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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与规范化的公司制改造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WTO的进入，更加增 强了推进改革的紧迫性。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哪里重视改革，改革思路对头，哪里的经 济发展就快。以下问题，是当前改革值得关注的重点。
一是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十五大提出了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思想和任务，十五届四 中全会进一步细化，细化到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控制、哪些可以原则上放开，这以后各 对对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开始各种形式的调整，有的力度还挺大。但是，在这个调整过 程中间，由于受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约束，也出了一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一些反复 。战略调整是应该搞的，问题是如何搞。在我们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方面的确有一些难点 不可回避，需要认真探索，找出路径。第一，国有资本是否应该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 很多人都认为国有资产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我个人认为，国有经济应该集中在一些 关键的领域、关键的行业，国有资本应在竞争性领域相当高的程度上退出，但也不宜提 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全面退出。为什么?这不仅仅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也是从经 济的角度考虑。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某些特殊目标，比如说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规模整 合、资产结构重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等等，可以利用资产和资本在产权市场或证券市 场的灵活进退来实现这样的目的，所以从经济上考虑也不宜提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全 面地退出。第二，国有经济的调整是否应该有具体比例限制?党的文件强调公有制主体 地位的一个主要体现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并指出公有资产占优势，“要 有量的优势”。当然，文件着重指出“更要注重质的提高”。但有量的优势的具体涵义 是什么?国有资本在作调整时在总量上是否应该有比重的限制?党的文件还强调：国有经 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的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这样的行业和领域， 可以概括成这样两类：一类是国家不搞没有人搞，即无利或无大利可图、公益性极强的 ；另一类是有人想搞，国家不能让他们搞的特种行业，或特殊产品的生产。如果国有资 本都集中在这些关键性领域，在比重上肯定会比现在大大缩小，甚至可能是不占较大的 比重，这种情况是否允许?第三，怎么解决国家是所有者、而各级政府又是调整主体这 两者在权利上的有机协调问题，即各级政府是否可以自主决定属于全民所有但为本地所 辖的国有企业的资产的调整与调整形式?国家是所有者，国务院是所有者的代表，按道 理，国务院不发话，你不能动。但国有资产又是分级管理、授权经营的，在具体调整过 程中，地方政府是不是可以自主决定相关的事宜，比如说是继续保留公有制形态还是改 成私有企业，是送还是卖等等。如果不能自主决定，怎么调?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有 了这个结，实践中就不好操作。你说授权他搞，他搞了以后你又说他搞得不好，要停止 。你要不授权他搞，又由谁来搞，这是一个问题，得有个适当的说法。第四，在国有经 济战略调整中本企业职工是不是应该享有特殊的利益优惠?在实际调整过程中，有些地 方利用各种名义给企业职工优惠，有的甚至是无偿分配，所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给本企业职工优惠，给优惠在理论上碰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的 国有企业又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它的资产的形成是本企业职工劳动的结果，但它也是很 多政策支持的结果，还是其他企业支援的结果，所以，本企业的财产不一定就是你企业 的贡献，只给本企业职工优惠在理论上看就有不公平之处。另外，如果都在本企业搞优 惠的话 ，那么各企业因为规模大小不同、人数多寡不同、资产数量不同，在优惠的时 候就会造成严重的不均等。人少、资产量大的企业职工得到的利益比人多资产少的企业 职工多得多。再有，在同一个企业，新职工和老职工、退休的职工和在职的职工也会摆 不平，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在政策上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说法。第五，要不要利用资产 调整建立经营者持大股的制度，经营者持大股是否意味着本企业原有的经营者有优先权 ?理论界一般认为，经营者应该持大股，持大股好处很多。但是，现在也有人提出疑问 ，认为经营者持大股不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规范化建设。另外，由谁来持大股?现在持 大股相当一部分人是原来的厂长和经理，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明里暗里得到不少好处 ，弄出很多矛盾来，这样搞行不行?持大股是不是意味着本企业的人特别原领导人有优 先权，而且有优惠权。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碰到的亟待解决的 问题，需要进行多种探索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二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起，这方面 的改革一直在向前推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企业的改 制不够规范，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质性进展还不够大。