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游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教育部论文,同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12年到1926年，任职教育部，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基本社会身份。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教育部的状况缺乏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鲁迅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事情，对鲁迅与教育部同僚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对他的影响知之甚少。实则鲁迅在教育部的前期，也就是1912-1917年，因为受到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董恂士的器重，一度受到重用，接手并完成了一批重要工作，例如设计国徽，参加读音统一会，主持美术调查处的工作，筹办展览会，筹建京师图书馆、历史博物馆，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职务等。鲁迅在与教育部僚友的合作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鲁迅曾在两个并不相同的“教育部”任职：辛亥革命后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设在北京的教育部。前者约三个月左右，后者共为十四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如此之久，有三个基本原因：以蔡元培美育思想为工作的思想基础；墨家传统的实干精神是其历史渊源；浙籍、留日同僚互相支持为工作中的人脉基础。 1912-1914年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一个高潮期。鲁迅1912年5月10日日记中所记载的“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①为学界熟知。此句常被单独摘录，以点代面地被视为鲁迅在教育部没做什么事情的明证。实则鲁迅第二天5月11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长的董恂士，以及僚友张协和、胡梓方：“午就胡梓方寓午餐。夕董恂士来，张协和亦至，食于广和居。董君宿于邑馆，以卓卧之。”②由鲁迅日记中对董恂士、张协和等教育部同僚的这段记载，可看出他们之间的熟稔。 由鲁迅日记可知，鲁迅与教育部同僚交往密切的时期主要集中在1912-1917年。这段时期，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僚友有两类：浙籍同僚和留学归国的同僚。这两类僚友又有交集。鲁迅的浙籍同僚中，蔡元培、董恂士先后担任过教育总、次长职位，同乡并且同时期留日的同僚许寿裳、张邦华、伍崇学、钱家治、张宗祥、杨莘耜、钱稻孙等身居要职，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比较接近，在教育部中属于南方的新派。留学归国的同僚在教育部也占据一定地位，可参见附录所列1916年教育部留学生名录(据《留日同学录》整理)。留学生在政府各部委任职人数众多，已成为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很多事情上的立场相近，来往频繁。蔡睟盎曾用《蔡元培答客问》中的一句“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③，来证实当时教育部内部的亲密合作关系。 鲁迅在教育部前期受到重用，与蔡元培、董恂士的器重相关。1916年董恂士逝世，这一年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宴饮次数锐减，鲁迅1912年至1915年的宴饮的主要同席者都是教育部同僚、浙籍同乡，1916年鲁迅与教育部同僚的宴饮次数锐减，到1926年离京，也没有再恢复。与此相关的是鲁迅日记中与教育部同僚交往的记载，也在1916年锐减。1917年，鲁迅的僚友们受到范源濂外放的打压，此后，教育部的工作和同僚交往在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就越来越少。 鲁迅进入教育部与教育部的浙籍同僚直接相关。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赴日留学时成为鲁迅挚友，回国后带动鲁迅进入教育部，成为鲁迅的同僚。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如许广平所述“从来没有改变的，真算得是耐久的朋友，在鲁迅先生的交游中，如此长久相处的，恐怕只有许先生一位了”。④1910年8月至1911年3月，许寿裳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1911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1911年，许寿裳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⑤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以及不复越人安越之感，并屡次托许寿裳帮他在他处谋职。1910年8月15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许寿裳的北行令他“益寂”，同时询问“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⑥1911年1月2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对北京琉璃厂的兴趣，这是因为“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⑦因为感觉孤立，鲁迅常在信中追念留日同学。⑧一方面是越中事务人际的琐末猥杂，“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⑨一方面是越中的见闻有限，书籍少。