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区域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L600，R100，O180
一、导论
厂商的选址和工业的区域分布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率含义。一方面，受von Thünen的理论启发而发展的模型在城市发展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Hotelling模型也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常被用来刻画厂商间选址上的竞争；另一方面，Krugman（1991）的文章发表以来，越来越多的理论模型被发展，以阐述工业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经济原理。
Krugman和Venables（1995）用一个纵向连接模型，阐述不同区域市场的规模如何随厂商的流动而内生。同时还解释了当劳力可以在区域间有限流动时，工业厂商怎样在地域上聚集。因为上、下游工业厂商之间的投入产出连接关系，下游产业有对上游产业产品的需求。为节省运输费用，上游厂家会选择在有许多下游产业厂家的地方进行生产。这被称为“后向连接”效应。另外，许多上游厂家聚于一地将有利于附近的下游厂家，因为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下游厂家能够通过节省运输费用、运用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以及得益于更激烈的上游厂家间的竞争，而更便宜地获得生产所需的中间投入，这被称为“前向连接”效应。这两种效应使纵向连接的厂商有可能在地理上聚集。下游中间投入的比例越高，上、下游厂商处于一地的好处就越大。假设不同区域的人口规模、消费嗜好和生产技术都一样，且劳动力在区域间缺乏流动性，他们的模型证明了，工业聚集最可能在中等的运输费用水平上发生。当贸易成本很高时，每个区域都将自给自足，同时生产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随着贸易成本的逐渐下降，两个区域开始交换。当贸易成本达到某个中等水平时，制造商就可能聚集到一个地区并出口制造品到另一地区以换取农产品。由于假设事前两个地区是一样的，聚集就可能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地区发生，但在现实中，如果其中一个地区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有较多的人口、有邻近大出口港的地理优势，或享有工业区域发展的优惠政策）而有较大的制造业部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前述的纵向连接效应将使该地区吸引到更多的制造商而成为制造业中心。
在区域劳动力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工业中心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推动该地区的工资上涨。而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会使由工资上升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上升超过厂商同处一地时对交易费用的节省，制造商开始把工厂迁往工资低的周边区域。工业集中度和贸易成本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视为以贸易成本为横轴、工业集中度为纵轴的一条倒U形曲线。当贸易费用很高时，工业厂商分散于不同的地区。随着交易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工业厂商渐渐地在区域上集中，直到贸易费用达到某一中等水平。而当贸易费用超过这一水平时，工业厂商会随贸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向周边地区迁移和分散，导致工业集中度下降。
解放前夕，众多历史事件和经济选择使制造厂商大都位于沿海地区。但在1949年到1978年间，工业厂商的选址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相反，它是政府对潜在军事冲突可能带来的工业破坏的策略性反应，因而多数新工业项目选址内地。尤其是在1953年到1978年间，大工业厂商的选址基本上遵从靠山、分散和隐蔽的原则。由于内陆的运输系统相对不发达，且从山区运输产品的成本很高，上述指导厂商选址的原则明显是不经济的。那么，在二十多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工业厂商在区域选择上是否以及发生了哪些变化？
本文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考查中国工业是否在区域上进行了重新定位，并考察是否存在工业聚集现象。现存文献对中国制造业在什么程度上变得更为集中和集中在哪些区域都缺乏详尽的分析。Young（1997）观察到不同地区在工业生产结构上的趋同态势，也指出地区间的贸易壁垒已成为区域生产专业化和分工的障碍。不过，本文的中心是探究在什么程度上制造业变得更为集中了，集中在什么地方及其诱导因素，而不是区域间生产结构的比较。因此，下面一节将用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计算三位数制造业在区域分布上的Gini系数，以此观察大、中型制造业是否集中在某些地区。第三节将对二位数工业的集中程度作历史比较，从而分析制造业重新定位和集中的方向。第四节找出影响制造业重新定位和集中的决定因素。最后一节将讨论当前工业分布的态势对工业和区域进一步发展的含义。
二、大、中型厂商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
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工业企业数从1985年的519万家迅速增加到1995年的1002万家。而大、中型企业对总产值的贡献由1985年的50％下降到1995年的36％。（注：有关大、中型企业的定义，请见《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尽管如此，大、中型厂商的地理分布在整个工业布局中仍非常重要。一方面，因为它们对财政收入的高贡献，中央和地方政府通常给大、中型企业予以政策扶持。另一方面，由于高投入和高产出，它们更可能把上、下游厂商吸引到附近以节省中间投入的运输费用。
