山”。从这一方面说，他确有“君临天下”、“一意孤行”的作风。周恩来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跟许多人一样，一方面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决策，有一个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对有的决策即使认识到是不对的，也不可能直接冲突、公开反对。因此，毛泽东的一些错误决策，他要执行，包括处理一些干部的专案，他要根据毛泽东的意向签署意见。我赞同宋平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他说：“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如果不弄清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是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所以，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的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签了名，就简单作出结论。”他强调：“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8]宋平讲的既是研究方法问题，也是研究态度和研究精神问题。要对周恩来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一定要坚持历史主义，不能脱离当时特殊的历史的具体环境。那些非议周的著述正是缺乏这种研究精神和方法。
——关于周恩来对干部保护的努力。应当说，他是费尽心机，乃至用心良苦，对其能够保护的干部，作了最大努力。根据一些公开资料，我粗粗地列举以下几条：其一，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开列的保护干部名单，点名保护的虽然只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但受保护的对象却包括部长在内的几百名。其二，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到1966年底，他亲自批办保护的受冲击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达10多人。其三，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掀起后，将国务院各部部长三四十人安排到中南海，同时将各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二三十人接到北京安排在京西宾馆等地加以保护。其四，利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一节和国庆节上天安门等机会，安排受到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参加活动，以公开“亮相”方式，予以保护或“解放”。其五，1968年前后，安排几十位被打倒的老同志分别到8341部队进驻的几个工厂“下放劳动”，进行特殊保护；批准将某些干部（包括外地的）“关押”到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实则为更特殊的保护。其六，1969年春九大召开在即，除安排近20名原八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为九大代表外，还尽量增加九大代表中的老干部名额。其七，林彪事件后，着手落实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政策，对仍被监管的和已被“打倒”的，批示有关部门改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对已被迫害致死的，要求查明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问题。得到他亲自关照的，包括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达数十人。其八，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后和四届人大召开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逐个讨论“解放”被打倒的干部，不断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解放”了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同志，仅部队系统就“解放”了175名将军。其九，逐一审阅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的2000多人名单，增加一些领导干部和爱国人士的夫人。其十，直至1975年3月作第3次大手术前，还亲自审阅中央专案所管的670多名审查对象名单，赞同将长期遭到监禁的重要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予以释放，要求作结论不能过严。仅此10条，并非全部，也未作更精确的“量化”统计，但足以说明周恩来为保护干部殚精竭能了。对他作的这样巨大努力能视而不见吗？将这些搁置不论，能说是客观的、公允的吗？
——关于周恩来没保护住的领导干部的情况。当然，周恩来尽管作了最大努力，但有的重要领导干部确实没有保护住，或后来情况有变，没法再施保护了，如对贺龙。周恩来对他没有保护到底，跟着说了违心的话，附和做了违心的事，有错误，应负责任。但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应作深入分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革有那种特殊地位，怎么能要求周恩来保护干部不考虑他们的态度呢？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组织上讲，不考虑他们的态度，都失之有据。在那种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有那么绝对的权威，周恩来能不首先考虑毛泽东的态度吗？！他将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尚方宝剑”，对能够保护的干部都给予保护，以排除一切干扰，达到保护的目的。这何错之有？！他保护干部的确“非常小心谨慎”，讲究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但这有什么不好？！对于这样十分周到的处置，怎么还加以苛责呢？！最初，林彪、江青要打倒贺龙，毛泽东没同意，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来保贺龙，就没什么障碍。后来，毛泽东对贺龙不保了，这就置周恩来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想保，但很难了。因为不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而是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要打倒贺龙，这是组织的意见，是中央的态度。他处在那个位置上能不执行吗？他对贺龙的态度能不改变吗？我们能够要求周恩来“顶住”，去与毛泽东论理，去同林彪争辩吗？若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说是完全脱离那段历史实际的幼稚想法，是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太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思维。对贺龙等人没保护下来，非他不想为也，实在无法为也。对刘少奇和其他一些没保护到底的领导人和负责干部，也是如此。这是在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不可能不犯的“违心”错误。他自己也明白，对不住这位没保护住的战友。因此，在1975年6月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他一定要强撑着重病之躯参加，不仅代表中央致了悼词，还在贺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对于这样的深情，怎么能解读只是为了免于“良心的谴责”呢？这太小看周恩来的精神世界了。从他的思想主导方面看，更多地是为了党的事业。还贺龙以公道，就是还党的历史以公道，端正被扭曲了的党的形象，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关于周恩来的忍辱负重和保持晚节。忍辱负重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政治品格，也是周恩来所以为“周恩来”的个性化特征。他的一生，可以说，每当党处在严重困难的历史时期，每当个人处于逆境的旋涡之中时，他都是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地艰难前行。“保持晚节”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提出的操守理念，也是他后来的行为准则，并以此来勉励别人。对周的看法的分歧，不在于他是否忍辱负重、保持晚节，而在于如何看待他的这种操守理念和行为准则。他这样做，是为了明哲保身、“自保”为己，还是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相忍为国”。我以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试问，他要明哲保身干什么？“自保”又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保持名节”？按照将他置于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还去执行错误的指示这个逻辑来推论，他难道不懂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道理，那么这样的“名节”又何用之有？“贬周”者的“自保说”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除非说周恩来有政治野心之类，才讲得通。但是，连提出“自保说”者都承认，周恩来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也未想熬到毛泽东百年之后自己取而代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夜以继日，那么殚精竭诚，并经受那么大的身心折磨，用“自保”说无法作正确解读。
