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现实”与何种“合理性”——立足“思想史”的视野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做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合理性论文,所做论文,视野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2－0021－07
对个体以及族类生命意义的深刻领会和精神灵性之高度自觉，是古今中外以高远境界追求和深邃理性澄明为己任的所有哲学思想的使命和追求之所在。
马克思是世所公认的哲学大家，自有马克思哲学以来，对其实质、旨趣、意义等的研究、解释之多样，各种解释之间冲突之激烈，是罕见的。但是，既然真实的历史是真实思想观念的事业，观念改变、影响、推进历史，那么，如果我们追问一下，在思想史的长河从而在人类心智史演化、攀升的意义上，马克思有关哲学的理论主张和贡献是否有足够的资质，在智识性共识意义上真正地进入到普遍的思想史的视野之中，从而实际构成欧洲思想演进的必然逻辑连环了呢？近年来，随着整个欧洲学界有关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兴盛与自觉，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马克思的哲学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思考和研究，理应引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业者的足够关注和深彻思考。
一、“属人现实”的观念创制：有关思想史元问题的马克思立场
标志马克思哲学智慧之个性特质以及思想史的分界意义、且构成马克思哲学元话题的，是镌刻在马克思墓志铭上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句式上，这段话比较符合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国人的阅读和理解习惯。但对这样一个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新哲学家的这句话自身所深蕴着的原创性思想史内涵和理论变革意义，大多数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者的理解和研究还是很初步的。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就很不以为然。他在1969年9月7日的讨论班上对此做出阐释和诘问：“现今‘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然而他还提出了其他的任务：‘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了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了吗？）”[1]汉娜·阿伦特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马克思想实现由黑格尔终结了的传统哲学所规定的人类命运。马克思不是向哲学进行挑战，而是向哲学家们的对非实践的屈从进行挑战，他不想像他们那样，把这个世界变革为‘哲学的世界’之前的样子，只在世界上为自己寻找一个安身之处，而不去改变这个世界。”[2](P70)显然，对待一类思想家对另一类思想家的这种看似极其“客观的”同时又极其主观化的解释方式，我们无法也不可能用简单的“对与错”、“是与非”，甚至合理与不合理等这样的惯常做法下判断。这里不只是一个学术立场、价值取向和旨趣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结合思想史甚或广义上的“观念史”才能做出一个相对合理性的判别。
马克思是在欧洲思想史传统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睿智而深刻的。当代英国著名的思想家伯尔基对此这样评价道：“马克思思想本质的东西，恰恰在于其激进和新颖，在于其彻底的‘革命’特质，它们反对并驳斥着欧洲主流传统的那些基础价值和组织概念。”[3](P4)很明显，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源远流长、丰厚无比的思想传统的某种内在缺失。因此，不能排除，上述看似极具个性化的“改变世界”哲学理想宣言，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可能是想向当时以至其后的整个欧洲思想界传达某种更为普遍、更为一般的东西——哲学向现实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回归。黑格尔在阐述逻辑的具体普遍性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的知识以后，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说来，才提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4](P41)比照黑格尔的上述论述，我们不难洞悉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旨趣。哲学史的真实是，马克思注定属于为欧洲思想提供和奠定“新传统”和新语法的思想家。马克思眼中的“世界”，在深层意蕴上，与黑格尔所谓的“现实”，在其无法摆脱与观念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方面，有许多内在相通之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世界”和“现实”本身，而在于思想家在面对这样一种“世界”和“现实”时的思想姿态。一方面，马克思无疑内生于他的时代，他的思想打上了其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痕迹，这是由欧洲主流和主导思想文化——精神哲学建构起来的特定的时代。另一方面，马克思不满意抽象的意识哲学无关现实的弊端，因而注定是他那个时代思想的叛逆者。在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属于观念原创型的思想大师，他不仅从根本上革命性地颠覆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传统，而且从致思理路上改变了哲学的作业方式，为欧洲思想打开了一扇新门，为哲学思想通向新的合法性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化”努力获得了多大成功，史家评价不尽相同。如赫勒的评价就带有否定性：“十九世纪具有重要哲学意义的激进思想始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发其端绪之后。摧毁各种形而上学，揭露精神的世界乃是现实的扭曲镜像，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逆转了柏拉图主义，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然而，不管其作者的意图如何，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却从未获得成功。”[5](P44-45)
尽管如此，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马克思所开创的新哲学，不仅具有哲学史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史”、甚至广义的“观念史”的意义。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的努力所指，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思想的方式，实践地掌握和实现有关现实社会的合理性真理。真正为马克思所关切的，是如何用有关历史和文化的“真观念”，在对既有的不合理、不人道现实进行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和革命性改造的意义上，实际地创制一种真正属人的社会现实，让一切有关科学、价值、组织和制度的理论，真正服务于人的自主性活动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
