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长的不经济特征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征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成长新格局的形成，既得益于对传统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受制于现行体制的过渡性质。现行体制的这种过渡性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体制已不再起绝对支配作用；另一方面，新型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彻底确立其全面支配地位。由现行体制的这种过渡性质所决定，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就必然倾向于依赖市场，又不放弃依赖政府，呈现出明显的不经济特征。因此，分析中国经济成长格局的不经济特征及其深层原因，也就成了制定相应政策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高速成长的一个前提条件。
近年来中国经济成长格局的不经济特征
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流正在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效率和国民经济产出效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成长格局还常常表现出明显的不经济特征。
第一，产业结构雷同。产业结构雷同对中国经济成长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影响。首先，造成了全国基建投资总量增加、质量下降的后果。地区间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必然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和生产技术与产品的低水平重复。近几年出现的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及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大量积压和严重滞销，是这种低水平重复投资的一个必然结果。目前，除了一些确实上了档次的企业外，多数企业处于亏损和无法继续生存的境地，充分表明了这种投资和增长方式的不经济性质。其次，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间的产业雷同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乡镇工业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直接挤占城市工业所需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其发展对中国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压力。如果城市工业不能尽快上水平、上规模、上档次，城乡产业结构雷同必将强烈地抑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成长。再次，产业结构雷同还在客观上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和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倾向。不同地区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重复某种产业的投资，最终必然带来产业的重复性。产业雷同、产品重复并不能排除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给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其中，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便是来自同一产业部门或领域的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在人们抵制这种压力的能力还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必然倾向于选择“地区性分割与封锁”，限制外部商品的流入，对于本地区产品实施垄断性保护。其结果只能是保持落后，限制先进，进而断送正常的市场竞争，使地方经济继续向着封闭和落后的方向发展。
第二，增长速度攀比。长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走的是一条速度效益型道路。这是一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一旦与地方、部门不断追求当前利益的要求结合在一起，速度攀比就不可避免。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速度攀比的强度并不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轻。只要传统体制还在起作用，只要“诸侯经济”还在实际上存在，那么，地区间、部门间、不同经济成份间、甚至下一届领导班子与上一届之间的“增长冲动”和“速度攀比”就不会停止，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就不可能从粗放型全面转向集约型。
第三，不正当竞争愈演愈烈。随着中国市场体制的发育和国民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必然日趋激烈。但是，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一种过渡性的双重体制，市场规则还很不健全，市场竞争既不充分，又存在许多混乱，因此，不正当竞争必然经常发生，并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成长的一个严重障碍。一是地方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市场的人为分割妨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成长。二是行业垄断，利用行政力量分割市场，通过不正当竞争保护行业既得利益，维持行业低效率。三是在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常常利用体制本身的漏洞和管理上存在的缺陷，直接从事不正当生产经营、参与不正当竞争。当前，这种不正当生产经营和竞争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就是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生产与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小范围串通与勾结、进行市场价格垄断等等。
第四，外延的和粗放式的经济扩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用高额的投入来换取经济的高增长；二是盲目铺新摊子，不断扩大投资领域，搞四面出击，只要速度，不管效益；三是对市场前景盲目乐观，不注重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开发，只注重当前市场畅销产品的生产，平面扩张；四是广大农村乡镇急于摆脱贫困但又苦于资金不足，于是也设法将仅有的一点资金用在较易上马的重复性工业投资项目上。
中国经济成长不经济的深层原因及其机理
中国经济成长过程的不经济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其中，体制以及与体制相关的生产关系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
第一，物质利益格局决定着地区间的产业分布状态。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一对贯穿于中国经济成长全过程的矛盾。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这对矛盾不仅没有淡化或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尖锐了。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特别强调中央集权的体制，因此，在那个时期这对矛盾的存在实质上是以局部首先服从全局、地方首先服从中央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局部和地方利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传统高度集权体制的分权式改造，特别是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灶吃饭”以后，就等于在制度上承认并确定了地方利益的独立存在及其合法性，由此便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诸侯经济”分割资源与市场的格局。地区利益合法性的确立及其不断强化，既拉大了地区间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又强化了地区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为了得到其他地区已经得到各种好处，本地必然要求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包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中央伸手。争得中央的财政支持和银行信贷支持，争到的越多越好，而不管争来的资金到底用在哪儿以及用的效果如何。既然投资资金的使用成本较低甚至无成本，那么，在使用这些资金时，不负担任何风险的投资主体就不可能再去关心投资的长期收益。例如，如果一个项目上马后能够很快被民众称“好”，作为父母官的地方首长显然会首先选择搞这样的项目，而不管这种项目究竟需要花费多大代价。由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事先已经从制度的角度规定了地方收益和实际可支配财力的最低边界，因此，争得上级拨款的资金支持和通过追赶市场上眼前有利可图的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也就同时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冲动。一旦这种冲动形成并普遍化，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雷同分布也就必然会同时普遍化了。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所形成的地区间产业结构的雷同分布，还有来自诸如地方长官具有极强的政绩要求、企业职工具有强烈的收入增长欲望和通过模仿别人获取短期收益等原因所促成的产业平面扩张。这种扩张的主流是生产技术和产品的简单重复，因此，这种扩张只有短期增长效应，而没有长期发展潜力。
