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都市人与现代哈尼族的关系_元史论文

古代都市人与现代哈尼族的关系_元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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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9)04-0049-07

据史书记载,元朝的时候,在我国西南边地和与之相邻的今天缅甸北部一带地区,曾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叫做建都。关于建都的记载,主要见于《元史》。虽然《元史》中没有专门为建都立传,但在其本纪和列传中,却多次提到这个民族及其政权。另外,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也专门有一章谈到了建都。然而,对于这个民族,还很少有人对之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前,笔者曾经在一篇对建都人历史演变的论文中对建都人的兴衰演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那篇论文中,我曾经认为,元朝以后,建都人没有再见载于史书,分布在中国和缅甸境内的绝大多数建都人很有可能在元朝以后就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了,只有一些散居在缅北深山老林中的建都人,得以延续下来,并一直保留着他们古老的族称和习俗。[1]但是,最近笔者读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后认为,建都人的后裔可能在今天的老挝和中国也都还存在。而且,在今天的缅甸、老挝和中国,这些人都被看成是哈尼族的分支或被认为与哈尼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哈尼族的历史就需要做很大的修改和补充。古代建都人与现代哈尼族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呢?本文打算利用最近获得的资料,对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最早提到建都这个词的是《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该卷记载说:“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五月,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敕其子伯陀袭职,赐金符。”

卷六《世祖本纪》也说:“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八月,命怯绵征建都。”

同卷又说:“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三月,怯绵率兵二千招谕建都。”

又:“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

卷七《世祖本纪》又说:“九年(公元1272年)春正月丁丑,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贴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部欲速公弄等土番,同征建都。”

卷八《世祖本纪》也说:“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十月,西蜀都元帅也速答儿与皇子奥鲁赤,合兵攻建都蛮,擒酋长下济等四人,获其民六百,建都乃降。”

另外,《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卷一三三《也罕的斤传》、卷十六《世祖本纪》、卷六十二《地理志》、《新元史》卷六十《百官志》等都有关于建都的记载。

在谈到建都的沿革和疆域时,《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说:“建昌路本古越嶲之地,唐初设中都府,治越嶲。至德中(公元756~757年)没于吐蕃。贞元中(公元785~804年)复之。懿宗时(公元860~873年)蒙诒立城曰建昌府,以乌白二蛮实之。其后诸酋争强不相下,分地为四堆,段兴为长。其裔浸强,遂并诸酋,自为府主,大理不能制,传至阿宗娶落兰部建带女沙智,元宪宗朝(公元1251~1259年)建带内附,以其婿阿宗守建昌。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宣慰司以总之。本路领县一、州九,州领一县。”

《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说:“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八月搠完上言,建都女子沙智,治道立站有功,已授虎符,管领其父元收附民为万户,今改建昌路总管,仍赐虎符,从之。”根据这一记载,建都后来改为了建昌。

而前引《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的记载,邛部川六蕃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按邛部就是现在四川的西部地区,这个地方是滇蜀交通要道。似乎指的也是建昌。

《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说:“建昌路本古越嶲之地,唐初设中都府,治越嶲……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析其地置总管府五、州二十三,建昌其一路也。设罗罗宣慰司以总之。本路领县一、州九,州领一县。”

清初冯甦在其所著的《滇考》卷下“明三将军定云南文”中说:“建昌,自滇入蜀之通津也。”

如果这些记载中说的建都就是建昌,则建都应在今天的四川和云南交界一带地区。

除了中国的史书《元史》以外,马可波罗在其行纪第一一六章中也提到了一个“州”,叫做Caindu,我国学者冯承钧认为,这个Caindu就是建都,因此将其译为建都。马可波罗谈到建都时说:“建都(Caindu)是西向之一州,隶属一王,居民是偶像教徒,臣属大汗。境内有环墙之城村不少,有一湖内产珍珠,然大汗不许人采取。盖其中珍珠无数,若许人采取,珠价将贱而不为人所贵矣。惟大汗自欲时,则命人采之,否则无人敢冒死往采。

