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视论文,哲学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对外交领域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然而，对中国外交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并进一步建立起一门外交哲学学科，却几乎还是一个急待填补的空白领域。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如此，由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许多问题亟待从哲学上进行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外交的时代观、全球发展观、价值观、主体现、方法论、思维观、人权观及前进观等。在笔者看来，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应当特别重视对外交哲学的研究。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大国外交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等“硬件”力量的支撑，而且需要哲学理念的支持。
一、关于中国外交的时代观
时代观是对于时代的根本看法的理论，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主题是时代观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如何回答，规定着外交的根本任务，涉及到观察和把握当今国际形势及其变化的基本思路。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时代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规定着时代主题的内容。在20世纪初，列宁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提出时代主题是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帝世界革命。以后果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其二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发展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根据时代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科学论断。在这个科学论断的指导下，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新秩序与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美国小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主题这一基本判断仍需坚持。应当看到，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而是说这是有待解决的时代难题和课题。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在世界上局部战争仍不断出现，推行霸权主义与反对霸权主义的矛盾仍尖锐存在。此外，在全球范围内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活动仍不断发生。还必须看到，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意味着当代中国是最希望最需要和平的，“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中国自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坚持这一主题还意味着，当代中国绝不试图运用战争手段推行世界革命，而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即使是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也应当是和平竞争、和平共处。
二、关于中国外交的全球发展观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不断发展的。正确认识全球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当代中国外交紧跟世界先进潮流，并保持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国际格局是指在国际舞台上各主要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相互制衡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可以说，任何时期的国际格局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结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国际事务的演化和发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多年“冷战”期间，形成了以美国为一方苏联为另一方的态势，呈现为“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两极对抗的雅尔塔体制消失。那么，如何看待目前的国际格局呢？应当看到，出现了“一超多级”的现状：即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试图建立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近期南斯拉夫政局戏剧性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在当代世界特殊的影响力，而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戏剧性的落选，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世界多极化是人心所向。目前国际关系中的焦点之一，即是建立一个单极世界还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问题。如果说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定产生腐败的话，那么在国际事务中，一个不受制衡的国家也必定走向霸道。近年国际外交事务中的许多残酷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发展的未来走向呢？政治多极化尽管在目前还只是一种趋势，但由于它是包含必然性的，它必定会转变为完全的现实。因为政治多极化的实质就是国际政治的民主化，这是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总趋势的。
三、关于中国外交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外交价值观一般说来包括两种意义：一是该国的外交活动对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意义，二是该国的外交活动对本国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外交价值观涉及到外交活动与政策的价值趋向、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终极目的等问题，是外交主体及其政策的灵魂。正团为如此，各大国都很注重对本国外交价值观的研究。例如迈克尔·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中指出：美国外交价值观的核心是崇尚个人自由；种族优越感及对社会革命的反感。亨廷顿则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论文，着眼于基督教文明与儒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文明圈的差异，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冷战”后美国外交价值观的新动向。其实，美国的外交价值观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强烈的宗教观念，“美利坚人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负有“天定命运”的“普世主义”的历史使命。二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哲学色彩，有相当现实的功利计算。这些价值观念目前主要体现在小布什政府的“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两个口号之中。那么，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的外交价值观呢？无需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外交活动受着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则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来区分敌友。进入新世纪，需要认真研究和建设中国外交价值观。需要坚持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价值观，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平等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要吸取中国古代和外国外交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构造一种有感染力和包容性，能被世界容易普遍理解和接受的价值观念体系。例如在国际政治的层面强调平等观念，在国际经济的层面强调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国际文化的层面强调“和而不同”的多元观念等，以便在价值伦理观念上与世界其他国家寻求“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外交的价值观应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应体现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文明魅力，这样才容易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赢得广泛支持，保持主动。但另一方面，在外交价值观上应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把中国的国家利益明确放在第一位。因为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的最高准则。要坚决保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在维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总之，在中国外交价值观中，应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关于中国外交主体的自我定位
外交主体是外交活动的行为者，而外交客体是外交行为的对象，外交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构成外交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尤其在“冷战”后，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以外交主体的身份介入了外交活动，但从总体上看，主权国家仍是最主要的外交主体。每个主权国家要想富有成效的开展外交，就必须对自身的情形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当代中国也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一个清醒的定位，“知己知彼，方能百胜不殆”。中国作为外交主体，具有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指中国人口最多；幅员辽阔；是有核国家；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又次，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但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加强，但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另外，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尚待统一的国家。从总体上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作为外交主体的这种定位，有助于进一步明确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即不仅要维护世界和平，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而且要促进国家统一。统一的“大中华”是中华民族全民的夙愿。在“冷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善于守拙，韬光养晦，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五、关于中国外交的方法论问题
