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没有什么能比“主体性”这一概念更加激动人心的了，它培育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个体主义，不仅把自我作为理论认识的中心，而且把它作为社会政治行动和相互作用的中心。①
小说毫不例外地加入了“主体性”的合唱之中，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比如张抗抗的《白罂粟》（通过一种忏悔的方式）；一种私人性开始在小说中悄悄发展，比如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它要求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个人不再盲从于政治或其他权威的指导，而强调“自律”，比如刘心武的《班主任》（“救救孩子”虽然幼稚但却表现出一种“自我指导”的愿望）；而自我则在主体性的鼓励下肆无忌惮地发展着自己，比如张辛欣的《同一地平线》（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自我的发展）。人的尊严的尊重、自律、私人性和自我发展，这四个被斯特尔·卢卡斯称之为“个体主义的核心价值”的基本概念，在当代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它们的蓬勃发展。
个体主义代表了一种平等与自由的观念，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拆除了等级秩序的蕃篱。个人再次成为社会的主体（中心），而从自我指导、私人性和自我发展三个方面欢呼着个人的解放或自由。
尽管海德格尔指责萨特“对形而上学命题的颠倒，仍保持了形而上学的命题”，但其代表着的存在主义仍然风靡了整个中国大陆。“存在即选择”开始成为个人的案头格言，“主体性”则在存在主义中找到了它的现代性诠释：“人只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的他的‘主体性’”（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个人的选择和自我发展，以求自我本质的创造性完成（比如《南方的岸》）。
主体性逐渐培养出一种英雄主义或者理想主义的创作倾向，个人为自己制订出一系列的意向性计划，而社会（自然）再也无能阻挡这些计划的完成。一种经过精神伪装的占有欲开始苏醒。奇里斯玛式的人物再度诞生，他们征服了“大坂”或者“黄河”，诱导了人们对“新大陆”的普遍向往（比如张承志的某些前期作品）。
主体性显然吻合了这个时代的人文思潮，人们的个性空前的张扬，而开始享受平等与自由的巨大愉悦。因此，尽管有多种现代思想的交相侵入，这面旧式的人道主义旗帜仍然顽强地在城堡的上空飘扬。
然而，主体性的热情（包括传播）却自始至终在知识分子中间燃烧，而不是自发地产生在市民阶级的经济实践之中（参照西方历史）。因此，它就始终（主要）作为一个观念性的东西支撑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并满足着他们对自身的设计和要求。然而，观念如果始终得不到其社会实践性（也许是粗鄙化的）的可能，那么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运动相对来说就很难持久。在主体性遭遇新社会现实的阻击和大众的冷落之后，悲剧性的失败经验就很容易突破观念的浪漫封锁，而浮向创作的表层。在历史进入80年代后期之后，主体性就已经无奈地迎接着它自己的黄昏。
在此，我们将从主体性的衰落现象着手，讨论其观念演变的动因。
一、连环套及其相关的结构模式
一种“抽象个体”的概念由于其在理论上被赋予了“利益、需要、目的、要求”这些先决条件，而导致了其认知态度上的理想主义发展。小说利用了文学语言的虚构性本质（同时趁机接纳了诗和散文的加盟）而加速制造着奇里斯玛式人物，而正是在小说愈来愈虚的空间中，人物的主体性方得以肆无忌惮的表现，种种隐喻、意象、暗示、幻觉、心理独白等等技术手段的交错运用，使得主体性在小说中获得了诗学意义的价值保证。
然而，随着理想性成份的逐渐减弱，这种“抽象个体”的概念已经难以满足人们对主体性问题的质疑，无论是严肃的对平等和自由的承诺，抑或一种悲观主义的自我怀疑，都会要求他们坚持一种具体特殊性的个体概念，这种要求在小说中相应导致了其经验（记忆）还原的认知倾向。正是这种经验还原，暴露了实践道德因素与认知因素的分离，从而使主体性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并为严重的惶惑所困扰。
《连环套》（刘恒）涉及了个体主义的核心问题──财产的私有性（它引申出现代主体性的全部私人性问题）。大柳峪的陈金标由于承包了村里的小煤窑而成了“乡野名人”。腊月的一个好天，在他背着两只狗腿（“吊两只狗腿就成了富足的标志，权当是吊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了”）由集市慢慢踱回村里的时候，他并没有料到自己已经陷入一个连环套之中（小说的开头提供，一个顽童戏弄猪大肠的暗示，而在这部作品的结尾，则再次浮现肠／套的隐喻）。
