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文化引论

道德教育文化引论

曹世敏[1]2003年在《道德教育文化引论》文中指出教育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论题,既有的研究已然不少,新的研究不断涌现。本研究试图从独特的文化立场出发,为教育文化理论提供一个新文本。 本论文的任务是:从文化的整体着眼,从当前人们对道德教育及其理论关注的重点出发,探讨道德教育与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而考察人们对待这些关系的各种态度,并就此提出自己的解释。论文假定,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道德教育同样是个复杂的概念,也有众多表现形态,如果不适当地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层次,关于文化与道德教育关系的探讨,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建基于这种混乱基础上的有关论述,不仅是令人生疑的,而且是无甚意义的——这或许就是以往许多教育文化研究的主要缺陷。 从文化的整体着眼,就是要把握文化的根本特性或底蕴。文化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文化反省和文化存在的统一体,“类型”、“比较”和“悖论”是文化的根本特性,即文化底蕴。当前,引起人们关注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论问题很多,而道德教育理论的学科归属、道德教育的现代性、道德教育及其理论的困境是叁个重点问题。道德教育文化研究是一种文化自觉,包括文化诉求和文化关涉两种方式。据此,本论文形成了叁个论题——道德教育的文化型论,从文化类型的层面,具体探讨道德教育理论的学科归属问题;道德教育的文化际论,从文化比较的底蕴出发,探讨道德教育的现代性问题;道德教育的文化悖论,从文化的悖论底蕴入手,探讨道德教育及其理论的困境问题。此外,文化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有一个纵向的演进历程,与之相应的道德教育也必在这一演进之中,这形成了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即道德教育的文化谱系。

胥璟[2]2018年在《公共艺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社会问题错综复杂,仅仅通过理论灌输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要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强调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就要创造性地运用更具感染力的教育技能和技巧。一直以来,精神文化产品特别是文艺作品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武器,那有没有一种形式是最符合时代的需求最具有渗透力最能够让大众接受的呢?笔者做了大量的前期调查后发现公共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它十分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要求,能够在广泛的范围内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然而,从思想政治教育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这是本选题的初衷,希望能更好地运用公共艺术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鉴于此,本研究考查了公共艺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理论依据。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出发,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一定的载体,文化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都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需要,而艺术属于文化载体的一种形式,所以公共艺术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其次,中西方的美育思想中都有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与社会效用,当今国内外许多的专家学者也在研究公共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并做了大量的尝试,绝大多数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再次,公共艺术的本质属性——公共性与参与性,恰好符合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环体和介体的要求,公共艺术从根本上说就适合做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第四,从审美行为学的角度来说,好的艺术作品能够通过审美移情、联想、想象、观照,使观者完成对真善美的追求,塑造更完美的人格,在这一方面艺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肯定了公共艺术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另外,根据场所精神理论和心理学相关的理论,公共艺术能够帮助空间与人群产生共鸣;能够通过图形、色彩、环境对大众产生心理效应,这非常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需要。肯定了公共艺术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之后,笔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公共艺术究竟具备哪些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通过搜集了大量的案例,分析归纳得出了公共艺术具备心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纪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这五大功能。第一个,心理教育功能。包括减压抗郁、安抚伤痛、宣泄感情叁个方面。第二个,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包括铭记历史、文化自觉两个方面。第叁个,法纪教育功能。包括认识权利、明确责任、规范行为叁个方面。第四个,理想教育功能。包括宣扬民主意识、崇尚自由观念、提倡法治精神叁个方面。第五个,道德教育功能。包括精神洗礼、道德修炼、思想渗透叁个方面。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公共艺术形式多种多样,按空间类型划分有象征性与纪念性雕塑及历史街区;民族性博物馆和纪念馆;政府公共建筑;景观公共艺术;社区公共艺术等,按表现形式划分有生态公共艺术;设施公共艺术;政治与政府宣传艺术;常民公共艺术;民居建筑等。厘清了公共艺术的五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之后,本文依托校级、省级叁个课题项目,以校园公共艺术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尝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实践。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校园公共艺术改善大学校园文化环境,对大学生进行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及政治觉悟。最后结果反映无论是作为教育者的学生团队还是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群体,绝大多数对此次活动的效果表示肯定,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这就是通过公共艺术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到了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双重收益。最后,针对本次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关键人物:艺术家、政府及管理机构、公民,叁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并将本次研究过程中得到的经验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艺术的内在特质和外在表征决定了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载体;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参与性决定了它是较其他艺术类型而言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文化载体。第二,公共艺术大众化、直观生动、趣味多样,较枯燥的理论灌输而言更符合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的现实要求,在承担心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纪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任务更显优势,效果更为显着。第叁,校园公共艺术遍布校园环境中,范围广泛且是隐性的教育手段,有助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渗透力,从而达成良好的成效。

