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拥抱我们永恒的朋友_花季·雨季论文

让我们拥抱我们永恒的朋友_花季·雨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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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苏有线电视台“地球村”节目组邀请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刘健屏、著名图书评论家雷雨、青年作家郁秀,与十几位中文系大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读书的座谈,特邀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主持人李潘主持。下面是座谈内容摘录。

李潘:今天我们请三位嘉宾来,与大学生们一起就当前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座谈。大学生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嘉宾的吗?

学生:我们以前听老一辈说他们当年走上革命道路或者在选择生活道路时,都曾受到过文学作品的影响。而今天我们一些年轻人,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谈到一些生活准则,或者说是生活偶像,大多来自一些文学作品。我想请问嘉宾,你们有没有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你们觉得哪些文学作品能够对人生产生影响?

郁秀:每个人的成长,都有具体的时代环境。时代不同,他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会相同,我想刘社长、雷雨老师所受的影响可能就与我不一样。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得到过无数师长的帮助。在影响我创作实践的老师中,书籍是无言的一位,也是非常重要、难以替代的一位。一个人在小时候看的东西,特别容易记得住,常常会影响自己的一生。现在回想起来,最令我刻骨铭心,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乃是《白雪公主》《渔夫与金鱼的故事》这一类的童话故事。童话是永恒的文学,在童话王国中,有最原始、最本质的真善美,这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也是我魂牵梦绕的东西。刘健屏:我的成长年代,课外书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能够公开看的,就是那么几本“革命文学”,中外名著都在被禁之列。我当时曾有一个有利条件,我母亲是一个学校的工友,寒暑假负责管理学校,所以每到寒暑假,我都要跟母亲去图书馆看书。当时囫囵吞枣看了很多,也不管是些什么书,感兴趣的就看,如《安徒生童话》《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于是我就立志当作家,后来果然当了作家,现在是搞出版工作,还是一直和书打交道,可以说书影响了我整个人生。至于说哪些书对人生影响最大,虽然很难确指,但是我认为刚才郁秀说到的“永恒”应该是一个共同认可的衡量标准。一本书如果不能永恒,就失去了经典价值,也就不可能对人有多大的影响。现在书非常之多,但是真正能站得住的,有经典价值的,能流传百余年而不衰的,并不是很多。

雷雨:我在中原腹地的河南长大,上小学时要找一本像样的读物是很难的。正因为如此,小时候读什么书,有相当的偶然性,我读过《林海雪原》《红旗谱》《李自成》《平凡的世界》,熟悉少剑波、白茹、贾湘农、孙少平等人物形象。《李自成》读过多遍;一本没头没尾的《播火记》几乎被我翻烂了,这些作品中透露出浓烈的侠义色彩,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向往公平的抗争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潘:三位嘉宾都谈了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感动读者的心灵,以至于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郁秀:我想主要是因为文学作品有艺术性和思想性。有艺术性就有魅力,有魅力的东西就能吸引人读下去。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备的作品,一定会震撼人心,一定能传之久远。

刘健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使人进入智慧的境地,使人们的情感更加细腻。文学作品不像哲学著作那么艰深,比较适合年轻人阅读,我在年轻时看小说就特别来劲。当然,现在年龄增大了,我对哲学及人文科学的书,也有很大的兴趣。我觉得,如有可能,还是应该多读文学作品,这样做可以进一步了解人的本质,体察人生,理解生活,得到多种启示。

雷雨:文学作品能满足人对情感的渴求,满足某些人的“白日梦”。上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一本名叫《夏天的素描》的小说,这本书是著名作家韩少华的女儿韩小征写的。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同学家里遭了不幸,班上的同学都去看他,她给那位同学写了这样一句话:“不要流泪,也不要哭,声音要留着歌唱。”这话说得别致,真让人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充溢胸臆。这比起好多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冲击力要大得多,印象要深刻得多,效果要好得多。

