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为例论文,宪法论文,艾尔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3-0110-05
近年来,宪法解释成为中国宪法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多重视宏观的理论建构与法哲学层面之玄思,缺乏在个案中对宪法解释的理解和分析。宪法解释以实践为指向,对宪法解释的研究也应以具体之解释实践为首要素材。本文尝试以德同联邦宪法法院1957年之“艾尔弗斯判决”(Elfes-Urteil)(BVerfge 6,32)为例,来观察和说明德国宪法法院对诸种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证和判决的过程,以期裨益于中国宪法学界对宪法解释之研究。当然,以一个个案来做如此大题目的文章管窥蠡测之弊,但无论如何全面而深刻之分析却一定要依赖于此种个别研究之积累。
一、艾尔弗斯案
诉愿人艾尔弗斯1933年以前是中央党在国会的代表,并且是普鲁士国家议会的成员,1927年被任命为克雷费尔德(Krefeld)的警长。1933年,因为政治原因被解职。1945年他被选为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市长。1947年作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被选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议员。作为“德国人联盟”领导人,他曾激烈批评联邦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他认为联邦政府的国防政策阻碍了德国的统一。在联邦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多次活动和研讨会中,他都公开表达了这些观点。1953年,艾尔弗斯向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护照管理局申请延长他的旅行护照,但他的申请被拒绝,拒绝的法律根据是1952年3月4日通过的护照法的第7条第1款a。护照法第7条第1款规定,“有以下情形,不得签发护照:a持有护照的申请人危害联邦德国的内部或外部的安全,或者联邦德国的特别重大的利益的。”他的行政申诉在1953年7月4日被驳回。对此他向州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又上诉到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但都败诉。于是,诉愿人于1956年2月22日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诉愿。
二、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解释与论证过程
(一)出国旅行是否是迁徙自由
针对联邦行政法院的判决,艾尔弗斯提起了宪法诉愿。诉愿人认为,这个判决侵犯了他依据基本法享有的以下权利:一般行为自由、人格权(第2条)、平等权(第3条)、言论自由(第5条)、婚姻家庭(第6条)、迁徙自由(第11条)。在一个宪法诉愿中主张多项基本权利被侵害的做法很常见。因为基本权利条款的措辞大都简洁而原则,各自所覆盖的生活领域边界模糊,从而诉愿人主张多项权利,就有可能使自己的主张获得尽可能多的被支持的可能性,但这给宪法裁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按照德国的基本权利教义学的一般思考框架,对基本权利案件通常使用三阶段的审查模式:“保护范围”(Schutzbereich)、“限制”(Eingriff,Schranke)、“对限制的合宪性论证”(verfassungsrechtliche Rechtfertigung)。① 由此,在基本权利案件中,宪法法院首先要确定的就是该案件应该作为哪个基本权利领域的问题去思考。在本案中,获得护照是为了出国旅行,“出国旅行自由”(Ausreisefreiheit)首先会被考虑的当然是迁徙自由,而诉愿人也显然是以迁徙自由作为自己的主要诉请依据的。基本法第11条规定:“(1)所有德国人在整个联邦领域内享有迁徙自由的权利。(2)由于缺乏足够的生活基础,将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特别负担时,或联邦或州的生存或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面临危险时,为处理传染病危险、自然灾害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或为保护青少年以防堕落或为预防犯罪活动有必要时,可通过法律或依据法律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限制。”针对这一诉请,宪法法院却认为,诉愿人主张基本法第11条是不对的,因为第11条所规定的迁徙自由与“出国旅行的自由”没有关系。为支持这一判断,宪法法院使用了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和比较解释等方法。
1.文义解释。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1条保护的是“在整个德国领域内”的迁徙自由,其文字并不包含自由的出国旅行的权利(BVerfGE 6,32/34.)。我们知道,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起点,对法律条文的含义的确定要从对该条文的语言的通常用法的理解开始。但是,如果文义非常明确,规范的解释者就必须受此明确文义的解释,其解释就不能溢出此文义所可能包含的范围。② “语言上的显而易见”为方法设定了边界。“在整个德国领域内”这种表述具有单义性,从而为宪法解释设定了界限,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将“在……内”解释为包含外部:所以,出国旅行(ausreisen)无论如何都不属于基本法第11条规定的迁徙自由。