为评估各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Amiti and Wen（2001）计算了每个三位数制造业在不同区域分布的基尼（Gini）系数。（注：由于受数据的限制，省份被当作区域单位。）基尼系数常用来度量收入不平等及生产在地理上的集中程度。（注：Amiti（1998）有相关的综述。）每一行业的基尼系数可用下一公式计算：
所得到的曲线就称为洛伦兹（Lorenz）曲线。工业的基尼系数等于洛伦兹曲线与45度线之间面积的两倍。一个工业在区域间的分布越均匀，该工业的基尼系数就越小。当所有省份在一个工业中所占的份额都相等时，该工业的基尼系数就为0。如果一个工业完全集中在一个省份，该工业的基尼系数就接近于1。
关于用增加值还是用总产值来计算基尼系数才能更好地反映工业的集中度，存在着争议。喜欢用增加值的人说：由于产值中所含的要素投入和中间投入可以是从别的省份或国家进口来的，它并不反映该地区对一个行业的真实贡献，所以用增加值计算更能说明问题；喜欢用总产值的人则说：厂商地理位置的选择通常已考虑了中间投入的运输费用并与其生产规模紧密相关。而总产值能更好的反映生产规模，所以用总产值更合适。两种观点在不同的情形下都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本文中的计算选择用增加值或总产值，主要取决于有什么样的数据。在计算三位数工业的基尼系数时，我们用的是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大、中型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注：第三次工业普查包含6416家大型企业和16591家中型企业。数据库中23026家企业的总增加值是9479.1亿元。由于一部分观察值记录不全或明显不合理，我们的计算用到20667家企业的数据，它们构成制造业总增加值的36％。）
计算出来的工业基尼系数值以递减的顺序在Amiti and Wen（2001）中（见表13.2，可索取）给出。表中的结果显示：大、中型制造厂商在地理分布上是高度区域化的：几乎所有三位数工业的基尼系数都大于0.5，并有1/3工业的基尼系数大于0.8。表中的第二栏给出了在每一工业中占有最大份额的省份，并在最后一栏指出该省份是否在沿海地区。如作者所预料：在绝大多数工业中，占有最大份额的省份都是沿海省份。并且，我们还可以从表中得到如下有趣的观察。
第一，一些工业的地理分布状况与标准的Heckscher-Ohlin模型的预测结果一致。比如，一些高度地方化的产业是自然资源或土地密集型工业。这些工业集中在生产所需资源相对富裕的地方。这种地理选择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厂商可以得到相对便宜的资源投入，节省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或避免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变质。如果自然资源在各省间是均匀分布的，需要这些资源的工业就会分散在全国各地。但是，如果一些资源仅在少数省份才有，需要这些资源的工业就可能在地理上高度集中。这样的例子包括集中在山西的人造原油生产业（251），在吉林的盐加工业（136），在河北的贵金属冶炼业（333）和炼铁业（321），在湖南的有色金属合金业（336），在山东的原始纤维材料初始加工业（171）和烟叶复烤业（161）等。
第二，许多相对“落脚自由”的产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该表显示绝大多数基尼系数在0.75以上的产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除了前面提到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或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外，其他产业多为“落脚自由”者。它们不必因为对特定投入的需求而定位在特定的地区。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使这些地区有较大的市场（国民收入高，购买力强），加上特区的优惠政策，靠近出口、转口港的地理优势和接近国际大市场，沿海地区便成为这些“落脚自由”工业的落脚点。这些产业聚集在沿海地区以节省交易和运输费用。当工资和租金的上涨幅度不大时，对交易和运输费用的节省就可以成为这些产业聚集于同一或相邻区域的力量。关于这点，第四节将进一步给出证据。
第三，有一些各地对其产品都有较大需求且产品运输成本很高的工业在地理上相对分散，它们的基尼系数多在0.58以下。如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352），谷物和饲料加工业（131），水泥制造业（311），印刷业（231），棉纺业（172），和化肥制造业（262）。这些产业的厂商分散于全国各地，靠近消费者以节省运输费用。
不过，同为“落脚自由”的产业，为什么竹、藤、棕、草制品业（204）、竹、藤家具制造业（212）、游艺器材制造业（245）、记录媒介的复制（232）、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业（305）、医疗器械制造业（365）、渔具及渔具材料制造业（285）、软饮料制造业（152）都聚集到广东省，而文化用品制造业（241）、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25）、合成纤维制造业（282）和钟表制造业（426）却集中在上海市？为什么制茶业（155）、木制品业（203）和丝绢纺织业（177）主要分布于浙江省，其他烟草加工业（169）和工艺美术品制造业（431）集中在山东省，而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189）、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429）和其他纺织业（179）却落脚于江苏省？不回顾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和不同地区在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不可能知道行业聚集地的差异中之奥妙。所以，下面的分析就从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如何从过去的工业基地重新定位于现在的工业中心开始。
三、历史比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中国工业在地理位置上是高度集中的。由于解放前日本对辽东半岛的侵占和上海租界的影响，70％的工业集中在占国土12％的东部沿海地带。其中，重工业集中在辽宁省中部地区，而诸如纺织和机械修理等轻工业则主要分布于上海、无锡、天津和青岛等地。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采取的内陆发展策略试图平衡区域间的发展。此后政府将2/3的新工业项目布局于内陆省份。后来，引导厂商选址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和各省希望自给自足而造成的重复生产使工业在区域间的分布有了很大的变化。到1980年，二位数制造业多分布于上海、江苏、辽宁、黑龙江、北京、湖北、河南、四川和陕西省。