李潘: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近年来,文学作品越来越丰富了,我这次到南京来,在第十一届全国书市上看到文学作品很多,特别是小说很多,我想请几位嘉宾大致介绍一下近年来的文学作品有哪些是比较有影响的。

雷雨:现在每年都有几百部长篇小说出版,这么多的作品,给人目不暇接的感觉,但是真正能够进入人的视野的,产生较大影响的精品并不多。我比较认同最近的一项调查,它把90年代的文学作品排了一个序,认为有十部作品对当代知识界、对当代大学生以上的层面影响比较大。如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和《高老庄》,张承志的《心灵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务虚笔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张炜的《九月寓言》等。此外,我认为我们江苏的一些作家,像苏童、叶兆言、周梅森等人90年代的作品,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文学创作出现这么繁荣的势头,与其他学科还有其他领域提供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我还想提几本书,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文学创作界、史学界影响很大;陆键东的传记文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和《受戒》,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画面,他把沈从文的小说发展到了极致。

刘健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它一改以往小说反映历史沧桑所用的图解手法,显得非常厚重。这部作品能够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再一部就是曹文轩的《草房子》,曹文轩是江苏盐城人,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又是文学评论家,是个多面手。在文学界,既能写评论又能写作品的人不多。我是《草房子》的组稿编辑与责任编辑,我看得非常仔细,这的确是一部好书,无论与哪部成人小说相比都不逊色。

郁秀:这几年我在美国留学,过着单纯的学生生活。对国内的文学作品注意不够,对海外华人文学缺乏研究,对海外华人文学圈子不太熟悉,也没有时间去关注和研究。这些年国内出了许多很好的作品,很多小说的名字只是听说过,并没有机会拜读,谈起当代文学与文坛动向,颇有距离感,有许多东西我不是很清楚,这是我特别吃亏的地方,也是我应该加强的方面。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跟着时代一起前进。

李潘:我想问问大学生们比较喜欢的书有哪些。

学生(甲):台湾作家刘镛的书,我觉得他写的东西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看。

学生(乙):比较喜欢苏童的、池莉的书。

学生(丙):喜欢看台湾林清玄的散文。

李潘:其实我们讲到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阅读范围之内认为比较好的。这几年国内出了不少好书,我也注意到最近文学作品的阅读有回升的趋势,好像现在的人更愿意掏钱买小说来读。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年吧,曾经有过一个低潮,于是就有人说小说不行了,弄得文学界很紧张。一些作家在接受采访时,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是:现在读者对小说越来越疏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作家们很为难。今年情况有所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我想请两位男嘉宾分析一下。

雷雨:现在接受信息的渠道在不断扩展,以网络为主的第四媒体近年来声势甚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热闹之后,大家经过比较,终于认识到:文学作品所提供的丰富性及想像空间,是网络、电视剧传媒形式所不能比拟的。如张辛欣的《运河人家》中母亲在院子里支起平底锅为女儿烙饼的细节;再如赵本夫的小说《卖驴》,那个老汉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驴子卖掉?他坐在驴车上想心事出神,小驴车把他拉到火葬场去了,采用那种戏剧效果,包括驴子在农贸市场上他抽的那三鞭子,那三鞭子的响声,都有不同的说道。这些丰富的信息,文学作品最能体现出来。文学作品的情节,网络固然也能提供,但网上的信息太丰富了,丰富得让你眼花缭乱,让你心神不定,很难静心阅读品味;电视也能提供,但电视不能体现出人物内心世界,你只能跟着剧情走,缺少思考的空间。

刘健屏:雷雨先生说得很精彩,网络的信息太繁杂,而电视可能太直观,显得轻浮,缺乏想象的余地,所以书反而能够通过文字阅读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书就像一杯老酒,非常醇香。文学在中国曾经非常辉煌,一部好的作品,全国有几亿读者。由于新媒体的冲击,玩的名堂也特别多,阅读中的相当成份是用于消闲的。当世界非常喧嚣,外边的诱惑很多,或者说没有时间阅读的时候,许多人就可能放弃阅读。这些年文学从热闹到冷落,现在又出现回升,是正常现象,这表明我们的读者成熟了,文学回到了它应处的位置。

