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法重商主义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商主义论文,英法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16世纪之交，海道大通，大海成为通向世界的大海。人们原本狭隘的视野骤然开阔起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展现在人们面前。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商业革命狂飙突起，以商立国似成潮流，向外扩张被奉为致富强邦的必由之路。商业资本这个古老的存在被推到了时代的浪尖之上，逐渐壮大，正在成长的时代骄子——商业资本家表现出累积财富和向外扩张的强烈欲望，在此，商业资本与国家利益找到了一致的契合点和突破口。西欧各国粉墨登场，展开了以争夺殖民地、海上及商业霸权为核心的商业战争，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商业革命后期，一套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原则被采用，欧洲终于开始了一个被亚当·斯密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发展时期。
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学说，又是一套政策体系，是16——18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一种较普遍现象。事实上与现代不同，大多数论述重商主义理论的是商业人士或哲学家。他们从自身的经济活动出发，对商业资本的运作作了理论上的考察。一般说来，他们同意，只有金银货币才是物质的真正财富，也只有增加一国金银货币的活动才是生产性的活动，鉴于货币差额论与贸易差额论的区别，人们习惯于把重商主义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无论如何，有一点肯定无疑，重商主义是对农耕世界“重农抑末”传统思想的否定，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有人讲：“重商学派是随17、18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注：（英）琼·罗宾逊等著：《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第7页。）并在英国取得典型形态，这与未来英国雄踞海上霸主宝座、位列“世界工厂”至尊不无重大关系。当然，重商主义的实施未必保证国家工业领先，其例自不胜枚举，可否认二者的历史继承关系，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中世纪的英格兰耕织结合，以维持生计为特征的农本经济占统治地位。15世纪以降，农牧结合的历史潮流、羊毛及其制品价格上扬的经济驱动力给农业商品化提供了可操作性。伴随圈地由“个人暴行”的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汹涌之势，资本主义经营取代庄园制，土地转化为资本，这不仅促进了具有商业精神的新的土地所有者的产生，（注：（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第3页。）并最终导致对传统的背离， 家庭手工业即羊毛副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上升，以毛纺业为主的手工工场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结构的嬗变。以农为本转向农为工商业的附从，农本经济重心以不可逆转之势向工商倾斜。土地的集中性经营，传统的农民减少，然而，受制于工业部门发展水平，家内制形式盛行，那些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农民离乡未必离土。“16、17世纪，英格兰大批的出口呢绒是在广大农村由各家织造的，英国的呢绒部分地在小村中织造而不是在大城市里”（注：Lipson:The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 1947，第70页。）， 行会对工业的控制有意无意地被规避了。也可以说，英国手工工场的发展几乎未遭遇到旧的束缚。
农业及手工工场经济的发展为商业的扩张提供了基础与可能。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暴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随着商业活动范围及规模的迅速扩大，海外贸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魅力，特许商业公司应运而起，在政府支持下募集社会资金，成为16—18世纪欧洲海外贸易的典型组织形式。商界与政府联合力图促进贸易顺差的实现，以使他国金银尽可能多地流入本国。于是在实践中，重商主义就体现为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奖掖工商，发展航运，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对外则用狐疑嫉妒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不择手段地大力推进商业活动，加紧殖民掠夺。
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年）首倡重商之风，政府不承认老牌殖民帝国对世界的瓜分，鼓励商人染指西班牙、葡萄牙的商业活动，并公然抢劫西班牙得自殖民地的财富。重商主义政策后为斯图亚特的君主们及奥利佛·克伦威尔所继承。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摧毁，此后，西班牙在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为荷兰所取代。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轰然塌台，经复辟与反复辟的数度较量，与新质社会相匹配的新制度在英伦扎下根来。此后，英国的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竞雄力度加大，加紧海军建设步伐。共和国时期，英国海军雄风重振。“其拥有的船只从1649年的39艘增加到1651年的80艘，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工资和条件得到了改善，造船厂和后勤支援有了改进。”（注：（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77—78页。）1655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 旗开得胜，抢占了新斯科舍，再夺牙买加，1656年又夺取西运送贵重货物的船队。1657年，封锁加地斯，并摧毁了西在圣可鲁斯的商船队。然而，在英国海外扩张的挺进曲中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海上马车夫”荷兰。当时，荷兰的商船队共有商船16,000多只，而当时的法国只有1,000 只，荷兰的船舶总吨数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的总和，荷兰几乎垄断了欧洲南北间、欧洲与东方、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贸易。（注：李永采、王春良等著：《海洋开拓争霸简史》，海洋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89—190页。）荷兰商人似乎处处与英国商人作对，到处排挤英国商人， 这两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及殖民地商业争夺日益频繁激烈，英荷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