2.历史解释。接下来,宪法法院转向基本法第11条第2款,并通过历史解释来加强论证。基本法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是迁徙自由的限制理由,也就是在哪些条件下可以对迁徙自由进行限制。宪法法院指出:“在许多国家,也包括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通过拒绝签发护照的方式来限制出国旅行的自由,也是通常的做法。而在德国,同样的规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从未中断。我们无法认为,如果基本法的制定者希望通过基本法第11条来保护出国旅行的自由,他们会忽略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种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限制理由。从而更可接受的是,基本法的制定者不想在第11条中保障出国旅行自由。”(BVerfGE 6,32/35.)历史解释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去研究待解释规范的发生史,也就是这个规范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另一个方向就是去研究对于同一个领域的问题,先前的规范是怎样的。在这里,宪法法院实际上在后一个方向上进行了分析,也就是通过考察历史上关于限制出国旅行的规定,进而得出这样的判断:“国家安全”是限制出国旅行自由的重要理由。通过与基本法第11条第2款的文字比较,可以看出其中并无“国家安全”的字眼。鉴于立法者不会忽略如此明显的历史,可靠的结论只能是:基本法第11条是与出国旅行自由无关的,基本法上的迁徙自由仅仅是指在国内的迁徙自由。
(二)一般行为自由作为“兜底基本权利”
既然出国旅行自由不属于迁徙自由的保护范围,那么是否在基本法下就没有哪个基本权利条款可以对其提供保护呢?宪法法院认为,出国旅行自由可以作为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的外延而得到基本权利层次的保护。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只要其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从字面上看,这一条款绝无直接涉及出国旅行自由的文字,所以通过文义解释根本无法得出宪法法院的观点。至于这一条款的确切含义为何,必须借助文义解释之外的方法来确定。
在这个条款中,第一个核心概念是“人格的自由发展”。在艾尔弗斯案中,宪法法院将“人格的自由发展”做了非常宽泛的解释,将其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和“兜底基本权利”(Auffanggrundrecht)。这样做一方面为本案的“出国旅行自由”找到了基本权利上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使得基本法下的基本权利保护成为一个严密无漏洞的(Lückenlos)严密体系。在这一问题上,宪法法院采用了体系解释的方法。宪法法院用这一方法说明了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与其他基本权利所保护的行为自由的关系。宪法法院指出,在基本法第2条第1款保护的一般行为自由之外,基本法还规定了其他的基本权利,来保障特定领域的自由。之所以将这些特定领域以特定基本权利加以保障,是因为从历史经验上看,这些领域最容易被公权力侵害(BVerfGE 6,32/37.)。在这些特定基本权利之外,又规定一个“一般行为自由”显然是补充特定基本权利在覆盖领域上可能存在的漏洞。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领域的基本权利所保护时,个人就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之一般行为自由来寻求救济。由此,基本法第2条第1款就被认为具有“兜底功能”,一般行为自身也就成为“兜底基本权利”。
(三)“合宪性秩序”的含义
至此,宪法法院已经确定,出国旅行的自由不属于基本法第11条之迁徙自由的保护范围,而属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之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范围。从而,艾尔弗斯是否可以取得护照以及护照法第7条第1款a是否合宪的问题就应当被置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之下进行分析。该条款为一般行为自由设定的限制条件是“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艾尔弗斯案显然不涉及侵害他人权利和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所以,需要分析的就是艾尔弗斯的行为是否违反合宪性秩序而应被限制。宪法法院认为,合宪性秩序只能被理解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也就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此案之前的程序中,明斯特高等行政法院曾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根据宪法制定的,恪守于宪法的范围内的法秩序”。宪法法院援引了这一解释并表示赞同(BVerfGE 6,32/38.)。但是,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一般法秩序”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合宪性秩序”这个概念措辞甚为模糊,宪法法院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是否会导致“体系违反”,以及这种解释是否有足够的依据,是宪法法院所必须说明的。
