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包容性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包容性论文,中国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06-0120-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30年里，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最集中分布地区的民族地区，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下，反贫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依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2009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1954.7万人，贫困发生率16.4%。[1]但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民族地区的不平等在扩大，这种扩大的不平等既表现在垂直的阶层差距的扩大上，更表现在水平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上，由于不平等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近时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在边际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导致不平等上升的关键因素是不平衡的增长模式，即增长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和阶层间是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在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远远快于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民族地区的发展除了继续保持高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必须转变增长模式。实际上，增长速度和模式(pace and pattern of growth)是同样重要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无疑是持续减贫所必要的，但要使这种增长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的结构应该是基础广泛的，经济中绝大部分劳动力应有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并从增长中获得成比例的收益。这种增长就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IG)[2]。
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分析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文章首先讨论了包容性增长的含义，并给出了一个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框架，基于这一概念框架，文章重点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最后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对策建议。
二、包容性增长：概念框架
包容性增长与增长—贫困—不平等间的关系有密切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预言，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经济增长会自动地收敛到稳定状态，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得益会自动地扩散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因此，经济中的贫困人口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减少并最终消除，收入差距会缩小并最终消失。基于这一认识的政策就是追求增长，增长是第一位的。然而，许多国家执行增长第一主义政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为正但贫困问题却在累积，不平等在扩大，由此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而对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状态。许多研究也表明，增长—贫困—不平等关系很复杂，并非像新古典发展经济学预言的那样简单。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强调要将贫困人口吸纳到经济增长过程中，指出可以通过两方面的战略，在改进贫困人口生活质量方面取得快速而且政治上可持续的进步：一是实现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劳动力这一最充裕资产有生产效率的使用；二是为贫困人口提供广泛的基本社会服务，特别是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医疗等。前者提供机会，而后者则培养和提升贫困人口从这些机会中得益的能力。然而，“广泛基础的增长”的内涵的定义是不清晰的，只是被宽泛地理解为增长的劳动密集度(the labor-intensity of growth)、增长的区域及分配效应(the regional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growth)或增长的部门模式(the sectoral pattern of growth)。[3](P.3-6)
正是因为“广泛基础的增长”定义上的模糊，在后续的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关于“益贫式增长”，可以区分出两种定义：一是相对定义的益贫式增长：增长是益贫的，如果穷人的平均收入增加得比非穷人的平均收入快。这意味着增长伴随着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即不平等下降。增长是严格益贫的。二是绝对定义的益贫式增长：增长是益贫的，当且仅当穷人在绝对意义上获益。这一定义只考虑穷人的收入，不考虑不平等的变化。
益贫式增长考虑了增长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但对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基于这一认识，学者们从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出发，提出导致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原因很多，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但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导致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归纳为两类：一类是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circumstances)的不同，另一类则是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efforts)的不同。[4]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银行(2006)区分了“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从平等的角度看，机会的分配要比结果的分配更为重要”。机会（包括就业机会、受教育的机会、接受基本医疗服务的机会，等等）的不平等通常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环境不同所造成的，反映的是社会的不公，它最终会造成结果的不平等；而结果（如收入）的不平等，除了一部分反映机会的不平等，还有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如果政策干预成功地确保了机会利用的充分公平，那么结果的不平等应只反映努力的差异，这种不平等被看成是“好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实施了相同的努力，而政策干预不能充分补偿环境的不利，最终产生的结果不平等就是“坏的不平等”。当然，结果的不平等是由好的或合意的不平等和坏的或不合意的不平等组成的。[5](P.35-45)
在上面认识的基础上，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增长理念，认为包容性增长是机会平等的增长。机会均等强调消除与环境相关的坏的不平等，以便减缓结果的不平等是包容性的核心，是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核心。包容性增长的内容是丰富的，概括地说，它包括了四个方面的意义：(1)可持续的和公平的增长(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growth)；(2)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3)赋予权能(empowerment)；(4)安全(security)[6]。经济增长确实是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增长要是快速持续的，就应是基础广泛的，包括部门基础和区域基础，而且要包容大多数劳动力，包括穷人和脆弱人群。社会包容是要消除制度障碍，提高激励，增加社会中所有人对发展机会的利用。赋予权能是要增加各种人群参与增长过程并能起作用的资产和能力。安全包括改善由于发展干预遇到的社会风险管理。
三、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评估：增长、就业与经济基础设施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高速、持续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推进包容性增长的根本，是创造和扩大经济机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图1）。1978年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323.79亿元，到2009年达到34154.0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10.46%。1978年民族八省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6元，到2009年达到1771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8.77%。同期，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8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73%。可见，民族八省区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把民族地区经济年度增长率与全国比较（图2），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与全国年度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基本同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一直保持着高于全国水平的高经济增长率，而且波动性较小。