鲁迅对中国整体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表现出很大的探究热情，浙江这一观察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1912年，鲁迅经由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此时，蔡元培还没有见过鲁迅，但因从弟蔡谷清与鲁迅同期留日等原因，对这位同乡有所了解。⑩因政局的变动，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教育部这一政府部门随临时政府北迂。教育部的政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是鲁迅的职务却延续下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颁发通令改革清学部学制，为新学制之先驱。(11)社会教育司是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时新设的一个机构，清朝学部没有这一分科项目。社会教育这一概念始于德国，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对。钱稻孙也回忆道，当时教育部学习日本的地方很多，但日本没有社会教育司的设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创设；这创设是蔡元培的主张；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主管图书馆、博物馆，这工作在当时是没有人懂得的。(12)蔡元培“先生在欧洲多年，感于各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大多数，以此立国，危险孰甚！因竭力提倡社会教育，而于草拟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此官制后来通过于参议院，至今仍之”(13)。 蔡元培确具慧眼，安排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职。许寿裳曾说，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的还很寥寥，惟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元培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14)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办理社会教育司事务。(15)临时政府的教育暨社会司，专门掌管“图书博物科及通俗科”。(16)鲁迅后来向许广平回忆这段时期时，表现出少有的振奋：“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17)而迁京后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承袭了前清学部的基业，就在原学部的“大衙门”里安置办公。(18)对这个北洋军阀的教育部，鲁迅从一开始印象就很差(19)。据1912年由南京迁往北京的教育部同僚林冰骨回忆，“当时清政府的学部旧人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观念和保守意识都很强烈，目我们南方来的为革命新党，应对往来之间总有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神气。我同鲁迅先生他们同自南方来……主要还是因为同是蔡先生约来的同志，所以较为亲切。”(20) 鲁迅在社会教育司的主要职务范围在第一科(即设立之初的第二科)。在被章士钊非法免职之前，鲁迅在教育部一直在社会教育司任职。鲁迅、许寿裳都购有社会教育的书籍：1913年8月8日，鲁迅从日本相模屋书店购入日文《社会教育》一书，(21)许寿裳藏书中有1900年德国柏尔格曼著《社会的教育学》一书。(22)社会教育司设立后，教育部陆续调整它的职权范围。1912年4月教育部成立之初，依据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社会教育司分三科，第一科暂行职务为“宗教礼俗”，第二科为“科学美术”，第三科为“通俗教育”。(23)随后，第一科并入内务部。1912年12月，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职务调整为： 一博物馆图书馆事项 二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 三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 四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 五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24) 鲁迅在教育部的交往群体，是以蔡元培的交往群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许寿裳、齐寿山这两位鲁迅在教育部最好的朋友，都与蔡元培有较多交往。孙伏园回忆道：“鲁迅先生的同辈朋友，在教育部的十余年同事中，以许先生与齐寿山先生两位的友谊为最厚。道义以外，学术的切磋上，关系也以两位为最密。齐寿山先生通德文，许先生通英文，所以关于英德文的东西，两位常常是鲁迅先生的唯一的或者最后的顾问。”(25)蔡元培离开教育部后，因为有曾任教育次长、代理总长的董恂士的器重，鲁迅在教育部依然是受到重视的人士，教育部职员时常拜访鲁迅。 董恂士，浙江杭州人，钱念劬之婿。钱念劬是钱玄同的弟弟，钱稻孙之父。董恂士1902年留日时是光复会的主要成员，1912年任教育部秘书长、次长，1913年4月至9月代理总长。(26)1916年3月，董恂士病逝时，鲁迅“赙董恂士家十元。”(27)这在鲁迅北京时期日记中所记所送的赙金中为最高，为他当时通常所致赙金的二至十倍。(28)而对另一位同乡、曾任鲁迅直接上司的夏曾佑，1924年5月，鲁迅所送赙金仅为二元。(29) 董恂士对鲁迅的器重，在鲁迅日记中可找到线索。1913年2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30)董次长接见外宾，让鲁迅陪坐，这是器重的表现之一。正因如此，在蔡元培辞职之后，董恂士任教育部次长，鲁迅仍然接手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并和僚友合作，顺利地完成。这段时期，除有文献可查阅到的鲁迅的工作记录，鲁迅在日记中也记载工作内容。 