贺新宇[3]2016年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长期共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共生共荣、和谐共处,其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尤其是多样性发展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层面,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教育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论文试图从教育与文化两个纬度,围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目标进行跨学科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多元文化时代特色、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理论体系,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理论。全文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与“教育和谐”的基本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充分汲取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和谐教育理论、我国古代“和合论”与当代多元一体化教育等理论的营养,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和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借助国内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要样本,在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现状和民族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等各种非和谐现象及其成因,指出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缺失、主流文化中心倾向和少数民族儿童失学、辍学与学业失败问题、文化认同迷失问题以及双语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客观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建议。作者认为,民族地区和谐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中观的和谐学校建设再到微观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等多个层面去整体建构。就宏观层面而言,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教育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需要从政策制定、教育立法、资源配置、教师交流、监测评价、优化布局等层面,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就中观层面而言,从民族地区学校和谐文化建设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和谐学校建设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再从微观层面而言,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和谐发展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而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不同民族的每一位学生在获得多元文化相应知识、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取舍、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之观念和消除偏见、歧视的情感、态度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消解文化冲突的社会行为技能,从而在享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的普遍繁荣与和谐共处。为此,论文对立足多元民族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从民族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文化认同的系统建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柴成林[4]2017年在《童谣的道德教育意义及其在小学教育中的实施》文中认为童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生活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童谣,因其题材源于生活、语言幽默风趣、传唱方式灵活多样而成为小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与教育方式。童谣也蕴含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道德教育意义,对培养小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优良的道德行为具有内在的、实在的、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文拟对童谣的道德教育意义及其在小学教育中的实施问题予以专门研究。本文所探讨的童谣教育,主要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侧重于童谣教育在小学教育实施的现状分析与反思,以此为基础,提出优化小学童谣教育的实施路径。这种研究的旨趣在于思考如何使童谣成为促进儿童道德成长的教育资源与途径。本论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童谣的内涵、特征及类型,旨在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从教育资源、有效途径、文化载体和实践方式等方面,对童谣的道德教育意义予以理论探讨,认为:童谣蕴含着重要的道德教育资源,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童的道德品质;童谣是拓展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激发儿童的好奇心;童谣是儿童初识社会的文化载体;童谣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叁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法,以潍坊市某小学为研究对象,对童谣教育在小学教育中的实施现状作了客观分析与反思;第四部分则论述了优化小学童谣教育的实施路径,为童谣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某些可行性建议。

朱怡娜[5]2008年在《儒家伦理视域下的现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家庭道德教育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文明,并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塑造、道德品质的形成都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优良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伦理道德中的精华,我们中华民族在家庭道德教育建设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起着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好好继承。本论文将以儒家伦理以及古代家训思想为基石,把现代家庭道德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和重点。全文分为四大章。第一章大体介绍家庭、家庭道德、家庭道德教育的概念。第二章介绍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历史演变及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优良传统。第叁章是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道德教育现状的观察。这一部分大体介绍儒家伦理对现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的影响以及现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失误的主要特征。第四章是对中国家庭道德教育改进的几点思考。首先从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传统家庭道德观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然后借鉴他山之石,简要叙述韩国的“忠”“孝”教育中积极的一面。最后强调在家庭教育中要以家庭道德教育为核心,树立以德育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观,家长要提高自身素质,在德育方法上应该注重孩子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

何光全[6]2010年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指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叁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叁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曹世敏[7]2003年在《道德教育文化研究引论》文中指出本文对道德教育文化研究作了总论性的分析和探讨,道德教育文化研究是教育文化研究的一种深入,不仅是对教育文化研究题域的一种拓展,而且是对教育文化研究内在规定性的一种推进。文章具体探讨了如何对待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的既有研究、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研究的两大前提和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研究的立意等4个基本问题,强调指出,明晰研究的文化立场、深化教育(道德教育)与文化的联结、张扬文化内在的批判精神,是破解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研究中种种理论假象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其学术水准的重要砝码。

