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的新中国戏剧——从戏剧剧本出版情况看新中国戏剧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剧论文,新中国论文,剧本论文,情况论文,三起三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目前戏剧的状况，大体是衰弱、低迷。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许多文章回顾过去五十年戏剧的经历，展望新中国戏剧进入新世纪的前景，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没有一篇文章依据了详细的统计资料。由于编撰《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的原因，笔者系统地搜集了1949-2000年的剧本资料。其中，五十年的剧本书籍（单行本和剧本集）出版资料，主要依据国家出版总署、中国版本图书馆所编的《全国总书目》①。这份资料可以从一个角度提供当代戏剧史的许多信息。本文的意图，限于从中展现五十年新中国戏剧的总体盛衰图景，并探讨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几个问题。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数字统计与分析。于是，为了研究问题的需要，列了若干统计项目②。（剧本书籍统计数字的单位为出版物的“种”③。）统计的结果，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年的总数变化。以曲线图显示如下：
表1：1949-2000年剧本书籍出版年度总数变迁曲线图
表1给人的最强烈印象是曲线的起伏非常大，1959年竟达到1509种，1968年不到10种！进一步观察，五十年曲线的起伏有50年代、1962-1965和80年代前期三个高峰，总体呈现为三起三落。它透露了什么戏剧史信息呢？我们需要分段解读。
一、戏剧体制造就的繁荣
第一段：第一个起落——1949-1961年。
表1显示，这一段的上升期正好是整个50年代，其特点是高位运行、节节攀升。下降期则是在1960、1961两年中直线下落。下落显然是遭遇经济困难时期所至。难解释一点的是上升期，因为数字显示的是剧本出版极度繁荣，它意味着当时的戏剧也是极度繁荣吗？
我们面对着一个关键的问题：剧本的出版与戏剧的状况是什么关系？
在所有的书籍中，剧本（舞台剧剧本）的出版最具特殊性。因为剧本主要是供上演的，而不是供阅读的。小说是供阅读的，所以，出版是正常的，手抄本是非常的。舞台剧本则不然，手抄本（现在多为打印本）是正常的，因为手抄若干份就能供一个剧团排演的需要。如果出版，那就非同寻常，说明这个剧本能够流行，会有许多剧团演出，出版能够卖钱。所以剧本的出版虽然常见，但在剧本总数中却是少数。大量出版剧本的情况是不容易出现的。剧本当然也可以主要为阅读而出版，但这样的剧本一定是经典，至少是精粹，而且通常是剧本集。主要为阅读出版，而又是单行本的，必然是经典，而且数量非常少（如《西厢记》、《牡丹亭》、《雷雨》等）。总起来看，主要为阅读的剧本集和单行本不可能多，一年出版几十种就是很高的数字，剧本书籍出版超过每年几十种，就是剧本出版的繁盛，其中一定是有多量供演出的单行本出版。于是，剧本出版的繁盛反映社会对演出剧本的需要，一定意味着演出繁盛。同时，剧本出版繁荣时，出版数字和当时的剧本创作也是正比关系。因为，虽然流行的剧本不一定是新创作，但新创作总是为当下演出而写的，在出版供剧团选择的剧本中通常是多数。
从以上道理看来，50年代的剧本出版数字是一种极度的繁荣。从一般的出版动机出发很难解释。市场怎能在一年中欢迎数百上千种剧本呢？当然，也有撇开商业动机的出版：剧本有学术价值、宣传价值等，个人、团体、国家赔钱也要出。但会达到在一年中数百上千种吗？不过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让我们来看50年代剧本出版分类数字的统计。
表2显示，话剧老戏（即1949年前创作的话剧剧本）的出版数字很少，对总数的高低没有多大影响。历年出版总数高位运行并节节攀升的局面实际上是由其他几项决定的。