此地有一山内产一种突厥玉(turquoise),极美而量颇多,除大汗有命外,禁人采取。

至其所用之货币,则有金条,案量计值,而无铸造之货币。其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为块,每块约重半磅,每八十块值精金一萨觉(Saggio),则萨觉是盐之一定分量,其通行之小货币如是。

境内有产麝之兽甚众,所以出产麝香甚多。其产珠之湖,亦有鱼类不少,野兽若狮、熊、狼、鹿、山猫、羚羊,以及种种飞禽之属,为数亦伙。其地无葡萄酒,然有一种小麦稻米香料所酿之酒,其味甚佳。此州丁香繁殖,亦有一种小树,其叶类月桂树叶,惟较狭长,花白而小,如同丁香。其地亦产生姜肉桂甚饶,尚有其他香料,皆为我国从未见者,所以无须言及。

此州言之既详,但尚有言者,若自此建都骑行十日,沿途所见,环墙之城村仍众,居民皆属同种,彼等可能猎取种种鸟兽,骑行此十日程毕,见一大河,名称不里郁思(Brius),建都州境止此。”[2](P279-280)

刺木学(Ramusio)本第二卷第三十八章增订本又有下面数段话:

“然自经大汗征服后,遣官治之,我言其为西向之一州者,切勿以为此地属于西域,盖吾人来自东北诸地,而此地在吾人所遵行程之西也。……其都会亦名建都,位置距州北境不远。”[2](P280-281)

综合《元史》和马可波罗的记载,《元史》中提到的那个建都,应该就是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所说的建都。前引《元史》本纪说至元五年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蕃建都”,所谓西蕃也就是在四川以西过去的西康一带。《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六章开头就说建都是“西向之一州”,也说明其在西方,与《元史》所说的“西蕃”暗合。

前引《马可波罗行纪》又说从建都骑行十日“见一大河名称不里郁思(Brius),建都州境止此。”沙海昂注这条河说:“不里郁思只能为扬子江上流,盖波罗位置此水于云南建昌之间也。据Rockhill(Land of the Lamas 196,n)之考订,此Brius应是西藏语Dre’-tchou之译音,乃西藏语指扬子江上流之称也。蒙古语则名此段河流曰木鲁乌苏,汉名金沙江,乃指巴塘叙州间扬子江之称。”[2](P283)

叙州就是现在的宜宾,巴塘介在川藏之间。如果说不里郁思就是金沙江或扬子江的上游地区,而马可波罗所说的建都的疆界是止于这一带,那么,这里的建都的领土就是在今天四川与云南交界一带地区。前引〈元史〉卷十八《世祖本纪》说:“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七月丙申朔,云南参政怯剌言,建都地多产金,可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指的应该也是这个地方。

但是,前引《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又说:“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正月丁卯,建都王乌蒙及金齿一十二处俱降,建都先为缅所制,欲降未能,时诸王相吾答儿,及行省右丞太卜参,知事也罕的什,分道征缅于阿昔阿禾两江,造船二百艘,顺流攻之,江头城令,都元帅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谕缅王,不应,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陆并进攻太公城拔之。故至此皆降。”

冯甦《滇考》卷下《元征缅》与《八百媳妇》条也云:“元先遣使谕降缅酋不听,据太公城以抗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军水陆俱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城皆降。各分兵戍守,置邦牙宣慰使于蒲甘城。”

卷一三三《也罕的斤传》也说:“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与右丞太卜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禾阿昔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具图其地形势,遣使旨阙,具陈所以攻守之方。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蛮叛据建都太公城,以据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

这里所说的建都,指的肯定又是今天缅甸北部地区,太公就是其都城。

如果上述记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建都的疆域就应该北至川滇交界一带乃至更北的地方,南达现在缅甸北部乃至更南的一些地方。

按照《马可波罗行纪》的记载,建都是一个州。但是,《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在记载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被杀时又说为“邻国建都”所杀,似乎又把建都说成是一个国家。陈序经在其《藏缅古国初释》一书谈到建都时也认为:“建都可以说是一个领土很大的国家。大致上这个国家的疆域,是从北边西康的越嶲南至缅甸的阿真谷,其西界在云南境内,当在姚安、楚雄、景东、景谷,以至澜沧江与怒江流域之间,其东界可能达到现在的云南东境,其地形是南北长而东西窄。”[3]

可是,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云南境内,也就是在南北建都的中间地带,自唐至元初一直有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之后是大理。在唐代,南诏的疆域自不用说,就是在宋代或宋元之间,南诏的后继者大理的势力也还不小。建都若是一个国家,南诏大理又在何处?