怎么搞规范，中间又涉及到很多 问题，涉及到出资人制度、财产组织形式、法人治理结构，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规范 等等。这方面，举几个例子。第一，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怎样落到实处，是否应明确国 有资产在企业的代表应当是自然人，而不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一个班子?但现在没 到这个层次，实行的是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结果是谁也不负责，谁也无法负责。企业 也有法人代表，但他代表不了法人，他受到很多约束。有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说，我是 企业的最高负责人，但我说了不算，比如人事任命，高层领导都是政府说了算，连工会 主席都是上级给我派的，每个副总经理后面都有大领导做后盾，我能指挥动谁呀，企业 搞不好要打我的屁股，我凭什么要挨这个板子呀?你没有给我的权力呀?这就明确提出了 一个问题：我们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要落到实处，进入企业一定是自然人，给他权力 ，也给他责任，搞好了奖他，搞不好罚他。第二，国有企业(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是不是 也应该利用市场机制公开招聘?在私有资本组成的股份制企业，一般说谁的资产份额大 ，谁就是董事长，应该公开招聘的是总经理。与此不同，国家的企业是全民企业，全民 企业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它的资产，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做国有资产的代表，但 我们只能把那些最优秀的人选择出来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做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而政 府的选择方式就是市场竞争选择的方式，要说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跟外国的情况不 一样。国外企业的董事长可能不需要招聘，但在中国，要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要这 样做。第三，独立董事制度。现在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要设立独立董事，要有至少2个董 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必要的，但要搞规范，关键是人怎么选择?现在独立董事成了一种招牌，找到名人就请。但独立董事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要独立，他不独立怎么去 公正决策?第二要“懂事”，他不懂怎么去帮助决策?有的同志说，要使独立董事发挥作 用，应该给他建立激励机制，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给股权。我以为这不合适，如果独立 董事在企业拥有股权，那他还能叫独立董事吗?我们不能给他股权，给股权他不独立， 但又需要激励，不激励他无积极性与责任心，靠什么办法来使他既独立又管事呢?我设 想，能否从上市公司按一定规则提一笔钱建立独立董事基金，由某个部门来掌握，根据 上市公司年度业绩情况和独立董事在该上市公司的工作情况发放。第四，总经理以下的 管理人员应该怎么定?我认为，市场机制是选择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良好机制。事实 上，不通过市场机制选择经营者，我们现在的很多改革，如激励、约束机制建设，都不 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但是，我们又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怎么办?中央提出将党 管干部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怎样结合，现在正在探索，我想这两者的确是可以有 机结合起来的：党组织提出基本的条件，比如应是共产党员，在大企业工作过多少年等 等，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上公布条件公开招聘，全国符合条件的都 可报名，由组织把关层层筛选，筛选到三五个人，然后党组织再全面考虑，最终确定。 这样做，选择到的人一定是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比靠一个或几个人决定肯定强得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对经营者的压力和推动力。
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加入WTO，政府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更进一步增强，改 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各地改革探索的基础上，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体改办是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单位之一。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 地方推进改革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解决地方无力解决的许多问题，把审批制度改革推 向深层次。目前，国务院系统65个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都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上上下下按照合法原则、合理原则、效率原则、责任原则、监督原则来展开改革 。但是，推进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存在一些问题。从技术层面上讲，审批改革的范围 怎么确定，这是碰到的一个难点。人事管理是否属于审批范畴?出国访问考察怎么管理? 一深入到这些具体的东西，操作起来就有困难了。例如，人事制度有很多的审批，改革 这些审批，不仅涉及到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背后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第二个难点， 如何认定是否“合理”?“合法”好定，据法行事，很好判断，但怎样叫做合理?不好定 。