本文还计算了1978-2009、1978-1999和1999-2009三个时期民族八省区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总体波动性在下降，而且较低。这说明，近10年来，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提高，可持续性在增强。
图1 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
（加权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各地区生产总值／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加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各地区人口／民族地区人口／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民族地区生产总值／民族地区人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计算绘制。
图2 民族地区的增长率（与全国比较）
资料来源：同图1。
从地区生产总值在各产业的分布看（图3），民族地区的变化趋势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1978年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间的比例关系是37.58∶46.61∶20.81，到2009年这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变化为14.58∶45.66∶39.76，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了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稳定在45%左右，第三产业份额增加了18.95个百分点。动态地考察，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自那以后民族地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稳定地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近85%的生产总值。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看，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10年中，民族地区的生产结构正处于一新的大规模变化时期。
图3 民族八省区地区生产总值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1。
（二）就业的增长与结构的变化
1978年民族八省区总就业人口5340.6万人，占总人口的40.66%，到2009年增加到10688.7万人，占总人口的55.44%（图4）。1978～2009年民族八省区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26%。而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46%，就业对增长的弹性为0.22，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就业人口增加0.2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2000-2008年，内蒙古就业人数增长率为年均0.48%，而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7.61%；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027；贵州就业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2.47%，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80%，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229，其余地区情况类似，见图5。这说明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源和投资拉动的，资源型产业的快速扩张起到了主导作用，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相当有限，加上民族地区城镇化严重滞后，严重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
图4 民族八省区就业人口的增长
资料来源：同图1。
图5 2000-2008年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
资料来源：同图1。
从就业结构变化看，1978年民族八省区第一产业提供了79.41%的就业份额，第二产业为11.41%，第三产业为9.17%，2009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分别为54.02%、15.71%和30.27%。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下降了25.3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增加了4.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增加了21.10个百分点，因此第一产业就业的减少主要被第三产业吸收。1978～1999年民族八省区总就业人口增加了3677.4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吸收了47.38%，第二产业吸收了12.22%，第三产业吸收了40.40%，从1999～2009年，总就业人口增加了1670.8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减少了209.6万人（占比为12.55%），第二产业吸收了37.10%，第三产业吸收了75.44%。1978～2009年，总就业人口增加了5348.2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吸收了1532.8万人，占28.66%，第二产业吸收了1069.4万人，占20.00%，第三产业吸收了2746万人，占51.34%。
图6 民族八省区就业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同图1。
（三）经济基础设施
包容性增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是对经济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信息和沟通技术等）的利用。本文着重考察人均电力消费和电话普及率。从人均电力消费看（表3），民族八省区中，1990-2009年增加很快，尤以内蒙古、青海、宁夏为甚，这三个地区在考察的时期，人均电力消费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电话普及率看，各地区都是超速增长，2009年民族八省区的电话普及率（含移动，部／百人）分别为内蒙古84.95、广西56.58、贵州50.14、云南55.12、西藏61.34、青海73.62、宁夏79.54、新疆77.06，而同年全国平均为79.45部／百人。而1978年民族地区平均不到0.2部／百人。因此，经济基础设施的改进极大地扩大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机会。
四、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评估：减贫与收入分配
（一）减贫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扶贫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由于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依然非常严峻。据国家民委对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监测结果分析，按1196元的贫困标准，2009年末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1954.7万人，贫困发生率16.4%，农村贫困人口比2008年减少147.7万人，贫困发生率比2008年下降1.2个百分点。动态地看，按1196元的贫困标准，2006-2009年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18.9%、18.6%、17.6%和16.4%，虽逐年有所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6.0%、4.6%、4.2%和3.6%）相比，分别高出12.9、14.0、13.4和12.8个百分点，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同期的贫困发生率。同期，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4.5%、52.2%、52.5%和54.3%，民族自治地方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表4）。在民族地区的贫困中，少数民族的贫困又更严重。例如，在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16个跨境民族等基本处于整体贫困状态，全省160万农村深度贫困人口中，有153万人集中在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其次，民族地区的贫困减缓是比较脆弱的，据不完全统计，民族自治地方因灾因病返贫人口2007年为184.8万人，返贫率为23.9%，2008年为226.9万人，返贫率为10.8%，2009年为276.2万人，返贫率为14.1%。因此，民族地区因灾因病返贫人口在逐年上升，贫困减缓是比较脆弱的。
（二）民族地区收入分配的变化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近10年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收入增长远快于劳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资本收入增长远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结果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据统计，民族八省区劳动者报酬比例由1993年的55.19%下降到2007年的42.70%，固定资产折旧变化不大，大体维持14%的水平，生产税净额由1993年的10.87%增加到14.11%，营业盈余由1993年的19.06%上升到2007年的29.07%。
其次，从城乡差距看，民族地区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2009年云南、贵州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4.28，西藏、广西、宁夏、青海等的城乡居民收入比都远超过了全国水平(3.33)。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民族地区是我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这么大的城乡差距，抑制了高速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效应。从城乡差距的变化看，2000年-2009年，民族八省区中，城乡差距扩大的有内蒙古（从2.52扩大到3.21）、广西（从3.13扩大为3.88）、贵州（从3.73扩大为4.28）、青海（从3.47扩大为3.79）、宁夏（从2.85扩大为3.46），云南基本保持不变（2000年为4.28），西藏、新疆有所下降，分别从4.84降为3.84和从3.49降为3.16。
