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意识：概念、意义、理论与新热点_心理健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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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 B849：C91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社区感作为社区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评判社区工作的首要标准(Sarason，1974)，也是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之一(Townley，Kloos，Green，& Franco，2011)。本文主要梳理了现有关于社区感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1 社区感的概念、结构及其测量

      1.1 基于地理区域的概念和基于心理意义的概念

      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由Sarason(1974)率先提出。目前对社区感的界定有两种认识取向：地域型社区感(sense of geographic communities)和关系型社区感(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ies)。起初，研究者将社区感视为一个具有地理界线的概念，强调人们居住的空间及其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由于这种定义忽视了不同地理位置上具有相似的态度、价值观、兴趣和经历的人们心理上的联系，因此Omoto和Snyder(2002)呼吁关注心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社区感的影响。地域型社区感与关系型社区感并不是一分为二的两点，而是一个连续体。其中，人们对居民区和网络社区(微博、人人网、Facebook等)的社区感分别处于连续体的两极，对学校以及宗教教会的社区感位于连续体的中间位置。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对关系型社区感的探讨兴趣更浓，也有学者尝试进行地域型社区感和关系型社区感的比较研究或整合研究(陈永胜，牟丽霞，2007)。例如，Mannino和Snyder(2012)指出，地域型社区和关系型社区对人们的影响可能不同：呈现地域型信息给被试，被试会对能够改善社区环境的志愿服务(打扫街区落叶)更感兴趣；呈现关系型信息给被试，被试会对有益于成员间关系的志愿服务(辅导儿童)更感兴趣。

      总之，社区感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归属或者群体认同，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它同时包括了地域、情感联系、社会互动等成分。由多种成分交互作用形成的社区感可能作为一种心理动力，激励人们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保持。

      1.2 结构及其测量

      McMillan和Chavis(1986)指出社区感的形成和发展的四个关键成分：成员资格(membership)、影响力(influence)、需求的整合与满足(integration/fulfillment of needs)以及共同的情感联结(shared emotional connection)。“成员资格”指社区赋予成员在社区中的权利和义务，成员对社区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影响力”不仅指成员能够影响社区发展，而且成员也受到社区的影响；“需求的整合与满足”反映了人们能够从成员资格中获得的利益；“共同的情感联结”强调基于共同的历史、相似的经历等建立的社会联系。“四因素”模型融合了个体对社区的归属感、凝聚力和社会联系等成分，将社区感的核心思想转换为具体的、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为后续众多社区感量表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尽管该模型自被提出以来，备受争议，但仍被广泛使用。Mannarini和Fedi(2009)认为，即使20年以后，“四因素”模型仍然会是社区感结构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

      目前，学者对社区感的考察大多采用问卷测量的方法，社区感指数(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是测量社区感最常用的工具，无论是早期的SCI，还是后来修订的“简明社区感指数”(Brief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BSCI)和“社区感指数修订”(Sense of Community Index-Revised，SCI-R)，其理论基础都来源于McMillan和Chavis(1986)的“四因素”模型(陈永胜，牟丽霞，2007)。

      2 价值意义

      对社区感进行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概括为两个因变量，即心理健康和社区参与行为。社区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健康的指示器和社区参与行为的启动器。