李潘:我们今天请郁秀来,当然会谈到她的小说。我事前跟到场的大学生们交流了一下,他们大多看过郁秀的小说。大学生们有什么要与郁秀交流的,可以先提出来。

学生(甲):我们都知道《花季·雨季》是郁秀上高中时创作的,而在我们的印象中,高中生活是相当紧张的,请问郁秀女士,你当时怎么会有时间搞创作?

学生(乙):我想请问郁秀女士,你在16岁的时候就写了反映中学生生活的《花季·雨季》,到美国留学时又写了反映青年学生情感生活的《太阳鸟》,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青年作家只能写他们熟悉的生活?

学生:我曾经看过一篇评论,说郁秀的小说属于“成长文学”,意思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成长是伴随着作者的年龄增长而变化的。如果是这样,请问郁秀女士,你以后会不会把你的中年生活、老年生活也写进小说?

郁秀:我写《花季·雨季》的时候正在上高一,当时写得很随意,零零散散的,没有必要利用整段的时间,只是后来用了一个寒假把它整理出来。我这次从美国回来之后,很多人都问我当时写小说的动机,因为时间隔得长了,现在真的想不起来当时有什么动机。我当时只是感到我们的儿童文学太像专门教育儿童的东西,缺少平视的角度,于是我就想用一种方法反映中学生的生活。写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定能出版,所以写得很随意。小说写成后,投了几家出版社,都未能如愿。后来深圳市委宣传部发现并推荐了这部手稿,才使《花季·雨季》顺利问世。海天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时,我正在加州大学留学。《太阳鸟》的原稿是在美国写的,出书前又在国内改了一遍。读者与评论家说我是“新生代”作家,说《太阳鸟》《花季·雨季》是“成长文学”的标本,我感到很有趣,因为我的作品究竟应该归在哪一类,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最好有丰富的阅历,否则写的东西会显得份量不足。仔细想一下我的创作,生活积累不够,有待改进之处很多,这也是我对《花季·雨季》与《太阳鸟》不满意和感到遗憾的地方。至于说以后会不会把中年和老年的生活写进小说,现在我还说不定,因为我还没考虑好以后是不是专门搞创作。如果我继续搞创作的话,我当然首先选择我熟悉的东西,也可能会写一点我无法涉及的生活。我现在体会到,一个人的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固然重要,但没有慧眼识珠的出版家,没有直率友好的评论家,就不会有广大的读者。拿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就没有《花季·雨季》的昨天与今天,也不会有《太阳鸟》的今天与明天。学生:现在中学生出书的势头很旺,郁秀出了两部小说,上海的韩寒也出了两部,还有其他的一些学生,请问嘉宾们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健屏:最近一段时间,韩寒及其《三重门》《零下一度》被炒得火热。有人提议说让郁秀与韩寒对话,我估计不一定能对得起来,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类型,缺乏对话的基础。韩寒的作品我没有好好读,但说他的两部小说影响非常大,倒不如说他的小说之外的故事多,比如说有六门功课不及格等等。我注意到媒体对他的报道很多,但关注《三重门》的,关注《零下一度》的不多。我对这种宣传感到深深的不安,因为对韩寒的评价,有人称他为天才,有人把他和当年钱钟书考清华相提并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层面。现在社会媒体太多,信息泛滥,可以把一个人引上非常合乎理性的道路,也可以让一个人陶醉在掌声和鲜花之中,毁了自己的前程。人生的关键处只有几步,如果没有处理好,就很难讲了。当然,韩寒因为偏科而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他还可以通过自学达到一种层面,但为什么舍弃非常便利的条件呢?我觉得拒绝知识,拒绝大学校园的熏陶,这是不明智的做法。因为自己偏科,而不正视这个问题,反而做出强烈的对抗姿态,这也是不可取的。