长期以来，国内哲学界在对待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方面，由于受被在狭隘意义上理解了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消极影响，由于对思想史真谛和方法的隔膜，马克思思想更多地被当成一种业已“完成态”的东西。学者剩下所要做的工作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自己认为是“马克思的方式”追问“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然后抓住经典作家的个别原典性语词，在形态学意义上主观地将马克思哲学认定为“人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实践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活哲学”等。这样的研究由于一开始就是一种在马克思哲学之内进行的“封闭式”研究，而很少考虑“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使哲学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诸多丰富、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因此谈不上有多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和创新。如果说有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所开创的对待哲学的方法、对待马克思自己哲学方法的一种必要的继承。学者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做的工作，仅仅是让马克思的哲学说了一些中国话，用马克思现成的哲学方法解释了一些“中国问题”而已。而离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研究的中国学派”——所谓民族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度等，还很遥远。
在人文知识的实践和渐进演进的意义上，上述中国学者所制造的马克思哲学的多样“形态”，并没有贡献多少思想史意义上的“学术增量”，相反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思想的贫瘠”和“真话语的缺席”。不能说这样的研究没有必要，或者说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什么误区。进一步的分析会表明，这样的研究固然成果很“丰富”，固然也在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但就在我们沉浸于这些成果中的时候，却不无遗憾地发现，我们有意无意间忽略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上述“哲学”无一例外都只是从一个单一、狭隘的“逻辑起点”出发，在马克思的名义下，自说自话而已。在这样一种话语中，我们看不出、也感受不到一个立体的、完整的马克思形象，马克思成了一个抽象的“符号”。
一个为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业者所极其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当我们抽身“中国”之外，自觉地将我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置于整个20世纪的思想逻辑历程中客观地考察和审视时，当我们用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等所谓非正统或者“正统”的学术规范和思想贡献来对照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看家本领、“绝学”和“思想”上的自信足以示人。一个常见的情形是，在中外马克思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对比性研究和交流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研究者的成果经常引起国内学者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我们热衷于翻译、阅读其著述，尤其是欢迎西方马克思学者（左派也好、右派也好）以各种方式为我们传经送宝，并持续地为其研究成果的独到、深刻、精到所折服，就是一个明证。
二、思想史逻辑的真谛：“马克思在哪里”与“马克思是谁”问题的答辩
被西方世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汉娜·阿伦特曾经有感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和传播中“传统的断绝”，提出了以马克思自己的方式对待马克思哲学的任务。按照阿伦特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传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遮掩和隐灭了真实的马克思学说。阿伦特继而追问：“真实的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认为“如果要评价马克思的话，不能不涉及西欧思想的传统……”，“马克思的源头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深远，我可以揭示这样的结果：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2](P4、6)
思想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思想史研究的核心。柯林伍德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表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人类历史和生活实践史昭示我们，归根结底，人类历史是占统摄地位的思想模式的历史。这类模式不仅主导了人类的思想，而且控制了其行为、意识、道德、政治和审美诸方面。考察任何一种文明，我们都会发现，其最具特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都是特有的观念模式的反映，即是说创造这些文化产品的人无不受其主导。因此，若要理解一种文明，说明它的属性，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就有必要将其主导性思想模式孤立出来、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剖析。
理解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逻辑上有两种可能的方法论选择：文本中心主义和语境主义。前者注重历史上哲学思想家及其思维成果的独立性，较少强调历史、社会条件和环境对思想的限制和影响。而采信语境主义的学者则更注意到构成哲学思想史上某一特定著作的意义背景和文化环境，这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其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限制语境的解释作用和效力就对应着强化文本本身的解释能力，反之亦然，而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比重，就成为一个对哲学思想史研究的取向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问题。