再次，从民族地区内部的区域差距看，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内部的区域差距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大的。郑长德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八省区内部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总体上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7](P.55-58)
五、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评估：人类能力与社会保障
收入贫困、收入不平等和生产性就业主要是从需求方关注机会的公平利用。这一节从供给方讨论包容性增长中关于机会的公平利用问题，主要讨论的是劳动者是否有利用可得的经济机会进行生产性就业所必需的人类能力。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利用是其中的重点，又以健康服务、教育服务的供给最为显著。通常教育和健康被看成是人类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教育和卫生健康本身就是人类能力，能够增加收入，加速经济增长。
（一）教育
人类能力的提升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的下降。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看，2009年与1982年相比，民族八省区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如表5所示。
从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地区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文盲率）看，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区文盲率有了大幅度下降（表6）。
另一方面，更应该看到的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2009年人口受教育年限，民族地区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内蒙古和新疆，其余地区都比全国低，而且均属于最低之列。2009年民族地区的文盲率属于最高之列，最高的西藏达到39.6%，青海、贵州、云南的文盲率都在13%以上，是全国水平的近两倍。因此，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还很滞后，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差距就更大。据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西部地区15岁以上成年人口中有58.2%的居民可以很轻松读懂书信，15.9%的居民能读懂但有困难，完全不能读懂书信的居民占25.9%。也就是说，当前西部地区近1/4的居民完全不能读懂一封普通书信，表明提高西部人民素质的任务相当艰巨。从性别看，男性居民的阅读能力优于女性居民，男性读不懂书信者的比例(17.1%)不到女性读不懂书信者比例(35.5%)的一半。最显见的鸿沟是城乡差别，城镇居民中仅有8%左右的人完全读不懂书信，农村居民中这一比例高达我们进一步加强西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居民教育素质指明了工作重点和方向。[7](P.70-71)
（二）健康
人类能力在卫生健康方面可以用卫生条件的变化和人口预期寿命进行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大力帮助下，通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极大地改进，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表7所示，1981-2000年民族地区各地区人民的预期寿命都有较大的提高，如内蒙古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6.8岁提高到2000年的69.87岁，西藏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59.64岁提高到2000年的64.37岁。
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民族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比，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变。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每千人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图8），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均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些差异仅仅是数量方面的差异，如果考虑到医疗的质量，差距就更大。
图7A 2009年各地区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条件
图7B 2009年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光盘版）数据绘制。
（三）社会保障
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要素是通过高速持续的增长创造机会，使机会被所有人平等利用，并根除极端贫困。要根除极端贫困就必须强调基本的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网。因为，对于那些处于极端贫困或持久贫困(the extremely or chronically poor)状态的群体，要利用任何经济机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对于这样的脆弱性群体，包容性发展提出要提供最低的经济福利，“包容性增长集中于扩大所有人的机会，而社会保障干预的目标是持久贫困的群体。”实际上，“促进社会包容也要求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以减轻外部和转型冲击的影响，以及满足持久贫困人口的最低需要”[8](P.11-31)。
民族地区是我国极端贫困人群集中分布的地区，给这些极端贫困人群提供最低经济福利所需要的支出较高。据统计，2009年，民族八省区的地方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合计1285.46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70%，高于全国2.23%的水平。从各地区看，2009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内蒙古为2.82%、广西为2.63%、贵州为3.83%、云南为4.93%、西藏为7.56%、青海高达8.71%、宁夏为3.52%、新疆为4.15%（图8）。表8给出了2009年民族地区社会保险覆盖率及其与全国的比较，从中可见一斑。因此，全国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的供给还处于低水平状态，特别需要加强。
图8 2009年各地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绘制。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的努力，民族地区经济实现了高速持续的增长，道路交通、电力供应、通讯设施等经济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改进，民族地区的经济机会迅速扩大。
第二，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政府投资驱动的增长，以外延式增长为主，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特别是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更低，这导致一方面仍有大量劳动力滞留在第一产业，影响了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主要是被第三产业吸纳。
第三，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民族地区取得减贫成绩的基础。但民族地区依然是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比重高，尤其绝对贫困和脆弱人群的贫困依然严重，减贫任务还相当艰巨。
第四，和全国的发展一样，民族地区内部的垂直不平等和水平不平等在上升。目前，民族地区是全国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最大的地区。这种差距的扩大除了禀赋条件的相对恶劣外，政府实施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分布差异是重要原因。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人类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与全国水平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东部地区比较，差距就更大，这种差距的存在扩大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居民抓住机会的能力。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9](P.71)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显著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加快民族地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程，[10](P.403)实现包容性发展。
首先，要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在增长的动力机制上，要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转变，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增长结构上要求平衡协调，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要求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其次，要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包容性增长要求经济机会的均等分布，特别强调生产性就业。由此，必须更加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卫生健康等基础公共服务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更全面、更惠及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的供给。
最后，确保最低经济福利。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各类社会保障措施的覆盖面，尤其是要覆盖持久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同时要特别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
收稿日期：20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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