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流动人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如社会进入剧烈的转型期、人均收入成倍提高、各阶层收入差距明显增大等等。而其中，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膨胀则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中，户口制度严格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要素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流入。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还不足200万人。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4年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以后，流动人口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流动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流向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城市。1995年，流动人口达到8000万人，2000年又突破1亿人大关，达到1.2亿的规模，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47亿的巨大规模，占到了全国人口总量的11.3％。省内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的65.99％，达到995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占34.01％，达到4779万人。
流动人口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流动人口的主体都是由青壮年组成。15-44岁组人口在流动人口中所占份额高达71.20％，明显高于其他各年龄。与此同时，在流动人口中，流动儿童比例较高。2006年，0～14周岁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2.05％。
从性别构成上看，“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这一多年来形成的印象正在改变。女性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已经成为近年来流动人口结构变动的突出表现。2006年，全体流动人口的性别比101.7，明显低于1995年和2000年的性别比。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趋势表明，随着流动人口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加入到了流动人口队伍之中。
虽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均有流动人口存在，流动人口随处可见。但是，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又非常集中。人们外出流动时总是要选择一个流入地。可供选择的地点很多，在千百万人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一部分地方成为流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另一部分地区接收的流动人口则很少。一般的讲，越是社会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增加收入的可能性越大，实现综合性发展的机会越多，这种地区吸引的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劳动力就越多。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的27.19％集中在广东省，7.12％在浙江省，5.44％在江苏省，4.67％在福建省，4.63％在山东省。上述流动人口最多的5个省集中了全国流动人口的49.06％。
一个地区接收的流入人口的数量多寡、流入人口在当地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的高低，不仅仅反映了这个地区流入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还直接反映了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外来人口、外来劳动力的吸引能力。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的“能见度”是明显不同的。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广东省的流动人口占本省常住人口比例最高，为28.3％。流动人口比例占本省常住人口比例在10％以上的省还包括北京(23.39％)、上海(22.53％)、浙江(13.91％)、福建(12.64％)。而河南、广西、西藏、甘肃等省的流动人口比例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占本省常住人口的比例都不超过3％。
2006年，跨省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比例最高，为43.53％；其次为县(市)内流动人口，占24.38％；省内跨地(市)流动人口和地(市)内跨县流动人口分别占17.78％和14.32％。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跨省流动人口占本地接收流动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为北京，为93.90％。这一比例超过50％的地区还包括天津(57.42％)、上海(76.71％)、浙江(64.55％)、广东(70.85％)。
而在另外一些地区，省内流动人口则是其接收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省内流动人口在接收的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90％的地区包括河南(93.03％)、湖南(92.87％)、四川(91.47％)、江西(90.27％)。
跨省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分布十分广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来自四川省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13.0％。除四川外，输出流动人口较多的省份还包括湖南(11.3％)、安徽(8.3％)、广西(8.3％)、河南(8.2％)、湖北(7.3％)、江西(7.2％)。来自上述省的流动人口占跨省流动人口总量的63.6％。四川省的流出人口的51.53％集中在广东、浙江(14.51％)、福建(5.33％)、云南(4.69％)和北京(3.25％)。在湖南省的流出人口中，流入广东省的流动人口最多，达80.83％；流入浙江省的占7.9％。安徽省的流出人口主要流向上海、江苏和浙江和广东，流向这些地区的流动人口占79.95％。广西的跨省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比例高达91.22％。河南省的流出人口主要流向广东(43.15％)、北京(12.25％)、浙江(9.29％)和江苏(8.19％)。
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外出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流动行为是否发生，受到一系列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迁移原因可以最直接地说明这些影响的来源。2006年，流动人口外出流动的前三位原因是务工经商(44.55％)、随迁家属(18.34％)和婚姻嫁娶(8.65％)。其中，务工经商是流动人口外出流动的首要原因。
如此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持续的流动人口现象的出现和发展，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挑战。本来，中国人口在二元体制下只具有两种身份，城市的居民或农村的农民。流动人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身分，它是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的身份，是流向城市的农村人口在解决城市居民身份之前一种暂时的状态。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城市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或无法解决如此大量工作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城市居民身份。于是，本来是暂时的流动人口身份，逐渐拉长成为长期的、固定的“流动人口”。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在城市平均居住的时间长达4.5年。流动人口不流动已经成了一个通常的现象。流动人口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身份，成为介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第三种人。如果流动人口真的是迁移过程中的暂时身份，或流动人口规模很小，流动人口可能也不构成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但事实是，流动人口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固定身份，而且流动人口的规模已占总人口规模的11.3％，因此流动人口注定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留在城里还是返回农村？既是流动人口自身思考的问题，也同样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战略性决策所面对的问题。目前流动人口暴露出的大量负面影响和后果，如犯罪率高、技术能力低下、行为短视等等，无不与他们的“流动”特性相连。欧洲城市化过程曾被描绘为“羊吃人”过程，指的是当时工业资本家为获得羊毛原料，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后，不得不流落到城市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在从农民转为工人的同时，他们也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的居民。欧洲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民不断流入城市，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后，虽然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工业和服务业，虽然在城市居住了很多年，但他们却无法取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因此，他们只是流动人口，不是固定的居民。流动人口的很多负面弊端恰恰是从“流动”派生出来的。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为43％左右，仅相当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离发达国家的75％的平均水平还差得很远。而且，中国的43％的城市化率中已经包括了大量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随着现代化的建设，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率也要达到75％以上。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15亿人中，至少要有12亿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真正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是真正的城市居民。因此，对目前和今后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他们留下来，成为城市的居民；还是只需要他们年轻时在城里工作，年纪大了后又把他们推回农村，这是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政府采取的仍然是把流动人口最终推回农村的方针，由此方针指导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只是索取农民的劳动力，而拒绝农民转变为市民。显然，这种政策是短视的，并且最终会阻碍中国城市化的伟大进程。
即使撇开“留下”还是“回去”的最终结果不谈，目前流动人口处于体制外的状况也是对新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巨大挑战。11.3％的人口，而且是青壮年人口，处于既非农民、又非居民的“暂时”身份。对于这种暂时的身份，没有系统配套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适用，政策处于“真空”状态。流动人口遭受的拖欠工资、践踏权利、就业歧视等不平等待遇，都与第三种人的暂时身份有关。对现有制度框架进行全面改革，把流动人口纳入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社会发展政策视野，保障流动人口的“国民待遇”和正当权益，是流动人口政策的当务之急。随着“流动人口不流动”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的家庭化流动倾向越来越突出，社会发展政策，包括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不覆盖到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是不应该的。
人口素质是竞争力的核心。1.47亿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生力军。但这支生力军的受教育程度还是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体，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发展的需要。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脏、累、苦”低端工作，与其自身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关系密切。无论是从改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角度出发，还是从打造新型工人队伍角度出发，全面开展对亿万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大力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是极端关键的环节。投资于流动人口的素质建设，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基础。显然，处于城市居民体制外，又处于正规教育体制外的流动人口，在接受继续教育，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方面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阻力。中央政府培训农民工的工程推进得太慢，远远比不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推广的速度。投资于人，既要投资于人的健康，也要投资于人的就业能力。
中国的流动人口形式短期内不会消失，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暂时不会缩小。因此，解决中国流动人口的任何政策都要避免短视行为，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付行为。解决流动人口的政策必须要从长期着眼，从全局着眼，从人口发展战略着眼。未来的中国如果不能应对流动人口的挑战，不能成功解决流动人口问题，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