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东南文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太宗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探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时，对于历朝政权组织的沿革倾注了极大的心力，而对构成古代政治主体的“政治人”则缺乏通贯和具体的分析[①]。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这方面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划时代作用。但这仅是初步的，即便是该书所研究的唐代政治史也还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除此断代史的研究之外，人们更少注意中国古代的政治主体走势究竟如何，这种研究视角上的欠缺大大降低了政治史研究的穿透力。通观中国历史，古代的政治主体走势呈现了与政治制度不尽同步的轨迹。如果从《诗经》时代算起，到本世纪初为止，在这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主体走向大致以唐代为分界线，前后经历了贵族政治和文人政治两大不同的历史阶段。尽管如此，古代中国的政治主体走向仍有一条或明或暗的主流，这便是文治主义的政治倾向，即使在形形色色的贵族政治时期，文治的精神仍如一股暗流不息地流动[②]。这也许正是不少人将古代中国的政治说成是文官政治的一个理由。然而，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古代文人政治则是一个沿着文治道路不断追求、曲折发展的过程。具体而论，中国的文人阶层真正成为肩负重任的政治主体则是在科举制度推行之后，确切地讲是在封建文人政治开始的唐代。那么，唐代的文人政治又始于何时呢？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不知因何原故，自陈寅恪先生倡立“关中本位政策”说以来，官僚结构上的文武不分便被说成是唐朝前期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却极少有人再去注意唐初李世民对“关中本位政策”的改革。基于对历史资料的考察，笔者不敢盲从旧说，以下试从唐初学士官的兴起论述李世民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趋势。随着武德四年秦府文学馆的开设，李世民已着手在关陇军事贵族之外接纳山东、江南地区的文人学士，从而开始了他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尝试。进入贞观时期，大批非关陇集团的东南文人被拔作朝廷大臣，文人政治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以此为契机，中国古代的政治主体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以后，以普通知识文人为主体结构的文人政治取代了先前形形色色的贵族政治，中国的封建政治由这里起步入了文人政治的新纪元。于是，唐初的东南文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中国文人政治的首批弄潮儿，他们亦因此与开创文人政治的唐太宗结下了不解的缘份。
一、唐初的社会与秦府文学馆的建立
公元618年5月，李渊迫使杨侑禅位，登上皇帝宝座，大唐王朝宣告成立。李渊建唐从根本上扭转了隋朝短暂统一后出现的又一次分裂危机，但曾经存在于隋代的各种社会矛盾并未因此而消解，唐初的社会依然是动荡不稳的。就在李渊称帝长安的同时，东都洛阳又出了个隋朝旧臣拥立的杨侗“皇泰”政权。此前此后，一时间各地涌现出大小20多割据政权[③]，北面又有突厥的威胁。东部平原自北而南兴起的反抗长安政权的热浪如同“祸切肌肤”，切断了李唐王朝经济上的生命线，严重威胁着新生王朝的存亡。为此，李渊不得不“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④]，历经数年的武力较量，最终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
李唐初年的社会何以如此不太平呢？这应从当时社会的深层矛盾谈起。众所周知，统一后的唐朝是一个综合了南北不同政治文化区域的广阔帝国，它的内部存在着区域间的巨大差异，有经济上的，更有政治文化上的。而作为唐初社会矛盾的综合体现，东、西部地区的矛盾则带有根本性的特点。东部的江南地区自六朝以来便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的富庶之地，这里人才荟萃，更有着被视为是华夏正统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先前安定环境中培育出的梁、陈文化，不仅深深吸引着隋唐二代的关陇统治者，也孕育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知识文人，他们往往累世以文化传家，至唐初渐已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文人队伍。华北平原是当时帝国的山东地区，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三省，这里有着发达的农业，是长安政权的经济命脉，唐初的财政收入主要靠的就是山东地区的租庸调。早在隋末，山东地区的农业人口已达460万户，占当时全国900万户的一半以上[⑤]，可见这一地区对唐朝有着重要的意义，倘若山东思乱，长安终难平安。政治上，山东地区又是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强盛之地，隋末以后更有反抗关陇集团统治的传统。特别是唐初刘黑盟反唐后，“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这对李唐的巩固形成了威胁。