戏曲老戏的出版数字很大。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伊始，一场由政府组织领导的戏曲改革运动（以下简称“戏改”）就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戏改中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此项工作的成果数量巨大，且需要出版才能保存，于是戏曲老戏出版的数字巨大（剧本数字远远大于出版物数字，因为大量的出版物是剧本集形式）。1956年是挖掘、整理工作得到大力推进的高潮年份，这就使得出版数字在次年，即1957年达到高峰。1958、1959年，这些成果继续推出，老戏出版仍然保持很高的数字。应该说，表2显示的戏曲老戏出版数字及其变化正是戏改中传统戏挖掘、整理成果的正确反映。
除去戏曲老戏，戏曲创作、话剧创作、歌剧歌舞剧三项其实可以一体看待，因为都是新剧目创作，且都数量巨大。该怎样解读呢？由于数量大，我们可以把精英戏剧和精品戏剧的因素除去。精英戏剧指的是和主流意识拉开距离，能表达一点作者思想的戏剧，在文革之前，精英戏剧仅仅是出现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所谓“第四种戏剧”，总共只有《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同甘共苦》等寥寥几种，它们的出版和被禁止出版对剧本出版总数显然构不成什么影响。精品戏剧指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1950年代推出的有独幕话剧《刘莲英》、《妇女代表》等，多幕剧如京剧《猎虎记》、黄梅戏《天仙配》、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罗汉钱》、评剧《刘巧儿》、昆剧《十五贯》、越剧《搜书院》、话剧《关汉卿》和《茶馆》、豫剧《朝阳沟》等，可以列出二三十种，阵容相当可观。但平均每年推出的不过一两部到四五部，尽管每个戏都有几种版本，但即便每个戏有十种版本（实际上历年累计，没有一个多幕剧剧本达到十种版本，少数独幕剧如《刘莲英》，被改编或移植成多个戏曲剧种的剧本，总计则超过十种版本。），也不能对于每年几百种（1959年一千多种）的新剧本出版总数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构成庞大出版数字的主要是群众性创作潮流所产生的剧本。当一一阅读每年的具体剧目时，我们发现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在数字庞大的新剧本中，绝大多数是小戏曲、独幕话剧和小歌剧，如果说精品戏剧算一流作品的话，它们只是二三流以下的作品。这种作品是按照文艺工具论的需要，配合着历次政治运动创作的，不管是土地改革、恢复生产、普及婚姻法、抗美援朝，还是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什么运动来了就歌颂什么，宣传相关政策，描绘出现了新气象。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这样的群众创作潮流在50年代从没有衰落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也没有对它产生负面影响，一直发达，到1958年的“戏剧大跃进”达到高潮。戏剧大跃进是一个荒谬的事物，但剧本的生产没有新机制，是一贯的，不过在1958年变得狂热罢了。当时产生的剧目数以万计，绝大多数随即消失，但还是有一批得以出版。反映在统计数字上，就是当年的新剧本书籍出版总数达到649种，比上年的418种猛增231种，次年（1959年）的新剧本书籍出版数字达到1229种，比1958年的649种猛增了580种。
这里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要出版那么多？产生多少剧本是一回事，出版多少是另一回事。既然大多是水准不高的作品，出版那么多有人看有人演吗？不怕赔钱吗？
这个问题，细读《全国总书目》的资料就可以获得解答。我们看到，每一种剧本书籍出版的资料，除了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和书价的资料以外，大多还有一个括弧，其中的文字是书籍性质的资料，如“三幕话剧”、“秦腔传统剧本集”、“某某汇演优秀剧本集”等，根据需要，一种书的书名后面的括号可以不止一个。但括号中的书籍性质资料还不仅是上述的这一类，还有另一类，就是书籍用途的资料，如“春节演唱资料”、“群众演唱资料”、“总路线宣传材料”、“农村戏剧小丛书”等。这种现象在1950年代，甚至到了60年代70年代都是普遍的。据笔者对1958年剧本书籍的统计，注有第二类资料，即书籍用途的情况，占了新剧本书籍出版数字的一半以上。