其实,建都这个词首先指的是一个民族,即前引《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中所说的“建都蛮”。至于《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记载的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五月邛部川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为邻国建都所杀”的这个“邻国”建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顶多只可能只是一个由这个被称为“建都蛮”的民族建立的强悍的民族政权而已,不应把史书上说的建都看成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按照《元史》的记载,后来,建都同金齿等民族一道投降了元朝。《元史》以后的史书都没有再提到建都,建都这个民族似乎一下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是,从19世纪开始,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者在缅甸进行民族调查时发现,在今天缅甸境内从与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接壤的地区沿着缅印边境一直深入到整个缅北地区,居住着一些被称为德-嘎都(Thet-Kadu)的民族群体,其中德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缅甸西南部缅印边境一带,嘎都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缅甸北部的杰沙一带地区。据研究,德人和嘎都人是语言上非常相近的两个民族群体,他们的语言是在650多年前才分化的,故学者往往将他们合称为德-嘎都人。[4](P.44)

根据英国人恩里克斯1884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缅甸民族的书的介绍,当时,缅甸的嘎都人主要居住在缅北杰沙地区的蛮西一带,但是,由于英国的孟买缅甸公司大量雇佣嘎都人为他们去伐木、赶大象和修路,使得一些嘎都人迁居到了吴雨河和瑞丽江流域一带和钦敦江上游一带地区。恩里克斯还说,嘎都人信奉佛教,特别诚实,也特别聪明能干。[5]

根据1931年英国人公布的缅甸人口统计报告,当时缅甸的嘎都人有36400人。[6]而最近的一份资料说,1983年时,缅甸的嘎都人有9万人。[7]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搞不清楚嘎都人的语言和族属。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缅化了的钦族人。[5]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的语言是“古缅语”。例如,缅甸学者吴巴信在其《缅甸的民族》一文中,也认为嘎都人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只是他没有把嘎都人算做一个单一民族,而是把他们说成是藏缅语族中德语族的一个支系。[8]1911年,英国公布的一份关于缅甸人口统计的报告中说,他们是介乎于克钦族和钦族之间的一个族群。而另外一名英国人格兰特·布朗则认为他们的语言与缅语非常相近。[5]另外一位英国人乔治·格里尔森爵士在对嘎都人的语言进行了调查后也说他们的语言与印度东北部和缅甸北部的另外一个藏缅语民族群体固基人和钦族的语言比较相似。[4](P.37)卢斯教授在其《蒲甘以前的缅甸》一书中则只是笼统地说嘎都人的语言是“纯粹而古老的藏缅语中的一种”。[4](P.43)而美国学者恩布里在其与托马斯合著的一部关于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民族的书中,把缅甸的嘎都人的语言划为藏缅语族中的克钦—那伽语支。施莱辛格在其最近出版的一部叫做《老挝的藏缅语民族》的书中,认为嘎都人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中的倮倮语支,[6](P28)虽然到底是属于中部倮倮语支还是南部倮倮语支,他仍然不敢肯定。[7](P140)

专门研究缅甸历史和语言的英国学者卢斯教授在其《蒲甘以前的缅甸》一书中对当时他所收集的嘎都人的语言和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后认为,嘎都(Kadu)是现代缅语的发音,按古缅语的发音,这些人的族称应叫做Kantu。缅甸古代的碑文中就经常提到Sak-Kantu。在Sak-Kantu这两个族称中,Sak可译萨人,就是德人(Thet)的古缅语发音。而Kantu就是建都。卢斯教授在其《蒲甘以前的缅甸》一书中肯定地认为:“(缅甸)更北边和东北边是嘎都人的本部,他们在古缅语中被称为Kantu,中国人把他们叫做建都。”[4](P.40)

