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起
（一）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精炼的表述，集中论了党，特别是集中论了党的先进性，这样就从根本上进一步指明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条大思路。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这“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就首先不是要把论题分散放到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的具体工作问题上，而应当是首先把思想认识集中到党建思路问题上来，特别是集中到党的先进性问题上来，集中到党怎样才能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诸方面，把自己建设成为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问题上来。当然，作为党员，我们还要把由此得到的新的觉醒，落实到怎样以实际的行动更好地体现“三个代表”的问题上来。
（二）说到党建大思路，这里我要特别引用江泽民同志前不久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一段话：“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请同志们注意，江泽民同志这段话，把“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点得十分突出。我认为，我们现在学习领会“三个代表”，要点之一，就是很需要着重地领会“三个代表”据以提出的这个“出发点和着眼点”的问题。也就是说，很需要认真领会“三个代表”据以提出的“时代”、“形势”和“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的问题
（三）那末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时代”、“形势”和“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条件下，今天我们党需要如此强调地提出“三个代表”，需要如此强调地重新提出并进一步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呢？
我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说到这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尤其是在今天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和我们党本身正在经历整体性新老交替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因素，使我们党面临巨大的历史性新考验。这里我不打算再来全面论述这个问题，而只想比较展开讨论一下经济全球化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讲世界发生大转折，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经济是基础嘛！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已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并且正在形成为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的历史性新阶段。而经济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前期的进一步重大发展，必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国际大局，也更加深刻地影响我国国内大局。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观察，如何把握，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更好地建设自己，以利于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地乘势而起，——我认为，这已成为我们党的全部工作和党的建设所不能无视的最重大时代背景之一和基础性课题之一。
二、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
（四）我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曲折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新现象。我同时认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的产生、发展和所走过的战略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因此，就让我们从历史说起吧。
请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怎样观察人类历史上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这一百几十年间，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吧。他们在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何等鲜明、尖锐、透彻！完全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诸矛盾发展，所作的郑重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此相关。
还可以说，作为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在十八到十九世纪生产力大飞跃、科学技术大飞跃、经济社会化大飞跃总结果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及民族、国家间多方面矛盾的激化，其在人类思想历史上引发的最重大回应之一，即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即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伟大号召的《共产党宣言》。
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应运而兴。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
至于说当时中国，由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极盛，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再到十九世纪末叶甲午战争，这一个半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到危亡的剧变，正同西方工业革命的一个半世纪相对应，也正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
（五）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轮，在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新的大飞跃发展基础上，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这本身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并有可能打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但是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实际结果，走向反面——资本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接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大血战，还谈得到什么经济全球化？！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正是由于电力使用，由于重化工业的巨大发展，使资本输出不断增加，使绝大多数经济落后国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流通“链条”上的环节（附庸），经济联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才会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和瓜分这些资源而接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
所以，这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恶性发展，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逆转、中断和断裂。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
这也是形势逼人啊！
由此而“逼”出了列宁、列宁主义、俄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又“逼”出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还“逼”出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就是列宁提出的。
列宁、毛泽东所设想、所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战略道路，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俄国）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用革命手段主要是革命战争夺取政权。这一切，都同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之中断，之逆转，之断裂，直接相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运而兴啊！
当然，同时也有一批党经不起这样的历史性考验，垮掉了。第二国际各党即是如此。他们不能对这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科学的分析（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他们的应对战略更加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