而没有这类注明的剧本出版物，也有一半可以断定是为了这种群众演出用途而出版的，因为书的作者后面还写着编者，如某某文化局剧目组编、某某文联编、某某宣传部编，某某出版社编等等，甚至很多根本没有作者的署名，直接就是某某单位编，这显然表明该书主要不是作为作者的个人作品，而是某单位为了配合形势而出版的。从这种资料中，我们看到新中国戏剧宗旨、体制和习惯的强大存在：在文艺工具论的指导下，政府总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材料出版和推向社会（尤其是农村），在相关体制的运转下，社会也习惯于利用这个材料来开展戏剧观演活动。为了叙说的方便，我们给这种现象起名叫做“宣传接受机制”。我们从来以为，剧本书籍的出版，总是相对的精品的表现，否则不能流行，或者认定有出版保存传之后世的价值。但“宣传接受机制”根本打破这种理解，因为这种机制一揽子解决了出版中如何处理市场动机和社会动机的问题，使得水准不高但有宣传价值的剧本可以大量出版，也有人买，不用赔钱。
50年代剧本书籍出版数字的高位运行，是传统戏挖掘、整理和新创作的“宣传接收机制”两大因素叠加的结果。宣传接收机制运转顺利，数字也就节节攀高。1959年的特高峰，又有机遇的原因，一个是“宣传接收机制”在1958年戏剧大跃进中获得狂热表现，其结果主要反映在下一年，一个是建国十周年纪念，总结和展示戏剧成就的剧本类书籍大量出版。结果达到了1509部的惊人数字。50年代传统戏挖掘整理是历史性的特殊因素，但“宣传接受机制”却是新中国戏剧的基本因素。所以，是戏剧体制造成了50年代戏剧的极度繁荣。
正当新中国热烈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却正在走来。灾难从1959年冬天开始，最困难的是1960年。按照规律，当年的盛衰主要反映在次年的数字上，1961年便成为剧本类书籍出版的低谷。1960、196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各分项的出版都直线下降，导致年出版总数从1959年的1509种猛跌到1960年的437种，再跌到1961年的121种。至此，新中国戏剧完成了第一个起落。
二、极左路线的恶果
第二段：1962-1976年
这一段的划分从低谷后的1962年开始，延续到1976年文革结束。
从表1显示的曲线来看，这一段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包括1962-1965四年的恢复时期；后段是1966-1976的文革时期，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萧条时期。
先看表3。
这四年，剧本书籍出版数字回升到了每年200种以上。无论是戏曲创作、话剧创作、还是歌剧歌舞剧，出版数字都呈现出逐年上升，由此，年出版总数也逐年上升（1963年出版总数特别高一点，是因为戏曲老戏的出版数特别多）。这种上升，与国民经济的逐渐恢复一致，因此，经济恢复使出版回复正常，是出版数字恢复的显然的原因。出版回复的程度如何呢？我们取1964年、1965年为这一段恢复水平的代表，取1957年为50年代繁荣水平的代表（1958、1959年有不正常因素，故不取），比较年度出版总数，1964年为297，1965年为527，1957年为925。但1957年的总数中有传统戏挖掘、整理大量出版的因素，如果扣去戏曲老戏的数字（1957年为492），那么1957年的出版总数仅为433种，1964、1965年的出版总数为295种、527种。这意味着到了文革前夕，剧本书籍出版的数量以及它反映的社会演剧繁荣水平已经恢复到了50年代的繁荣水平。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宣传接受机制”仍然完好运转。
然而，我们决不能以为这一段是50年代繁荣的简单恢复。如果这样看，马上发生一个问题：如何解释从1966年开始的又一次跌落呢？
可以回答说，因为1966年文革开始了，八个样板戏独霸了天下。但这样的情况是从哪里来的？样板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从60年代中生长出来的。于是，不能不看到1962-1965年剧本出版数字的恢复也有着政治、文化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经济恢复的原因。