所以,今天还生活在缅甸的嘎都人就是古代建都人的后裔。

缅甸蒲甘王朝时期的碑铭上就有了关于这个民族群体的记载。建都首先指的一个民族。缅甸的史籍在提到建都这个民族的时候用的是建都这个词,缅甸史籍有时候也提到建都人的“王国”,但缅甸人不称建都人的国家为建都,而是叫做“三兑扁”(Santhway pran),其都城就是太公。[4](P.40)而且,在缅甸的史籍中,建都人的这个“王国”似乎并没有包括马可波罗所说的一直到不里郁思河即扬子江上流金沙江两岸的今川滇交界一带地区。《元史》中说的那个“邻国建都”,指的恐怕也是以太公为中心的一个建都人政权。因此,《元史》和《马可波罗行纪》把从今天缅甸北部直到今川滇交界一带地区都叫做建都,并不是说当时有这么大一个叫做建都的国家,而是说在这么大一片地区内均分布有一个叫做建都的民族。

《元史》在提到建都人的时候,建都人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因此,在此之前,虽然没有哪一部史书提到“建都”这个词,但这个民族应当已经存在。笔者在此前的一篇关于建都的文章中认为,《元史》中的建都可能与《史记》中提到的“邛都”有关系。[1]如果邛都就是建都的话,那么,按照《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的记载,古代建都人在西汉时期的分布主要应该是在“自滇以北”的一带地区。《元史》和《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的建都人的分布区域主要是他们后来向西南发展的结果。

建都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缅甸的呢?史书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直接记载。缅甸学者吴巴信在谈到嘎都人和德人的历史时,只是说嘎都人和德族人“是一个历史比缅族悠久的民族”。[8]但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陈序经认为:“十一世纪的上半叶末年,蒲甘勃兴,都于骠国都城之北的蒲甘,骠国遂因而灭亡,在骠国未灭亡之前,与大理建立之后,我们推想,建都的势力就逐渐发展到缅甸的太公或是更南的地方。”[3](P.171)

卢斯也认为萨人(Sak)即现在的德人和建都人很早就进入了缅甸。虽然卢斯也没有明确说萨人和建都人是在什么时候进入缅甸的,但是,他认为缅甸最早的佛教就是在很早的时候从印度通过分布在建都人南边的与建都人在语言和习俗方面都极为相似的萨人传入缅甸的。还认为骠人的佛教也可能是通过萨人传入的。[4](P.36)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进入缅甸的时间就更早了。

15世纪缅甸的一些碑铭在提到建都人时,往往把他们叫做Kantu na nai-kri,意思是“大耳建都”。[4](P.39)“大耳建都”这个称呼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喜欢在耳垂上带很大的耳环的习俗以至耳朵被拉长而得来的。元人李京在其所著《云南志略》一书中的《诸夷风俗》一节的“罗罗”条中说:“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室女耳穿大环……。”“耳穿大环”可能就是和建都人相似的习俗。今天缅甸的嘎都人也保留着在耳垂上吊一些大耳环的习俗,卢斯对嘎都人和他们的另外一支亲缘民族加南人(Ganan)进行调查后写到: “第一次看到嘎都人和加南人的面孔的时候,我们不禁对他们耳朵的尺寸感到吃惊。”[4](P.39)

“大耳建都”不禁令人想起樊绰的一段记载。樊绰在《蛮书》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中描述“小婆罗门国”时曾说:“小婆罗门国与骠国及弥臣国接界,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予(预)知身后事。出贝齿、白竭、越诺。共大耳国往来。蛮夷善之,信通其国”。“小婆罗门国”位于今天缅甸西北户拱地区,该国“共大耳国往来”,说明其附近有一个“大耳国”。卢斯认为,《蛮书》中提到的“大耳国”,很可能就是当时建都人的分布区。[4](P.39)