关中地区是西魏、北周以来的政治中心，长安先后曾作为西魏、北周、隋、唐四朝都城。自西魏宇文泰以来，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相继控制着长安的政治权力，日渐形成了陈寅恪先生所讲的“关中本位政策”。然而，隋末唐初“山东思乱”的社会公众心态一再向长安的统治者发出警告：政治上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得人心。政治上的离心倾向无疑加剧了帝国之内固有的东、西矛盾，也给唐初的统一和稳定增加了难度。于是，如何处理关中作为政治中心与山东、江南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矛盾，业已成为摆在唐初统治者面前的一项严峻的政治考验。而能否合理地协调东、西部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是解决矛盾的关键，关系着王朝的生存与发展。西魏、北周以来逐渐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则排斥了山东、江南等地的政治力量，因而受到了广泛的反对，隋末大量割据政权的存在正缘于此，这也是隋朝“中道崩殂”的一个根本原因。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唐初严峻的社会现实需要有人出来进行政治上的大胆改革，因为“关中本位政策”已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尤其是面对已经崛起的东南文人集团。
众所周知，李渊的统治基础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实行的依然是先前的“关中本位政策”，这使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李渊的统治是痛苦的，光是平定各地的叛乱便化去了他全部的精力。武德时期，最能体现李渊沿续“关中本位政策”的地方莫过于他所用宰相的成员结构了，当时的朝廷宰相班底中只有两名南朝亡国的象征性代表陈叔达和萧瑀，其余为清一色的关陇军事贵族成员，偌大的山东地区竟无一人被引入宰相班列。陈寅恪先生正是据此用“关中本位政策”概括唐初这种文武不分的官僚结构的。但是，陈先生所言“关中本位政策”的衰落始于武则天革命[⑥]，却未尽符合唐初的事实。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忽视了唐初李世民对“关中本位”的改革，尤其忽视了唐初学士官兴起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经过了三年的准备之后，唐高祖李渊正式颁令实施科举制，规定：“诸州学生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核，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⑦]我们知道，李渊这时尚未完全控制山东、江南地区，他的敕令未必真如期望的那样通行全国。事实上，武德年间的科举考试并未制度化，歇考是常有的现象，当时被朝廷录取的秀才、进士、明经的人数也少得可怜。李渊也决非是想通过科举制度改革关陇军事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尽管如此，科举制度的推行无疑有着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首次明确了文化素质在官吏选拔标准中的首要地位，并使之法律化，这为日后唐代文人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在李渊颁行科举令半年之后，即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在他的秦王府内开设了文学馆，设学士以收天下文人。《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载此事如下：“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武德四年，李唐朝廷尚未彻底完成武力统一全国的任务，加上李渊仍实行着政治上的“关中本位政策”，于是李世民开馆吸引文学之士（尤其是东南文人）的举动便有了不寻常的蕴意，很快便引起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关注，一时间波惊四起，朝廷上下无不为之恐慌。太子李建成更是打心底里“甚恶之”，最后竟通过高祖皇帝的敕令将秦府学士中最得李世民器重的房玄龄、杜如晦驱出了秦王府[⑧]。本来，学士一官并非李世民的独创，最早在南朝刘宋明帝时已有泰始六年所置的“总明观学士”，以后齐、梁、陈以及北周、隋历代相沿[⑨]。那么，以李渊、李建成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何以对秦府学士的出现如此感到不安呢？这涉及到唐初关陇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武德四年十月早些时候，秦王李世民刚因擒获窦建德有功而被高祖皇帝册为天策上将，位在三公之上，官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此时的唐朝战事正紧，东都虽克，山东未平。身为总兵十数万的右元帅，李世民是没有多少闲暇披览坟典的，这时他开设文学馆来“讨论经义”似乎有些与时宜不合。因此，上引《旧唐书》所说文学馆为“讨论经义”而设，显然掩盖了许多真相，这种曲隐的说法应是贞观史臣的笔调。联系日后秦府学士的政治作为，不难发现秦府文学馆的开设是事出有其因的，它实际上是李世民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一次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促使李世民做出此举的直接原因则是他同太子李建成的矛盾。如上略述，武德四年十月东都之战的胜利，不仅扭转了唐朝平乱的战局，也使得李世民个人赢得了空前高的军功地位，富有政治雄心的李世民似乎不满足于这已有的荣誉，这引起了太子李建成的不安。