具体阅读1962-1965年的话剧出版书目，就会感到和50年代的不同，有着某种深刻的变化。50年代的戏剧创作，不管配合什么运动，写什么主题，甚至传统剧目改编的选择，都有着新中国成立初年的自豪、振奋、欢欣鼓舞的气象，构成了一种主调，就是对新中国的欢歌；而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这种主调已经从出版书目中间消失了！这种变化是容易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带有欢歌色彩的剧目在50年代的书目中触目皆是，占了极大的比例。当它们基本消失以后，1962-1965年的剧本出版数字怎么能够恢复到不低于50年代的水平呢？是一些什么剧本出现，顶替了基本消失的欢歌性质的剧本数字呢？答案是清楚的：是“社会主义教育”剧（或称“反修防修”剧）。
从1959年开始了“文艺政策调整”，纠正极左的错误，有利于解放剧本生产力。但思想解放的、批判极左的创作根本没有出笼过。1962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艺形势就急转回左的道路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出现三年灾难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不是由于极左，而是由于右，不是由于冒进，而是由于阶级斗争搞得不彻底。按照这一思路，1963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既要在农村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又要在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接下去，更提出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的口号。于是造成了“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创作热。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代表作品，是《夺印》、《青松岭》、《箭杆河边》、《年青的一代》、《祝你健康》（又名《千万不要忘记》）、《丰收之后》等多幕剧。在这些戏里，不仅地主富农总在破坏，农村的印把子、鞭杆子必须夺回来，而且大学生毕业想留在城市工作、工人买了套毛料衣服、农民想多分点余粮都成了阶级斗争。这些年的小戏也按照这种调子进行创作并大批推出。剧本出版数字的回升就是由此造成的。
由于“反修防修”成了这一时期戏剧创作与剧本出版的主调。1962-1965年的剧本出版数字所反映的，并不是50年代繁荣的恢复，而是极左路线催生的，作为文革先声的另一个戏剧高潮。这个戏剧高潮发展到极端，就走向了繁荣的反面。因为反修防修剧的极致，必然是表现阶级斗争观念十足、一心革命、本身没有人情味的人物的英雄剧。这种作品在社会主义教育剧中产生出来，经过精加工就成为“样板戏”。而当少数这种作品作为江青钦定的样板推出以后，其他的作品就都因不够完满而自惭形秽，因怕被挑出毛病而胆战心惊，失去了存在的权利。繁荣于是转为凋零。凋零的程度，可见文革期间的统计数字。
表4列出了京剧项目，其中大体为样板戏。其数字包括在“戏曲”项目数字之内。
1966年开始，剧本类书籍的出版骤然跌落到了极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持续到1969年（年总数：1966年23、1967年11、1968年3、1969年10），其中多是样板戏，如1969年10种全是《智取威虎山》。1970年是推广样板戏的一年，出版总数达到92种，清一色是样板戏剧本。其中84种是由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三个戏（京剧本83种，移植的秦腔本一种），其他8种是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各家版本。也许这种出版已经能够满足需要，1971年出版总数只有20种。但一个新的样板戏出版高潮正在酝酿。1972年出版总数达到了文革期间最高的112种。其中75种是京剧样板戏，2种是舞剧样板戏，5种是地方戏移植样板戏，占了82种。其他30种是所谓“革命小戏”。出版的样板戏剧目新增加了6种（《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舞剧《白毛女》、京剧《红色娘子军》）。老的三个戏着重出版的多样性：出版不同时间的演出本、配有主旋律或总谱的版本，尤其是出版藏文、朝鲜文、蒙古文以及英、俄、日、法、德、西班牙、越南、阿拉伯文的版本。新增剧目仍然是一个剧有多家出版社竞相出版，但也注意到多样性，如推出了盲文本、塑料薄膜封面本等。由此可以看出，1970、1972两年出版数字较高，并不反映戏剧繁荣，而正是样板戏一花独放的表现。1973年起，样板戏出版逐渐减少，这从表4“京剧创作”一栏可以看出。因此，“戏曲创作”的数字反映出“革命小戏”逐年有所增加。“话剧创作”出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话剧老戏（现代优秀话剧）出版一直是零。戏曲老戏只在1976年出版一种，为《关汉卿戏剧集》。