如果是这样的话,则至迟在我国唐代即云南的南诏时期,建都人就已经分布在今天缅甸北部一带地区了。

按照《元史》和马可波罗的记载,建都人最南边只是分布在缅甸北部的太公一带。但是,缅甸的碑铭却告诉我们,建都人的分布地区不仅仅只是在缅甸北部,蒲甘王朝时期的一块石碑的铭文中就提到,敏布北部有吗潘卡拉的建都人的稻田;还有一块石碑的铭文说缅甸中部叫栖地区有吗刺萨的新建都人(Kantu-Sac)的稻田;还有碑铭又提到有所谓旧建都人(Kantu-Hon)的稻田与奴隶。[9]所谓新建都人与旧建都人可能是从别的地区先后迁来的建都人。

还有一块石碑的铭文中说,公元1246年,一位建都人的酋长曾经从底皮思建到蒲甘,交涉有关出卖土地的问题。另外,在难昙摩耶(Nantaung-mya)时代(公元1210-1234年),王子拉耶苏(Rajasu)曾在建都人的面前,献出了一块土地,可能这块土地就是从建都人手中买来的。还有好几位蒲甘贵族也曾向建都人购买土地而与之办过交涉。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或村庄都冠有建都一名。[9]

综合中国的史籍、缅甸的碑文和史籍以及马可波罗的记载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描述建都人的历史:建都这个古老的民族很有可能是由古代西南夷中的邛都这一支演变而来的,大概在中国唐代的时候,建都人中有一部分就已经迁入了今天的缅甸境内。公元12~13世纪是建都人的极盛时期,其分布区域也相当广阔,即从今天川滇交界一带地区一直到缅甸境内,都分布有建都人。到13世纪下半叶,在元朝的征讨下,建都人归降了元朝。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曾经认为,今天中国境内好像也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民族的支系的称谓中有建都或与之相似的名称。分布在中国境内的建都人很有可能在元朝以后就逐渐融入了与之有亲缘关系的“罗罗”等的藏缅语民族中去了。分布在今天缅甸的建都人,大部分也可能与缅人等藏缅语民族融合了,只有一些散居在缅北深山老林中的建都人,才没有被别的民族同化或融合,得以延续下来,并一直保留着他们古老的族称和习俗,成了我们研究古代建都人的“活化石”。

然而,最近读了一些国外学者关于老挝和相关国家的民族调查资料后发现,老挝也有嘎都这个民族,其名称的拉丁字母拼写为Kadu或Kaduo等,老挝的嘎都人主要生活在老挝丰沙里省乌怒地区北部偏僻山区距离老中边界不远的一个村寨里。过去,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曾经到过他们的村寨,对他们的情况有过一些记载。有一份资料说,1981年时,老挝的嘎都人有5000多人。但是,施莱辛格在其《老挝的藏缅语民族》一书中却认为只有200人左右。[7](P.140)

而且,国外学者在对老挝嘎都人进行了调查后认为,老挝的嘎都人是从中国云南迁徙过去的。国外的学者还指出,在中国云南南部,至今仍然生活着许多嘎都人,国外学者把他们的名称拼写为Kado。根据国外学者的调查,中国的嘎都人主要居住在墨江和元江两个县。据国外学者提供的传教士估计,1994年时,中国的嘎都人的人数在4000到6000人之间。另外有一份资料说中国嘎都人的人数有10万人(无年份)。还有一份资料估计他们的人数有128500人(五年份)。[7](P140-141)

施莱辛格在其《老挝的藏缅语民族》一书中虽然把老挝的嘎都人列为单一民族,但他提到说,在中国,嘎都人都被统计为哈尼族。[7](P.141)还提到说,最近,缅甸也有人主张把嘎都人划入到哈尼族内。但施莱辛格认为,事实上,嘎都人在社会、宗教和语言方面都更类似与阿卡人。[7](P.141)