起因纯属偶然，陈金标的窑上因为炮工的辞职而空出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引来了妻弟三更和姑表兄弟兴来的竞争，也引来了父亲、姑父和丈人等等的家族纠葛。在一连串的“腹背受敌”的顽抗中，陈金标只得在亲情与家族势力的压迫下匆匆撤退，作为妥协，三更和兴来同时留在窑里，“以观后效”，通过竞争而夺取这个炮工的位置。然而，这种因物欲而导致的铤而走险（三更和兴来显然并不具备炮工的素质和技术条件）却因一场爆炸而化为灰烬，三更死了，兴来则落个终身残废，同时引发了家族间的索赔争斗以及村人对煤窑的洗劫，陈金标则将因为赔偿与罚款（也许还将伴随刑事责任的追究）而失支其往昔的财富和地位（“这窑跟姓陈的没关系了”）。在这辉煌的尽头，他感受到了人生的虚无与宿命（“穷了富了死了活了还有几分趣味呢？死了的，有人替他活着，活着的，已有人代他死了。死死活活凑成一个无尽头的人世，任凭每一位怀着一团肠在天地间尽情玩耍），大肠子的暗喻虽然不雅，但其交错纠葛的形态却昭示了人的连环套般的在世处境。
现代主体性的概念显然发祥于财产的私人性（观念的理想性和精神性常常掩盖了其简陋的经济事实），近代资本主义鼓励了个人对财产的私有以及相应的无穷的占有欲望。是这种私有财产的经济（法律）状态导致了个体主义的脱颖而出，一个新兴的市民阶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悄然崛起。为维持个人在此世的利益，而要求着个人从权威和专制中的解放，为了发展自我，而确立了以自我为主体的人类中心思想，这种人类中心思想激荡了人的对外扩张的理想性成份，并相应导致了主体性神话的产生。然而，观念一旦确立，便随之获得其逻辑的自足意义，尤其在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中，知识分子随之赋予其普遍性的终极承诺和价值意义。因此，在知识分子化的主体性思想的接受中，其粗鄙化的事实来源与实践可能反而容易被人淡忘。
《连环套》显然注意到了主体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可能，也就是财产与私人性的关系问题，同时更注意到，在中国农村，财产的私有性与家族（亲情）的交错纠葛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首先遭遇的，便是个人所受到的家族与亲情的一次阻击。陈金标的致富，相应导致了他家族的疏离（同时招来了嫉妒与巴结），然而家族却并未因这种疏离而消失，一个最简单的悖论莫过于：“没有他就没有父亲的宝贝羊，而没有父亲确实也不会有他，所以有些道理不可深论，点透了就非常没有趣味了。”存在于家族与亲情纠葛中的个人事实上也就很难有着完整意义上的私人性。然而，个人经济实力的逐日增长，显然又增强了其对自我的信心以及一种相对虚假的主宰幻像。陈金标的以退为进，显然正包含着这种“抽象个体”的空洞承诺：
他顽抗时深感自己腹背受敌，一旦成了俘虏，却突然发现自己又重新掌握了主宰的力量。他为长辈和同辈劝菜劝酒复奉烟奉茶，骨子里品尝了类乎恩赐的优越感。他没有招数对付他们的夹击，却有办法有权力来一点儿一点地吊他们的胃口，为留在自己身上的伤迹寻找一种补偿。他没有找到合格的炮工，却得到了两个炮工的替伐物，两个难以怠慢的亲友。他们成了清涧小窑的一部分，就是他机器上的两个零件，他不会亏待他们，但亏待不亏待，怎么待才叫个亏待，那准绳将永远操在他的手上，他原本就是百人求千人敬的堂堂窑主么！这窑主的思维便在休战的酒桌上如得胜的战神一般狂舞了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抽象个体”的空洞承诺给了陈金标以致命的一击。在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当然同时包括了高踞于我们之上的命运播弄），个人的中心地位乃是岌岌可危的，事物并不会完全按照我们预设的轨道远行，在命运设定连环套之中，个人的主体神话是那么脆弱并且不堪一击。
一种主体性的个人神话在经验的还原中开始逐渐殒落，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小说涉及到了财产的私有性问题（比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但是这种涉及由于太迷恋于文化层面的叙述（批评），而相应忽略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实践──道德因素的探讨[2]刘恒有关连环套的构想显然远远超越了其经验层面的叙述，它把我们导向一个更为深具神秘的命运境遇，在这一境遇中，个人和生存才真正陷入一个无奈的窘况。