在解决两种主张的冲突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彼得·拉斯莱特、约翰·波科克、昆廷·斯金纳和约翰·达恩等人。他们认为，思想史上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问题，也不存在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的永恒的智慧，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存在着的只是变化不断的问题和对其变化不断的答案。在他们看来，研究的重点不是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而是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并强调修辞对理解文本意义的作用。剑桥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斯金纳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清楚地表达了思想史的研究旨趣：“观念史家的任务应是研究和诠释经典文本。撰写这种历史的价值在于：那些有关道德、政治、宗教及其他类型思想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包含着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这样，我们可望直接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中获益。这就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接近那些文本的最佳途径，是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位作者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阅读经典文本时，我们必须准备好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最为根本的是这样一种研究路径：仅仅专注于他们的论证，并考察他们在那些永恒的问题上告诉了我们什么。假如我们不这么做，而是转换主题去考察经典文本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或知识语境，我们将无从发现经典作家那些经受过时间检验的智慧，因此也就失去了研究那些文本的目的和价值。”[6](P57)在思想史家们眼里，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马克思对此深信不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P9)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8]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
从思想史的视野着眼，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学者长期努力所及，其力图向世界所显现的马克思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马克思？纯粹“学问家的马克思”抑或“思想家的马克思”？回答当然是后者。而我们在呈现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方面所遵循的，却恰恰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何以可能的逻辑。有中国学者指出，我们关于马克思的研究，从马克思思想应有的深度来看，尚不及其十分之一，甚或还在门外徘徊，根本还没有触及深远堂奥。如果我们认定马克思是一个思想家的马克思的话，那么，这样的马克思形象我们又呈现出了几何？有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率先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视野中的马克思都是特殊语境下的马克思。当我们自认为是在说着马克思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根本没有读懂马克思，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是谁。
思想史逻辑的介入，意味着我们要遵循思想和观念自己构成自己的逻辑，走进马克思所生活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将马克思的哲学之思纳入到整个欧洲思想内在演进的历程之中，抓住他那个时代人类精神的母题和难题——现代性文化和现代性社会生活在何种意义上呈现了社会生活的真理？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首次清楚地概括为两大发现：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9](P776)两大发现的思想内容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是马克思“改变世界”之40年奋斗历程的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两大发现由于越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因此，这两大学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科学的性质，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崇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10](P343)作为一位思想史家，罗素着眼于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对马克思思想的评价是中肯的。马克思的结论不是得自纯粹思想史的研究，是其在参与社会实践和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思考中孕育出来的。
马克思深谙其所属时代思想史的传统与规范，他深知理性自身的有限性及其固有的弊端，决意与各种虚张声势的思辨哲学的观念范型保持距离。马克思关注并审查的是属人世界的“人的生活”。在标志经典作家成熟时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7](P72、73)马克思在较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明确地把这一思想提升为自己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实基础。”[11](P32)马克思意识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意识到在历史中，即使思想家发现并创制了所谓的“真观念”，现实也未必情愿和乐意接受之。马克思深切地体会到了以往人类历史的苦难现实，认识到了人类受各种伪观念、虚假观念支配和规约所承受的生存代价。马克思之前以及马克思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将其所发现的“观念”视为社会生活的合理与永恒的观念，至于这种观念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根据，其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
马克思关注的是人性本身的整全性。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这些占有方式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2](P85)在马克思看来，思想史的逻辑所遵从的，理应是优雅、健全之人性的生成和发展的真实逻辑，严格意义上讲，它同时必须是对历史实践的客观性进程和人类美好前景的观念设计。令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心智困惑不已的情形是，由原本美好的种种“观念”所形成的“现实”和人性的种种表现，却处处充满了不美好，各种非人性、反人性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几乎成了历史发展的常态和“规律性”的东西。这种现象，迫使马克思思考观念与思想的内在限度及其所致根源、解决之道等一系列问题。
如此，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反思的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观念本身对由观念所造成的制度化的现实的反思、批判以及重塑的恰当方式问题，此即所谓思想史背景和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大师言说逻辑。由此，我们才可以真正进入马克思哲学的门径，领略一个科学的、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风采和魅力。
三、承认真实并“回到真实那里去”：作为思想史家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
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之思，在于以观念的方式，造成一种制度化现实，并依托此一现实，有效地改铸和模塑其所属时代社会和人的精神风貌、心性修为与人格范型，哲学正因此而被称之为“境界之学”。