（六）二次大战以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重新起来，这就是又一轮即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当然，二战过后就已经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但这时信息革命还没有真正起来，可以看作是信息革命的准备阶段。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形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才可以说是信息革命的开始，并由此出现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运转的超高速化，而使国际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起来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无庸讳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仍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得完全一点，来自同苏联、中国、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而在科技、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
（七）这里发人深省的，是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动。首先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也有种种曲折，表现了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但是总的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三十年代中后期汲取资本主义大危机教训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前期计划经济的经验开始，到二次大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多方面的改革调整，是做得很认真很内行，并且得到了实际成效的。从国内的改革调整，延伸到创建和运用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GATT、WTO、世界银行、IMF等），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生产力、经济社会化和世界市场，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一个，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差不多同样一大段时间里固步自封起来，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而且陷入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而无视或者拒绝社会主义改革。如果说“经互会”也是一种国家间经济合作，但那实质上仍是计划模式基础上的封闭半封闭模式。经济相形见绌，而党呢，——苏共和东欧诸党却又从长期停滞、僵化（一个极端）跳到自由化（另一个极端），不可救药！终于如同第二国际各党经不起历史变动的考验那样，苏东社会主义一大片江山不战而亡。
第三个，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以及东欧那一大批党完全不同，我们党经过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自己起来纠正“文革”错误，并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二十年中，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实现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新的大飞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所开创的，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和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提出过、更从未实践过的战略道路！恰是在这一点上，突出地鲜明地表现了邓小平理论和战略的历史独创性。
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思考，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形势所迫——“迫使”。我们自己的严重挫折，加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逼”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实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党不加分析地把在过去历史条件下的经验即便是成功的经验（如阶级斗争问题）照搬照套，只能导致失败。
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还是应运而兴啊！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二十年，恰恰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起来的二十年。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就成为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中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三、邓小平理论、战略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八）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与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什么关联？
或者说，邓小平理论和战略，是怎样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当中，把握大局、抓住机遇，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让我们着重就邓小平理论、战略同经济全球化的关联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一看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吧。
（九）第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当时，“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正在起来。在这种情势之下，邓小平最先敏锐地观察到，并有力地把握住正在起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提出了两大命题。
第一个大命题，邓小平尖锐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这是他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论断。他强调说，在世界范围内，“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
他同时尖锐指出了我们的落后状况，强调认真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这样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
第二个大命题，是在同一篇讲话里，邓小平又明确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同样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论断。
后来他还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我认为，这两大命题所反映的邓小平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敏锐观察，实际上成为引导全党下决心开创新时期的动因之一。
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观察符合实际，而且确实抓住了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不然的话，不可能有我国新时期的大发展，特别是东部率先开放地带的大发展。
（十）第二个重大历史关头，是从一九八九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到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前后。
大家都记得，那时有一股风，似乎形势漆黑一团，改革开放也成了问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尖锐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旗子不倒，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人口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强调“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这可是又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论断！
还在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就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的重大论断。一九八九年以后，他又反复强调指出：“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中国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
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事实证明，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艰难时刻，邓小平又一次以敏锐的观察和关系全局的重大论断，引导全党，把握住“世界发生大转折”和“世界各国发展经济都要搞开放”这样的大趋势，从而抓住了九十年代的新机遇，促使我国经济发展上了新的大台阶。请看一看九十年代我国引进外资的大幅度增加吧，再请看一看我们深圳到浦东的飞跃发展吧！
（十一）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是党的十五大前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去世后，坚定不移地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有了这一条，天下大定，继续向前。对于这一点，这里不作过多重复论述。