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只是最初双方主要限于在关陇统治集团内活动以寻求各自的支持者，朝廷大臣是双方竞相联络的对象。但最后的结果却形成了一边倒的倾向，这是李世民始料不及的。太子李建成的正统地位使他获得了关陇统治集团一致的拥护，李世民的支持者只有他的姻兄长孙无忌。在后宫，太子也得到了多数的支持。面对如此不利的政治局面，李世民似乎没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摆在他面前的只有“华山一条道”了，即寻找新的政治伙伴，走联合非关陇集团势力的道路。所以说，李世民走上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道路也是唐初严酷的社会政治现实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是被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选择。而唐初大量存在着的山东、江南文人，又为李世民提供了选择的客观目标。隋灭以后，许多迷惘中的东南文人三五成群，纷纷赶赴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地，以图在乱世中寻找明主，建立个人功业。王世充、薛举、窦建德等割据政权一度都曾是东南文人投奔的目标，那里不存在“关中本位政策”的压迫。李唐兴起后，李世民首先看到了东南文人这支清新的政治力量。为自身政治前途计，这些东南文人也多愿投奔新的政治强人，他们成了李世民争取的最佳政治伙伴。
从武德四年十月到九年八月，秦府文学馆在其存在的近五年中先后共吸收了20位学士，而非通常史书所说的“十八学士”，他们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杜淹、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许敬宗、盖文达、苏勖、刘孝孙等。现根据两《唐书》传记编列他们的籍贯及家世如下：
地区 姓名籍贯 家世 官职 备注
杜如晦 京兆万年 关中郡姓 贞观宰相
关
杜淹
京兆万年 关中郡姓 贞观宰相
中于志宁 雍州高陵 关陇世族 贞观宰相
地苏世长 雍州武功 关陇世族 巴州刺史 贞观初卒
区薛收蒲州汾阴 关陇世族 赠太常卿 武德七年卒
薛元敬 蒲州汾阴 关陇世族 太子舍人 武德九年卒
姚思廉 雍州万年 北迁南朝世族 散骑常侍 贞观十一年卒
颜相时 雍州万年 北迁南朝世族 礼部侍郎 贞观中卒
苏勖京兆武功 关陇世族 太子左庶子
褚亮杭州钱塘 南朝文学世家 拜通直散骑常侍
陆德明 苏州吴家无名望 国子博士 贞观初卒
江虞世南 越州余姚 南朝文学世家 秘书少监
南许敬宗 杭州新城 南朝世族 贞观宰相
地蔡允恭 荆州江陵 南朝世族 太子洗马 贞观初卒
区刘孝孙 荆州 南朝世族 太子洗马 贞观初卒
房玄龄 齐州临淄 山东世族 贞观宰相
山孔颖达 冀州衡水 寒族 国子祭酒
东李守素 赵州 寒族 仓曹参军 贞观初卒
地盖文达 冀州 寒族 国子司业 贞观十八年卒
区李玄道 郑州 寒族 常州刺史 贞观三年卒
显然，以上秦府学士的籍贯分布体现了李世民广泛联合非关陇军事贵族势力的倾向，尤重联合东南文人力量。这些被接纳的秦府学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大都有着良好的文化家学渊源。秦府学士的家世也颇具特点，除关中籍学士外，来自高门世族的并不多。山东5位学士中，只有房玄龄勉强算是二流士族家庭出身。其他4人均为不显之家或寒族出身。江南籍学士则多出自文学世家[⑩]。以上秦府学士这种地区分布及家世出身的特点颇与后来贞观时期唐太宗任用的宰相结构相似。根据汪篯先生的统计，从武德九年六月太子总统事机起，到贞观二十三年五月逝世止，唐太宗君临天下23年，共任用宰相28人。除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6人为高祖旧相外，其余22人中山东、江南人占16个，数过大半。关中人仅有6人[11]。有趣的是，这些贞观宰相中江南人多出文学世家。山东宰相中绝大捒分则出自卑贱或不显之家，最低的有来自畎亩的农民，只有个别（如房玄龄）来自并不算是高门的二流士族。关中籍宰相多是贵介子弟[12]。这与前述秦府学士的结构特点何其相似耶！联系这两种情况，不难看出，从武德四年秦府学士的征选到贞观宰相的任用，其间贯穿着李世民注重联合山东、江南非关陇集团文人的政治倾向，也反映了他坚持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一贯性。这和李渊尽用太原旧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来的事实表明，秦府学士参预并支持了李世民的政治改革。
诚然，如以上所述的那样，李世民联合东南文人是受政治形势所迫，他是逐步走上这种改革“关中本位政策”道路的。在社会东、西矛盾十分突出的武德初年，李世民并未放弃他作为关陇军事贵族成员所持有的政治优越感。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个十足的歧视山东人的关中本位主义者。在武德初年的一次宴会上，当言及山东、关中人时，李世民颇有些党同伐异的偏见。正在侍宴的张行成跪而奏道：“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13]这里，张行成是在劝说李世民放弃关中本位主义的狭隘立场，实行政治上不分畛域任用人才的政策。不想，他的建议竟成为后来李世民重造大唐政治机体的政策基础。武德初年的李世民还不能称为“天子”，而出身山东平民之家的张行成已为自己的主人规划了未来文人政治的蓝图。李世民确有知人善任的本领，张行成此次也因建议有功受到颇为丰厚的奖赏，以后每逢大政难决，张行成“常预议焉”，最后成为贞观宰相之一。以上这个故事虽系贞观史臣的追述，从中我们仍可看出李世民用人思想的变化。由一个先前的关中本位主义者转变为用人不分畛域的政治改革家，如此大的飞跃不仅是李世民个人主观认识上的进步，实亦是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使然，更是东南文人参佐相仪的结果。如上所述，与太子李建成的矛盾直接促使了李世民走上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道路。而那些正苦于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东南文人，一旦遇上“知己明主”，必会发挥政治上的积极作用。这便是唐太宗与东南文人达成密切关系的社会原因。而传统的儒学教育又使得这些东南文人恪守知恩报德的信条，于是文人参政成了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的最显著特点。