1912、1913年鲁迅被聘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和读音统一会，(31)在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和读音统一会中，鲁迅与浙籍教育界同乡有较多交往。这两次会议，特别是读音统一会对此后以章门弟子为主体的浙籍知识分子进入北京知识界，影响深远。留日归国在教育界任职的鲁迅等六名章门弟子，在教育部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中，联合具名提案，齐荐以章太炎1908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获得通过。读音统一会带动了浙籍学人进京。《北京大学中文系100年纪事》(1910-2010)中，将读音统一会与浙江籍学人“受聘北大”联系起来。(32)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大批进入北京的教育界，继而引荐有相似知识背景的人才，对主要以旧学为知识背景者起了制约作用，从而影响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1912年10月，严复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继任者为原工科学长何燏时。何氏上任后不久，就开始与预科学长胡仁源(33)(1914年底继任北大校长)一起大批引进章门弟子，以与桐城派相抗衡。1914年秋，胡仁源任命夏锡祺为文科学长后，章太炎的弟子日渐增多。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黄侃等相互引荐，陆续涌入北大。(34) 董恂士任次长后，曾宴请教育部同乡，包括夏曾佑。鲁迅1912年就在日记中记载了董次长的两次宴请：1912年8月31日，“晚董恂士招饮于致美斋，同席者汤哲存、夏穗卿、何燮侯、张协和、钱稻孙、许季黻”。(35)1912年9月27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在座”。(36)夏曾佑，字穗卿，浙江杭县人，历史学家，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6年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37)作为鲁迅的乡长辈，任鲁迅直接上司的夏曾佑对鲁迅本应有提携之举。但鲁迅对夏曾佑的祭孔行为极为不满，观念的不同，使二人殊途。鲁迅和夏曾佑的矛盾对鲁迅升职会产生影响。夏曾佑为光绪进士，而鲁迅等留学生具有革新思想，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1918年，鲁迅曾在信中讽刺、警惕夏曾佑的所为，(38)以及夏曾佑手下的行为。(39)鲁迅在1919年致许寿裳的信中曾提及夏曾佑，(40)并归纳出不合原因为我辈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41) 1915年7月，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离职时，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已近三年之久的鲁迅本是升任司长的最佳人选。接任司长的却是高步瀛。高步瀛曾任清学部图书局总务长，但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最初排名在鲁迅之后。 据1912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员表，(42)社会教育司司长为夏曾佑，鲁迅的排名和资历在沈彭年、高步瀛、许季上、戴克让之前，由列表中的俸给可看出，鲁迅为五等第五级，高步瀛为五等第六级。(43)1912年8月26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经过任命的科长，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44)高步瀛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在他升任司长之后，1915年9月29日，“晚高阆仙招饮于同和居，同席十二人，有齐如山、陈孝庄，余并同事”。(45)后来，高步瀛又多次赠书、邀宴，对深具资历和才能的鲁迅表示器重。 鲁迅在教育部始终秉持蔡元培任总长时期制定的美育的教育宗旨。这一教育宗旨，从一开始就未打下稳定的根基，后来又被袁世凯政府的教育宗旨替代。1912年6月21日，教育总长蔡元培与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署工商总长王正廷辞职。(46)鲁迅在6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蔡总长元培于昨日辞职。”(47)孙瑛指出了蔡元培辞职带来的教育制度的改变，但在时间上不准确。在孙瑛的历史叙述中，“因为政府内阁中权力斗争的失败，代表孙中山国民党的四个总长，即蔡元培等，于七月二十六日集体辞职了。随此而来的是教育制度上的改变”。(48)孙瑛所记载的1912年7月26日的这一辞职时间，是袁世凯任命范源濂为教育总长的时间。(49)袁世凯政府公布的教育宗旨是：“兹定教育宗旨特公布之此令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50)此时还有美育的痕迹，而后来的教育宗旨则赤裸裸地抛弃了美育。所以在蔡元培辞职、董恂士辞世后，鲁迅在教育部长期处于苦闷的状态。 鲁迅在教育部的另一类僚友是留日同僚。传统社会中，科举同年的社会关系，逐渐转化为因共同的教育背景产生的同学关系。浙江省较早派留学生赴日。鲁迅与大批浙江留日学生在日本相识，或回国后相识。同乡背景和共同的留日教育背景，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鲁迅的知交。卡尔·曼海姆和布迪厄都指出了共同的教育背景是形成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纽带。(51) 1898年，杭州的求是书院(52)资送何燮侯等四名学生赴日留学，是各省派往留日的首创。1902年秋，求是书院又资送许寿裳、钱家治、周赤忱等赴日留学。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中的同瀛录载，并据北冈正子的考证，以及《鲁迅年谱》，1902年与鲁迅同时抵东京入弘文学院的官费留学生有五位，张邦华(燮和)、徐庆铸(甄才)、刘乃弼(济舟)、顾琅(石臣)、伍崇学(仲文)。