《连环套》多少流露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这种悲观主义的构成因素是相当复杂的。由于财产的私有性在中国社会的脆弱及其遭遇的巨大阻力，由此而引申的人的主体性就始终只能停留在“抽象个体”的理想范畴中，而这种空洞的承诺显然难以持久地支持主体性的个人神话。而当我们从这种主体性的神话中挣脱出来，就不得不承认，在人和社会（包括命运）的交错关系中，个人实际上处于一种极其脆弱和相对渺小的地位。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个人始料未及的，人受制于一种连环套式的命运结构，“套中人”的意象逐渐引申出一种无奈的命运感慨。
严格来说，财产的私有性问题（包括其在经验层面所遭遇的阻击），并未被创作界和批评界普遍纳入自己的视野（比如我们就很少研究市民阶层与个体主义的关系），因此，主体性问题始终只是作为一个观念性的东西而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或者说，存在于我们思维之中的，始终只是一种“抽象个体”的概念承诺，它满足了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自由）的渴求，对理想主义或者英雄主义的憧憬，对人的形而上学的设计欲望，一种精神性的气围始终笼罩在主体性问题的周围（同时极易使之陷入伦理学的陷阱）。在此种文化语境中，主体性常常同个人的主观意志之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因此，个人意志在现实中的受阻以及理想主义的逐渐损落便相应导致知识分子的焦躁沉落以及悲观情绪。而种种曾被观念所压抑的失败性记忆便自然突破精神的浪漫封锁而次递呈现。
《杨湾故事》（范小青）同样受制于一种连还套式的结构影响，这个取材于1972～1973年的故事概要如下：每年一度的招兵工作即将开始，那时军人是一个相当令人眼红的职业。由于本届征兵有一个女兵名额，从而打破了杨湾女学生原有的平衡格局。县人武部长的女儿陈小马由于其家庭背景而被普遍看好，而漂亮能干的舒波则因为自身条件的优越而成为陈小马强劲的竞争对手。舒波首先倒在流言蜚语的谋杀之中，击败了竞争对手的陈小马并未因此感到欣慰，在一种良心的自我谴责中而导致“癔瘫”。退出“角色”的舒波和陈小马相继将希望也将竞争留给了其他的女生，而在轮番的博杀中，“种子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败下来，但这个女兵名额却不会因此而取消浪费”。后来这个人终于确定了，“这个人就是谢红芳”，谢红芳本来属于此次竞争的局外人，她的父亲是杨湾镇机关食堂的炊事员，自己长得也极其一般。由于种子选手的轮番落马，方激起她心中潜在的欲望，这种欲望诱使她进了这个连坏套式的故事之中，并最终摘取皇冠上的宝石（原因不详），但作为胜利者的谢红芳的结果却是在次年春天，由“谢师傅和谢师母带着女儿的骨灰和一张烈士证书回到杨湾小镇”，也可以说，这场竞争并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完全回应了“福兮祸兮”的古老的神秘暗示。
在此，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制，个人涌进了生命的竞技场，每一个人的自我发展都成了另一个人的自我发展的阻碍，阻碍与阻碍的冲突乃至争斗导致了连环套式的悲剧性的命运发展。而所有人在此世的自我奋斗又统统受制于那个神秘的更高存在，这个更高的存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宿命，在这个故事中，正弥漫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感伤情怀。
在这部小说中，有关主体性的思考由于来自历史的回忆之中（文化大革命），相应保持了较虚的空间，从而得以将其思维的触角伸到古代哲学之中，自然浮起“与世无争”的古老的人生态度，这种退守的哲学观念，显然暗示了主体性神话在人们心目中的逐渐动摇。
连环套式的结构安排显然极易产生一种类戏剧化的人生构想，个人在其中总是扮演着一个规定角色，行为或者言语乃是受制于相应的剧情发展，而人的主体性则在此一戏剧中常常被一种更为强大的神秘力量所左右。
《行为艺术》（方方）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也有点荒诞）发展了这种主体性的悲观主义倾向，小说由两个故事交错构成，一个是“我”和飘云的爱情故事，一个则是马白驹和杨母的婚恋故事。飘云是一个画家，热衷于创作所谓“行为艺术”，每一个偶然闯进她生活中的路人都成了她的艺术的协助者（也就是其规定剧情中的艺术零件）。作为“艺术”的策划者和主要导演，飘云获得了主体性的空前满足，然而在更大的生活范围中（如果我们把生活本身即理解为一种行为艺术），她又同样成为另一行为艺术的艺术零件。这时，她又是受动者，副处长把飘云送进监禁她的房间时，就不无嘲谑地说：“我的一副作品也参加了市里的画展，这个作品名叫《送女画家入狱》，是行为艺术，谢谢你的配合”。