五十年剧本出版的第二个起落中，显示的是极左路线的恶果。
在文革后的反思、批判潮流中，人们所说的极左路线的恶果主要是指极左的文艺路线造成文革期间样板戏“一花独放”、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一片凋零。这一点在剧本出版的统计数字中已经得到具体真切的印证了。但这样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左的路线首先是政治路线，这条路线从50年代就开始造成恶果了。首先是造成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浮夸风，由此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为了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终走向文革。正是从1962年开始，左的政治路线变为极左，文艺路线为此服务也变得极左，样板戏是从中发生出来的。所以1962-1965年反修防修剧的高峰和文革的寥落，这第二个起落整个是极左路线的恶果。
三、戏剧危机问题
第三个起落是1977-2000年。见下表。
表5显示④，从1977年往后，年出版总数开始攀升，从1978年到1984年一直保持在100种上下的水平，从1985年起跌落到58种，此后直到2000年，一直低迷。这正是戏剧史家所说的“80年代戏剧高峰”和此后的“戏剧危机”的具体表现。这里包含着“80年代戏剧高峰”和“戏剧危机”两个问题。剧本出版方面能够为此提供什么信息呢？
关于“80年代戏剧高峰”，戏剧研究界早有定论。其理由是充足的：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出现了大批高质量的剧本，数量已经超过了被誉为话剧“黄金时代”的40年代，所以是一个戏剧高峰，而且是又一个“黄金时代”。剧本出版的信息是可以支持和补充这一结论的。
首先看“戏曲创作”和“话剧创作”两项。数字显示，这两项的数字从1977年后攀升，到1985年明显跌落，与年出版总数的走势完全一致。这可以表明，80年代前期的剧本出版高峰期是由创作剧本的出版所支撑起来的。这里是话剧与戏曲创作都繁茂，比40年代仅有话剧创作繁茂的意义更大。
其次，在《全国总书目》中，“群众演唱材料”之类的标示不再存在了。这意味着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戏剧高潮中，没有体制的推动，没有“宣传接受机制”的作用。它意味着这段时期剧本出版数字反映的完全是新创剧本（1949年以来没有过这一时期流行的批判反思的剧本）凭着自己的思想艺术力量流行的状况。这也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年出版总数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但这个时期却是真正的高峰。
第三，戏剧高峰的起讫，按照统计数字显示，应该是从1978年到1984年或1985年。这里，开始的年份和戏剧史家的看法一致，因为文革后的戏剧高峰实际上就是从1978年《于无声处》的全国盛演开始的。但高峰期结束的年份却没有明确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把整个80年代都算作高潮期。统计数字不能支持这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高潮到1982年，因为这一年戏剧界已经是一片“危机”之声了。戏剧界的这种感觉，与剧本出版统计数字显示的完全不一致。其原因在于，戏剧界的感觉来自于剧场危机，就是观众买票进剧场的热潮消失了，剧场变得冷落了。实际上，只要有几个剧本全国盛演，就有剧场热潮，这种局面结束，就是剧场危机。这种情况，剧本出版的统计数字是不能反映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文革后几年爆发的剧场热潮是一种特殊的戏剧史现象，如果看到剧本出版（尤其是单行本出版）的数字反映着社会上能够欢迎能够流行的剧本数字，那么，统计的结果还是客观的。就是说这一段戏剧高峰期是1985年落幕的（因为这一年剧本出版总数从上一年的近百个跌到了50多个，但单行本还出版了21种，只是到了1986年，单行本才跌到了个位数字。参见后面的表6）。