再从利益层面上看，既得利益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扭曲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现状 看，可归纳成三个问题：一是玩数字游戏。例如，有的部门实实在在的审批有几百项， 但是报上来说只有十多项，一核实，实际上是十多个类别，几百项审批权被打包成十多 项。但是细细研究下去，比如说“投资审批”，概括地说是一项审批权，但是它里面审 批环节很多，每一道都有审批，如投资要立项，要打可行性报告，可行性报告之后要打 开工报告，开工报告之后要打质量验收报告，检验、交付使用，每个环节都要审批，实 际上有很多审批。可人家弄到只有十多项审批权，够少的了，怎么能再减?二是减软的 不减硬的，把关键的保留下来了，无关紧要的减掉。有的借口会引起混乱而不愿取消某 项审批。其实，很多审批是可以不搞的，取消只会有好处。不必要的审批难以减少，其 背后是个利益问题，这一点，从肉食品管理体制上就看得很清楚。令人吃惊的是，肉食 品管理部门有20多个，这么多的部门管，但就是管不好，老出问题。现在协调起来非常 难，谁都不愿意放掉这块管理权。三是一边减一边变相增加，通过其他形式增加。我们 说取消审批，向核准制、登记制转变，但现在有的部门把核准也变成了审批。尽管有技 术上的困难、利益上的阻碍，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非深入推进不可。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不能玩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要触及本质，搞规范，并建立起一套扼制乱 审批和实现责任审批的机制。如何做好做到这一点，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垄断行业及事业单位的改革
垄断行业的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电信改革方案已经出台，电力改革、民航改革 方案即将出台，铁路改革的方案也正在酝酿之中。垄断行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一个关键 环节，是当前人们关注的重点。对垄断行业进行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改革，有利于 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抑制腐败，推动竞争，方便人民的生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 些行业目前的状况都不太理想，的确非改不行。有些部门为了阻碍改革，常对负责改革 的人说两点：第一，我们行业的技术性很强，很复杂，你们搞不懂。第二，我们行业涉 及到国家安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出了问题谁也负不起责。实际上，这是堵塞改革的 借口。改革是改体制，要体现行业特点，但决不是技术决定论，体制改革不影响产品的 技术要求，不会触动到具体的技术标准；引进竞争机制，也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我们的 冗员有多少?我们的浪费有多少?我们的效率又有多高?不改不行啊!不改不能方便人们的 生活，不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也不能消除弊端抑制腐败。除了电信、电力、民航、 铁路以外，垄断的行业还很多，像军工、金融、医疗、传媒、教育等等很多部门，这些 部门也需要改革。
与此相关的一个改革是事业单位的改革。事业单位是中国一个特色的群体，在世界上 发达国家没有事业单位这个词语，但在中国却有大量事业单位。就像中国有“进出口权 ”一样，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个企业能走出去是政府部门非 常高兴的一件事，但在我们国家企业有否进出口权却要审批，有的企业有进出口权，有 的企业还不能给它，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进入WTO，就不能再这样搞了，所有企 业在法规约束下拥有在国内外自主经营的权利，关键是看它有没有竞争力，而政府应该 鼓励和帮助所有的企业创造条件“走出去”。事业单位的存在很特殊，事业单位的性质 也特殊，可以说它同时具有行政和企业的特征。有的事业单位不是行政单位，却比行政 单位的权力大，不是企业却比企业的收入高，而且是铁饭碗。有些具有执法权力的事业 部门，还堂而皇之地提取管理费。有的事业单位在待遇上不受行政约束，与此同时，给 予行政单位的待遇，事业单位却个个不漏，比如调工资的时候，事业单位照调不误。有 的事业单位可以说肥得不能再肥了，它既能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又能揩市场经济的油 水，当然也有些事业单位很清苦。但总体上看，事业单位兼具目前行政单位和国有企业 存在的弊病，急需改革。这方面的改革是个大事，也是个难事，怎么推进?我个人的看 法是“分化瓦解”。除极少数仍需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以外，大部分事业单位，有的可变 成从事执法监督工作的行政部门，有的可转换成规范的中介组织，有的则可改造成竞争 性企业。
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方面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在平均主义仍然严重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分配 不公，而相当一部分问题是体制不顺造成的。比如，垄断行业工资普遍比较高。有一个 来自广州的调查材料说，广州在2000年，电信行业职工人均67100元，随后依次是烟草 制造业、房地产业、航空运输业，而为广州赢得“吃在广州”声誉的美食餐饮业，职工 人均年收入才有9000元，与电信差6—7倍。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39，学者们的估计更高一些，已进入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如果考虑农民的状 况，这个问题就更严重，城乡差别在拉大。除了收入差距扩大和平均主义并存以外，收 入分配方面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例如，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 ，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的收入；低工资和高职位消费普遍存在。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 的负责人，职位消费超标准，把职位方面的消费都加起来，恐怕不比外国企业家收入低 ；个人收入分配隐性化、多元化。很多渠道是不公开的、非账面化的现金交易，反映在 账面上的也一定体现为报酬的支付。还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很不规范，在一些地方成为 有权人以权谋私的手段。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必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没有规则，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存在着很大问题，造成了腐败，导致 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收入方面的上述问题不解决，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很 大的负面影响。