飘云的不知是深刻抑或是浅薄的性格却引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这种“行为艺术”的观念导引故事进入马白驹和杨高母亲的悲剧命运，在这里，一种连环套式的结构再次涌现，个人被抛入存在的深渊，一种不可选择的此在规定了个人必须接受命运的煎熬，每个人都在此在中扮演着相应的规定角色，杨高不无感慨地说：“能人们总是进行艺术创作，而庸人们则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是一个连环套”。而“我”一想问题，就不自觉地忐忑不安，我会想我是不是又被什么人圈进了他的行为艺术之中，成为他操纵着的一个艺术零件。
能人是什么呢？它暗喻了一种神秘的存在，这股力量把个人操弄于股掌之上，这个神秘的存在方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者，而个人只是这一行为艺术中的艺术零件。
个体主义创造了有关自我的神话，主体性（自我表现）成为引导历史的神圣显现，然而，一旦这种观念遭遇新事实层面的阻击，人不再为抽象个体的空洞承诺所迷惑，而将其进行经验的还原后，一种具体特殊性的个体便会相应呈现出其受动性的一面，连环套式的命运纠葛亦相应导致神秘的或宿命的倾向产生，一种带有虚无主义的失败情绪便无可阻碍地动摇着主体性的神话地位。
二、选择的怀疑
对于当代文化来说，主体性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即选择”充溢了一种精神挑战的气息，个体主义迅速向其占有性发展，个人在努力发展自我并突破一切可能的阻碍时，无可避免地遭遇到萨特的另一个著名的论题：“他人是地狱”，于是个性的发展便相应导致了同类的争斗（张辛欣《同一地平线》）。人们总是在自己的存在语境中接受并释读某种思想，因此，对存在主义（萨特）的理解，更多地因为：“每个人如其所是地拥有他自己”，这种“拥有”极大地满足了当代文化要求个性解放的人文思潮，同时也相应忽略了萨特对选择和责任的辩证强调（“当我们说人对他自己负有责任时，并不是说他只对他自己的个体负责任，而是说他对所有的人都负有责任”），至于主体性本身所可能导致的某种独断性或专制倾向并“以精神的武装复制了达尔文的生存斗争”（阿多诺语），显然一时难以进入当代文化的思索范畴。
即便在今天，小说对存在和选择的某种怀疑也主要来源于一种失败性的经验记忆。
《魔幻人生》（孙方友）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选择问题，小说以余化龙惨遭家庭变故为叙述起因，以复仇为主要情节脉胳，构置了其多种人生的选择可能：比如投身绿林借助土匪的力量雪仇报复；或者参加革命在一种更崇高的斗争中变相地达到个人的复仇目的；也可能依靠亲友就此隐姓埋名了却此生；而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则干脆选择死亡一了百了让所有仇恨随之永坠九泉……。人生在某些时候，总是面临着多种选择可能，而每一种选择都将就此改变他的一生（小说利用演释法详尽叙述了每种选择后的人生状况），但是人究竟根据什么来选择？理解是否能自始至终地伴随人类的选择行为？而在作者看来，选择更多地带有偶然性，在余化龙的悲愤绝望的时候，任何一种偶然外力的介入，都可能导致其选择的结果。比如说，余化龙首先遇到的不是游击队的老马，而是土匪穿山豹，那么他的选择可能是什么呢？或者说，在土匪和游击队之前，他已经找到亲友，那么他的人生道路又将怎样？……显然，由于偶然性的介入，使得事物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而非理性所设想的那么明了。人在选择中往往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是受动者。偶然性极易导致一种宿命的认知倾向，人不仅感到无力主宰对象，也感到无力自由支配自己。
由于偶然性等等因素的介入，迫使当代文化不得不从自我封闭的个人神话中走出，而接受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结构考察。如果我们把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巨大的结构系统时，自我中心的论点就很难成立，个人在结构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网结。受到多种外部或内部的关系制约，这种制约在其实践层面上，将个人选择的主动性压缩到相当有限的范围，而在无数次悲剧性的失败经验的积淀中，社会／历史的系统操作又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无序的运行，个人常常生活在一种“合力”之中，而被裹挟着前行。
在这种对个人的悲观情绪的笼罩下，奇里斯玛式的人物开始消解，个人不再凌驾于历史之上，以其主体性的选择带动历史前进，而是被历史的“合力”推向前台。在历史的规定情景中，承提的已是一个非主体性选择的剧中角色，比如《英雄出世》（周梅森）。