(53)与鲁迅同去的还有自费学生陈师曾(衡恪)。(54) 这五位同学中，张邦华回国后，曾与鲁迅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工作。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时，张邦华、伍崇学、陈师曾同在教育部工作。张邦华、伍崇学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55)1919年，张邦华任职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佥事；(56)1922年，张邦华任职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视学。(57)伍崇学则于1916年已为教育部司长，(58)并于1917年9月21日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 许寿裳初入弘文学院浙江班预备日语；其时鲁迅已早半年入学，编入江南班。这两个班级的寝室和自修室相毗邻。(59)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刘乃弼、顾琅、张邦华、伍崇学、陈衡恪、沈瓞民、祝凤楼八人共住一寝室。绥之、强士(韩永康)、季黻是常到他们的自修室来谈天，往来较密的同学。(60) 和浙江籍留日学人的交往，成为鲁迅后来的部分创作素材：徐锡麟、秋瑾都是留日的浙江学人，都是光复会会员，鲁迅对皖浙两案的透彻了解在小说中表现出来。(61)鲁迅是否加入过光复会，至今仍有争议。(62)有学者指出，鲁迅是否曾在组织上加入光复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情感上、思想上认同了光复会；光复会与同盟会的争斗，对鲁迅终身都产生影响。(63) 许寿裳、伍崇学在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还有钱家治、毛邦伟、陈文哲、谈锡恩、陈荣镜，(64)后来他们都成为鲁迅在北京教育部的同事。 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很多领域身居要职。许多留日学生在各省革命军政府和南京临时中央政府中处于显要地位。留日生中还产生了一批日后活跃于清末民初教育界的优秀人物。(65)留日学生归国后很多在教育界任职，这是因为当时公派留日，本来就主要是为培养师资。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与日本关系密切。罗振玉在《教育赘言八则》中所言师范教育的两法，都与日本的教育相关。(66)很多留日学生归国后，都在教育界工作。 这批在教育界工作的归国留日学生，在政治、教育等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见解，并会团结起来，与封建势力展开斗争。1909年，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驱逐新任监督夏震武的“木瓜之役”就是一个实例。鲁迅回国后的工作经历，与这个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在书信中经常关注留日同学的去向，对“木瓜之役”等有怀念之情。鲁迅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中叙述了这种各自在中国社会中感到孤立，而在精神上进行互相支援的同学之情。 辛亥革命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部分同事到北京工作。一部分到北京教育部工作，一部分到北京大学工作。这两部分人成为鲁迅人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随蔡元培到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有鲁迅、许寿裳、张邦华、张宗祥、钱家治与杨乃康。鲁迅在社会司，许寿裳在参事室，张宗祥在专门司，杨乃康、张邦华、钱家治均在普通司。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事冯汉叔、胡沅东、朱希祖均到北京大学任教。(67) 因此，教育部同事中，有不少是鲁迅的同学同乡，甚至在浙江时期的同事——许寿裳、张邦华、张宗祥、杨乃康、钱家治、钱稻孙、伍崇学等。鲁迅在教育部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具有人脉上的基础。现将其中部分同事1922年在教育部的职务列为下表：(68)
浙江留日知识群体还有意识地编辑通讯录。早在浙江同乡会出版的《浙江潮》上就登载过《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梳理了浙江留日学生的情况。(69)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五次报告也不断整理中国留学生的同瀛录。(70)在北大工作的浙籍同乡编有《北京大学浙江同乡录》。(71)回国后在北京工作的留学生，也有主动团结、交流的意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保存了一份据考证是许寿袁留存的1916年《留日同学录》，详细登记了当时在北京的留学生名录，以留日归国群体为主。 下列表格，(72)为《留日同学录》上鲁迅、陆征祥、孙宝琦等的登记内容，可推断出这份同学录的登记时间为1916年。鲁迅34岁，已任教育部佥事(1912年8月至1926年)，仍住在山会邑馆(到1919年11月21日)。陆征祥时任外交部总长。财政部总长孙宝琦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14年2月，代国务总理，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辞职；1916年，任审计院长；1916年4月，任财务总长兼盐署督办。胡仁源1914年1月至1916年12月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留日同学录》后附的《各部院职员与留学生数目表》中，教育部职员总数目为163，留学生数目为47，留学生百分比为28.8%。虽然比重不算大，但这47位留学生在教育部基本处于较高职位，其中浙江籍的有16位，占34%。浙江籍的16位留学生中，留学日本的就有13位。