这里我想着重说到的，就是一九九七年秋到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风波。这场风波，具有经济全球化的明显特征，或者说具有经济全球化负面作用的明显特征。它的八次大冲击，给我们带来相当影响。于是，再次发生了中国应该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国内外舆论议论纷纷，人们十分关心。但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容应对，指挥若定，第一项措施就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和有名的十九号文件，使大局稳定下来。尔后在一九九八年“两会”期间，江泽民同志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要辩证地看待这个趋势对我国的机遇和挑战，努力提高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半年以后，又冒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需求不足。从一九九八年起，提出扩大内需这个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为此，一九九八年初的三号文件以及尔后的十二号文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扩大内需具体化了。当年增发国债五百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第二大应对措施。第三个大应对措施，就是一九九九年以来的投资消费双拉动政策，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推进经济发展，加上一系列配套宏观调控。总的说，二○○○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又加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还有第四个大应对措施，就是强调地提出了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此相适应，国债的使用重点也有所调整。这就是既扩大基础设施，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既重视投资的启动，又增加居民的收入；既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又坚持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既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又注意切实保持社会稳定。这样，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加全面也更加配套了。这是仅就经济情况来说。如果联系到开发西部，联系到要注意逐步地调整差别悬殊的收入，政治意义更加重大。
两年半时间几转几折，说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实具有驾驭各种复杂局势，包括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复杂局势的能力，同时也表现了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后期强调指出的，“承担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增长幅度开始逐步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一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上半年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二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九点七。其中工业增加值一万九千零五亿元，增长百分之九点九。进出口贸易和反映国内社会需求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也大幅度上升。可以说，这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在二十世纪末期，继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创下长期繁荣新纪录之后的，又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四、经济全球化前景与我们新的战略机遇期
（十二）经济全球化前景，怎么看？我们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开创的局面的份量，怎么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和机遇，怎么看？
是不是可以作这样几点估计。
第一点估计，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我看一是不会中断，二是不会倒退，恐怕还是开头说过的那句话：方兴未艾。就是说，面对二十一世纪，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
在此过程中，国际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同时又有种种曲折，又有美国霸权，又是北强南弱。但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在此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弱势；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则有可能抓住机遇，乘势而起。
在此过程中，世界上“不可测因素多得很”，“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诸如经济全球化会否再次失控甚至更加严重地失控，南北差距严重扩大还会造成何等严重恶果，以及美国霸权动向和种种局部严重冲突，等等，都要看。
仅就经济方面来说。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在科技推动下肯定还将加速发展，但是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还是旧的。美国控制力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矛盾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深化、激化，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导致新的动荡和混乱。首先一个大问题，就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将会增加。还有一个大问题，则是世界范围贫富差距扩大。
先来说国际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你看虚拟经济的增长，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无法预测的风险。一九九八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比上年下降一点七个百分点，但全球金融资产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世界经济增长了七倍，出口贸易增长了十二倍，国际资金流动却猛增了四十三倍。截至今年三月底，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股票市值总额达三十四万亿美元，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仅美国一家的股市总值就高达十七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远远超过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前夜百分之八十二的水平。目前全球有游资七点五万亿美元，外汇市场上的交易额平均每天达一点五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控制这个巨大的市场。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还要估计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股票市场的资本加起来三十四万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主要股票市场资本总计不到一万五千亿美元，二十比一！如此悬殊的实力对比，就是可能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原因。美国股市总值中只要拿出百分之一，即一千七百亿美元，就足以打倒许多新兴股票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和严重动荡。所以，世界银行也在它的《全球发展金融展望》报告中警告说，未来十年中，“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可能再次出现高潮，与此相伴的将是金融市场高度动荡和潜在的危机。”
再来说世界范围贫富差距。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收入差距从一八二零年的三比一，到一八七零年的七比一，到一九一三年的十一比一，到一九三零年的三十比一，再到一九九七年的七十四比一。这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状况，究竟还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实难预料。
有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清醒地看待和把握它的两重性——确有风险，但又确有我们可加以利用之一面。我虽仍处弱势，但已具备相当实力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气候已成，不参与反而会更加落后。因此，主动参与，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乘势而起，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请重温一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在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之下，怎样变被动为局部主动，又怎样由一个一个局部主动，变为全局主动。我党历史上如此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维，伟大成功的历史经验，可是不能忘记！