五、提升就业水平和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人口多，就业问题始终是影响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大问题。基于传统 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这些年我们把下岗分流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采取多种途径 缓解失业率的上升，实现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与此同时，推进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工作 在这几年明显加强。现在看来，特别是通过辽宁试点的经验看，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财力 搞比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现实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制度与方案设计不能理想化，要更 体现中国实际，更考虑到我们今天的国力。对于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的认识要更开阔一 些，不能把它都看成是资金保障。这就涉及到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了。我们对就业也 要提高到更高层次来认识，应把扩大就业看成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实， 就业保障是最基本的保障，应该特别重视就业问题。当前，我国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随 着改革的推进，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些年我国职工下岗人数是不断增加的，1996年 达到下岗的最高峰，约1000万人，这些年累计是2300万，现在还有余额是600万左右， 也就是说下岗还有600万左右，这还不包括新增的该就业而没就业的人员。估计明年是 失业的又一个高峰年，为什么?一是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可能影响到相当一部分出口产 品企业的生产而导致下岗；二是入世年开始，一些方面的产业调整或提升将会使吸纳就 业状况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三是农村人口因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更大规模进城会对城市 就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四是民间投资因某些改革措施不到位同时加上外资的冲击， 近期内恐难以有大的长进，一时不能吸纳很多人就业；五是相应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进一 步导致用人在总体上下降；六是新增劳动力又在扩大，“十五”期间是个高峰年，估计 每年增长850—1000万。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到就业问题的严重性。随着产业结 构升级以及刚才谈及的有关体制创新，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用经济学的术语 说，叫就业弹性下降。我们有个数字，不是十分精确，但反映了一个趋势：GDP增长1% ，1995年可以安排100—120万人就业，“九五”期间下降到能安排80万，目前只能安排 30万左右。去年GDP增长8%，但是新增劳动力就业不到300万。专家们预测，明年失业可 能超过1000万，社会保障部要求明年力争新增就业800万，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解 决就业的问题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但解决起来，需要科学处理一系 列关系。包括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就业水平的关系，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提升就业 水平的关系，处理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和提升就业的关系，处理好经济程序整顿和提 升就业的关系。
六、农民收入提高与农村经济体制创新
我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本世纪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问题是“三农”问题。这几年“三 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确，从农村来讲，面临的现实问题很多，面临的长远问题 也不少：从近期看，农民的收入增长受到抑制；从远期看，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体 制基础不完善、不牢固。农村当务之急是要研究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提升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需求问题。改革开放以 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由于 价格的调整，由于农村的制度创新，促成了农民收入的大增长，是收入快速增长的阶段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元增长到397元，平均增长16.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 长15.2%。第二阶段是1986年到1991年。这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423元增长到70 8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2.7%，可称为收入增长缓慢阶段。