克伦威尔统治时期，为打破荷兰的海上优势，国会于1651年通过第一个航海条例。它规定从殖民地输往英国的物品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载。“1651年通过的航海条例（这是长期议会的产物）中英国商业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点在先前的法令中已见端倪，而在王室复辟后更被永久固定化了。”（注：（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96页。）第二个航海条例于1660年通过，这个法案不仅规定殖民地的出口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装载，而且禁止把某些列举的商品特别是烟草和白糖等，直接运往欧洲大陆口岸。也就是说，它们首先必须运往英国，在那里付了关税，然后才允许运往别处。由此可见，尽可能多地拓殖殖民地，而殖民地必须以母国的富强为指针。（注：（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版，第236页。）航海条例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的产物。其目标直指以转口贸易为重点的荷兰。经三次英荷战争，荷兰被迫接受前者的条件。1688年，荷兰执政威廉应邀荣登英国王位，英荷联盟得以巩固，荷兰渐降为依附于英国的二等国。
18世纪是英法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纪，1689—1815年间，这两个对手进行了七次重大战争。其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可视为双方争夺殖民地、海上及商业霸权的公开角逐。据《乌特勒支和约》英国获得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米诺卡及西班牙拉美殖民地奴隶贸易之垄断权，割取法属北美的阿卡迪亚（即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德逊湾。结果，这场战争改变了西欧国际舞台上的力量配置，法国欧洲大陆霸主地位发生动摇，海外殖民势力削弱。英国获利甚丰，其商业霸权初步确立，其海上霸主地位在西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稳稳建立起来。七年战争（1756—1763）为英法争雄决定性一战。最后，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全部领地，包括俄亥俄河流域、密西西比河左岸（新奥尔良除外）等广大地区。在印度，法国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领地，只剩下五个城市留作贸易商栈，但不能设防，这等于说英国得以独吞印度。至此，法国的殖民势力遭沉重打击，英国独占鳌头，获得全面胜利，从此树立起了它的世界殖民霸权及商业霸权，“日不落帝国”初具雏形。英国所得也正是法国所失。保罗·肯尼迪就此论道：“在这一个世纪里，在欧洲的侧翼，乃至更边远的地区，大国的格局的确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某些西欧国家不断将其位于热带地区（尤其是在印度、东印度群岛、南非和遥远的澳大利亚）的一些不稳定的小块飞地变为大得多的领地。其中殖民地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注：（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92页。） 殖民地成为英国商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财源。
重商主义实践在英国颇具成效，有力促进了英国外贸蓬勃发展。“从1700到1780年，英国外贸增长了将近一倍，而海运业则增长了将近两倍。尽管欧洲仍在英国贸易中占最大份额，高赢利继续诱惑英国人走向世界各个角落。作为一种象征，新的金币‘几尼’的名称就是来自非洲的一块土地。”（注：（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00—201页。） 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但也应避免过分拔高的倾向。其实，英国经济转型的基础在国内，“在整个18世纪， 农业仍然是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 而出口（在18世纪80年代以前，出口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也许不到10%）往往遇到外国的激烈竞争，而且遇到关税问题，而这些关税是任何海军强国也无法补偿的。”（注：（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19页。）“18世纪上半叶社会的顶尖处是拥有土地的贵族，他们生活不仅舒适而且豪华，他们有当世的高度文明，他们与时代最具创见、最宽宏和最引人深思的思想空前绝后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常是文学艺术的庇护赞助人。尽管这种庇护赞助有其欠缺之处，但没有它许多亏本的文学艺术巨著难以问世。他们从投资和（间接地）贸易及手工业组成的国家收入中分得一大杯羹，但他们的财富主要还是来自农业。”（注：（英）伊·勒·伍德沃德著：《英国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33页。）