1.“合宪性秩序”在不同意义脉络中的不同含义。“合宪性秩序”具有多种的解释可能性。要在多种解释可能性中作出选择,就必须予以论证。宪法法院提出了这样的方法论主张,“解释毋宁说具有这样的功能:在各个规范中去填充概念的内涵。对于使用了某个概念的法律规定的分析,只是在框定一个能够约束每个规范对象的规范范围。”(BVerfGE 6,32/38)从而,像“合宪性秩序”这样具有规范内涵上的复杂性的概念,不可能在针对根本不同的规范对象的时候,其内涵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宪法法院还是在使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或者说,是在规范的意义脉络中(Sinnzusammenhang)解释概念。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行为自由”作为兜底基本权利,它涉及一切的生活领域和一切的法领域,所以,所有的法律规范在各自的规范范围内都会与“一般行为自由”发生联系。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越宽,对其的限制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行为自由涉及一切法领域,所以对其的限制性规定“不得违反合宪性秩序”就只能解释为“一般法秩序”或者“一切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符合宪法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种考量“规范的意义脉络”的解释,对于解决规范文义的多重性的困难具有重要的意义。宪法法院在本案中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和说明,恰好是体系解释的一个权威例证。
2.对“合宪性秩序”的历史解释。宪法法院还通过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发生史(Entstehungsgeschichte)来论证“合宪性秩序”就是“一般法秩序”。在基本法制定过程的“黑伦西姆湖草案”中,第2条的措辞是“在法秩序和善良风俗的范围内,只要不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做任何事的自由”。在讨论中,为了避免争议,又引入了黑森州宪法中的“合宪性秩序”的概念。二者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措辞。
另外,起草委员会还归纳了多种关于第2条的不同措辞,并做了这样的一个注解:“第2条所涉及的权利,按照该条选定的措辞,应当被理解是被置于广义的一般法律保留之下的。因此,对于此权利,在任何一个规范的基础上都可以限制”(BVerfGE 6,32/39.)。所谓法律保留,具体到基本权利问题上,就是说对基本权利的限制要基于法律或者有一个法律上的依据。而根据制宪史的考察,对于基本法第2条的一般行为自由的限制只需要“广义的一般法律保留”,也就是只要有一个法律规范的基础就可以。1949年5月6日的制宪会议(Parlamentarische Rat)在基本法的二读的时候,接受了这样的文字表述,也就接受了将一般行为自由置于一般法律保留之下的处理(BVerfGE 6,32/39 f.)。这样,将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合宪性秩序”解释为“一般法秩序”就有了充分的历史解释上的依据。
(四)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重新解释
将“一般行为自由”做广泛的解释,使基本权利体系中出现一个“兜底基本权利”,这似乎使得基本权利得到了没有漏洞的严密保障。但是,将“合宪性秩序”解释为“一般法秩序”、“一般法律保留”却又会产生这样的危险:只要有法律依据就可以限制一般行为自由,由此,保护范围广泛的一般行为自由实际上非常容易“落空”(leerlaufen)(BVerfGE 6,32/40.)。这样的疑问来自历史经验。在魏玛宪法之下,大量的基本权利被置于“一般法律保留”之下,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就可以对基本权利作出任意的限制。但在基本法的背景下,宪法法院却认为应对“一般法律保留”进行重新的解释。宪法法院指出,在基本法之下,立法机关受到了严格的制约,法律本身要受到宪法的约束。虽然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合宪性秩序”被解释为“一般法秩序”,但这个一般法秩序却必须是“在实质和形式上合宪的”,也就是由合宪的法律规范构成的法秩序。