      2.1 心理健康的指示器

      社区感对特殊群体和一般人群都很重要。Townley和Kloos(2011)发现，南卡罗莱纳州402名具有严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双向情感障碍等)的受访者中，只有5%认为社区感并不重要，绝大多数则认为社区感对他们很重要或者有点重要。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社区感的提高，人们的自信心会同步提高，这使个体在面对污名化、被社会孤立等问题时更乐观，从而缓解由污名化产生的消极体验(Snyder，Omoto，& Crain，1999)。其他研究也发现，社区感同疾病或病理性特征，例如孤独(Prezza，Amici，Roberti，& Tedeschi，2001；Prezza & Pacilli，2007)、抑郁(Fowler，Wareham-Fowler，& Barnes，2013；Moscardino，Scrimin，Capello，& Altoè，2010)等呈负相关。同时，社区感对一般人群的心理健康也有积极影响(Gattino，de Piccoli，Fassio，& Rollero，2013)。即使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社区感和居民健康仍显著相关(Kitchen，Williams，& Chowhan，2012)。此外，社区感还影响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Baiden，den Dunnen，Arku和Mkandawire(2014)考察社区感与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的关系，结果发现，低社区感者报告医疗保健需要未被满足的可能性是高社区感者的1.27倍。相反，社区感越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Baker & Palmer，2006；Kutek，Turnbull，& Fairweather-Schmidt，2011)。也有研究对社区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探讨。Farrel，Aubry和Coulombe(2004)发现，社区感在社区稳定和居民幸福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Prieto-Flores，Fernandez-Mayoralas，Forjaz，Rojo-Perez和Martinez-Martin(2011)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考察其社区感、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和孤独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老年人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能够转化为对社区的归属感，进而有助于防止心理孤独。总之，学者普遍认为，社区感可能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

      2.2 社区参与行为的启动器

      社区生活中，诸如人们积极参加社区志愿活动，经营书店、电影院和餐厅，为社区良性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等，都是人们参与公民行为或者社区行为，以便解决社区中的问题的例子。研究表明，社区感同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正相关，社区决策和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一关系(Talò，Mannarini，& Rochira，2014)。最早最严谨的证据之一是Chavis和Wandersman(1990)的一项纵向研究，该研究发现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任职年限与其社区感正相关。之后的研究也发现，人们的社区感同衡量其社区参与情况的很多指标正相关，包括社区组织参与(Chavis & Wandersman，1990；Prezza，Pacilli，Barbaranelli，& Zampatti，2009)，政治参与(Brodsky，O'Campo，& Aronson，1999；Xu，Perkins，& Chow，2010)，公民参与(Albanesi，Cicognani，& Zani，2007；Cicognani et al.，2008)等。Omoto和Snyder(2009)指出，人们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可能源于对社区的责任感，人们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好公民”。

      社区参与是社区日常运行和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是社区参与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公民开始追求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的目标或活动，社会责任意识、公共服务意识呈现渐增之势，作为平民公益代表的“微公益”应运而生。特别是近几年，全国数百个社区相继开展了主题各异的社区微公益互动，逐渐发展成为平民公益事业的中坚力量。推动微公益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充分发挥个人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李兵水，孙兆辉，2014)。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微公益活动的程度并不高，与社区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李兵水，孙兆辉，2014)。同时，社区志愿组织及其志愿服务也存在发展水平较低、政府主导等问题(高和荣，2011)。因此，引导居民形成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提高其社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逐步形成公民导向的社区服务应该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陈建胜，毛丹，2013)。

      3 社区感理论

      3.1 需要模型

      根据需要理论，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其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或者产生人们所期望的结果的程度。基于此，社区感的需要模型假设(McMillan，2011；Nowell & Boyd，2010)，社区是一种满足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资源；社区感产生于个体的需要与社区满足个体需要的能力的交互作用；当社区满足了人们对归属感、影响力和情感联系等的需要时，人们实现心理健康；人们之所以参与社区事务，是因为人们期望建立资源更为丰富的社区环境，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需要。

      需要模型关注社区对个体需要的满足，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社区感与人们的心理健康正相关，这些发现为社区感的需要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但这种理论模型将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视为一种理性行为，视为满足自身需要的途径，这无法解释人们牺牲自身利益以使社区或他人获益的现象，因而不能充分阐明社区感的本质。

      3.2 责任模型

      针对需要模型的不足，研究者提出了责任模型(Nowell & Boyd，2010)，该模型假设，人们基于特定社区背景(教堂、学校等)形成了相应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责任感源于所处社区背景、个体在社区中的身份以及适宜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的交互作用，人们开始认知到自己对社区的发展负有责任是社区感建立的标志；受社区责任感驱动，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感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社区行为的中介，当人们的行为符合其信念体系(价值观、行为规范)时，有利于心理健康，否则将引起认知失调，阻碍心理健康。Nowell和Boyd(2014)对责任感作为社区感的组成成分的有效性及特殊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社区参与行为上，将责任感作为协变量后，社区感与社区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减弱甚至消失，但控制社区感后，责任感同社区参与行为仍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责任感是社区感独特而有效的成分，从而为社区感的责任模型提供了证据支持。