第二，不正当竞争助长了经济成长过程不经济性的恶性发展。不正当竞争与正当竞争的一个基本区别是，不正当竞争所依赖的手段是不正当的。不正当竞争无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经济性。地区间的不正当竞争，除了会导致产业雷同、造成地区经济成长过程的长期不经济性外，还会导致地区性封锁，迫使各个地区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妨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造成地区总体经济效益下降，阻碍地区经济长期成长。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则会造成企业组织改进和技术改进上的惰性，使原来技术与管理上先进企业逐渐变得落后、原来技术与管理上落后的企业则可能成为市场上的非正常“强者”，反而把真正的强者给吃掉。如此等等，总之，不正当竞争助长的是局部效率，损害的是整体效率和社会长期收益。这种竞争必然造成中国经济成长过程的不经济性以及这种不经济性的恶性发展。大量实践证明，越是不正当竞争盛行的地方，经济活动的不经济性就越明显，经济性行为就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还会被置于无法生存的地步。道理很简单，既然可以通过花费较小的代价即可获得极高的收益，谁还愿意“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道”呢？
第三，双重体制间的摩擦与冲突是经济成长不经济性的基本支架。首先，新旧体制间的摩擦与冲突，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旧体制强调的是中央集权，新体制强调的则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过程，说到底是中央向地方让利和放权的过程。虽然传统计划体制时期过分强调中央集权是有损于调动地方等各方积极性、从而是无助于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但在向新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果分权过度、以致出现了地方独立性过强、中央无法对其实施调控，同样也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高速成长的。前述分析中所指出的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与产业低效率同时迸发，就是在这种分权过程中所结出的一个“不成熟的果实”。由于中央和地方各有各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要求，因此，在具体落实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政策时，就有一个谁主谁次和谁服从谁的问题。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权利的加强和地方利益强化，往往出现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得不到全面贯彻执行，不是打折扣，就是变形走样、各取所需、自搞一套等问题。而真的要求中央出面协调时，有时又出现中央拿不出一套符合国情的有效管理方法来，结果中央又在客观上丧失了实际协调能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成长过程的不经济性。
其次，新旧体制的转换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国民经济福利水平能否提高的前提则是能够使国民经济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实施改革的目的是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这就要求与新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成长速度高于与旧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成长速度。显而易见，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追求经济成长的高速度是制度性的，而不是纯粹经济性的。如果与新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成长速度低于与旧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成长速度，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其他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例如，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还不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还未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也还不太具备、市场体系特别是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还很不健全和不发达的条件下，一旦国民经济走上高速运行的轨道，这种高速度就必然是一种与外延式和粗放型增长相关联的高速度。在外延式和粗放型增长占主体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的成长过程也就不可能是经济的。
再次，新旧体制的替代过程实质上也就是非国有经济成份迅速增加、国有经济成份大量减少和国有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非国有经济成份也相应地得到了较快发展。这些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天生具有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意识，因而具有比国有企业强得多的发展能力。但是，与国有经济成份相比，这些新生的非国有经济成份在资源占有权上却处于劣势。例如，非国有企业能够在国家计划的盘子中无偿得到的资源配给几乎为零，企业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只能通过市场、以高于国家的配给价格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性资源（包括资金、机械设备、电力、燃料和原材料）。这类企业为了减轻自己获得资源的成本负担，必然通过使用贿赂手段，即用贿赂主管紧缺资源的政府官员的办法来减少自己在市场上直接购买高价资源的成本。由此，便在实际上出现了“权与钱之间的交易”。“权钱交易”助长了政府运行中的不正之风，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国有经济部门的运行，并且只要可能，那些暂时得不到政府照顾的国有企业也同样会被迫走上非国有企业一样的获取资源的道路。一旦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普遍化，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和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社会经济运行的收益就会大幅度减少，结果就会造成中国经济成长过程的严重不经济。
最后，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方法分配经济资源与通过市场间接分配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在推动国民经济高速成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成长过程的不经济。经过18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国家手中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已经大大减少，绝大部分资源的分配已经不再通过国家直接进行，但是，这部分不直接通过国家分配的资源也并非都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分配的。其中，一部分是完全由市场分配的，价格完全放开，供求直接见面，中间没有任何行政性干预；另外一部分则是由国家授权的一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国”字头行政性和经营性大公司分配的，这些企业不但直接掌握一大批企业，而且还直接掌握着一大批经济资源的分配权。这类公司或企业凭借资源分配权，直接占有了一块相当高的垄断利润，从而在实际上也就造成了资源配置关系中的不公平竞争与交易。这种资源分配关系，一方面助长了垄断性公司行为的腐败，另一方面也在较大范围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与发展，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不经济。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成长过程存在的不经济，产生于多重原因，但最主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体制。双重体制以及双重体制间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是当前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经常出现不经济的深层原因。其他诸如物质利益格局、不正当竞争等等，只是双重体制病的派生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继续深化改革，尽快实现双重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将是使中国经济成长从不经济走向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