再说“戏剧危机”。在戏剧界，“危机”的呼声从1982年开始，到了1985年以后的80年代后期变得强烈和焦灼，进入90年代声音变得微弱，渐渐的，接近世纪之交就不再是一个总被提起的话题了。那么，“戏剧危机”是逐渐解决了，还是愈益严重了呢？统计数字可以提供具体的说明。
首先，我们从表5可以看出，从1985年开始，“戏曲创作”和“话剧创作”的数字一直处于低落不振的状况。而且，《全国总书目》的戏剧部分从1994年开始，已经不再分出“综合”、“戏曲”、“话剧”等类别了，因为总体寥落，就把所有的二三十种统一列出。不仅不分类了，而且把电影、电视剧、曲艺书籍的出版加了进来，共同成为一类，也就是说戏剧剧本书籍的出版已经不够单列一类的资格，根本不成局面了。但最说明问题的还是单行本与剧本集的比例情况。见表6。
可以看出，剧本集的出版数从来远远少于单行本（即便是传统戏挖掘、整理大力进行的50年代）。但文革结束后，剧本集的比例逐渐增加，1984年，剧本集数第一次超过单行本，1990年开始，剧本集占到了年出版总数的90%以上，戏剧剧本出版完全进入了剧本集时代。单行本少，说明了流行的剧目少。但那些单行本是什么戏呢？1994年，单行本有10种。但其中6种是曹禺解放前的剧本，其他4种是《西厢记》、《牡丹亭》等古典剧本。2000年单行本有20种，但全为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实际上，1991年的3种单行本中有一种是话剧《大荒野》，这是新创作剧本在单行本中最后一次出现，以后的戏剧单行本就全是以古典戏曲为主的老戏了。
单行本出版的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说明了戏剧创作的长期低迷，没有什么新创剧目能够流行。但还说明了其他的事情。
第一，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进入了主流意识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存三分的局面。在戏剧中，就是精英戏剧很少，大众的或商业的戏剧努力发展，主流戏剧尤其得到官方的提倡和有力推动（提出和推行“主旋律戏剧”、“五个一工程”、“精品战略”等）。但我们不能发现后两种戏剧在剧本出版中出现（精品工程的剧本个别的有出版，如川剧《金子》，但出版远在成为“精品”之前）。这意味着后两种戏剧也是失败的。戏剧的危机是全面危机。
第二，时光正在淘洗戏剧史。在成为剧本出版主体的剧本集中，绝大部分是剧作家的个人集，少部分是各种部门、单位把某类的戏剧选择精粹重新结集。其中的信息是：浮华过尽，时光无情，人们正在选择今天看来有存留价值的剧本。
总之，五十年的剧本出版反映了新中国戏剧的三起三落。戏剧振兴之路还很漫长。
注释：
①《全国总书目》每年一册，分类记录当年全国出版的书籍。五十年中，有两段时间没能够按年度出版，一是1949-1954年合为一册，一是1966-1969年合为一册。总的说，资料是完整的，也是权威的。
②这些项目包括每年的出版总数、单行本数、剧本集数、戏曲老戏、戏曲新戏、京剧老戏、京剧新戏、话剧老戏、话剧新戏、歌剧与歌舞剧等项目。京剧出版数字是包含在戏曲出版数字之中的。新戏、老戏之分，新戏是指1949年10月以后创作（含改编）的当代剧目，“老戏”既包括传统剧目，也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现代剧目（对于戏曲，这种剧目很少，对于话剧，就是现代话剧剧目）。
③同一剧本（或剧本集）出多个版本的，计为多种。多卷本书籍只计为一种，如《六十种曲》、《郭沫若剧作全集》。新编丛书，则每出一册计为一种，如《京剧汇编》。
④需要注意新出现的“综合类”一项。《全国总书目》中本有此项，置于戏曲、话剧、歌剧歌舞剧各分类之前，实际上是编者觉得难以分类的。前面的统计中，笔者尽量将它们分拆到各项中。但1980年以下综合类的情况变得复杂，如一个作家解放前后的作品合集在一起，一个作家的话剧、戏曲作品合集在一起等，于是只好列出“综合类”一项。此项单列意味着各个单项数字在反映实际情况上有所减少，好在我们要研究的是数字增减的大势走向，这就没有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