在李世民收罗东南文人的过程中，房玄龄是一个得力助手。史称他与李世民初次见面便如旧识，此后“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既先收人物，致之幕府”[14]。又由于李世民能够“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15]，很快他的秦王府内云集了一批精明能干的文人学士，不少人是从王世充、薛举等降敌那里收来的“战利品”[16]。著名的江南才彦虞世南就是李世民从窦建德幕府中引来的，荆州名士刘孝孙、山东文人李守素和李玄道原本都是王世充的幕僚。这些漂泊无定的东南文人被引入秦府后受到了李世民的重用，成为唐初政坛上的一支新生力量。
二、秦府学士的职能及其政治意义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云：“太宗政务繁忙，然锐精经术，即王府置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由于文学馆是在唐初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诞生的，“议天下事”自然成了秦府文学馆学士其初的基本职能，带有强烈的参政色彩。本来，唐承隋制，诸亲王府各备有一辅弼的班底，内设王傅、咨议、友、文学、祭酒等文臣。其中，“王傅”职掌“傅相训导，匡其过失”。“咨议”掌“讦谋左右，参议庶事”。“友”掌“陪侍游居，规讽道义”。“文学”掌“雠校典籍，侍从文章”。“祭酒”掌“接贤良，导训宾客”[17]。有着如此完备的辅佐班子，秦王李世民为何又另外设置文学馆呢？显然，舍弃政治上联合非关陇集团势力的考虑，无以解释李世民创立秦府文学馆的真正原因。李肇《翰林志》沿用贞观史臣的说法，称秦府学士“皆以本官兼学士，享受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讨论坟典”，同样回避了李世民创置文学馆学士的政治初衷。如前所述，在唐初社会动荡的形势下，秦府学士其初的职责决不在所谓的“讨论坟典”上。当时战事紧迫，加上与太子不断加深的矛盾，李世民首先需要的是能“与议天下事”的军政顾问，而不是坐堂论道的“经师”。事实上，秦府学士也未曾在“坟典”之上下什么功夫，至少武德时期是这样的。不然，何以两《唐书》均不见有秦府学士整理典籍的具体记载呢？相反，充斥史乘的则是他们“咨议军政”的行事。在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的日子里，秦府学士充当了他的军政谋士。例如，杜如晦常从征秦王，史称他“参谋帷幄，断事如流”[18]。褚亮从征也常“从容讽议”，不忘时时提醒李世民该怎样做好。得益于秦府学士们的术谋相助，李世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著名的东都之战便是典型之例，此次战役中窦建德被生俘，据守东都的王世充不战桒降。从此，唐军势如破竹，直捣山东、江南广阔地区。这一切巨大的胜利虽是参战将士的勇猛所致，但胜利的首功当归于最初向秦王献出“围城打援”计策的秦府学士薛收，事见史志，此不赘述。
武力平定天下之后，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政治矛盾与日俱增，又是靠着秦府学士的集体智谋，李世民取得了玄武门兵变的最后胜利。《旧唐书》卷六九《尉迟敬德传》记述了秦府学士参预谋划政变的情形：
时房玄龄、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能复入。太宗令长孙无忌密召之，玄龄等报曰：“有敕不许更事王，今若私谒，必至灭，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谓敬德曰：“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首持来也。”敬德又与无忌喻曰：“王已决计克日平贼，公宜即入筹之。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于是玄龄、如晦着道士服随无忌入，敬德别道亦至。
同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也说：“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未雨绸缪，正是秦府学士与李世民共同制定了玄武门兵变的计谋。计策筹定，余下的只是尉迟敬德、秦叔宝、屈突通等一干武将的依计而行了。从来政治斗争，讲究权、势、术的交互运用，尤以术谋为上。李世民的高明之处不在他自身有什么过人的本领，而在于他懂得任用习知政道术谋的普通文人学士，这是他战胜敌手的致胜武器。相比之下，当时手握优势兵力的太子李建成虽占有权、势的上风地位，却逊于秦王的老谋深算，最后落了个惨败的结局。正所谓是“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工伇[19]。后来李世民自己总结了政变成功的奥秘。实际上，这不仅是双方个人较量的输赢，也是新、旧两种政治机制的斗争，代表文人政治机制的秦王李世民必然战胜李建成，这是历史的选择。秦府学士辅佐李世民的功劳日后得到了应有的报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贞观朝廷的大臣，受到了重用。秦府20位学士中，除9人死于贞观初年外，其余11人中有5人官居贞观宰相，他们是：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杜淹、许敬宗，东南文人占了2位，几乎与关中文人平分秋色，此外的6人也都历仕清显之职。