显然，这是一部有关“英雄”的戏仿小说，花花公子边义夫仅仅因为一些相当偶然的因素而被裹挟到历史的潮流之中，先是因为一次“绑票”，传奇般地邂逅了女匪霞姑，而结下一段露水姻缘。碍于庭训（也因为本性）的边义夫当然不会（也不愿）加入霞姑的反清事业。但是一次尼姑庵的“偷情”却又使其误打误撞地跌进起义的机要核心。于是边义夫一次又一次地被命运牵上历史的中心舞台。无数次的偶然造就了边义夫，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他的选择。他被迫进城送信，闹剧性的“完成”了所谓的策反任务；多方政治力量相互抵消的结果却意外地使他获得督府的头衔；而此一地位的得而复失又鬼使神差地促使他走上“二次革命”的道路……，在边义夫激动地宣称：“我们今日是创造历史哩！历史就是这样轰轰烈烈演进的”，我们不能不感慨于历史对个人狡黠的嘲弄。
个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常常遭遇到一种悲剧性的命运结果（比如霞姑），而无所事事只是被动地裹挟在历史潮流中沉浮的人，有时又反而被时势造就为英雄（比如边义夫），对历史个案的经验性考察，难免产生一种恍然若梦时的人生感叹。
某种传统文化的思想因素趁机填补了主体性的空白，个人不再被描述成咤叱风云主宰世界导引历史的“英雄”，一种更为强大的神秘力量压倒了个人对世界的无穷扩张的野心和欲望，选择成了一种空洞的承诺，主体的意向性计划被更为复杂的历史“合力”所阻挠。个人在主体性的冒险的失败之中，而最终匍倒在命运面前，悄然卷起个体主义的灿烂旗帜。
悲剧性的失败记忆，再次使当代文化面临着“意义危机”（它曾经借助个体主义短时间地创造了意义的辉煌假像），失去了终极价值依托的知识分子终于看到在自己面前横亘着一道几乎不可跨越的深渊，个人不再对自我充满信心，非理性的介入使其对理性化的选择产生了一连串的诘问：我怎样才能对我的选择负责？选择必定是理性的吗？我能始终在理性的导引下进行选择吗？理性是什么？非理性又是什么？情欲和爱恋在我的选择中究竟据有怎样的地位？我的选择对我和历史究竟意味了什么？选择和选择结果的意义等同吗？究竟是我在选择历史，还是历史在选择我？……（格非《迷舟》）。
一种退守哲学角度死灰复燃，由对选择的怀疑发展到对选择的拒绝，前面的世界成了一种恐惧的象征，选择导致的常常只是个人悲剧性的失败命运，而安居家园的人们在收敛了野心和欲望之后，却享受着宁静与平和，大山敞开着它的胸怀迎接着失败的儿子归来，一种浑浑噩噩的生活再次被传统思想映照得安宁美丽，一支田园牧歌在选择的拒绝中冉冉升起。
在对主体性选择的诘问中，既有着智者的质疑，亦有着宿命的感叹，既有一种深沉的哲学反思，同时掺进了传统文化的阴影侵入，从而对主体性构成了一种联合的围剿。
三、日常生活对主体性的侵蚀或修正
主体性日渐地把自我推向世界的中心位置，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广袤的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个人带着希望以及相应的规范目的进入生活，“应当”的承诺演绎出种种理想主义，有关“抽象个体”的种种概念设定满足了人对自身的价值追求，在这种浪漫情怀的激荡下，诗和散文陆续被接纳进小说的文本创造，一种理想言语突凸到小说的叙事表层，大块的抒情和议论，闪烁不定的意象群落以及躁动不宁的隐喻和暗示，处处回应着主体性对人的“应当”的承诺（一个短暂的有关意义的黄金时代重新来临）。
但是，有关“应当”的承诺却相应地使当代文化陷入一个伦理学的困境，这就是事实／价值的分离，或者说，在经验（记忆）逐步突破观念的浪漫封锁后，人们逐渐感观地感知到规范目的与事实条件之间的非同一性。
生活被逐渐地还原成一种日常状态（“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③充塞其中的是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巴结人搞到房子、让孩子入托，把老婆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日常生活无情地驱逐了传奇和浪漫（偶尔作为阅读的点缀）④，吞噬了理想与激情，并且堵塞了人的一切回归的可能（海德格尔的“林间小路”难以在此地接通，就好像“采菊东篱下”已经成了昨天的神话一样，对于我们日益窘困的当下而言），人的规范目的仅仅被压缩成“活着”二字，而作为一种小市民的智慧和情调，以维持艰难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池莉《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以致于刘震云感慨地宣布说：“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幻稚不成熟”。⑤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变得实际起来，这种实际意味着他逐渐地从“抽象个体”还原成“特殊具体性”的个体，他开始感知到事实／价值的分离，比如说，他开始懂得“爱情”与“婚姻”的非同一性（叶兆言《艳歌》），在他们发誓“不谈爱情”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同时为自己举行了与价值以及相关的精神性生活的告别仪式（池莉《不谈爱情》）。成熟起来的个人看到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辽阔距离，而每一次对价值的追求（在“应当”的承诺中），都遭到事实的更猛烈的反击与吞噬，在身心的交相疲倦中，人们不得不退守到“事实”之中，而渐渐地滋生出一种“混世主义”，甚而“懒得离婚”（谌容《懒得离婚》）。