李潘:真是语重心长!我刚才也注意到,同学们在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么一点,郁秀的作品看上去特别阳光,这种风格是一以贯之的,《花季·雨季》是这样,《太阳鸟》也是这样,与韩寒的作品比起来,就更觉得有青春的朝气,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现在一些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可能更倾向于晦涩一点,反叛一点,形成了别样的风格。我不知道郁秀在自己风格的形成上是不是有些想法,或者是跟你个人的经历有关?

郁秀:我觉得一个作家的风格形成,可能与他的题材有关。一个作家选择什么题材,都是可以理解的;不管用什么方式表达,不论反映什么类型的情感,也是正常的。但不管你选择什么,怎样表达,就表明了你的倾向。你表达你的倾向那就意味着你概括了一批人或者是一代人,这时候你就要负起你的社会责任。韩寒的作品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想,他才十几岁,做什么事都来得及,我希望社会能对他宽容一点,对孩子不要太苛求,因为韩寒确实还年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的作品受到的宽容特别多。我现在是成年人了。就更容易用健康的心态对待比我年轻的人。

李潘:按年代来大致划分一下,郁秀属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上面提到的王安忆、史铁生等属于知青那一代人,这些一代一代的作家,形成了共通的东西,文学批评界喜欢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请问雷雨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些不同的作家群?

雷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流派,这是批评家、批评圈子里的一种说法,也只是一种阶段性划分。我比较认同这么一种说法,新时期以来,随着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往下走的这几代作家的作品,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我们的文学星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范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作家群,往往有些以偏概全,有些作家是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比如说贾平凹,他的早期作品模仿性很重,他自己也讲因此失去了很多读者。他的《浮躁》是他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而《废都》、《高老庄》达到了顶峰,但他现在还在往前走。再一个是王安忆,从《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到《岗上的世纪》,到“三恋”,她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看看她的《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更能看到这一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中国不好说绝后,但确实是空前的。还有一个就是苏童,他好像被人理解成一个专写红颜故事的作家,实际上苏童现在变化了,有很大的变化,最具标志性的就是他发表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菩萨蛮》,后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尤其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大家如果耐心地看,就会注意到他关注着低层民众的生活,里面散发出来的温情,是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他的语言很有张力,我觉得他保持了非常鲜活的艺术触角。随着郁秀他们这一代的崛起,我感觉到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有一次在北京的研讨会上,好几个老作家都说后生可畏,有咄咄逼人的感觉。为什么呢?郁秀不同于曹桂林,也不同于查建英他们那一代。他们那一代到国外去的时候,有种非常沉重的历史负担,他们要想融入西方主流文化是很难的,返回到东方,又觉得很难找到认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最明显的例子是白先勇的《台北人》和《芝加哥之死》。但郁秀这一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可以不带任何负担看问题,看世界,所以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就觉得是全新的,给人一种健康向上的感觉。

李潘:今天我们既聊书又聊人,三位嘉宾对当前的文学创作、读书风气等等做了相当精彩的分析。文学作品再次成为人们阅读的热点,这是可喜的现象。我相信,作家们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出版界会推出更多的清新健康的作品,我们读者也就能读到更多的好书了。谢谢三位嘉宾,谢谢参与座谈的大学生朋友们。

整理者按语:知书达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知识的馈赠,发光发热,无私无价,超越时空。书籍的芳香,历久弥新,泽被千里,源远流长;现代人在喧哗与骚动的生活激流中,仍然保持读书明理的童心雅趣,是十分可喜的现象。这表明,在第四媒体日益兴起的今天与明天,信息的汪洋大海,并不能淹没书籍构筑的长城。哲人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说:“书籍是人类永恒的朋友。”为了人类的进步,让我们拥抱永恒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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