外交现象是诡诈、风云复杂多变的，那么，正确认识外交现象和进行外交实践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必须坚持与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些方法主要有经济研究法、阶级研究法，矛盾研究法，总体性研究法等。经济研究法就是在进行外交研究时，注意要通过外交表象看到其后的经济根源。在“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上升，这是当代外交的一个新特点。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要一直插手中东事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阶级研究法则要求人们在进行外交研究时需耍考虑到阶级利益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外交固然涉及到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与其国内统治阶级的利益有关。就拿国际军火销售问题来说，为什么西方一些人总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呢？从阶级分析法出发就可以找到答案。这实际上与维护军工企业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关。一些西方国家是世界上拥有最庞大军工生产能力的国家，庞大的武器出口为大资产阶级带来了滚滚利润。只有天下不太平，军工资本家才有利益可赚。矛盾研究法则要求人们从事物的内在矛盾出发判断和推断外交现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的内在差异、对立、冲突和解决，构成了事物的过程，所以必须要从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和处理外交活动。就拿外交关系中的结盟与不结盟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战略进行了四次大的调整。20世纪50年代是“一边倒”即联苏反美的外交战略，20世纪60年代是“两条线”即既反美又反苏的外交战略，20世纪70年代是“一条线”即联美反苏的外交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则确立了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和平的外交战略。从这四次外交战略调整可以看出，由于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本身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不断调整和发展。进入新世纪，还要树立“总体性”的外交方法论观念，外交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国家对外交往，而且也要重视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外交、体育外交、军事外交等多种形式的外交。面对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还要注意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以正确认识和实践外交活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是适应现代实践活动和现代科技革命而出现的，主要可归纳为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如在外交问题研究中运用系统研究法这—新兴的方法，不仅注意宏观把握外交问题，而且也能够深入对外交问题的微观研究，并实现最优化、模型化和程序化，这自然有助于从定性定量的结合上把握外交现象与活动。
六、关于外交活动中的“冷战思维”问题
“冷战”一词意指除军事进攻之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当时主要指美苏两大阵营在各方面所进行的紧张激烈的对抗状态。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各有其价值体系，互视对方为不可调和的敌人，力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了，然而一些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仍依循这种“冷战”思维，这表现在继续推行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战略，加紧研制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NMD和TMD，谋求美国独霸的国际新秩序。在中国问题上，把中国视为西方“冷战”的新对手，采用加强冷战时期形成的同盟关系的形式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这种典型的“冷战思维”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其次，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冷战”思维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消极的思维定势，是以往消极意识形态长期积淀的结果。思维定势是主体进行思维活动的势态和势能即习惯的定型。一些落后的思维定势会严重地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要向广大美国人民和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揭露“冷战”思维的极大危害性。当代中国外交要树立“双赢”和“多赢”的思维方式，用于处理21世纪的外交关系。这就是说既要承认差异，又要提倡求同存异，寻求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尽管在台湾、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有分歧，但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贸易、地区稳定等许多方面也有共同利益，美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求同存异，促进两国关系向积极方面转变。当然另一个方面，中国也要居安思危，对“冷战”思维所可能导致的恶果预作准备。
七、关于中国外交的人权观
在西方国家中，最先正式提出“人权外交”理论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他称美国是第一个明确致力于基本道德和哲学原则的国家，而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卡特一上台，就很快实施了他的“人权外交”。但由于当时美国的战略打击重点是苏联，还需要利用中国的力量，所以并未把人权外交的攻击重点指向中国。只是在苏联解体后，美国自认为已无求于中国，便把人权外交的重点就逐渐指向中国。美国还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为其在世界各地采取干涉行动制造哲学根据。那么，如何看待在外交领域的人权争论呢？应当看到，人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人权有其普遍性。的确存在着一些需要各国都遵守的人权准则，例如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这些基本准则许多已体现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承认人权的普遍性，有助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保持主动，在国际上团结大多数，以及利用与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开展“对话”。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的情况下，又要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即各国由于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国情不同，在人权实施上采取统一模式是不现实的，各国应自主选择人权实施的具体模式。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人权，也要强调集体人权。要反对一些西方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任意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和推行霸权主义行径。在人权问题上的正确观念应该是：尊重人权，提倡法治，维护主权，反对霸权。
八、关于中国外交的前进观
由于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辩证否定的本性，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事物是曲折发展的，是螺旋式的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运动。坚持曲折前进的原理，为中国外交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既然“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那么中国外交就要把握全球发展的前进性和上升性，坚定信念，坚持原则性。在对外关系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等。对一切国际问题，中国都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尤其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决不退让。要不怕压，不信邪，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既然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转化为真正的时代现实还尚需时日，通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道路仍坎坷不平，充满了曲折，那么，中国外交就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的曲折性和回复性，采取灵活机智的外交策略和艺术。中国通过与英国、葡萄牙和平谈判，按“一国两制”设想顺利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可以说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范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外交要“有利有理有节”，“要留有余地”和“后发制人”。有时还要做出必要的妥协。中华文明是有五千年文字记载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中国外交文化中充满了哲学的智慧，不要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而要着眼于中国长远的和整体的国家利益。要利用外交这门艺术，巧妙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研究外交哲学，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活动的哲学依据，使外交活动具有长期的战略思维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也有助于消除西方的“人权外交”与“冷战思维”所造成的一些思想混乱，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地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