在日常生活对主体性的逐步侵蚀中，主体性也同时得到了日常生活的某种意义上的修正。如果说，在此之前，主体性的释读与传播，始终被知识分子化了，带有浓郁的精神气息或者理想主义倾向，而被填注进诸如理想、价值、独立、事业自由、个性等等知识分子化的精神涵义，个体主义的占有倾向都经过了精神的精心伪制，比如女性主义对事业或个性的权利要求，从而掩盖了生存斗争的残酷性与世俗性（张辛欣《同一地平线》）。现在，在日常生活对精神性的日渐磨损与破坏后，主体性逐步露出了其粗鄙化的占有性本相。正是在残酷的实际的日常的生存斗争中，乔文政才最终深刻地理解：“人都是靠不住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人为了干他想干的事什么都肯做。人是没有希望的。人所能指望的只有他自己”。在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欲望的驱使下，主体性无情地驱逐了友情与爱情（尽管“伤感竟不尽地潺潺滚动起来”），驱逐了田园风景与道德的允诺，驱逐了精神性的价值渗透（刘恒《两块心》），它带来了人类生存活动的可怕前景与道德主义的全面溃退。
而在更多的时候，日常生活意味着一张更为实际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巨大网络。“应当”在此把个人导入“允诺”的两难境界。主体性对自我的理想性设计，要求人人超越于世俗性的准则之上，在对社会的突破乃至改造中，完善地发展自我，然而个人实存于此在需要，又时时要求自我的退席，而服膺于整个的世俗性存在的准则，在这种两难的悖论语境中，小林不得不收敛起大学生的自尊与清高，“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孩子老婆，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所以小林不得不“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而且得忍受女老乔的狐臭”“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与她汇报谈心”（刘震云《单位》），个性的锋芒就此折断，日常实存的需要驱逐了自我的理想性设计，就像诗人“小李白”卖起板鸭还不无调侃地自我嘲谑说：“狗屁！那是年轻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吹……”。实存的日常生活教育了“小李白”，也教育了小林，因此，当抄水表的瘸老头求小林帮忙处理个批文时，“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成熟了的小林（包括他的妻子）已经隐约感觉到：“看来以后生活会有改变”，他们毫无愧色地接过微波炉，并且自我安慰说：“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千儿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而一个深刻的启示则在于：“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选择在此偏离了责任和良知的规引，而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从众行为（刘震云《一地鸡毛》）。
日常生活对主体性的侵蚀或者修正，意味着事实／价值日渐分离，理想与激情悄然远逝，个人在“事实”的困窘中，不得不收敛起自我的浪漫想像，主体性玫瑰般的精神性笑容以及它的偏执与狂妄在此受到日常生活的无情嘲谑。他们因此感叹说：“生活固然使我们一天天成熟，但它也使我们一天天变老、变假，一天天远离‘我们’自身”[6]远离“我们”自身的，正是个人的价值以及存在的意义。
曾经光芒闪烁的个体主义（主体性）由于其在释读的过程中被赋于了过分的精神涵义，而终于挡不住日常生活的日渐侵蚀。观念的浪漫想像终于封锁不住（失败性的）经验的汹涌突破，而处在日常琐事之中并且日益地窘困化的知识分子，显然一时难以进入海德格尔的“林间小路”，以一种审美的姿态超越此在。因此，他们只能无奈地告别主体性的允诺，而加入这灰色的“事实”之中。
结语
