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先论文,风气论文,上海论文,思想论文,开风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双向交流：与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
“学术界习惯上把甲午战争以前鼓吹改良的人们称早期改良派。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都是呼吸着上海的清新空气，喝着黄浦江水，酝酿产生他们的改良思想的。”〔3〕我以为， 来自《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这一概括是极为准确的。因为郑观应《易言》中的《自序》，就印证了这一点：
“余质性鲁钝，鲜能记颂。长而客游四方，日与异国人相接。而沪上为江海通津，南北冠盖往来，群萃旅处。达人杰士往往或从之游，与之周旋晋接。窃闻时论，多关大计。以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而泰西人久居中国，亦时时申论其说，作局外之旁观。……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今使天下之心，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腾其说，……不必谓言出于谁某，而但问合于时宜与否。”〔4〕
应该说，它是分析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及其特征的关键性文本。
与大众传媒相关的文化行业，在上海历来十分发达。譬如报刊业，上海的报纸始于五口通商之后，此后发行量均雄踞全国之首。而众多报刊所传播的信息对郑观应的影响是极为直接的。反映郑观应早期思想重大转折的《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现被收入《救时揭要》附录，这篇文章从时间上看亦当属《易言》系列，而它的撰写就直接导源于《申报》副刊的《瀛寰琐记·内地轮船进止议》。因为同《内地轮船进止议》所讨论的主题产生了共鸣，郑观应才撰文总结他所熟悉的西方造船业与航运业发达的原因，进而列举出西方商业社会在技术、筹措资金、官商关系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的优势。《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在观念上具有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表征意义，而报刊在这里至少产生了诱导作用：报纸既提供给他信息，也触发他去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并系统地表达思考的成果。类似“多关大计”的“时论”，郑观应一直给予广泛的关注，所以，他还有很多文章，陆续发表在《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据此，郑观应与大众传媒构成了双向交流的关系。
上海所译西书，在全国也占绝对优势，据统计，“1843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各种西书561种，其中由上海出版的达434种，占77.4%”，“在上海成长的知识分子郑观应、王韬等，所受西书影响更是沦肌浃髓，广泛而深刻。”〔5〕其时郑观应并没有周游英、美、法、德诸国 ，但他却能够“诹远情”，在稍后的《易言》中屡屡提及这些国家的治国经验，还简要阐述了欧洲历史，其中包括对工业革命的素朴解释。正如王韬在《易言·跋》中对这些言论所作的归纳：“一切所以拯其弊者，悉行之以西法。”〔6 〕这种变化的出现虽然也导源于郑观应“日与异国人相接”的工作经历，但与他的视野相比，他的职业毕竟更为单纯。因此，主动吸取西书中的丰富信息，应是他获取新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
学术界一般给予较高评价的《论议政》（1875年），其成文时间恰值上海各类报刊不断登载讨论中西制度异同文章的70年代。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仿效西方制度要求的一个历史文献，它由郑观应写出、且在上海公诸于世看来并不是一种巧合：上海当时在经济与文化上虽然欣欣向荣，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仍处于一种边缘地位；郑观应的这类言论，也属于“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7〕， 而令王韬徒唤奈何的非主流话语。《易言》将招致“天下人以杞忧生（指郑观应）为口实”的担心〔8〕，其针对性应该说是极强的。
相对于《救时揭要》，《易言》中迷信色彩的大大减弱，或许也得益于西方科技在上海的传播以及上海人对此认同最多的风气。
总之，郑观应在《易言》中的一系列“时论”，以及“时论”中所体现的日趋开阔的视野、日渐系统化的观点，均同他“旅处沪渎最久”〔9〕，与上海较为发达的传媒如影随形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平等观念：现代性人格因素的悄然滋长
《易言》中所体现的开放心态尤其引人注目。追溯这种开放态度的来源，我们不能排斥“江海不以大受而拒细流，泰华不以穷高而辞块壤”的文化优越感因素。问题在于，如果说文化优越感因素仅仅意味着面对弱小的某种宽容，那么郑观应思想的土壤中正悄然滋生的理性与平等幼苗，或许就不是这种“宽容”所能培育的了。