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昔日文学馆学士的倚重，更反映了李世民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连续性。贞观元年，唐太宗论功行赏，功列第一等的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5人，他们正代表了四支李世民赖以进行政治改革的力量。两名秦槷学士儴房玄龄、杜如晦）各自代表着东南和关中地区的文人集团，尉迟敬德、侯君集则属追随李世民的武将。长孙无忌为太宗长孙皇后的兄长，代表着唐太宗的外戚势力。这四股势力都不属于正统的关陇集团核心成员，李世民靠着他们有效地实践着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计划。正如史载展现出的那样，面对李世民的改革举动，正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并非无动于衷。尤其是李世民吸引东南文人的举措，曾引起唐高祖李渊及太子李建成的强烈反对，于是发生了上述驱斥秦府学士的事情。到了贞观元年，就在唐太宗论功封赏的时候，仍有他的从父淮安王李神通反对给文人学士记一等功。唐太宗毫不退让，回答道：“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20]言语中洋溢着他对昔日追随自己的秦府学士的感激之情。的确，李世民终其一生，与秦府学士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他在追念虞世南时说过的那样：“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21]
身为才彦名流，秦府学士不乏文章好手，他们的职责中也因此又添了一份政治秘书的色彩。秦府学士常被委以起草王府内的军书表奏，这也许便是后来学士官分守中书舍人草诏职权的制度源头。史称房玄龄在秦府数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22]。难怪就连忌恨于他的唐高祖也称赞他“深识机宜，足堪委任”。薛收更是缀文能手，“秦府檄书露布多出其手”[23]。虞世南也曾与房玄龄“对掌文翰”。文学馆学士作为秦王李世民的私僚，虽不算是唐朝中央所置的学士官，但他们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已大大越过了秦府墙院。
三、弘文学士与太宗朝政治
武德九年八月，经过了紧锣密鼓的准备，李世民破例在长安的东宫显德殿即位，成为大唐第二代皇帝，开始了他的“贞观之治”。登极不久，甚至还未来得及封赏玄武门政变中的有功人员，唐太宗便在皇宫内弘文殿左侧开设弘文馆，置弘文学士作为他新的政治顾问。《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载此事曰：“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24]显然，弘文馆是由原先的秦府文学馆改置而来的，首批弘文学士中就有原来的文学馆学士，他们由昔日的秦府学士一变而为贞观天子的政治顾问，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加强。缘于过去任用秦府学士的成功经验，李世民继续重视吸收东南文人为弘文学士，充分发挥他们政治上的积极性。正如唐人描述的那样：“太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极，始于弘文殿侧创弘文馆，藏书以实之，思与大雅闳达之伦切磨理道、金石王度。盛选重名虞世南、褚亮而下为之学士，更直密侍于其中，其论思应对或至夜艾，诞章远猷，讲议启迪，武德、贞观之泽洽元元，厥有助焉。”[25]
弘文学士初置常无定员，多视需要而定。后来到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曾明确置大学士4员，学士8员，直学士12员[26]。由于是以在朝职官兼任弘文学士，它也和秦府学士一样具有差遣官的性质。学士例由五品以上官充任，直学士由六品官以下者充任，凡入选者不再领本司职务，仅食本官俸禄。笔者曾从两《唐书》人物列传中析出113名弘文学士、直学士（包括大学士），发现以贞观、永徽时期为多，这是由于中唐以后集贤学士、翰林学士相继兴起的原因。分析之后，令人惊奇的是，唐代弘文学士的籍贯分布竟然有着与先前秦府文学馆学士同样的特点，即东南文人占多数，为总数的2／3，现列表如下：
以上弘文学士这种结构分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样的史实：贞观以后，东南文人仍不断地被吸收进入王朝的政治舞台，从而加速了唐代文人政治局面的形成。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大批东南文人的兴起使得唐朝的政治主体结构进一步发生着质的改变，西魏、北周以来文武不分的官僚主体结构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如此，唐太宗设置学士官，重用东南文人，犹如一针文人政治的催生剂注入了唐初死气沉沉的政治机体。以此为契机，文人政治的新机制从腐朽的贵族政治腹腔中脱胎而生。可以肯定地说，唐代“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相继出现正是文人政治新机制充分展现活力的结果。