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为了限制公权力,为公权力设定了价值约束性的秩序,在这个价值秩序中,人的独特性、自我决定和尊严得到确保。为了说明这一点,宪法法院再次使用了体系解释的方法,并从中探讨了制宪者的规定意向和目标。其所参考的条文包括:第1条第1款: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性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第3款:下列基本权利是直接有效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第19条第2款: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害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第20条第1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社会法治国。第79条第3款:对本基本法的修改不得影响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不得影响各州参与立法及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
基本法第1条所确立的“人性尊严不受侵犯”被看作基本法所设定的价值秩序中的最高价值,其与第20条所确立的联邦制、民主制、社会国、法治国等“国家基础条款”一起,被79条第3款确立为不受宪法修改影响的条款。这当然也意味着对立法者的约束,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仅要在形式上符合宪法规定,在实质上也要符合宪法,法律不可以损害人性尊严这个基本法设定的最高价值,不可侵害人的精神自由、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本质内容”(Wensensgehalt,19条第2款)。这里意味着,个人生活的某些核心领域是被置于“宪法保留”之下的,而不适用“法律保留”。也就是说,这是公权力所不能介入的。如果一个法律限制了这些“本质内容”,它就绝不可以被接受为“合宪性秩序”的组成部分(BVerfGE 6,32/41.)。
此外,宪法法院还分析了宪法诉讼(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字面意思是“宪法的可司法性”)与个人的程序权利(Verhandlungsfhigkeit)对“法律保留”的影响。宪法诉讼和个人程序权利的存在,特别是个人提起宪法诉愿的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人在认为其一般行为自由受到侵犯时,都可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愿,主张限制其权利的法律违反宪法,不属于“合宪性秩序”的内容。如果经过宪法法院审查,其宪法诉愿得到了支持,则这个法律就会被认定抵触宪法秩序,从而是对一般行为自由的不当限制(BVerfGE 6,32/41.)。这样,通过体系解释,宪法法院对传统的法律保留原则进行了重新诠释,使得其从原来立法机关随意限制基本权利的工具转变成为有效约束立法机关、并为基本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机制。
(五)护照法作为“合宪性法秩序”的组成部分
至此,宪法法院通过解释,已经完成了案件判决的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也就是适用于本案的规范的含义。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护照法》第7条第1款a是否合宪,从而可被接受为“合宪性秩序”的组成部分。
宪法法院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护照法是合宪的。宪法法院的论证过程为:(1)护照法确实为所有要出国旅行的德国人设定了一个“护照强制”,这是一个明显的形式上的限制。但是,护照法也创设了一个针对签发护照的请求权,并且明确规定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可以拒绝签发护照。这表明,立法者原则上是保护出国旅行的自由的,其采用的是一种保障自由的原则性立场。(2)护照法第7条第1款a列举了拒绝签发护照的理由,一个是当持有护照的申请人危害联邦德国的内部或外部的安全,另一个是危害联邦德国的特别重大的利益。“特别重大的利益”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一概念会产生适用上的危险,也就是在实践上,护照管理机关可以随意地解释何为“特别重大的利益”,而这些解释没有标准,无法审查。但是,在宪法法院看来,联邦行政法院在之前的判决中,对于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究竟涵摄哪些情形,已然做了比较恰当的界定。联邦行政法院认为,“特别重大的利益”是指:在“重大性”上,与护照法第7条第1款a所列的另外两种情形(联邦德国内部的安全和外部的安全)相比,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是差不多的情形。这样的界定,使得“联邦德国的特别重大的利益”就与“联邦德国内部或外部的安全”基本上含义相同,其不确定性被降低,从而不会赋予护照管理机关在实践中过大的裁量空间。联邦行政法院的这个解释,就与法治国原则,更具体说,与依法行政的原则保持了一致。如果把护照法第7条第1款的含义限定在联邦行政法院的解释上,这一条款就是合宪的。
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在此前护照管理机关的审查及行政法院的事实审中已经查明,艾尔弗斯作为护照的持有人已经做出了危及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的行为。因此,即使按照行政法院对“特别重大的利益”的较窄的解释,也可以认定艾尔弗斯会危及这些利益,这样,拒绝延长其护照就具有正当性。就是说,行政机关的行为和行政法院的判决并无抵触宪法的具体规定之处。