这13位为：王嘉榘(维忱)、周树人(豫才)、周修(国辅)、陈治(颂平)、孙炳(健青)、张绂(耘叔)、张邦华(燮和)、张宗祥(閬声)、许寿棠(季黻)、杨乃康(莘耟)、虞铭新(和钦)、钱家治(均甫)、钱稻孙。(73) 从这份《留日同学录》中所录留学归国者的“各省籍贯比较图”中可看出，江苏籍有208位，为最多；其次为浙江146位。浙江籍留日归国者还包括朱希祖、朱绍濂、胡以鲁、马寅初、马裕藻(幼渔)、俞大纯、陈汉第、章宗祥、冯祖荀(汉叔)等。 据1913年登载的《各省教育司长科长姓名表》，浙江省司长沈钧业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浙江绍兴人；三位科长中有两位为留日毕业生，都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74) 因为社会教育司的工作与通俗教育相关，鲁迅曾经先后加入过两个名称相同而机构不同的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个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于1915年9月6日，这是附属于教育部的官方组织。(75)1915年8月3日，教育总长汤化龙指定鲁迅为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通俗教育研究会研究事项分为小说、戏曲、讲演三股。同年9月1日，汤化龙又指定鲁迅为小说股主任。(76)1916年2月，鲁迅以部务太繁为由，实则因抵制时任教育总长张一麐、会长袁希涛对小说股的要求，辞去了小说股主任一职。接任者为编审员王章祜。(77)1916年10月初，通俗教育研究会又推定会员周树人为小说股审核干事。(78)1917年1月至6月，小说股主任王章祜调任内务部秘书，由鲁迅的僚友戴克让，即戴芦舲担任暂代主任。(79)1917年11月，王章祜任直隶教育厅长，戴克让正式接任小说股主任。(80)到1924年1月公布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中，鲁迅仍为小说股审核干事的第一位。(81) 从小说股的成员构成来看，大部分成员都为鲁迅的僚友，所以鲁迅在一定程度上，在这里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做事，即使辞去主任一职后，也担任审核干事。在小说股第一次会议上，鲁迅指定毕惠康、冯承钧、王家驹三人起草办事细则。(82)这三人均为教育部的留学生。 鲁迅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的关系密切，其组成人员多为鲁迅的僚友。教育部编纂处的组成人员以留日归国学生为主，因为该处职务包括编辑和翻译教育书报的工作：“一纂辑本国教育法令 二编译外国教育法令 三辑译各国学校章程及关于教育之书报”，(83)而当时大量翻译的是日本教育书报。陈师曾、许寿裳初入教育部时，在编纂处任职。1912年10月8日，留日归国的伍崇学、(84)王嘉榘(即王维忱)被任命为编纂处办事。(85)1922年4月，编审处人员包括：编纂股主任编审员毛邦伟(子龙)；编审员陈师曾、杨天骥(千里)、朱文熊(造五)、许丹(季上)、萧友梅、许寿裳、熊崇煦(知白)、蒋维乔、沈步洲等。(86)毛邦伟在1916年《留日同学录》登记时，已任教育部编审处主任；留学回国任职的陈师曾、朱文熊、周庆修、陈文哲、彭清鹏、卢均为教育部编审员。鲁迅向司里请假时，暂代鲁迅职务的是编审员许季上。(87)1921年，许寿裳外派后回教育部，任编审员。 对教育部内部的斗争历程，鲁迅很少笔述。但鲁迅所写涉及教育部的文章《反“漫谈”》《谈所谓“大内档案”》等文中，鲁迅为国家民族的立场昭然可见。他从不曲意逢迎上司，总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做事，恪尽职守、才华出众。在鲁迅的思想中，对官场、学界批评的同时，依然隐含强烈的入世精神。早年“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血尚未冷却，从事文学活动的初衷本是救国。秉持这种思想人格，即使身处不同政见的官场，也自是“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88)不会同流合污，也并不应付公差。鲁迅曾在信中追忆的“木瓜之役”，此类斗争依然在教育部继续。 后来，为了反对教育部的“丁祭”活动，鲁迅和许寿裳、杨乃康等人，曾联名写信给汪大燮，反对这种封建复辟举动，因此遭到了当局的排斥。(89)据杨莘士回忆：“范源濂第二次做教育总长时，他提出要‘祭孔读经’，引起了我和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张协和、张宗祥等从浙江同来教育部任职的六人的愤慨，当即议定由我执笔联名写信，坚决反对，据理驳斥，信写好后，鲁迅等人都亲笔签了名。该信一式两份，一份送范源濂，一份摊放在办公桌上，让大家观看，是辨明是非。为此范源濂恼羞成怒，陆续把反对他的人排挤出外，名义上是外放厅长，实际上明升暗降。鲁迅因为是社会教育司的，所以无法把他弄到外地去。”(90) 1917年，许寿裳离开北京，到江西省教育厅任职，1921年2月回到北京教育部，任编审员。(91)离京之前，许寿裳在教育部已经位及参事，在教育部的职位仅次子次长。由现存许寿裳后人保存的《教育部职员录》来看，在1914年6月，教育部有王振先、许寿裳两位参事，列于教育总长、次长之后，司长之前。(92)在1915年4月、1916年5月、1916年9月的《教育部职员表》中，许寿裳都在三位参事中排名第一位，(93)而从任职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回京后，则仅任职编审员，不升反降。鲁迅在1919年致许寿裳的信中曾提及：“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者已数次……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啧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哂耳。”(94)鲁迅信中提及的李牧斋，应是李盛铎，江西人。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鲁迅全集》第15卷，第1页。 ③蔡睟盎：《怀念许寿裳伯伯》，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④景宋：《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许寿裳纪念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 ⑤从许寿裳《教育部职员表》中，可看出许寿裳的任职履历，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见下表。