主体性无奈地迎接着它的黄昏，它曾经作为一面人道主义的旗帜在我们的上空飘扬，它的“应当”的允诺，激发了几代人的热血，它的意义在废墟上重新虚构了意义的辉煌，它创造了一个有关个人的神话系列。自我再次解放出来，个人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自我表现导引着历史的前行，伴随着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呐喊，理想主义卷土重来（被填注进个性的R内容），人们想像一个新大陆的诞生（充满了神圣的精神气息）。显然，主体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它的精神的同盟者，然而却始终未能转化为非精神的普通的社会物质性实践，也许，一种观念（或思想）如果始终不能转化为粗鄙化的真实存在（或转化为一种世俗化的社会实践），其精神的持久性就很容易使人怀疑，一场思想运动的存在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短促（这或许同知识分子本身的特性有关）。
由于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波动（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在其思想上，再度出现了意义空白。主体性也随之受到了诘问和质疑，在这些质疑和诘问中，固然有着智者的形而上沉思，但是更多地来自于经验层面的阻击。经验（记忆）突破了观念的浪漫封锁。在日常的生存困境中。“抽象个体”开始还原成“具体特殊性的个体”，主体性开始暴露出其天真的狂妄和允诺的空洞性。无数次失败的经验堆积，迫使知识分子开始收敛个人的浪漫想像，理想主义日渐地偃旗息鼓，自我悄悄地从虚构的中心撤离，一种悲观的失败主义情绪开始笼罩小说的创作和释读。传统文化（夹杂着后现代的变种）趁机而入，在个人再次感叹自我的失败时，种种有关神秘的或者宿命的或者虚无的暗示渐次浮出地表，一种退守的哲学观念开始向我们露出智慧的（太熟悉）笑容，而“烦恼皆为强出头”等等的市井俚语也再一次地老调重弹，构成一种潜在的聒噪。
不管怎么说，主体性的神圣地位毕竟开始动摇，其内在的缺陷也将随着这种诘问和质疑渐次暴露。随着思想的介入，小说也将从更高的也更严肃的层次对主体性进行再一次的反思。
主体性的辉煌将在另一个层面展开，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将渐渐崛起，在其粗鄙化的存在实践中，他们将从个体主义的占有需要着手，接受主体性的允诺，精神的伪装将会脱落，自我将在竞争中再现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平等、自由和解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化的精神需要，更是一种物质利益的占有需要（最终它们有可能跃入精神的空间，而此时由于它拥有了真实的尽管是粗鄙化的实践支持，已经变得不可动摇），小说完全有可能再度接纳这种精神性的主体性实践。
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已经被纳入世界性的精神轨迹，通过翻译和原文的阅读，西方思想界有关主体性的哲学思考已经不可能使我们继续对主体性进行盲目的傻瓜膜拜或者简单的批评指责。这个事实决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它是一个永远的前卫，永远处于孤独者和前行者的存在窘境，它享受着思想的愉悦也独自品尝衰落的痛苦。精神就是这样从黎明走向黄昏，循环不已。
不管怎么说，主体性暴露的只是其内在的缺陷，它对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允诺，对私人性、自律、自我发展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的鼓励，并不会因为自身的衰落而消亡，相反，它已经溶入人们的血液，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精神动因之一。
思想界对于主体性的批评和反思可能会渐渐走向深刻，但现代主体性的兴起和以人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作为人的解放和成熟历史的一个阶段，在我们这里远未结束（这一点必须强调，以免混淆于西方历史），即使一种深刻的对主体性的哲学思考，我们仍将提出其可能遭遇的客观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陷井。
注释：
①参见弗莱德.R.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参见拙著《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中有关《腊月，正月》的讨论。
③⑤⑥《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91/2④
⑥ “随着轮船的震动有节奏地晃荡，印家厚摸出了梁羽生的《风雷震九州》，他想总该可以看看书了”。池莉《烦恼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