前面说过，周恩来是个讲理想信念，有高度政治使命感的人。这里再举一个例子。1963年5月，他给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干部讲自己的思想时曾说过：“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9]这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他就是有这样精神境界的人。有了这样的境界，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要善于因势利导，跟当年打仗一样，“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他用这样有强烈震撼力的话，勉励一些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无私无畏，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赴汤蹈火，坚守岗位，即使被打倒了也无怨无悔。他个人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1967年5月，在外事口造反派要冲外交部揪斗陈毅时，他严厉批评道：你们这样要走向反面，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谁也不许冲，谁冲扣留谁。对我个人，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1]153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境界，所以在1974年初耿飚被江青批评后想不干了，周恩来对他说：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10]这不仅是对耿飚的要求，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自处之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苦撑危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奋力拼搏、坚持不倒，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只有他自己讲的八个字能说得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周恩来讲的“保持晚节”中，无疑有要跟毛泽东保持一致的内涵。分析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是，绝对不能将毛泽东与党和人民对立起来，也不能以改革开放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来看待1966年到1976年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要“还原历史”，穿越时间隧道，回到那个年代，置身于历史之中而不是历史之外来研究问题。在那时，跟党保持一致，就是跟毛泽东保持一致；始终跟党走，就是始终跟毛泽东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此在“保持晚节”中，要跟毛泽东保持一致，不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这勿须苛责。经过拨乱反正之后，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不能简单地将党和党的领袖画等号，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与此相联系，还有个所谓“顺守之道”。这是提出“自保说”者根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台湾领导层出现的紧张关系，曾托人传话给陈诚讲的“只可顺守，不可逆取”八个字所做的一种概括，认为这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哲学。⑦ 我以为，对此也应作具体分析。一是就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而言，就周对毛的总的关系而言，周只能“顺守”。因为在那10年间，他没认识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和毛泽东犯了大错误，怎么能要求他不“顺守”呢？二是对毛泽东的若干具体决策和举措有不同看法，他只能根据一定的情势提出来让毛考虑，而不可能公开反对。对于毛已下了决心而不会改变的决断，他也只能“顺守”而不可能“逆取”。这主要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造成的，而不应归咎于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政治品质。三是就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和破坏而言，他并没有坐视不管，而是不断地“治乱”，尽量减少损失，尽量减轻灾难。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他没有“顺守”。因此，笼统地讲“顺守之道”是周恩来的政治哲学，是不科学的。
问题还在于以“顺守之道”来批周说事，要干什么？不管提出此论的主观意图如何，而实际上给读者的一个重要印象是：周太“奴性”，应当“反毛”。周不“反毛”，于是就有了“愚忠”、“帮凶”、“伪君子”、“自保”云云。“顺守之道”的许多分析，都是遵循这个逻辑，但这样的分析，既没揭示周的全部思想实际，也没全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不仅周不能“反毛”，就是其他人也不能“反毛”。不仅那时不能“反毛”，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讲毛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也不是“反毛”。要周“反毛”，这可能吗？他不是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林彪父子，没有别人有这根“反骨”。若周“反毛”，会是什么结果呢？一是周即刻被打倒，“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对那些没被保护住的领导干部有何益？对党有何益？只能是被打倒的干部又会增加一大批，冤案更加遍布域中。二是党将分裂，国家更乱。不是说“反周民必反”吗？同样地，如果“反毛”，那将是党必亡、国必乱，整个中华民族更遭殃，后果更难设想。所以，对“顺守之道”这样的似是而非之论，不能不作辨析。
五、建立“周恩来学”，挖掘、利用好这一精神资源
周恩来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他逝世时，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致哀，说明他是世界伟人。这也说明对他不仅是纪念，而且对他怎样成为世界伟人展开研究也是有必要的。
当然，周恩来首先是中华之子。他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神州大地所培育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10多年前，在重庆召开的“周恩来精神和风范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周恩来是一部书，他夜以继日地燃烧自己的生命烈火，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是中华民族的人格典范，是共产党人的人生师表；周恩来是一座碑，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不索取人民的一丝一毫，在亿万人的心底矗立起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周恩来是一面镜，他不是完人，但以鞠躬尽瘁的一生，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怎样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做人民的好公仆的资政铜镜。
周恩来其人、其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厚精神资源，研究周恩来是一个永久性课题。建立“周恩来学”，可以在更广大的空间，以更开阔的视野，利用和挖掘这一精神资源。在当前，这既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对加强和丰富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具有意义。同时，作为一门学科，更便于对周恩来的研究全面、深入、持久地进行，更有利于发挥宣传周恩来和学习周恩来的普及性、经常性和传承性作用。
“周恩来学”的内容可以非常广泛，既包括周恩来生平、事业、思想和精神的研究，也包括对周恩来研究的评述研究；既包括中国对周恩来的研究，也包括世界对周恩来的研究；既需要研究周恩来的功绩和贡献，也需要研究周恩来的弱点、缺陷、失误乃至错误，以总结教训，为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给予资鉴。
收稿日期：2011－02－08
注释：
① 周恩来作文：《论名誉》手稿。
②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手稿。
③ 参见周秉德：《香港赴展见闻——蒋经国先生曾称赞伯父周恩来》，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主办《丰碑》第13期。
④ 参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0、1441页。
⑤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⑥ 新华通讯社编译的《举世悼念周恩来总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页。
⑦ 周恩来与陈诚在抗战的武汉时期曾合作共事。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为部长，是体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窗口。上个世纪60年代初，陈在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与蒋家父子不和，周托人传话给陈，以“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相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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