唐太宗是李唐王朝第一个倡行“用人不分畛域”的皇帝，他不仅敢于否定先前的贵族政治，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坚持对属于贵族政治范畴的“关中本位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甚至到了贞观末年，在太子废立的问题上，唐太宗仍不忘建立文人政治的目标。李世民原本向往南朝文化，因而对爱好文学的魏王李泰喜爱有加，欲立泰为太子。最后，迫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关陇贵族的压力，不得已而立了平庸的晋王李治。当时，要否立晋王的争论首先是在唐太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展开的，围绕在太宗身边参议此事的朝臣除长孙无忌外，还有房玄龄、褚遂良、李绩。显然，太宗皇帝召选这四人参议此事，是经过了精心考虑的。他们分别代表着一方政治力量，长孙无忌为新关陇贵族派代表（外戚），房玄龄代表着山东文人集团，褚遂良则代表势力相对较弱的江南文人，李绩为追随太宗的武将。他们的立场最终分成了两派，双方争论的焦点落在了是否以文学立嗣上，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新关陇贵族派力主以较为模糊的“德行”标准立嗣，并以李治为首选人，目的在于维护贵族政治的法统。唐太宗一边则站着以房玄龄为首的非关陇派（东南文人为主），他们主张文学立嗣，欲立魏王李泰。或是为了不致酿成身后的子弟相残，避免玄武门兵变的重演，更或为了调合当时依然占主导地位的东、西矛盾，唐太宗最终做了妥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曾述及当时唐太宗受长孙无忌威逼而痛苦抉择的情状，表明当初唐太宗是在极不情愿的状况中立李治为太子的。难怪事隔不久，唐太宗便改了主意，又欲立吴王恪为太子，最后仍是长孙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此番太子之争反映了贞观时期新、旧两种政治机制的对抗，当时新兴的文人政治机制已初步建立，并具有了与旧贵族政治力量对抗的能力。只是当时太宗年迈力竭，才有长孙无忌取佩刀以授晋王”的威逼举动，否则太宗定会坚持立魏王泰的初衷亦未为可知。尽管如此，唐太宗日后还是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以贯彻他的文治政策。如在辅导太子的问题上，唐太宗坚持选调东南文人任太子的佐僚。后来应召辅导晋王的便是南朝陈氏旧僚袁宪的儿子袁承家、袁承序俩兄弟，他们分别被授以弘文学士衔充当晋王友[②⑦]。由于太宗的大力任用，贞观时期弘文学士在王朝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以下结合史志，就弘文学士的职掌做具体的考察。
（一）制礼设乐
古代中国，礼乐制度一向是立国的根本，因而它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秦汉时期，承担制礼定乐的往往是经学博士，那时的礼乐制度是以儒家礼治的理想为经，以维护等级化的政治制度为纬，构筑的是贵族政治的宪纲。魏晋以降，随着社会“礼崩乐坏”，贵族政治日趋衰落，代之而兴的是悄悄崛起的文人政治。于是昔日由经学博士们才有资格从事的制礼工作转由文人学士们承担，整个南北朝时期，学士修礼成为各国的政治时尚。学士们不再拘泥于儒家旧经典，而给礼制注加了新时代的规范。如隋炀帝时，由礼官、学士所修的《江都集礼》便体现了时变的时代特征。大唐之初，李渊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制。到贞观初年，为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唐太宗命令房玄龄和魏征鸠集文人学士详考前代旧礼，经修改删除，终成著名的“贞观礼”。共分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国恤礼六部分，总计138篇，分为100卷[28]。“贞观礼”在政治上突出了文治主义精神，如有关祭祀方面的规定就是在“凡有益于人则祀之”的原则下制定的。这次修礼的成功便是在弘文学士们的积极参预下取得的，虞世南、褚亮、孔颖达、颜师古、朱子奢、刘伯庄、杜正伦等弘文学士更是修礼的主要参加者。他们无不是深谙礼制文化的东南文人。不仅如此，贞观时期，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对于弘文学士礼制方面的具体建议，唐太宗总是言听计从。贞观九年五月，唐高祖去世，如何安葬这位李唐开国皇帝，大臣们意见颇异。李世民最终还是采纳了弘文学士虞世南的建议，实行薄葬——“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二）奉敕撰述
自贞观开始，唐代学士官所掌撰述之任一改过去单纯整比文化典籍的成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职能，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历代治道政术的整理与总结上。整个贞观时期，总结历代政术治道的书籍占了学士撰述的很大比重。贞观五年，唐太宗“欲览前王得失”，命令秘书监魏征与弘文学士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人撰写《群书治要》，上自五帝，下迄晋代，“凡有关治道政术者莫不汇而辑之”[29]。全书内容博而要，深受唐太宗赞赏。他曾亲手写下答谢诏，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30]贞观时期，由弘文学士奉敕撰述的类似的旨在弘扬文人政治的书籍还有许多，如《文思博要》、《东殿新书》、《文馆词林》、《文选注》等，它们甚至都曾被作为文教范本颁行全国。唐太宗如此支持弘文学士的撰述之任，有其政治思想上的原因，首先是建立文人政治机制的需要。就像上引“答谢诏”所流露的那样，唐太宗深知文化的贫乏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先天不足，欲要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建立帝国的官僚体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吸收东南文人进入帝国的政治主体结构中来，依靠他们完成政治文化上的重建工作，开创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机制。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唐太宗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创造有利于贯彻文治主义政策的政治环境，史称他与学士们讨论政事常通宵达旦，相互之间能够推心置腹，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互相信赖的融洽关系。