因为只有1980年和1985年各地区分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就用总产值计算行业区域分布的Gini系数。由于行业分类的变化，25个前后分类变化不大的二位数行业被选来做历史比较。这25个行业在1995、1985和1980年的Gini系数分别给出在表1的GINI95、GINI85和GINI80栏目中。而表中RHSH95、RHSH85和RHSH80各列则分别表示1995、1985和1980各年在行业总产值中占第一、第二高份额的省份。1980年和1985年的原始数据源自第二次工业普查（LBNICSC，1986），1995年的原始数据取自第三次工业普查（TNICO，1997）。表1给我们带来如下的观察。
表1 工业集中度（Gini系数）历史比较及各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份
第一，从1980年到1995年，25个工业中的22个在地理分布上变得更为集中了。这22个工业的Gini系数平均上升了21％。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工业19），其Gini系数上升了64％。到1995年，绝大多数二位数工业高度集中在广东和江苏两省。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区域分布上变得更分散了。这两个行业的Gini系数分别下降了9％和19％。另外，化学纤维制造业的集中度也有所下降。它的Gini系数先由1980年的0.72下降到1985年的0.67，然后再回升到1995年的0.68。第三，在22个变得更为集中的行业中，9个行业是从1980年到1985年、再到1995年，逐渐变得越来越集中的。而另外13个行业则经历了先分散再集中的过程。在这个先分散、再在更高程度上集中的过程中，一些工业在区域上经历了重新定位。第四，除了木材及竹材采运业以外，另外8个逐渐变得更集中的行业的主要产品是最终消费品和以新技术生产的新产品。第五，从RHSH95、RHSH85和RHSH80三栏可看到，到1995年，广东省已取代了上海市的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但是，有一些制造业依然集中在上海。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制造业集中的过程中，更多的行业集中在更少的几个临近区域，意味着工业在地域上更加聚集。
三位数工业的基尼系数（Table 13.2 in Amiti and Wen，2001）和表1的比较显示：在1995年，三位数行业的Gini系数平均比二位数行业的要高出许多。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1）前者的计算中只包含所有大、中型企业，而表1的计算包括所有的企业。（2）在每个二位数的子工业中，不同的地区可能在不同的三位数工业中有比较优势，所以三位数工业可以在一些地区更为集中（注：前面已提到，分别用增加值和总产值来计算三位数工业和二位数的工业的Gini系数是由于数据的限制。这一差异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异，但影响不应很大。）。
四、中国工业区域化和聚集的决定因素
前两节的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在地理分布上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许多行业变得更区域化了，超过半数的二位数工业经历了重新定位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工业厂商的选址已经由一个备战的策略选择问题转变为一个经济选择的问题。作为经济改革的产物，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与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工业和区域发展政策是紧密相关的。
（一）经济改革、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工业的区域化
和相同的农业改革政策同时在全国实行相比，工业的改革开放是通过1980年在广东和福建设立4个经济特区优先在沿海地区进行。这一区域上的偏重，是想让沿海地区利用其接近国际大市场和有利于吸收外资的地理优势优先发展，然后通过区域间的辐射效应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经济特区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外资企业在头三年可以享有所得税的减免及出口商可以免税进口中间产品。1987年到1988年间采取的沿海开放发展战略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并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到4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财政预算的地方化也使优先发展的沿海地区能够获得较多的工业投资。结果，在1980年到1995年期间，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大幅度上升。尤为突出的是，广东省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上升了7.4％（注：由LBNICSC（1986）和TNICO（1996）的数据计算得来。这一结果和上节中得到的绝大部分制造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结论是吻合的。）。相反，甘肃、四川、陕西和黑龙江四省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其他多数省份的份额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下降。