缪学超[8]2016年在《幼儿园公共仪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文中认为仪式是日常生活的补充和事实上的组成部分,但却有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它装饰生活、拓展生活并作为一种生活功能而为个人和社会所需。长久以来,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神学家始终对仪式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近年来教育学者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仪式研究,但在教育学视野下仍有广泛的仪式领域尚未探索,尤其是在儿童早期教育这一方面。本文旨在对幼儿园公共仪式进行探究,在教育人类学视域下阐明仪式、儿童与教育的内在关系,运用教育民族志方法对幼儿园公共仪式的具体情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力图揭示幼儿园公共仪式中幼儿的生命状态,最后构思幼儿园公共仪式的理想图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幼儿园公共仪式与教育人类学的关联。仪式何以成为教育问题是进行本研究的学理依据。在对自然状态、教育场域以及幼儿园情境中的仪式,教育人类学不同取向视野下的儿童及教育进行梳理后,站在“文化、人、教育”的学理高度,得出文化与人以及教育与人的逻辑起点一致。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现类型,它与教育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者通过共同的对象——“人”发挥作用。幼儿园为仪式提供了延续、变革与发展的空间,其中的仪式也应该是属于人、为人所生、为人所长。第二部分对考察幼儿园公共仪式进行教育人类学设计。选择教育民族志方法是本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教育民族志为理解幼儿园公共仪式的多样性和微妙性提供了大量的描述性资料。在论述该方法运用于本研究的适切性后,笔者遴选4所幼儿园为主要的田野考察地点,择定幼儿园教学仪式、升旗仪式及毕业典礼为主要研究内容,并对参与观察的过程做出详细说明。第叁部分进入幼儿园现场,对幼儿园公共仪式进行观察,撰写教育田野笔记,并对所见所闻进行阐释,这是本研究的主体。从2015年7月至10月(民办园暑假正常开园),笔者参与观察了4所幼儿园共8个班级的教学仪式,多场升旗仪式以及7所幼儿园的8场毕业典礼。在对幼儿园教学仪式的职能人员、空间编排、表现类型,幼儿园升旗仪式的过程形式、体化实践、语言表达,以及幼儿园毕业典礼的空间结构、话语设计、表演形式进行深描的基础上,从幼儿生命的样态视角,对仪式的具体情境进行剖析,以展现当前幼儿园公共仪式的现实图景。第四部分在呈现及剖析当前幼儿园公共仪式的基础上,在教育人类学范畴内构建了幼儿园公共仪式的理想图景,具体从幼儿园公共仪式如何彰显文化价值、丰富幼儿的生命体验以及重构教育关系等方面展开。如果说以一种教育的方式观察和处理仪式问题,是对仪式教育价值的重视与彰显;那么将幼儿园公共仪式置于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则是对仪式如何有意识地影响幼儿生命发展的体察和关注。公共仪式既是幼儿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幼儿园日常生活的突破。对幼儿园公共仪式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反映了幼儿园生活研究的转向,更体现了对幼儿生活尤其是幼儿生命状态的关切。我们呼吁走向幼儿生命发展的幼儿园公共仪式,以期让幼儿生活更加丰盈,让幼儿生命愈加灵动。

杨炎轩[9]2006年在《中国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当代德育理论的发展曾经经历了一个不断吸收德育实践的新成就和问题米充实自己的过程和阶段,现在,德育理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适应德育实践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改变自己的阶段。德育理论发展变化的这种时代特点,要求我们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德育理论发展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既是教育实践工作者提高自身德育理论素养的必经之途,也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创新德育理论的内在需要。具体说,中国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我国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的历程、成效及问题所在,增强德育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有助于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德育现象、实践及其问题作出更科学的说明或解释,对今后的德育现象、德育实践作出科学判断、预测,并进行有效干预:有助于我们拓宽和深化德育理论研究的领域和主题,进而推动和促进德育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德育理论发展是德育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性,德育理论发展研究是对德育研究活动及德育理论本身发展性问题的研究,即对德育研究的研究。借鉴教育基本理论关于教育理论发展研究的成果,德育理论发展体现为德育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的转移,德育理论研究传统的转变,德育理论研究内容的进展和德育理论研究趋势的展望。其中,德育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的转移和德育理论研究传统的转变是从形式的角度来表征德育理论的发展,德育理论研究内容的进展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具体说明德育理论的发展;德育理论研究趋势的展望则是从未来的角度对德育理论发展所进行的预测性分析。 以我国人大复印资料《G1教育学》(1981~2005)所转载的德育论文及其引用着作文献为主要研究样本,我国当代德育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叁个时期或阶段:1981~1988是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阶段;1989~1998是德育理论研究的现代化阶段;1999~2005是德育理论研究的人性化阶段。换句话说,1981~2005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以科学化为起始,历经现代化,现正向人性化进发。在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阶段,德育过程率先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议题,德育的地位受到普遍关注,科学化成为几乎所有德育问题讨论的归宿;在德育理论研究的现代化阶段,德育功能与效果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德育地位的讨论让位于“德育首位”的探讨,德育理论科学化问题继续受到关注;在德育理论研究的人性化阶段,主体性德育思想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生活化成为几乎所有德育问题讨论的归宿,教育的道德性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德育理论研究中心课题的转移及其所反映的德育理论发展状况,只是体现了德育理论表层结构的变化,德育理论研究传统的转变反映的则是德育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德育理论深层结构的变化。德育理论研究传统的转变包括德育理论研究的哲学科学基础转变,德育理论研究的理论核心转变和德育理论研究的研究方法转变。德育理论研究的哲学科学基础转变主要表现为,从单一的哲学向度朝多样化的哲学科学向度转变;从哲学科学语录水平上的

佚名[10]2011年在《公民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公民教育引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1年9月29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研究成果鉴定暨《公民教育引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该项目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团队集体完成,中心主任檀传宝教授主持承担。项目成果《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赞誉,鉴定等级为"优秀"。

参考文献:

[1]. 道德教育文化引论[D]. 曹世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公共艺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 胥璟. 西南交通大学. 2018

[3].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D]. 贺新宇. 西南大学. 2016

[4]. 童谣的道德教育意义及其在小学教育中的实施[D]. 柴成林.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5]. 儒家伦理视域下的现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研究[D]. 朱怡娜. 南京林业大学. 2008

[6]. 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

[7]. 道德教育文化研究引论[J]. 曹世敏.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8]. 幼儿园公共仪式的教育人类学研究[D]. 缪学超.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9]. 中国当代德育理论发展研究[D]. 杨炎轩.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10]. 公民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公民教育引论》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J]. 佚名. 教育学报.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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