这种政治上畅所欲言的宽松气氛堪称古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典范。唐太宗虚心好学，不仅在殿堂上与学士文臣从容讨论，退朝之后亦有江南文学世家的才女徐惠陪侍于宫闱燕居之地。历史上，爱好犬马声色的君主比比皆是，喜爱文学的帝王古也有之，都不及唐太宗能施之于政。去唐未远，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都曾是喜好文学的君主，而他们对待文人学士的态度却无不打着贵族政治时代特有的烙印。那些年代里，文人学士（特别是其中多数来自普通人家的文人）虽也被吸引入皇宫禁院，却不被尊重，有时还得冒生命危险“陪宴侍从”。曾几何时，隋文帝为发无名火就在呼唤着大臣鞭挞文人学士呢[31]！入唐以后，文人学士无论出身高低，均取得了应有的政治地位，这不能不功归于大胆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李世民。
奉敕撰述，不仅指总结历代政术治道，也包括参预修史，弘文学士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贞观三年，唐太宗恢复修史工作，命弘文学士令狐德棻与房玄龄监修周、齐、梁、陈、隋等朝历史。弘文学士许敬宗、褚遂良、岑文本、姚思廉、崔仁师等都是此次修史的主要参加者。贞观时期，凝结着弘文学士汗水的修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有8部正史相继完成，占了古代“二十四史”的1／3，如此大的修史成就古代只有贞观一朝，这似可作为唐太宗倡行文治政策的一个注脚。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对此以往的研究者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官修国史的出现原来正是唐太宗政治改革的一项措施。贞观三年，太宗将原属于秘书省著作局的修史职权独立出来，另在皇宫禁中设置直属于皇帝控制的史馆，使之专掌国史。史馆开设后，唐太宗赋予它的第一件工作便是编修唐初二朝实录，弘文学士许敬宗、褚遂良被命令负责此事[32]。唐太宗这么做的目的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迫切需要制造有利于政治改革的社会舆论。从史载来看，许敬宗是完成此次政治任务的主要人。许氏自幼受家庭影响，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精习礼乐典制。史称其人“好色无行”，但太宗只用其长，嘱其修史。贞观十七年，许敬宗因修成《武德、贞观实录》被封为高阳县男爵，权检校黄门侍郎，三年后升登宰相，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武德、贞观实录》原书今已佚失，但从保留在《旧唐书》等书中的内容来看，它无疑是贞观史臣呈献给后人的钦定国史，其中充满着对唐初史实的曲隐与回护。尽管如此，该书的政治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从中我们能够得知许多有关唐初李世民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史实。
（三）教授生徒
从唐太宗开始，文教立国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科举考试的制度化，更增强了教育在全民心目中的份量。上自皇族，下至百姓，无不被纳入科举教育的轨道。从贞观时期起，弘文馆与崇文馆承担了帝国最高阶层的贵族子弟的教育职能，当时被合称“二馆”，它们与中央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同属帝国的高等学校，以区别于承担平民教育的地方州县学。我们知道，弘文馆并非单纯的教育机构，而弘文学士被赋予“教授生徒”的职掌显然是唐太宗出于推行文治政策的安排。他试图通过弘文、崇文二馆教育制度，彻底改造帝国最上层的贵族子弟，以便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文人政治机制。从贞观开始，弘文馆例置学生30人，招收的生员来自帝国最高层的贵族家庭，分别是：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门下）侍郎子。这些弘文生的年龄一般在14至19岁之间，他们必须按规定学习经、史课目。经过考试后，每年有15名入仕的定额，考试的办法一如国子学[33]。也许是登仕率过高的缘故（50%），或是因为弘文生高贵的出身，弘文馆往往难以履行有关的教学、考试条例。中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深入人心，进士登第成为包括贵族子弟在内的全体士子文人的向往。弘文馆教育愈加衰落，学生慵懒，替考丛起，朝廷不得不屡次颁令禁止此类舞弊现象。唐肃宗时，吏部侍郎魏玄同曾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弘文馆贵族教育的弊端。他在给朝廷上的奏疏中说：“《传》曰：‘我闻学以从政，不闻以政入学。’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竟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少仕则废学，轻试则无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34]显然，中唐时的弘文馆教育已背离了文治主义的政治精神。
（四）应召草制
唐承隋制，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尔、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35]。但是，自唐太宗重用学士官以来，朝廷诏敕的起草权不再为中书舍人专有。《新唐书·百官志》曰：“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讲的就是弘文学士分割中书舍人草诏权的事情。贞观中，弘文学士许敬宗曾编《文馆词林》，汇辑了汉魏以降各朝制敕诏书，为的就是给文臣学士们提供一个备查学习的参考范本。不过，贞观及永徽时期朝廷诏敕的起草权大体仍在中书舍人掌握之中，他们也是帝国的文臣，且地位显贵。那时，学士草诏仅属临时差遣，带有随意性，不同于中唐以后“专掌内命”的翰林学士。