⑥《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3页。引文中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⑦《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1页。 ⑧1910年12月21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追忆了木瓜之役和在弘文学院时的学潮，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7页。 ⑨《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6页。 ⑩在蔡元培1911年5月日记中，有“寄周豫才《中央文学志》一册”的记载。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藏的鲁迅藏书目录中，没有找到这本书。 (11)参见蒋维乔：《辛亥革命闻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60页。 (12)《访问钱稻孙记录》，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0页。 (13)蒋维乔：《民国教育部初设时之状况》，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37页。 (14)曹聚仁：《鲁迅评传》(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9页。 (15)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旧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的履历表中，有“曾任何官：南京教育部部员办理社会教育司事务”。参见唐天然：《旧教育部鲁迅履历表及社教司第一科成员花名册说明》，《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4期。 (16)李学勤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17)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页。 (18)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页。 (19)参见鲁迅1912年5月10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1页。 (20)林冰骨：《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21)《鲁迅全集》第15卷，第74页。 (22)许寿裳藏书中有这本书，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23)《本部行政纪要甲编》(总务)，《教育公报》，第3年第7期。 (24)《教育部分科规程》(教育部令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三十五号)，《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6册，1913年7月。 (25)孙伏园：《许寿裳先生》，收入《许寿裳纪念集》，第158页。 (26)《鲁迅全集》第17卷，第228页。荐任“董鸿袆为秘书长”(五月三日)；“大总统任命董鸿祎为教育次长。”(七月二十九日)，参见《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1913年2月。 (27)《鲁迅全集》第15卷，第221页。 (28)通过统计鲁迅日记中所记所送赙金情况，可知鲁迅在北京时期(1912年至1926年)所送赙金通常为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不等，而高至十元者仅有董恂士一位。 (29)《鲁迅全集》第15卷，第510页。 (30)《鲁迅全集》第15卷，第49页。 (31)据黎锦熙回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聘吴稚晖为主任，次长董鸿祎(即董恂士)代理部务，此事依法由专门司主持，专门教育司司长为杨曾诰。所谓《教育部官制》第八条者，即规定专门司之职掌，故此事依法由专门司主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12月初版，卷二第50页。黎锦熙的这段回忆谈及教育总长为蔡元培，有误：1912年12月，教育部制定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八条；先设筹备处于部中，聘吴稚晖为主任，“时教育总长为蔡元培，次长为范源廉。(旋皆辞职南去，次长董鸿祎代理部务，专门教育司司长为杨曾诰。)”蔡元培早已于1912年6月21日辞职。 (32)1913年“为促进国语统一，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读音统一会，所邀请与会者中有浙江籍的学人朱希祖、马裕藻、周树人等，后来他们都受聘北大。本年，沈尹默、朱希祖、沈兼士、钱玄同等陆续获聘(或兼任)北大教职。”《北京大学中文系100年纪事》(1910-2010)，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33)胡仁源，浙江人，1902年中举人，然后在京师大学堂学习，后来在一所英国大学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参见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34)章门弟子入职北大情况统计如下：