三、基于艾尔弗斯案对宪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认识
上文对艾尔弗斯案判决的整个论证过程、特别是其中宪法解释方法的应用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尽管只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数量庞大的判决中的一个,但我们也可借此管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运用宪法解释规则的状况。这里,笔者想借艾尔弗斯案对德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稍加介绍和评价,以期启发于未来的研究。
(一)传统法律解释规则对宪法解释的适用性
在宪法法院出现以后,宪法解释的相关问题也得以凸显。面对此种新的实践需求,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传统的从普通法律(特别是民法)解释中归纳出来的法律解释方法,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宪法解释。或者说,是否因为宪法的特殊性的存在,而需要对一般的法律解释规则做适度的修订。这些特殊性在于:宪法的静态与宪法生活的动态,宪法作为法与政治的联结,③ 宪法规定了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其中心内容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存在着大量的概括条款(比如基本权利、平等原则、法治国、社会国),④ 等等。这个问题,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刚刚开始运作时讨论得非常热烈。而艾尔弗斯案判决于1957年,其所适用的解释方法当然地是从实务上对这一争议问题的回答,也必然成为研究的素材。联邦宪法法院总体上还是在适用传统的解释原则,也就是文义、体系、历史和目的解释。这种取向,并不以宪法所规定领域的特殊性以及宪法文本的特殊性而排斥传统解释原则的适用。
对于传统的法律解释规则运用于宪法解释,从来就不乏质疑与批评,而对于新的解释方法或者说宪法解释的新的原则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限于篇幅和主题,笔者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展开综述并深入分析,笔者只是想描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如何遭受批评,这些来自萨维尼而由拉班德引入宪法学领域的传统的解释规则依然是当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基本方法。在学术研究层面,这些传统方法也依然是法学者分析具体规范内涵的基本工具。这种理论上的批评和实践上的遵循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极端地体现在前述这些曾经担任过宪法法院法官的学者身上。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总是在批评传统解释规则的不足乃至荒谬,但在他们所参与的判决中,表现出来的却经常是在运用传统解释方法上的四平八稳。这种状况可以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传统解释方法乃是法的确定性、安定性的基本保障,舍此就无法完成法学之基本任务,也无法完成司法判决之基本任务,因而对其的一切批判,最终都只是修订与补充,而非颠覆。
(二)对宪法文本的遵循
对联邦宪法法院宪法解释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其对宪法文本的严格遵循。文义在法解释上有两个基本的功能:首先,一切的法解释都要从文义开始,当文义足够清楚时,不得追求其他的解释结果。其次,文义是法解释的界限,解释方法的使用和解释结果的选择,都不得超越条文所可能包含的意义。⑤ 在艾尔弗斯案中,宪法法院严格遵守了这样的解释规则。尽管“出国旅行自由”在一般观念上会被当然看做迁徙自由的内容,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下,出国旅行也确乎被作为迁徙自由来保护,但考虑到基本法第11条“在整个联邦领域内”这样明确的措辞,宪法法院就绝不谋求超越文义的所谓解释。而在论述“一般行为自由”的兜底功能以及“法律保留”在基本法下的新的内涵时,宪法法院大量援引其他条文来进行文本内的规范的协调和目的的确定,而绝不轻易使用超越规范文本的解释素材。
(三)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萨维尼看来,文义、逻辑、历史和体系并非是可以按照口味和喜好而任意选择的“四种解释”,而是在成功的解释中,不同的而又相互联结作用的活动。⑥ 萨维尼并不去谋求建立一个解释规则之间的位阶秩序,这一直是一个被后世诟病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位阶秩序,是否意味着法官可以任意选择能够得出其期望的解释结果的解释规则呢?⑦ 为了回应这样的质疑,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尝试理清各种解释方法或者说解释因素之间的关系,但从艾尔弗斯案来看,在宪法解释中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互相配合与参考却未必有此种位阶秩序的支持。