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财政总监柯尔倍尔力行重商主义。在他看来，重商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重要的是用来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的方便的手段，也是邀宠于君王的利器。他坚信法国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银。而他懂得只有工艺品，特别是奢侈品，才能从国外带回货币。于是，手工工场成了政府的宠儿。在奖掖工商的同时，对外国制成品征收高关税，并以巨额奖金鼓励航海业，发展海外贸易，创立有垄断权的几家大公司，开拓殖民事业。他为法国建造了一支将近有300 艘船只的庞大舰队和当时称得上现代化的军队，国威大振。然而，这种辉煌战果根基不够牢靠。从实践上看，路易十四的文治武功转瞬即逝。旷日持久的商业战争使柯尔倍尔聚敛的财富化为乌有，国库如洗，财源枯竭。到太阳王路易十四落山的1715年，留给5岁新王25亿锂的赤字， 而同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7000万锂。更严重的是，对农业的漠视几近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农业凋蔽，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也许正是在法国，重商主义几乎暴露了它的全部弱点。
17世纪下半叶，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及重视农业的思潮。事实上，18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体系。柯尔倍尔主义盛行时期（1661—1683），政府确实对工业生产采取了支持、扶植和保护的政策，如创办皇家工场、整顿行会等，但是，这种做法完全以强大的王权为支柱，又以服从于王朝的需要为依归。政府往往为了自私的目的，不惜对工业甚至商业征收重税，“法国王室的财政政策有意无意地几乎采取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阻挠一个广泛的市场的发展，因而放弃了由此可能得到的增益。”（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等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34页。）何况，法国并不存在英国那种自中世纪以来，几乎动用了全民族力量形成的强大的以毛纺织品生产为核心的强大的手工工场，柯尔倍尔只好花很大气力创办皇家手工工场，并强化了行会对工业的管制，强制性的政府法规多达200种， 这就为未来的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且法国工业着重发展的是奢侈品生产，市场机会有限。农业呈现收益递减趋势，农民背负沉重，提供着维持法庭、军队和一切艺术文明的金钱来源，维持简单再生产已显艰难，农业缺乏活力，虚弱日显。正是据这幅社会画面，魁奈（1694—1774）、杜尔格等人坚决认为社会财富是从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农业。这样，重农主义者将研究重心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确切地说，是转移到农业生产领域，他们认为商业甚至工业都是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故而，重农主义本质上是农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农本主义的缺陷在于视工商如粪土。但他们首次对资本主义生产作有系统的理解，从而为科学研究分析社会现象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对此写道：“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开始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23页。）也可以说，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产生的。在阿吉尔贝尔全部著作中都贯穿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注：《布阿吉尔贝尔选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7页。）类似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法兰西和英格兰却留下了极不相同的遗产。
英国的经济成就昭然。重商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广泛渗入农村地区，后者表现为土地功能的变化与乡村毛织业的阔步前进，以及农业、饲养业的生产结构、生产技术、产量的变革与发展。商业和外贸有了坚实的国内依托，可谓农商并举，协同发展。
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它引导并加速了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对营造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成长的大环境功不可没。然而，它也仅仅是适用于传统农耕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演变时期的理论学说与经济政策，当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这一阶段继续向前迈进时，重商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宣告完成。从理论上看，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重商主义在英国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已经展开，资本感到那些曾经帮助它兴旺发达的办法已成为负担，从而开始挣脱任何监护。”（注：（德）汉斯·豪斯赫尔著《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版，第278页。）此后，工业资本主义将取代重商主义成为欧洲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工业资本控制商业资本，流通不再独立于生产，而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因素。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要求自由贸易、自由发展。
上述可见，重商主义实际是近代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草创期，尽管这种干预往往以充实国王财力、以便建立强大的军队、船队，使其威名远播为直接要旨。对外，重商主义又是以民族国家为后盾争夺商业、海上及殖民地优势直至独占权的经济民族主义。其间，世界贸易体系雏形隐现，西欧获益最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诚然，如前所述，重商主义是顺应时代的产物，却不是万灵丹，实施结果因国而异，成效大相径庭。英国吉星高照，农工商并举，三条腿支撑住一个经济大国，一跃而为首先迈进工业资本主义门槛的富有国家。尽管历史不会忘记，她及其后来奋起直追的工业国曾将同时代的其他民族与国家推向了历史的墙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