郑观应《论机器》一文〔10〕，曾论及中国雇佣西方技术人员问题。就管理这一层面而言，郑氏坚持了“主权”原则，他指出：“今中国虽设立船政，然须得通中西之学、明制造之事者，派为总办，而后所请洋匠，不敢欺蒙，精益求精，互相讨论”。至于如何对待外国技术人员，郑观应认为关键在于以诚相待，因为“各厂洋匠，我不能以诚相待，彼或不肯尽艺相传”，故只有“厚给薪水，奖以虚衔”，才能使外国技术人员心悦诚服，“然后人皆用命，各奏尔能”，中国的“船政”或“制造之事”就能由此获利。这种对待问题的思路，显然来自郑观应生活于其中的商业社会，来自他从这个社会所获得的职业熏陶。强烈的趋利倾向，无情地冲破了面对西方更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中国传统士子特有的情感上的窘迫，在焕发出理性力量的同时，又潜移默化成一种据现代化理论看来，对陌生人戒备甚少、已经具备现代性的开放心态。正因为如此，郑观应才能客观地认识西方国家在技术管理方面的优长，如他对西方保护专利制度的准确诠释：“凡能别出心裁，制一奇器，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则必赏以职衔，照会各邦，载于和约，限以年数，准其独造，期满之后，别人乃得仿效。故创始者既获美名，又收厚利”；以及对其促使西方技术人员“苦心孤诣，斗巧争奇”激励机制的深刻认识；更为可贵的，当然仍是“中国能踵而行之，未始非振作人材之道”的开明态度。循着郑观应在文章中的思想轨迹，学习西方成了“法自然”之事，无须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这显然与他在上海的生活经历有关，与他在这一环境中形成的开放的现代性人格有关。
从比较抽象的角度看，基于开放心态的平等观念也深深融入了郑观应的世界观中。比如他对中国在全球中地位的认识：“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这里不仅涉及科学的地理概念，并且不自觉地引伸出种族平等的政治概念。因此在外交上，他才可能提出“如中国能自视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的精彩对策〔11〕。另一方面，追求平等必然导致郑观应对资本主义各国官商教士“尊己抑人，任情蔑理，藉端滋事”的后果——与华商交易不公正、中西立约不平等的批判；也促使他批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随”与“激”这两种极端态度，分析“随则病国，激则兴戎”的不利态势〔12〕，从而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对待西方的律法和世界政治格局。这种世界观对郑观应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认清这一点，才真正明白郑氏何以能够直面“泰西数十邦叩关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的现实，并参透“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的本质〔13〕。
或曰：郑观应对公法的认识尚有幼稚或一厢情愿之处。假如这种看法的理由是郑氏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一面，那么就是未将他一以贯之的“自强”观念作为他奋斗一生的“主旋律”来进行体察。其实，以“自强”的“主旋律”作为须臾不离的背景音乐，走向现代化之路、并在这一过程中有着深刻体验的中国人，应当能够感受到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郑观应思想演变节律的协调性。
良性互动：“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撰写《易言》期间，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职业经验之积累，激发了他潜在的带有传统文化主流色彩的实用理性精神，使蕴含在《救时揭要》中的民间文化传统色彩趋于淡薄，原先的道佛意识及其语境逐渐消失，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日益增长，就客观环境的影响而言，这无疑是上海独特文化氛围熏染的结果。当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批吸收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佼佼者，郑观应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对环境的消极反映。
当符合现代精神的理性观念一旦具备，新的精神资源便作用于《易言》的一系列文章，使作者形成了新的表述风格、拥有了新的话语系统。以郑观应对于西方物质文明之输入的态度为例，在一个像中国当时这样的传统社会中，对于西方物质文明输入之阻力的大小，一般说来，“在于西物是否同中国本土的器物具有对应性”〔14〕，存在对应性，则更容易得到认同并接受，像钟表、音盒、玩具等物，而我们所看到的是，郑观应对这些器物倒不怎么感兴趣，反而批评由这些东西引起的盛行于清廷的“玩物丧志”风气，担心这种风气对整个社会的误导；相反，对于那些缺乏对应性的事物，如“电线、火车、耕织、开矿诸机器”，他似乎投入更多关注，不厌其烦地向人们描述与推荐，指出这些器物为“有益无损者”，而“华人恶之诋之”的排拒态度，正是“振作难期”的原因〔15〕。从郑观应论说这些新事物的篇章看，比之具有对应性的那些器物，他的理解似与客观事物的面貌更趋接近，在工业文明引进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这种取舍仍然是比较科学的。