作为思想史家的马克思，通过对诸多思想类型的考察，其背后所真正关心的，是价值关切：什么是时代的真正问题？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显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单一的学科视野必然存在很多限制，而思想史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这种缺陷。思想史范式强调学科畛域的打通，强调观念形态与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强调知识话语之间的逻辑演进，强调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近几十年的思想史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三种典型的范式：即注重社会背景和情境的“社会语境范式”，注重观念和思想的“意识形态范式”，注重语言和话语的“知识话语范式”。社会情境的解读模式要求研究者们摆脱了“纯文本”式的解读模式，转而把对思想家思想的考察与具体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在意识形态的解读模式中，人们关心的是思想家观念中的意识形态基础，即思想家究竟属于哪个“主义”（但是，一旦涉及“主义”，思想家的“形象”就有可能模糊起来，甚至“歧义”迭出）；知识话语的解读模式聚焦于观念、知识、思想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演化，并认为，人们不能把思想归诸于非思想的背景，要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就必须考察表达其思想的工具性载体——思想话语。
依据思想史的方法做观照，我们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弊端。例如，没有深究马克思自己的生存环境、生活情境、个性气质以及生活中的重大变故等这些与马克思思想变革发生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背景，没有深究马克思为我们所确定的思想母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哲学的“真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立足其所属时代，对其时代形形色色之思想和精神气质的类型、特质进行哲学理性透视之精当，方法的运用与创新之有致，堪称楷模和典范。阅读马克思，我们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类历史和生活，作为“人性之真实”的展露，自有其本真的逻辑；另一方面，思想史上，有关各民族生存和生活之真理性智慧，其实早已存在于其独特的实践之中。这些东西是如此之简单明了、如此之不容置疑，但是一当思想的逻辑介入，就会遭遇有意无意地近乎粗暴的遮蔽和扭曲。
有史以来，人类发明、发现并创制了很多的观念、符号，并以之来表达、理解、阐释和说明现实，人类就生活在由这种种观念所造成的“非自然”的现实当中，享受着诸多观念的种种好处，同时也被其所宰制和影响。无论哪种观念，在遭遇现实的威逼利诱面前，也可能会变得不是自己，甚至失掉自性，从而与某种它本应批判的现实妥协以致同流合污。马克思的哲学努力，旨在用好的、正当的、合理的、有效的思想、观念发现并造成一个真正属人的世界和人属的世界，然后谋求以实践的方式使“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与“人性的应然价值”之间保持一致性，让这种不断趋近合理的现实在历史场景中按照一种持续优化的逻辑自主前行。马克思之一生，就是以大无畏的科学气概，以对无产阶级以及整个人类命运之深切的同情意识，致力于发现并揭示这一真理。马克思是出色的、卓越的成功者，他向我们揭示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P112)马克思有其对待“观念”的特有方式，他最为关注的，是观念构成现实、作用于现实的特殊方式。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的研究者们出于以往固有的理智惯性，总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急匆匆地为马克思哲学下结论的方法。显然，这是与思想史的方法相违背的。从思想史的立场出发，我们要回答的却是一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历史地从而哲学地理解马克思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人类历史上的种种迷误、错误、倒退、荒诞甚至恶行等反人类、反社会行为，其背后无一例外都有观念、思想以为指导。那么，当思想、观念犯错误的时候，人类何以竟会陷入迷误而任其猖獗以致酿成种种难以避免的祸端呢？谁又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同样是人类，凭什么一部分人要求另一部分人必须非选择性地接受、认同另一部分人所发明和制造的观念和思想呢？马克思的努力启示我们，对于任何一种思想和观念，我们都必须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谁之思想？何种观念？为谁之思想观念？进而言之，我们必须同时追问，称一种思想和观念是好的、合理的、正当的时候，我们是在何种立场上，以什么为根据的？好的、合理的、正当观念的评判标准究竟是什么？以往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大多数的研究者出于理智的惯性和创新的驱动，总是力图通过研究做出结论，然后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马克思哲学是如此这般”。由于思想史背景的缺乏，接受者没有多少反思的余地，只有被动接受的份。
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阿尔都塞以明晰的思想史意识，主张必须“运用马克思关于思想发展的理论原则去研究我们的课题”，他将这一原则的要义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2.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发展，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或终点的关系，而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该思想的变化同整个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3.推动独特思想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在该思想的内部，而在它的外部，在这种思想的此岸，即作为具体个人出现的思想家。以及在这一个人发展中根据个人同历史的复杂联系而得到反映的真实历史。”[13](P48)阿尔都塞的努力启示我们，从思想史的立场出发，正确的做法是，不各取所需任意剪裁历史素材，尽可能真实呈现使马克思哲学思想成为可能、必然和现实的历史场景与情境，尽可能让一个真实的马克思重新出场。这样，无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信奉者们，就因此获得了一个自主判断的张力空间，从而引导其按自己的方式去自觉地走进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信仰马克思。如此，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就会自主呈现，马克思的哲学就不只是活在学者们的著作、论文和狭小圈里，而是活在所有接受者的心目中、生活实践中。阿尔都塞的一段论述一语中的：“……哲学的命运无非是要承认真实，即在回到真实那里去（产生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历史真实）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批判任务（即死亡）。研究哲学，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象浓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最终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妥协。”[13](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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