按照一般的解释规则,如果文义足够清楚,就应该认为已有解释结果,不必再使用其他解释方法。但从本案可以看到,尽管“在整个联邦领域内”的文义已非常清楚,宪法法院依然还是使用了历史解释来加强论证,也就是探讨历史上制宪者的规定意向。此外,在体系解释中,目的论的探讨也经常会出场。例如,在解释“一般行为自由”作为“兜底基本权利”时,宪法法院就借助其他条款与第2条第1款的关系来探求制宪者的规范目标。这里想说明的是,在宪法解释中,由于宪法条文极大的模糊性,很难建立不同解释方法的大致的位阶秩序,而各种解释因素间的相互支援也是常态的。这种状况当然会遭到批评,如何避免这种“以结论来选择方法,而非以方法来导出结论”的恣意状态,是当代法学方法论的重要任务。⑧
(四)通过宪法解释的法教义学积累
通过宪法解释以及学者们的阐释,会逐步形成教义学上的积累,也就是指导法律实践、法律教学和其他法律分析的概念体系与理论的积累。这种教义学可以在整体意义上讲,比如“宪法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也可以从各具体条文层面上讲,比如“基本法第2条第1款之教义学”、“平等原则之教义学”,甚至可以讲“某判决的教义学”,等等。在未来的条文解释和案件处理中,这些积累形成的教义学就成为思考框架和论证基础。故而,这种教义学的积累乃是法律实践与法律学术共同努力为法治国家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的基本方式。
此种法教义学积累,可以起到简化法律工作、减轻法律人负担的功能(Entlastungsfunktion)。⑨ 如艾尔弗斯案所涉及的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除“人格的自由发展”、“合宪性秩序”这两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外,还有“他人权利”和“道德法则”两个同样极难界定的概念。然而,在艾尔弗斯案对“合宪性秩序”进行了极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界定后,“他人权利”和“道德法则”这两个概念就被逐步吸收了。这两个概念被认为并不具有超越“合宪性秩序”的内涵的含义,⑩ 从而对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解释与适用就容易了很多。
另外,按照阿列克西的概括,教义学尚有以下的功能:稳定化的功能,也就是使得实践问题的解决、判决的作出在很长的时间段被固定化;进步功能,也就是通过在时间维度、对象维度和人的维度上的法律讨论的延伸,使得未来的讨论不必逐点地从头开始,从而使得教义学的进步成为可能。技术功能,也就是使得法律知识可学习、可传授;控制功能,也就是控制待法律分析在逻辑上的一致,以及实践案件在解决上的一致,从而实现正义;启发的功能,也就是通过众多的问题解决模式,提供新的观察和新的联结的出发点,从而启发新的知识知识。(11) 也正因为如此,法教义学从来都是法律人工作的核心。但是,此项教义学的积累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那种针对某一条款,在实践需求发展、规范环境变迁的背景下,不断进行解释和修订是法教义学工作的常态,也是包括法官与法学研究者在内的法律人所主要着力的工作。这一过程极为缓慢但却富有成效,与毕其功于一役的修宪立法思维大异其趣,其中的理论思路值得中国法律人深思。
收稿日期:2010-10-20
注释:
① Pieroth/Schlink,Grundrechte.Staatsrecht Ⅱ,25.Aufl,2009,S.3.
② Joachim Vogel.Juristische Methodik,1998.S.102.
③ Fritz Ossenbuehl.Probleme und Wege der Verfassungsrechte,Die ffentliche Verwaltung,1965,649.
④ Ralf Dreier.Zur Problematik und Situatio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in Dreier/Schwegmann (Hrsg.),Probleme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1976,S.14.
⑤ Karl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Aufl.1991,343.
⑥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mischen Rechts,Bd.1 1840,S.215.
⑦ Karl Engisch.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10 Aufl,2005,S.101.
⑧ 考夫曼尝试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去解决这一棘手问题。
⑨ Robert Alexy.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S.329 f.; Wolfram Creme.Freiheitsgrundrechte:Funktionen und Strukturen,2004,S.18.
⑩ Pieroth/Schlink.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25.Aufl,2009,S.95 f.
(11) Robert Alexy.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1991,S.32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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