      两种理论模型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区参与行为的解释不同。就心理健康而言，前者假设社区感与心理健康直接关联，只要需要被满足，从理论上讲，人们就能实现心理健康；后者假设社区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人们的社区行为的中介，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与其认知一致时，才能维持心理健康。在社区参与行为上，前者假设人们了解自身行为与所得利益的关系，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既是社区资源日益丰富的原因，又是社区资源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结果(Long & Perkins，2007)；后者关注个体的价值观、理想和信念，将人们的社区责任感视为其社区参与行为的直接驱动器。“需要”和“责任”哪个是影响行为的更为有力的驱动器，各自承载了多少变异？要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并探索建立一种更具有整合性的理论模型(McMillan，2011)。

      4 研究新热点

      近几年，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通信技术逐步成熟、劳动力大量转移等，移民在移居区的社区感以及网络使用者在网络社区的社区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而随着人们对社区感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明确，有关社区感培养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4.1 移民社区感与虚拟社区感

      4.1.1 移民社区感

      移民包括跨国境移民和国境内移民，分为劳务、留学和投资等形式。就中国国境内而言，学者将进入城市或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称为劳动力型都市新移民(文军，2005)，或者按照该群体是否在城市拥有私有住房分为定居性移民与非定居性移民(李春玲，2007)。当到达一个新的环境时，语言障碍、经济问题、社会边缘化等压力源使移民体验到很大的压力，学者称之为文化适应压力(Berry，1997)。因此，移民的健康水平往往低于当地人(Safi，2010；Silveira，Skoog，Sundh，Allebeck，& Steen，2002；Vieno，Santinello，Lenzi，Baldassari，& Mirandola，2009)。近期研究发现(Hombrados-Mendieta，Gomez-Jacinto，Dominguez-Fuentes，& Garcia-Leiva，2013)，社区感影响移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具体来讲，当移民和当地人的社区感都很低时，移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低于当地人，但当移民和当地人的社区感都很高时，两者对生活的满意度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提高移民的社区感，有利于其文化适应。Pan和Carpiano(2013)考察社区感在移民密度和移民的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尽管假设未得到验证，但其结果表明移民密度和移民的社区感都与其自杀意念负相关。

      4.1.2 虚拟社区感(sense of virtual community，SOVC)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VC)即以电脑为中介，不同的使用者基于共同的兴趣，自由地交流和交换信息、资源的社会组织(Sanchez-Franco & Rondan-

，2010；Tonteri，Kosonen，Ellonen，& Tarkiainen，2011)，例如新浪微博、Facebook、淘宝网等。Blanchard(2007)指出，为了保证VC稳定持续发展并保持足够数量的成员，VC管理者需要培养其成员对VC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依附感，即SOVC。研究发现，只有成功的VC其成员才会产生SOVC(Tonteri et al.，2011)。随着VC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其作为获取和共享知识的途径(Karimi，Ahmad，& Khodabandelou，2013；Mitchell，2012)。而VC成员的SOVC直接影响其知识贡献意愿(Chen，Yang，& Tang，2013)。类似的发现见于Chai和Kim(2012)，SOVC促使VC成员积极参与知识共享，为VC创造更多价值，以便促进VC的发展。并且SOVC越高，成员在VC的卷入度越高，这使VC成员更愿意处理过量信息(Tan & Chen，2012)，调节因信息过多引起认知负荷对VC的负面影响(Hsu & Liao，2014)。