总之，贞观时期受唐太宗吸引，作为非关陇贵族集团的代表，一批来自东南的文人学士以其高昂的政治热情，参预并支持了唐初李世民对“关中本位政策”的改革。他们也因此与太宗皇帝建立了个人间深厚的感情。正如唐人所记述的那样：“（弘文学士）常会于禁中，内参谋猷，延引讲习，出侍舆辇，入陪宴私，十数年间多至公辅。”[36]关于东南文人与唐太宗的密切关系，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曾有洞悉，他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37]胡氏所言，不仅符合唐初学士参政的实际，也道出了李世民改革“关中本位政策”的线索，值得人们重视。
综上所述，武德、贞观时期，李世民通过开设秦府文学馆、弘文馆，不仅吸引了东南文人进入帝国的政治舞台，也在实践上改变着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中本位政策”。更有意义的是，李世民的改革打破了先前流行千余年的贵族政治，开创了唐代全新的文人政治机质，政治文化制度上的包容性以及政治主体构成上的“不分畛域”是这种新政治机质的特点。经过太宗的改革，以及高宗的继承和武则天的革命，到唐玄宗开元初年，“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38]早已成为唐朝上下一致的政治共识。至此，唐初仍流行的“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的价值观不见了踪影，昔日文武不分的政治主体结构亦已不复存在。继往开来的是文治称最的盛唐“开元之治”，中国封建社会走上了发展的颠峰时期。这一切无不可以追溯到武德、贞观时期李世民对“关中本位政策”的改革上来。
注释：
① “政治人”的概念来自西方现代学术界，通常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政治特征的一类人。国内近年来有学者著书介绍，如张明澍著《中国“政治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本文借用“政治人”的名称，其真正含义等同于“政治主体”，指古代的官僚阶层。
② 《诗·大雅·文王》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说周文王统治下的国家，因为有了众多威仪的文人，才得以安宁。足见那时社会的知识阶层（主要还是贵族）便被视为是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政治主体因素，中国古代政治上的文治主义精神发韧于此。
③ ④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⑤ 隋代的户数说法不一，今采汪篯先生意见。详唐长孺等编《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⑥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⑦ 徐松：《登科记考》卷一。
⑧ [14]①④ [20] [22]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⑨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六。
⑩ [12] 根据两《唐书》列传统计。
[11] 详见汪篯《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载唐长孺等编《汪钱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3] 《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
[15] 吴云、冀宇编注《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23] 《旧唐书》卷七二《薛收传》。
[17] 《唐六典》卷六六《杜如晦传》。
[18] 《旧唐书》卷二九。
[19] 《帝范·建亲》。
[21]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24] 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弘文学馆”，《唐六典》为“弘文馆”。前者“学”字当为衍文。唐代弘文馆曾四易名称，即神龙元年易昭文馆、神龙二年易修文馆、景云二年复昭文馆、开元七年复弘文馆。
[25] 《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权德舆撰《昭文馆大学士壁记》。
[26]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
[27] 《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传》。
[28] 《唐会要》卷三七。
[29] 《唐会要》卷三六。
[30] 《唐会要》卷九。
[31] 《隋书》卷六○《段文振传》。
[32] 《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
[33] 《唐六典》卷八。
[34] 《旧唐书》卷八七《魏玄同传》。
[35] 《唐六典》卷九。
[36] 韦执谊：《翰林院故事》。
[37]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武德九年九月条胡三省注。
[38] 《全唐文》卷二二五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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