（十三）第二点估计，关于在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承担着双重使命。这就是：一要实现传统工业化，二要实现以新科技革命（包括信息化、生化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标志的更高一层的现代化，二者同时并举而且联为一体。而这就使我们面临着有可能以信息化的超前和快速发展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机遇；同时又面临着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你看世界历史，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已经经历了五代。第一代是英国，工业化完成的标志是一八四○年铁路干线在国内基本建成。第二代是德国、美国，第三代是日本、苏联，第四代是东亚四小虎，第五代才是中国。还要看到，前三代工业化，都无所谓双重使命，他们的工业化同时也就是当时水平的现代化。到了第四代，双重使命问题开始发生，因为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向东亚四小虎转移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了第五代，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双重使命问题就真正尖锐起来了。
看看现实对比吧。就传统产业来说，你看我国五百二十户国家重点企业（都是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行业排头兵企业）年销售收入之和，一九九八年为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三亿元，折合三千一百一十五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五百强前两名（美国通用汽车、德国戴姆斯—克莱斯勒）年销售收入之和三千一百五十九亿美元的百分之九十八，只与世界五百强最后三十四名企业的销售收入之和大体相当。我国汽车工业现有一百二十多家企业，一九九九年产量仅一百八十五万辆，只相当于国外一个中等汽车公司的产量。我国冶金行业钢和钢材的生产能力已达到一点四亿多吨，一九九九年钢和钢材产量都是一点二亿多吨，生产能力只利用百分之八十五，但同时却要大量进口国内不能生产而市场又急需的高附加值钢材，去年进口总量一千四百八十六万吨。
再结合信息革命任务，我们又面临哪些挑战呢？大体而言，有这样三条：一是美、欧、日将继续保持其世界最先进“技术源”的地位，甚至结成不仅军事上而且技术上的同盟。二是从信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产品和服务领域看，可以说中国追得相当快（个人电脑、因特网、移动通讯、电子商务、软件等），但信息革命的核心技术、基础技术追得并不快，甚至差距还在拉大。这就意味着我们仅仅是“应用者”而远非“拥有者”。如半导体芯片制造特别是其中关键设备光刻机的制造技术，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三是人才问题，名牌大学毕业生大量外流，主要流向美国（清华、北大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的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七十六）。
所以，双重使命，就是双重挑战啊！
说到这里，还要请同志们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党在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这三次代表大会上，都是把工业化、现代化并提的，这实际上也就是点出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双重使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个最突出的环节，就是说，抓住二十一世纪前期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新机遇，展开国内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围绕产业结构调整，还要进行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地区经济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这样的战略性调整，又只能是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现代化建设双重使命的要求，既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也要改造提高和继续发展传统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
总之，我认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使命，相应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两方面重大发展，就是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如果不是这样理解，而把这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变成狭小的概念，仅把某一项或几项高科技产业叫做“先进生产力”，忽略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发展，那就是一种误解，而且还会是有害的误解！
当然，同时还必须看到，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各种思潮和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十分尖锐复杂，甚至比经济方面的问题更加尖锐复杂。你看美国的出口大项，第一是飞机，其次就是影视产品！至于网络文化，同样不可忽视。因特网在提供信息、帮助人们获取知识和发展机遇的同时，其黑暗的隐蔽之处又包藏着巨大的破坏力量，提供了匿名发表言论和进行信息渗透的广大机会，是制造假情报和政治谣言以蛊惑人心、进行政治和文化颠覆活动的绝佳媒介，甚至还是贩卖毒品、武器、妇女儿童和洗黑钱的便捷工具！再加上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复杂状况，这就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两大文明一起抓。也可以说，这是又一个“双重使命”。
至于对外开放，尤其是“走出去”战略方针和WTO之应对，也已进一步提上日程。有种估计，由于加入WTO，每年经济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从而使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增加三百万个就业机会（但在最初三、四年，由于经济重组和结构调整，就业可能下降）。
（十四）第三点估计，关于我国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实质上是关系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面对二十一世纪，我们怎样估量我们所开创的局面的份量。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在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长过程中，又必然地要划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我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当前已经呈现的这个阶段的特征，一是买方市场初步形成，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体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三是对外经济联系也发生重大变化，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占更大比重。从这些方面看，二十一世纪头十几年、二十几年，我国将进入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建设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期，经济政治体制的完善期，以及加入WTO的最初适应期。
而这个阶段，即二十一世纪头十几年、二十几年，看来还有一条特殊的重要性，这就是：它将很可能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世界格局多极化大体定局的阶段，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大体定局的阶段。很明显，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极关紧要的新的战略机遇期。
（十五）第四点估计，关于今后十年、十几年的世界图景。
有一种估计不无道理：到二○一○年，按汇率估算，中国总量居世界第四（美、欧、日之后）；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总量居世界第三（超过日本）。
还有一种估计也不无道理：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二十多个发达国家（即位于西欧、北美、亚洲、大洋洲几大块的二十多个OECD国家），将继续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优势、支配地位，其中美国、欧盟、日本仍将保持其世界经济“极”的地位。这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
第二大类，是另一头——一百多个相对经济实力地位不会有较大提高，甚或会下降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在二十一世纪前一、二十年不会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特别是四十八个“世界最穷国”可能愈益落后。这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
第三大类，则是十到二十个经济发展迅速、实力地位增强、进一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国家。这主要包括自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其中已有相当经济实力规模且发展势头较好的中国（目前经济实力排世界第七）和巴西（目前排世界第八），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几、二十几年，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新的“极”。这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