      虚拟社区的出现对中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公民意识包括“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意识”、“法律意识”、“政治效能意识”以及“权利意识”五个维度，其中参与意识涉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参与公益事业等(章秀英，戴春林，2009)。公民意识体现在社区中即为居民的社区感或社区意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中国飞速发展，中国公民开始借助这一功能强大、成本低廉的传播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并通过虚拟社区形成庞大的意见共同体，进而影响社会事件的进程。可以说，互联网的普及是公民意识快速发展的催化剂。但依托虚拟社区发展起来的公民意识有先天的不足，这种不足不仅源于人们满足于长期压抑后肆意释放的快感，而且源于虚拟社区信息传播的匿名性特点，加上相关道德、法规等规范性约束的滞后，助长了部分虚拟社区成员不负责任的表达(刘琅琅，陈九龙，2014)。但或许正是在问题、争议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中，中国的公民意识才逐渐提高。

      4.2 培养社区感与社区人工环境建设

      尽管全球化趋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对传统的社区概念提出了挑战，但人们仍在不断寻求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如Francis，Giles-Corti，Wood和Knuiman(2012)所述，识别并创造条件来培养和加强居民社区感是研究者和规划者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其中，提供富有支持性的社区人工环境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早有研究发现，拥挤的交通和大量的地面停车破坏人们的安全感和彼此之间的友好感(Mullan，2003)，而公园和广场通过提高邻里偶遇的机会从而可能促进社区感(Talen，2000)。近期研究发现，相比公共场所的空间大小和数量，其质量是影响社区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Francis et al.，2012；Zhang & Lawson，2009)。特别是购物中心作为朋友约会、进行社会交换的重要场所，其安全性、环境条件、工作人员的态度等与居民的社区感显著正相关(Francis et al.，2012)。Joye，Willems，Brengman和Wolf(2010)曾建议购物中心引进绿色植物，因为这可能促使人们进行更友好的交流，并使人们将购物视为一种消遣而非迫不得已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人工环境并不直接影响社区感，居民对环境质量的态度可能起中介作用(French et al.，2014)。

      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妥善处理“邻避”事件(not in my back yard，NIMBY)，即居民承认某些公共设施建设(发电站、垃圾处理站等)是必须的，但又担心其潜在的危害性，包括环境污染、安全威胁、房产贬值等，因此要求“别在我家后院”。由于同一社区，邻避行动的动员成本低，利益相关度高，信息沟通、互动方便。因此，以社区为活动单位的邻避集体行动不断增多。尽管部分学者认为邻避行动是居民权利意识和环保意识提高的表现，另外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当地居民非理性、自私的表现，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邻避问题不单是一个环境问题，其影响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法律等不同层面。而之所以发生邻避事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居民认为自己在邻避设施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不足(娄胜华，姜姗姗，2012；姚德超，刘筱红，2014)。因此，让居民参与邻避设施的规划、选址、建设和运营过程，满足其参与社区事务并发挥影响力的需要，是预防和处理邻避事件的合理对策之一(娄胜华，姜姗姗，2012；姚德超，刘筱红，2014)。

      4.3 培养社区感与尊重多样性

      社区心理学家期望在培养社区感的同时尊重多样性，问题是，在同一生态环境中，这能够实现吗？Portes和Vickstrom(2011)发现，人口统计学上的同质性与信任感、社会凝聚力以及归属感正相关。相反，成员异质性是阻碍美国本地人和租赁者发挥集体效能的因素之一(Lindblad，Manturuk，& Quercia，2013)。也就是说，培养社区感要求成员之间具有相似性，而尊重多样性与形成社区感负相关(Rappaport，2002)，这两个核心价值观存在本质对立(Townley et al.，2011)。

      那么，社区心理学家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Townley等(2011)提议扩展社区感的定义使之同保持多样性的目标一致。但这种语义性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是在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Neal & Neal，2014)。目前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将关注问题从“我们如何同时实现尊重多样性和培养社区感”转向“尊重多样性和培养社区感的最佳平衡点是什么”，通过实证研究为二者的最优平衡提供指导(Neal & Neal，2014)。