第二节曾提到，到1995年，许多非资源密集型产业都集中在广东省。其主要原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的外商投资多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大中华地区，而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多经香港出口到其他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地。因为出口产品在技术、设计和质量上必须符合国际标准，这使广东成为许多行业的首选地。例如，竹、藤、棕、草制品业（204）、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业（305）和游艺器材制造业（245）都集中在广东。同时，因为广东有容易获取香港新产品信息的便利，一些主要为国内市场提供产品的行业也区域化于广东省，如记录媒介的复制业（232）和医疗器械制造业（365）。
临近国际大市场和较易获得新技术的优势，使广东成为许多新出口产品的生产地。而生产方面的历史优势和已有的销售渠道则使上海、浙江、江苏和山东成为另一些行业的主要分布地。作为高等教育和高密度办公区的领先区域，上海有生产文化用品（241）、文化和办公用机械（425）和钟表（426）的较长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曾引进化学纤维生产流水线到上海和江苏，使上海和江苏在相关产业上保持比较优势，以至在1995年，合成纤维制造业（282）依然区域化于上海，而其他纺织业（179）也依然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省历来有许多需要特定茶树并以特殊焙烤技术制成的名牌茶叶，同时在一些木制品，尤其是极受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欢迎的红木家具上有其专长。尽管上世纪90年代也有外商和合资企业开始在广东生产红木家具，到1995年为止，浙江在木制品业（203）和制茶业（155）仍占有最高份额。相比之下，山东省在工艺美术品制造业（431）和其他烟草加工业（169）上有比较优势。
（二）中国工业区域化的决定因素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可以促进工业聚集和工业的重新定位。现存的户口制度限制人口城乡流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仍观察到从1980到1995年间中国制造业的重新定位和聚集。事实上，从乡村到城镇的非法移民可能对工业聚集起了一定的作用。并且，Ezakai和Sun（1999）认为，沿海地区的工资率比内地高出许多，区域间的工资差异可能是工业聚集的结果之一。只不过到1995年，所存在的工资差异还没有大到导致大量制造商迁往内地。
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和Venables 1995；Fujita和Thisse 1996；Puga和Venables 1996；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厂商选择在市场大的区域进行生产，而因为上、下游厂商之间的供需连接，市场在厂商多的区域更大。高度集中的生产导致生产中心区域对工人需求的上升。在劳动力有限流动的情形下，该区域的人口和工资就可能会上升。当更多的人移居该地区时，由于地区内的运输费用往往比跨地区运输费用低，如果运输费用的节省较可观，就会造成所谓的“交易聚集”（Tabushi和Yoshida，2000）。但是，随着工资、租金和利息的上升，生产成本也在上升。当生产成本的上升超过交易费用的节省时，一部分厂商就开始向边缘地区迁移。为检验新经济地理学说能否说明中国工业的聚集，我们将对下面一些假设进行统计检验。
假设1：工业区域化于市场大的地区
给定人均收入并假定所有消费者有相同的消费偏好，一种产品市场的大小将取决于该产品的定义、生产该产品所用的技术以及人们对不同产品的消费偏好。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不同地区的人对所有产品的偏好是相同的，且所有的工业品都可以在不同的地区购买，只是不同地区在每一产品上的交易和运输费用有异，则地区市场的大小与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正相关。人均收入越高，区域内市场规模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口多的区域的工业品市场大。在“工业区域化于市场大的地区”的论点中，“市场”特指区域内市场。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文献中，区域内市场是随着交易和运输条件内生的。因此，假设1的成立意味着一个地区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将与该地区的人均收入、人口规模和交易、运输条件所产生的集中（分散）效应正（负）相关。
假设2：市场在工业集中的区域更大
一个有较多工业集中分布的区域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相对高。“市场（区域购买力）在工业集中的区域更大”的假设意味着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占有高份额的区域应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占有高份额。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指出，一个区域的市场在交通和运输网络存在时，可以通过与别的地区进行贸易或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扩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个区域出口的潜力越大，该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就可能越大。由于1995年前外商的直接投资有出口导向，区域的出口潜力与外商直接投资额有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就可能大。而区域内的工业规模是随运输成本内生的，所以我们也将检验有关工业集中程度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关系。
假设3：低交易成本和运输费用有助于工业集中于该地区。
区域间的低运输费用鼓励工业散布于不同的地区，在所研究时段的中国，贸易费用下降的总效应是鼓励工业集中的。