被理性之光照耀的上述过程表明，郑观应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以他的识见“开风气之先”，也就是说，他与上海文化氛围的形成，表现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不过，郑观应同上海的都市生活，却远未形成水乳交融般的关系。郑氏对城市文化的世俗色彩充满隔膜，特别是对于以消闲、娱情为目的的大众文化，如选举市花、选举城市小姐、推举妓女“总统”等活动，以及议论电影明星、传播名人轶事等风习，则更多地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至少在精神领域，他生活在都市特有的繁荣之外，因此对这种繁荣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几无体认。这既是郑观应的认识局限，又使他在理性地揭露现代化历程中资本主义文明负面影响的活动中，占据着有利地位。这一现象表明了精英阶层的典型特征，而如此特征，仍然在转型时期的当代知识分子中间延续。
一个在百多年来始终具有探讨余地的命题是：观念中的理性与平等因素固然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来源，但它们并不能主宰思想者的一切，尤其是生活在祖国面临变迁、遭受侵辱之特殊时代的思想者的情感，而情感又往往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郑观应当然不是一个例外：当他主张将中国视为万国之一的时候，也难免流露出“庶几圣人之道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文教之敷，于是乎远矣”的自傲倾向〔16〕，他屈辱感的消解和心理平衡的保持最终是由于“用夏变夷”观念所起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观念可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但它们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中倒恰恰是作为一种宽容心态的精神资源在起作用的。对于那些以“效法西人为耻”的“拘迂之士”来说〔17〕，“用夏变夷”的激励机制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在西方器物、制度、精神三个文化层面上均具比较清醒意识的改良者而言，郑观应的思想演变历程则是极为典型的范例。
余论：“中体西用”特殊内涵的启示
王韬对郑观应大量“引进”“西法”的目的有一个简洁的归纳：“而今则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学，皆为吾人目之所未睹，耳之所未闻。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忧生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18〕在这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题已经显示出来，而这个命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长盛不衰，从根本上说，或许恰恰导源于求索者们同样的“情结”。但是另一方面，即便出于相同的“情结”与“体用”思维原则，由于每一个体的特殊境遇，其焕发出的思想闪光必然色彩各异，也就是说，其“用”之内涵的差别，构成了他人不能任意取代的效用和价值。这也是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历程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为郑观应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中国的愿望，提供了最富于挑战性的场所。郑观应对挑战反应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张力；郑观应在上海的努力及贡献，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具有一种特殊的借鉴意义。
注释：
〔1〕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2〕载《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3〕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679页。
〔4〕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5〕《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23—924页。
〔6〕〔7〕〔8〕〔9〕王韬：《易言·跋》，《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10〕见《郑观应集》（上册），第89—90页。
〔11〕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2〕郑观应：《论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17—119页。
〔13〕郑观应：《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5页。
〔14〕《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05页。
〔15〕〔17〕郑观应：《论机器》，《郑观应集》（上册），第89—90页。
〔16〕郑观应：《论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8〕王韬：《易言·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