      5 小结与展望

      社区感研究既是基础研究也是应用研究。自Sarason提出社区感概念以来，人们不仅探寻社区感的概念和结构，提出并发展社区感的理论模型，而且将社区感研究的结论用于指导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心理健康和社区参与行为是社区感研究的两个主要的因变量，移民社区感、虚拟社区感以及有关社区感培养的问题是社区感研究的热点问题。社区感研究从应用到基础再到应用，基本形成连贯的研究体系，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开展本土化和动态化的社区感研究。社区感是个人的价值和信念同所处的社区背景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文化影响并塑造不同的人格、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人们的社区感可能基于地域文化差异和时代文化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中国城市居民的社区感主要体现在集体认同、相互依恋、传承倾向三个方面，有别于西方人的四维模型(牟丽霞，2007)。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间同步性、空间接近性等限制，人们参与在线互动的频率越来越高，这可能使一部分人更依赖所在的虚拟社区，对居住社区的社区感反而降低。同时，现有关于社区感的研究大都采用横断研究，这种研究设计最大的不足是无法探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例如，已有研究表明人们的社区感与其社区参与行为正相关，我们只能据此推测，较高的社区感可能转化为一种动力促使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至于社区感究竟是人们的社区参与行为的原因还是结果，我们无从知晓。因此，基于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开展本土化研究，并采用纵向研究对社区感进行动态考察，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进一步澄清社区感的概念和结构，修订或开发新的测量工具。由于缺少对社区感概念的清晰界定，这不仅使人们无法有效区分社区感和一些相关的概念，例如社区感和社区凝聚力(Lindblad et al.，2013)。而且是导致社区感的测量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例如，Yetim和Yetim(2014)主张采用一些信效度高的生活满意度问卷取代社区感量表考察人们的社区感，将人们对社区的客观条件和人文条件(信任感、归属感、认同感等)的满意程度作为社区感的指标。因为，Yetim和Yetim认为学者对社区感的结构和测量缺乏共识，采用生活满意度问卷考察社区感反而更可靠。除了由于社区感的结构存在争议从而使基于社区感结构编者的测量工具也备受争议外，现有测量工具还存在其他问题。第一，已经有很多测量工具用于测量基于需要的社区感，这些测量工具关注人们能够从社区获得的社会资源而忽视了人们对社区肩负的责任，对基于责任的社区感的操作和测量一定程度上处于空白状态(Nowell & Boyd，2011)。第二，如前面所述，社区感是个人的价值和信念同所处的社区背景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背景特异性。就虚拟社区感而言，尽管研究证明虚拟社区感中同样存在四因素模型(Abfalter，Zaglia，& Mueller，2012)，社区感指数量表(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也被用于考察虚拟社区感(Blanchard，2007；Forster，2004)，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相比，虚拟社区存在成员数量更为庞大，团体异质性较强，人们对社区其他成员的了解较少等特点，因此在考察虚拟社区感时，SCI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SCI2都存在需要修订的题项(Abfalter et al.，2012)。因此，进一步澄清社区感的概念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完善现有测量工具或者开发新的测量工具，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最后，加强社区感干预工作。社区感同社区成员的心理健康和社区参与行为息息相关，培养和加强社区成员的社区感是社区工作者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中国现实国情来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转变、房屋重建导致的大规模搬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形势，中国的社区建设可能面临着居民参与度低、社区归属感低、人际关系冷漠、社会资本缺乏等一系列阻力。特别是，单位制逐渐解体后，社区的结构功能定位和社区服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不仅要求政府负责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整体规划、政策指导、资金投入等方面，而且需要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在社区内部的具体事务中的主动性，使其成为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参与者、决策者、执行者以及监督者。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社区成员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权利保护意识、公益意识呈现渐增之势，但与社区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培养和加强成员社区感是中国社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涉及社区感干预的文献非常有限，我们对能否通过干预工作影响社区感以及干预效应的持久性知之甚少，对具体的干预过程以及干预措施作用于社区感的工作机制认识模糊。因此，未来研究不仅需要探明干预措施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内在工作机制，而且还需要验证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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