第 三阶段是1992年到1996年。这一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783地增长1926元，平均每 年增长25.1%，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6%，可称为收入较快增长阶段。从1997年到目 前是第四阶段。这个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90元增加到去年的2253元，增长相当 缓慢。特别是最近连续4年来农民纯收入增长下降，有的地区是绝对收入下降。今年虽 有所增长，但幅度也不会大。现在提出解决农民收入增长，保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重要招数，就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从具体实践看，有些地方的调整很有成效，但 相当一些地方也碰到了问题：一是往哪里调?今年这个产品好，明年那个产品好，怎么 调法，是不是要农民老跟着变?二是谁来调，谁给钱调，调错了以后谁负责?这里涉及到 很多问题。农村经济战略调整的战略方针是很正确的，但是近两年我们实施这个战略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效，还要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增加农民收入，人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 招数。比如，互联网上就有建议，取消农民交的几种税如农业税、特产税之类。但是， 如何实施，仍有难题，是一刀切，还是只对部分地区的农民取消?如果一刀切，可能还 是富的富、穷的穷，解决不了问题。是有时限的取消，还是长期取消，如果有时限的取 消，又恐重新征收时难度太大。总之，如何尽快提高农民收入，计策不少，但目前效果 都不很理想。
第二，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制度改革问题。无疑，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从农村经济 发展的要求看，农村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土地制度。这里说的 土地制度不是指所有权问题，而是土地的经营权怎么搞活的问题。关于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的一个共识是：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或使用权。怎么搞活经营权 ，经营权搞活与实行规模经济又有什么关系，规模经济的推行会不会导致强行的土地合 并、剥夺这样情形的发生?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农民保障目前 从根本上还是土地保障，如果把农民的土地搞没了，会不会出问题?对于进城的农民来 说，有较稳定生活来源的问题不会太大。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如果再回到农村怎么办 ?但是，如果不做土地制度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又在哪里?看来，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不可不为，但又要瞻前顾后，谨慎而为、 科学而为。还有，关于农村基层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问题。人们对乡镇干部非议较多， 一些新闻媒体也大量曝光乡镇干部的不良行为，但你与乡镇干部交谈，他们也是牢骚满 腹。有一点恐怕是对的，就是不能简单责怪农村基层干部。当前农村干群之间矛盾较大 ，不完全是因为乡镇干部素质不高造成的，跟他们承担的工作职能有很大的关系。例如 ，他们要敦促计划生育，要催粮催款收税，等等。实事求是地看，农村基层干部大多数 是好的，而且非常辛苦。有些农村基层干部认为，在“三农”的那三句话后还应加一句 ：农村基层干部真难。这种认识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里，的确有一个客观、科学的 认识问题。是少数人的问题，还是多数人的问题?主要是品质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但不 论是什么问题，其中都有个管理问题，如何通过管理制度把行为搞规范，不给少数人胡 作非为留下空间，这是个关键。现在推行的费改税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式，最起码把收的 东西搞明确了。这是从一个方面看农村基层管理体制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乡镇作为一级政权，现在是机构越来越多，好几套班子，人员臃肿不堪，除正式人员外 ，还有很多招聘人员，但工作效率并不见得都好。人多，管理成本必然高，在财政不能 保障的情况下，就可能向农民摊派，而制度不健全，必然为行为扭曲、以权谋私创造条 件。总之，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包括组织体系、管理方式的改革是解决农民负担过重 、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之一，值得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索。
第三，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问题，这也是个重要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农村经济发展得 不到良好、及时的金融支持。应该说，农村还缺乏规范的金融服务组织。因此，其他非 规范的金融形式就伺机而生了。比如，高利贷在许多地方就普遍存在。在农村，一个可 能影响基层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是巨大的乡村债务。据目前资料，全国乡镇 平均负债400多万元，村均负债20多万元。总之，每个乡、村都有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的债务，总量很是惊人。乡村级债务的特点是既重又滥，有欠银行的，有欠信用社的， 有欠企业的，有欠村民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借的是高利贷，而且债务雪球还在滚，越 滚越大。债务的背后就有农村金融服务问题。这个问题，除了各大商业银行放下架子， 采取得力措施支持农业、农民外，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发挥农村信用社的作用。而要使 农村信用社发挥作用，又应该在产权关系、责任制度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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