获取不同地区的单位交易和运输费用非常困难。如果城市有相对好的立法系统、通讯和运输网络等基础设施，一个有更多城市的省份就可能有较高的交易和运输效率（也即较低的交易和运输费用）。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假设3的成立就意味着该区域的高交易和运输效率会使它在工业增加值中占有更高份额。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世行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得到大量贷款，用以在全国范围内建造高质量的高速公路。一个区域内修建高速公路的里程数的增加既可以降低区域内的运输费用，也可以降低该地域与其他地区间的运输费用。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区域间运输效率的上升可能有利于一些厂商迁往别的地区。所以，一个区域内铺设高速公路里程数的上升可能有助于，也可能不利于制造业集中在此地区，其结果将取决于是运输费用下降的集中效应占上风，还是分散的效应占上风。如果区域间运输费用的下降使分散的效应占上风，该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就会下降。如果区域间运输费用的下降使集中的效应占上风，或区域内交易和运输费用的下降占上风，则该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就会上升。
假设4：工业中心内较高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对厂商在区域间的选址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户口的限制，我们观察到改革期间工业集中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水平比边缘地区高。尽管如此，在劳动力有限流动的情形下，多数二位数产业在地理上还是变得更集中了。所以，区域间的工资和物价水平的差异还没有显著到抵消厂商聚集的好处，所以还未对工业的区域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1993年各区域的横截面数据被用来检验上面四个假设。因为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和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都是内生的，所以设立了下面的联立方程组：
在上面的方程中，SIY和SY分别是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和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y、N分别为该地区的人均收入和人口。AFRI是该地区纯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和合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nc是该地区的城市数。sphwy和srw分别是该地区在总公路里程数和铁路营业里程数中的份额。pi[，-1]等于该地区1992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减100，它是反映前一年末价格上升程度的一个变量。aw[，-1]是1992年区域内的平均工资（等于工资总额除于就业人数）。所用的数据都出自于1993和199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户籍管理的存在，各地区的人口被当作是外生的。（注：一个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在一个地区经济系统中应该是内生的。但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尽管非法移民会受地区间工资差异的影响而流向工资水平高的区域，但官方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它的程度。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后，环境的转变刺激了外商和海外华人的投资。结果，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从1992年的1％上升到1993年的8％。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性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多投向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因此，在回归中，AFRI也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另外，像高速公路和铁路干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多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计划的，所以，sphwy和srw也作为外生变量。pi[，-1]和aw[，-1]是前定变量。由于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山东有靠近大出口港的地理优势，在回归中用一个虚拟变量将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区别开来。给定所有的前定变量，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和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便由联立方程系统（2）同时决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在表2中给出。
表2 工业集中程度的决定因素
注：（1）括号中给出的是标准差。
（2）*，**and***分别表示变量在0.10、0.05和0.01水平上显著。
根据回归，区域的人口规模和区域内外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一个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工业区域化于市场大的地区。同时，回归还表明：一个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该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该区域的人口和该区域内外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解释。事实上，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和区域在工业增加值中的份额的相关系数高达0.97。所以，假设2可以被接受。因为pi[，-1]和aw[，-1]在0.10的显著水平上不显著，所以不能拒绝假设4。