阿卡人(Akha)是一个与哈尼族关系极为密切的群体,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云南境外的老挝、缅甸、越南和泰国等国家,与我国哈尼族分布区毗连,文化习俗方面也与哈尼族近似,以至于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把阿卡人和哈尼族视为同一个民族。例如,我国有学者在论及云南境内外跨境民族的分布情况时,就把云南境外几个国家的阿卡人都算做是哈尼族。[10]而国外有一些学者则把阿卡人和中国云南境内的哈尼族都称为阿卡人,或者叫做哈尼—阿卡族群。[11]近年来,我国云南墨江县的哈尼族也搞起了“阿卡国际文化节”之类的活动,虽然目的只是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似乎也对阿卡这个族称表示认同。

然而,也许多学者在论及哈尼族和阿卡人的情况时,还是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在老挝,哈尼族和阿卡人就被统计为不同的民族。[7](P.34)

关于阿卡人的早期历史,人们还不是很清楚。从他们所操的语言来看,与哈尼族一样,阿卡人说的也是藏缅语族的语言,而我国学者多认为,藏缅语民族均源自我国古代的氐羌族群。因此,阿卡人也应当是从这个族群中的一些群体演化而来的。

不管哈尼族与阿卡人是同一个民族的两支还是两个民族,既然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国也有嘎都人,而且,嘎都人又与哈尼族有关,或者说,他们在社会、宗教和语言方面与在中国被划为哈尼族而在国外被称为阿卡人的民族群体更近似,那么,我国的相关文献和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述中应该会提到这个群体。查我国的古代文献和国内学者的研究得知,在缅甸和老挝被称为“嘎都”的这个群体,在中国清代的文献中确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嘎都被译写为“卡惰”。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种人”条下说:“卡惰,元江有之。”“卡惰……喜歌舞……葬皆火化。”《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五六零《元江府·土司考》也有关于卡惰的记载。由于中国文献中提及“卡惰”时常常与“窝泥”、“和泥”、“斡泥”即哈尼族并列,所以,我国学者把“卡惰”算成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我国现代学者一般都把这个名称写为“卡多”。根据我国学者的调查,卡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南部的墨江、景谷、思茅等县。[12]我国古代文献这提到的这个“卡惰”或者现代学者写成“卡多”的这个群体,应该就是国外资料中说的中国的嘎都人。

如果在中国被划为哈尼族中的一支的卡多人就是缅甸的嘎都人也就是《元史》和《马可波罗记行》中提到的建都人的后裔的话,那么,古代建都人在被元朝征服以后的历史去向就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由于他们是说藏缅语的民族,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缅族、彝族等其他说藏缅语的民族同化了,只有一部分与哈尼族或阿卡人生活在一起的建都人的后裔没有被完全同化,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祖先的称谓,只是被缅族发音为“嘎都”,[6](P28)而其他民族又讹为卡多。由于语言文化与同属于倮倮语支或彝语支的哈尼族或阿卡人相近,而且又与哈尼族或阿卡人生活在一起,以至于一些国家的学者(如中国的学者和施莱辛格提到的缅甸的一些学者)把他们看成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民族本来就是古代哈尼族诸多支系中的一支,元朝以后,曾经广泛分布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一带的建都人大部分被其他民族同化,只有少数人得以保留着他们古老的族称和习俗,但由于语言文化相似,后来就与他们的同胞支系一道被通称为哈尼族了。

我国学者关于哈尼族的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论述,一般都是从藏缅语民族这个大族群的起源谈起,一直讲到后来分布在云南南部地区的“和蛮”及更后来的“和泥”、“窝泥”等等,从来也没有人把哈尼族的历史与一度广泛分布于滇西缅北一带的古代建都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如果今天生活在缅甸北部和老挝北部的嘎都人以及生活在中国云南南部的卡惰人或卡多人都是古代建都人的后裔的话,那么,不管他们后来的历史走向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在论述哈尼族的历史的时候,都应该把古代建都人的历史也看成是哈尼族的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至少要把哈尼族的历史与古代建都人的历史联系起来,也即从史书中提到“邛都”的时候开始,把“邛都”和后来的“建都”再到今天分布在缅甸和老挝的“嘎都”的历史,都写进哈尼族的历史中去。

关于古代建都人与现代哈尼族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要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清楚,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来一起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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