再往前走，从二○一○到二○三○年，美国的优势将开始相对减弱；而欧盟、日本，还有一批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则会相对增强，多极化格局将初步形成。到二○五○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那时国际格局多极化就将大体稳定下来。
（十六）说到这里，我认为应当特别强调：第一是我们把握大局、抓住机遇，都必须有一个主心骨。这是因为，无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都是由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十五大以来这两年多时间，真可以说是形势变化多端，麻烦不断。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牵扯了我们党不少精力，但是也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这就是：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繁重，越是斗争尖锐，我们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朝着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发展目标前进，坚定不移地按照党中央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把握大局。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按照十五大的精神，做到抓住机遇而不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是因循守旧。不然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就动动摇摇甚至怀疑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那还能办成什么大事？
第二，就是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努力创新——理论的、体制的、科技的创新。
第三，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状况。
（十七）面对着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世界大转折，面对着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着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考验，就成为必须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回答的根本性战略问题。“三个代表”重要论述，正是指导我们全党回答这一问题的最新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五、“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是党把自己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一条大思路
（十八）我们一开头就说，“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是集中论了党的先进性。那末党的先进性，与党性是什么关系呢？
所谓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而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并且从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直到全部实践都能体现“三个代表”，才算是真正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三个代表”，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同时也就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试问如果离开了党的先进性，离开了“三个代表”，离开了集中体现这种先进性的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党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党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党还能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党还能有什么资格执掌全国政权？——果真如此，那还谈得上什么党性要求啊？！
我们党之所以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立足于“先进”，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之所以是决定性重要的东西，原因就在这里。
“三个代表”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原因也就在这里。
（十九）“三个代表”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真正“代表”。事实反复表明，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落实到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工作上，并非轻而易举。一是长期历史经验证明，很不容易；二是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新科技革命和世界范围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双重使命的严峻挑战下，更加不容易。而这就要求我们党，深刻认识和敏锐地把握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把三者作为统一的整体，通过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效的形式，真正切实地有系统地代表它们。
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两条：一是要解放，二是要发展。这也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明的，我们党的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强调，只讲“发展”，不讲“解放”，不完全。所以邓小平强调“要把这个问题讲全了”，要讲“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我认为，这个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问题，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科学原理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真正的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科学态度之上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茫然无知，甚至毫无兴趣，固步自封，那恐怕就谈不到能够领导人民推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甚至会被不断进步的时代所淘汰。
再以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说。这更加是一个具有特殊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理论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一切工作中心的前提下，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同时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这个两大文明关系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中斗争与建设的关系问题，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与深刻认识思想文化领域斗争和建设的特殊长期性和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曾经讲过关于中国从古到今三次“诸子百家”的观点。我认为，第一次“诸子百家”，发生在大约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第二次“诸子百家”发生在大约一个半世纪到一个世纪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第三次“诸子百家”，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前期，即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时期。三次“诸子百家”，都包含着具体历史条件下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以及先进文化与各种落后的以及反动的文化的斗争问题。而在今天和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三次“诸子百家”，情势最为复杂，规模最为广阔，意义也最为重大。
再以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并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而深入到党的全部思想理论、工作路线和工作作风之中，因而已经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全人类文明最可宝贵的贡献之一。“三个代表”的全部内涵，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我们党为此而拥有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这个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同时应当被理解为我们党在如何实现“三个代表”相统一问题上的一条基本理论观念。
当然，这样的观念，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群众、政党关系的科学原理之上的。先进的阶级和政党，之所以是先进的，当然是因为它们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归根到底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这个“先进”与“广大”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是一个大道理。