(35)《鲁迅全集》第15卷，第17页。 (36)《鲁迅全集》第15卷，第22页。 (37)参见“夏曾佑”条目，《鲁迅全集》第17卷，第191页。 (38)《180104致许寿裳》：“再此间闻老虾公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注释5：老虾公，疑指夏曾佑。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 (39)《180104致许寿裳》：“エバ之健将牛献周佥事”娶妻事。注释14：エバ，日语：夏娃。此处疑代指夏曾佑。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6页。 (40)《190116致许寿裳》：“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ラィブチヒ亦往往如此。”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69-370页。 (41)《190116致许寿裳》：“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啧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哂耳。”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 (42)原来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改隶内务部，裁原第一科改设两科，所以原来的第二科就成了第一科。1912年12月公布教育部分科规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增加了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参见《本部行政纪要甲编》，《教育公报》第3年第7期，1916年7月。 (43)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员册：
参见唐天然：《旧教育部鲁迅履历表及社教司第一科成员花名册说明》，《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4期。 (44)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页。 (45)《鲁迅全集》第15卷，第189页。 (46)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页、第459页。 (47)《鲁迅全集》第15卷，第6页。 (48)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11页。 (49)参见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此次任命的记录参见《民立报》1912年7月29日，第476页。 (50)《教育部部令》(元年九月二日第二号)，《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1913年2月。 (51)卡尔·曼海姆：“虽然他们因相互区别太大而不能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阶级，但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分享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会逐渐消除他们在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础上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群体。”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55-156页。 (52)当时杭州有书院六所，即敷文、紫阳、崇文、东城、诂经、学海堂。 (53)《同瀛录》(光绪壬寅八月调查)，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辑：《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明治三十五年十月五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四日发行。此据北京鲁迅研究室1978年影印本第21页；北冈正子：《鲁迅留日时期关联史料探索》，何乃英译，《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 (5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8页。 (55)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15页。 (56)《1919年教育部职员表》，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7)鲁迅文物《教育部职员录》(民国十一年四月编)，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58)参见许寿裳保存《留日同学录》，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59)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香港：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4年。 (60)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61)皖浙两案起子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三年。时章炳麟已出狱东渡，陶成章也在日本，二人均任同盟会及民报重要职务，所以民报登载徐锡麟秋瑾起义事独详。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17页。 (62)许寿裳、沈瓞民的回忆都明确指出鲁迅加入了光复会。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亡友鲁迅印象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说，鲁迅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说“鲁迅正式参加浙江革命志士所组织的光复会，从事革命工作”；而周作人认为鲁迅没有加入光复会，见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黄乔生《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先生》(《纵横》，2011年第8期)指出：“冯雪峰在《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中提到，关于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鲁迅说：‘我自己是接近光复会的。’