至于交易和运输条件对区域工业规模的影响，城市数（nc）是显著地促进行业集中的，而公路里程数有显著的负总效应（总效应是鼓励厂商分散的）。尽管一个区域公路里程数的增加对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贸易都会有影响，负的总效应意味着对区域间贸易的影响占上风。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一个区域内贸易条件的改善只会吸引厂商到这一地区而不会驱使厂商迁移别处。在回归中，srw和虚拟变量D的系数都为正，但不显著地异于零。因为，nc的系数是0.000909，sphwy的系数是-0.35，而nc和sphwy的区域平均值分别是19和0.033，所以交易和运输条件的总平均效应为+0.0057。换句话说，交易和运输条件的改善促使行业在区域上集中。假设3也因此被接受。
在回归（1）中，区域人均收入对地区工业份额的影响似乎不显著。前面曾强调，一个区域的市场规模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的购买力，这不仅取决于人口，还取决于区域人均收入。因此，理论上区域人均收入对地区的工业份额应该有显著的影响。它在回归中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估计方法的问题。因此，可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每一个方程（N，nc，sphwy，srw和D被用作工具变量）。去掉多数在0.10水平上不显著的变量后，可以得到表2中的回归（2）。其中，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方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在区域工业份额的方程中，人均收入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人口和城市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AFRI只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的方程中高度显著，而在区域工业份额的方程中变得不显著了。该回归显示，一个区域的人均收入对该地区的工业份额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人均收入和人口作为市场规模的不同侧面决定着区域的工业份额。而少数区域占有很高的工业份额意味着工业的集中，它们也决定着工业的集中程度。因此，假设1可以被接受。另外，nc和sphwy的系数分别是0.0012和-0.264（后者在0.163的水平上显著），而nc和sphwy的区域均值依然是19和0.033，所以交易和运输条件对区域工业份额的总平均效应为+0.014。因此，回归（2）也同样证实了假设3。
大体接受前面四个假设，证明新经济地理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后的的工业聚集。假设3和假设4得到证实意味着中国在1993年前后依然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边，也就是说，交易和运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可能进一步促进工业的聚集，而区域间的工资和价格水平的差异还没有大到促使制造业厂商在区域上分散。
五、政策含义和结束语
前面我们见证了中国工业在地理上的聚集。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使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成为众多制造业的中心。由于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工业总产值的强相关性，制造业的区域化就伴随着普遍观察到的区域收入的不平等。（注：有关区域间的收入不平衡，可见Ezaki和Sun（1999），和Wu（2000）。）
自第九个五年计划制定以来，中国政府力争减低区域间的收入差异。为此，政府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1999年政府开始倡导开发中国西部并于2000年设立了十个发展西部的重点工程。除此之外，政府对外商在西部投资也给予优惠政策。
本文的研究表明，一个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与区域的市场规模和外商（含海外华人）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正相关的。一个区域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也是与区域市场规模正相关的。并且，进一步降低交易和运输费用似乎会促进工业在地域上的集中。只不过，沿海地区在过去二十几年能吸引大量外资不仅仅是因为该区域所享有的优惠政策，还因为它们有出口上的地理优势。因此，今天将同样的优惠政策给予中国西部未必能起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所起的作用。中国西部缺乏东部所具有的出口地理优势，能吸引来的外商投资多是瞄准国内和本地区市场。
有关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制造业聚集的过程中，有研究（Jian，Sachs和Warner，1996）观察到劳动力和资本从内地向沿海省份的流动。尽管劳动力和资金在中国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工业中心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和高工资还没有明显地阻止工业的集中。而增加要素流动性的有关政策，如放弃户籍管理制度，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工业的集中和区域收入的不平等。因为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政策可以消除地区间的工资差异，从而可能阻止工业在聚集到一定程度后的分散，使区域间总收入的不平等长期存在（尽管人均收入的差异会缩小）。
新经济地理理论还认为，当生产技术呈现规模经济，工业聚集更可能发生。作者在本文的前几稿中曾估计过中国工业的生产函数，发现中国工业生产的确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不过规模经济的效应较弱。另外，由于降低区域间的交易和运输费用有助于工业的分散，降低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可能对降低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有所帮助。只不过，降低区域间的贸易壁垒对降低区域间收入差异的作用值得另做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