说到这里，我还想再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先进文化”是灵魂，“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宗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统一于我们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无论实际生活种种矛盾如何复杂，也无论我们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我们都要自觉地坚持三者的有机统一，而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应当说，能否在各个发展时期和各种复杂条件下，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三个代表”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是一门大学问，是对我党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一大考验。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且使这一点切实地体现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来，体现在各方面工作当中，党才能在新世纪复杂实践中继续真正保持并发扬它的先进性，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所以我们说：“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党性的统一，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是在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基础上，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大思路。
六、进一步理解关于党的性先进性与党性的关系的几个问题
（二十）关于“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我认为还需要从以下这样几层，来进一步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首先，要从党的纲领的高度来加以理解和把握。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们的远大理想同当前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并从而使我们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摆脱种种简单化的理解，而提到更加自觉的程度。这也就是说，看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党的先进性，首先和根本的不是看别的什么，而是要看党的纲领。就纲领来说，又不是只看最高纲领，还要看党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具体纲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项政策。而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关系到能否保证我们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根本性问题。比如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的最低纲领是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这个纲领，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既有相同部分，又有不同部分。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他又把党的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联系起来，尖锐指出：“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今天是同样的道理。党的十五大这样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比如说，党的十五大提出要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表现。请看，我们党对自己先进性的理解，是充满革命辩证精神的科学理解。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明之处和伟大创造！
至于说摆脱种种简单化的理解，比如把工人阶级政党理解为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员才能入党，这种理解在党的历史上就是有过的。这种简单化的想法，实质上是照抄联共的办法，以为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那就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工人出身的成份为主体，搞城市工人暴动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以后被迫转为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要成份！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最先尖锐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一开头就这样说：“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毛泽东接着就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那末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思想来建党呢？最根本的，还是党的纲领，而且是包含最高纲领和现实纲领的这样两个纲领。
所以，从纲领高度来理解党的性质和党的先进性，同思想上建党，是一回事。毛泽东就是以这样深刻的党建观念，从实际出发，把表面上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伟大事业做成了。这也正是革命的辩证法。联系到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掌握思想上建党，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十一）其次，要紧密结合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动，来加以理解和把握。比如当前一个引起广泛注意和议论的情况是，大批职工下岗。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使命之下，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化甚至重大变化。某些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则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职工队伍的某些部分难以避免要遭到暂时困难、下岗转岗。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失去了先进性，更不是说“三个代表”与工人阶级不相干，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了。恰恰相反，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高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把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先进性，同旧体制下的“大锅饭”等等混为一谈，那只能是一种误解。至于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先进生产力”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与此相适应，“中国工人阶级”也应是一个多方面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双重使命而进行的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使包含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提高的传统产业在内的中国先进生产力得到广大的发展，并使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经历深刻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结果，只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更加壮大和整体素质、整体优势的进一步提高，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历史使命，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二十二）第三，要从政治坚定性的要求，来加以理解和把握。既然“三个代表”所集中反映的党的先进性和党性要求，实质上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那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增强坚持“三个代表”的坚定性。就是说，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大家都会记得我党历史上，毛泽东亲手制订的有名的抗大教育方针，第一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的一篇讲话中这样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毛泽东还把能够不动摇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这种坚定性，叫做“真正的政治道德”，他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他还说：“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不然的话，就叫做“无道无德”。这可是语重心长啊！
现在我们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前进道路上出现了许多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复杂矛盾和困难，面对种种新的考验。此时此刻，我认为更加需要发扬这种一要方向对、二要坚定性的精神，发扬毛泽东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政治道德”。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思想庞杂，思想上政治上漫不经心，顺利的时候似乎拥护正确理论和方向，困难一来就转向，就摇来摆去，为自己谋划所谓“退路”，这能叫“坚定正确”，能叫“政治道德”吗？那不是“无道无德”吗！