这种说法恐怕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但林辰《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鲁迅事迹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认为鲁迅的确是光复会会员。 (63)王彬彬：《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的影响》，《传统·本土·五四新文学高端学术论坛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2016年，第233页。 (64)参阅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辑：《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自甲辰四月起至十月止)，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发行，此据北京鲁迅研究室1978年影印本。 (65)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围绕宪政、教育、军事和法制四方面的改革具体展开论证，指出留日学生是清末改革的重要规划者和推行者，对中国的近代化有突出贡献。 (66)罗振玉：《教育赘言八则》：“师范为教育根原，今为急就，计有二办法。一各省立速成师范学校一所，聘日本教育学家任教习……二各省遴选高材生人品诚笃趋向正大者，令至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回国为师范生及任地方学务。”而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长加纳治五郎氏专主第二说，见《教育世界》壬寅三(二十一)，1902年，第2页。引文中的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67)杨莘耜：《“木瓜之役”摄影题记》，西湖文艺编辑部编：《鲁迅在杭州》，1979年3月，第87-89页。 (68)参见《教育部职员表》(民国十一年四月编)。 (69)《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癸卯三月调查)，《浙江潮》第3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70)包括《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 (71)《北京大学浙江同乡录》，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72)许寿裳保存《留日同学录》，其中记有周树人(1881-1936)、陆征祥(1872-1949)、孙宝琦(1867-1931)，胡仁源(1883-？)。 (73)许寿裳保存《留日同学录》。 (74)《各省教育司长科长姓名表》(据二年七月以前呈报者编录未报之省续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6册，1913年7月。 (75)参见孙瑛：《鲁迅在教育部》，第47页。 (76)陈漱渝：《鲁迅与通俗教育研究会》，《鲁迅在北京》，第3页。 (77)参见《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现存于首都图书馆。 (78)同上。 (79)同上。 (80)同上。 (81)《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录》(十三年一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3-574页。 (82)《小说股第一次会议》(九月十五日)，《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 (83)参见《教育部分科规程》“第一条”之“编纂处所掌事务如左”，《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6册。 (84)伍崇学为鲁迅留日同学和同乡。 (85)“派佥事顾澄兼在编纂处办事，主事伍崇学、王嘉榘在编纂处办事。”见《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1册，“本部纪事”第9页。 (86)据《教育部职员表》(民国十一年四月编)。 (87)“委任令第三十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令社会教育司编审员许丹编审员许丹仍兼在社会教育司任事，该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未销假以前，应仍由该编审员暂代科长职务，此令”。见《教育公报》第4年第2期，1917年1月。 (88)《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5页。 (89)参见张能耿：《鲁迅早期事迹别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在该书第162页的注释中，作者说明“这些事，过去我也听杨乃康先生讲过，这次写作时主要参考了杨乃康先生口述，费在山整理的《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日子》。 (90)据上海师大访杨莘士谈话记录，转引自《鲁迅年谱》第1卷，第351页。 (91)据许寿裳文物，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92)1913年10月，王振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教育部参事。1915年2月，王振先返闽。 (93)据许寿裳存《教育部职员录》：
(94)《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0页。 (95)此表据许寿裳保存《留日同学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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