如果我们既充分估计到国际国内诸多问题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又结合对这些现实复杂问题的深入思考，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那末也就一定能够更加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做到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用“三个代表”的要求，统率自己的思想、行动和自己领导工作的全局。
（二十三）当然，党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还有其作为“部队”在组织方面的特定要求。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性要求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也是保证党的先进性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而根本的组织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我们更加需要自觉地坚持和发扬民主集中制这项根本组织原则。
试看全世界那些原来讲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恐怕绝大多数现在已经申明放弃民主集中制了！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呢？！这里我只想提一个反面例子。有本书叫《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是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厅主任写的，把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描写得淋漓尽致。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过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是不改革的，一切照旧，尽量维持，但是送礼成风。到了戈尔巴乔夫呢，他是怎么个劲头？他认为只有他自己能行，而整个党是碍事的，于是处处撇开党。嘴巴叫什么“新思维”、“公开性”，实际上一意孤行，全凭西方的脸色行事。结果他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中央什么会都开不成，中央全会吵成一锅粥！他那一套开初还有点人跟，后来完全不行。苏共这么大个党，多少年没有真正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结果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宣布解散党，就居然解散了！由此可见，在这个是否真正坚持和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教训太大了！
邓小平八十年代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他说，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邓小平这些话非常深刻，实在太重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明显进步。我们大家都亲身体会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这一条是明确的有力的，是不断前进的。江泽民同志前不久概括了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方针，这就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四句话，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要求，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新发展。
七、面对新的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坚决解决党的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迎接党的八十周年和党的十六大
（二十四）面对党的建设新的实际，以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新的思想武器，有必要在全党“三讲”教育中结合进行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再教育，同时更有必要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坚决解决党的生活中的突出问题，这样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
我们大家都看到，党的建设在新时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包括在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中职工队伍的新变动，怎样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系；在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上，怎样更好地用邓小平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怎样在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发挥它的政治核心作用，解决基层党组织中出现的瘫痪、半瘫痪问题；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怎样选人、用人，并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党的作风问题上，怎样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拒腐防变；在党内生活中，怎样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正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打开了新的境界，从根本上进一步明确了大的思路。
（二十五）说到这里，我想回到一开头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问题上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久的过程。现在，经过以上几个层次的分析，应当在这里对经济全球化作为“长过程”的涵义，进一步加以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长过程呢？我认为，只要我们把概念同事实结合起来，把现状同历史结合起来，把经济同政治结合起来，那就可以看到，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是一个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市场扩展深化的基础上，参与者间综合国力对比消长起伏的长过程，主导力量盈缩变动以至逐渐移易的长过程，祸福相因、曲折变化、不可测因素甚多甚多的长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在于，参与这一长过程的诸方，能否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谁家办得好，谁家就往上走，反之则相反。看来这是一条法则。
总而言之，“世界发生大转折，这就是机遇”（邓小平），“大转折就是大机遇”（江泽民）。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将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更好地体现“三个代表”，领导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抓住新的机遇，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在下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们就能够如邓小平所说，“断言社会主义成功”。面对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长过程，我们应当清醒，我们应当沉着，我们应当准备付出长久、韧性、经得起任何风险考验的努力。同时，我们更加应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包括从理论上、体制上和科技上诸方面进行创新。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创新的观点，理论要创新，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是面临着一次新的思想解放！
（二十六）最后我要特别说到，江泽民同志先后在广东，在江苏、浙江、上海，在宁夏、甘肃，亲身深入调查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为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而且江泽民同志最近还一再指出，他还在继续深入党建问题的调研。
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党中央又确定了坚决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正确方针，我们党的建设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应当确定必胜的信心。
同志们！明年就是建党八十周年，后年就是十六大，我们全党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为新的思想武器，大家都来关注党的自身建设，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在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状况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以开创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局面，迎接建党八十周年，迎接党的十六大。
标签：经济全球化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经济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