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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整个理论界都讳谈人的问题。从8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开展了对人的问题的讨论。此后，理论界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目前，这种探索和争鸣还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围绕“人与唯物史观”的问题争辩得更为激烈。为推动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拟就：一、传统的西方人学理论；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学理论；三、“现实的人”与唯物史观的核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
关于人学的概念，西文中没有一个和中文“人学”相对应的词汇。我们所说的“人学”，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二是指人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或哲学人类学。传统的西方人学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
古代和中古时期，人被看作介于神和动物之间的存在者。人的灵魂既有皈依神的理性，又有动物的野性。对人的研究局限在关于理性灵魂的神学理论之中，没有独立的人学理论。
从15世纪开始，对人的关注的聚焦点由人性和野性的对立转移到人性和神性的对立。对人的研究逐步发展为独立于神学的专门学科，这是人文主义的原来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最早的人学理论。它把人看作是不受神性束缚的自由、自主的存在者。人的感性特征不再视作异已的、应该禁弃的野性，而把它包含在完善的人性之中，成为人应该尽力追求、充分发挥的本性。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提出了和神学戒律相对立的道德伦理观，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完整的哲学理论。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哲学基础，发展了人道理论学说。人道主义在认识论上表现为理性主义，在社会、伦理观上表现为个人主义。这种学说，倡导科学精神和社会进步的理想，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它以“自然人”和“理性”两组范畴为中心，奠定了早期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基础——社会契约论。
但是，这时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哲学本体论，人学尚未发展成为哲学体系。
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人学理论需要的本体论——人类中心论。
不管是康德所说的“先验统觉”、“实践理性”，还是费尔巴哈所说的“自我”，谢林、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都是企图把握人的本质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德国唯心论哲学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起着统摄作用，它们的实际意义在于把人的理性和精神抬高到世界本体、万物核心的地位。
资产阶级的人学最主要的缺陷是把人抽象化。它所说的人既无阶级性，也无社会性。他们不是社会实践的参与者和承担者，而是一个毫无内容，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人。或者是只承认其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种类不同的类的规定性。实际上，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人学在抽象人的基础上多谈人的权利，鼓吹人有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这些理论在特定的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力量之后，这一切在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欺骗、麻痹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
造成资产阶级人学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均未达到使人们把人自己作为一个现实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即还不具备发现唯物史观的客观条件。对人的考察的理论工具、方法论仍然是唯心史观。——这是社会历史根源。
人与动物最明显的区别是人有语言、思想、意识。当人们以此着眼于人兽之别并用以去对抗人神之别，以达到抑神扬人的目的，这点比较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要更深刻地去研究和认识人，就会表现出种种的主观臆断，陷于唯心主义——这是认识论根源。
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客观上决定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学只能是抽象的。资产阶级的人学是抽象的，然而创立这种理论的思想家个人却是具体的。他们要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辩护，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思想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抽象的资产阶级人学理论实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物质利益色彩。也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它的思想家把人抽象化。——这是阶级根源。
在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严重对立的格局之中，现代西方人学理论大致分为三大派别：
科学主义的人学理论。英、美的人学理论较少带有人类中心论的本体论色彩。其主要内容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应用于政治、伦理、社会历史观等领域。
以人为对象的哲学研究则渗透着实证精神和科学主义。它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原则和方法研究人。不但把人的社会属性归结为自然属性，而且进一步把人的自然属性还原成神经生理反应。
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思想由“意向性”转向“先验自我”，再转向“生活世界”，从不同侧面和层次论证了人的意识显现事物本身的唯心论。
舍勒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人的意义、价值和行为，成为哲学人类学的代表人物。
海德格尔把“现象”和传统本体论的“存在”观念相揉合，使人类中心论获得了最精巧、完整的形式。他认为，人的存在是原初的、基本的存在，是世界之为世界的依据，存在着的人不同于其他存在事物。没有人的存在，便没有世界的存在。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把个人的意识、体验和行为说成是不受外界决定的、完全自由的不确定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但是人的本质，而且自为地规定了世界的面貌。存在主义的人学理论是现代西方最发达的人学理论。
弗洛伊德的人学理论。弗洛伊德声称对人的本性研究应是一门科学。他把人性归结为原欲，包括追求快乐、满足的爱欲和追求死亡的毁灭冲动。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外部行为，都是原欲的释放和抑制交互作用的结果。
现代西方人学贯穿着三种不可调和、无法克服的矛盾，即体系上的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关于人的客体性和主体性之间的矛盾；关于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在各派人学理论中彼此交错、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使现代西方人学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并日趋衰落。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吸收了包括传统人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精华，但从根本上来说，唯物史观已经突破了西方人学的基本框架。现代西方人学却无视唯物史观在人学理论中引起的变革，他们或者断定唯物史观中没有关于人的理论，要用西方人学“补充”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纳入西方人学的框架，抹杀两者的本质区别。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有人学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人学。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学理论与资产阶级的人学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人学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而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他是黑格尔主义者时，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人学相区别的自己的人的理论；当他是费尔巴哈主义者时，仍然未跳出资产阶级人学的圈子；只是在他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之后，才有自己关于人的独立见解。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对旧人学的革命，最根本的地方是将“抽象的人”归结为“现实的人”。实现这种革命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第一，破除旧人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旧人学的要害是把人抽象化。而马克思主义是把人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去考察。这个意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得很清楚。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1〕这样， 进入马克思视野的已经不是抽象的人或人的观念，而是文明国家中现实的地主、资本家、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等以及他们的现实活动。
第二，批判了资产阶级人学关于抽象的人权理论。资产阶级思想家用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神话，代替对于现实社会中现实人的实际状况的考察。
关于自由，马克思指出：“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家榨取工人最后膏脂的自由”〔2〕。
关于平等，恩格斯说：“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销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单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3〕。
关于幸福，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意义上的幸福都必须以物质条件为前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条件恰恰不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中。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较之从前有很大改善，但他们仍然处在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即使在今天最发达国家中的劳动人民也不能说是真正幸福的。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现实的人”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活动的人。这种人既不是康德的“理性者”，黑格尔的“观念人”，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抽象人”，而是生活于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
“现实的人”的根本特点是实践性。只有承认人是实践的人，才能将人具体化和现实化。
劳动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一切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构成了人的本质。
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它决定现实的人是一个过程，是完成过程的人。
因为人是实践的人，从现实的人出发，就是从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实践出发，即从物质生产出发，这就必然导致唯物史观。
“现实的人”具有社会性，或者说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是因为：
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因此，必须把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对人的本质作出正确的回答。
由于人的社会活动是多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方面的。诸种社会关系彼此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人的本质正是由这些社会关系的有机总和决定的。它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之网上的交叉点。它是多种社会关系的总汇和承担者。其中，生产关系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必须对人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辩证的分析研究。
人的本质是历史的、发展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变化的。不同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差别，构成了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本质差别的现实基础，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显示出了人的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的特征。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本质观上与费尔巴哈划清了原则界限，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根本缺陷。透过纷繁的社会关系之网来把握人的本质，是深化了人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总之，“现实的人”是马克思对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的一种科学抽象，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自身形成的历史。一个时代的历史，就是那个时代现实的人。那个时代现实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
三
本世纪30年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发表以后，在欧洲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学说是“关于人类本质的本体论学说”，主张用所谓“哲学人本时期的精神”来重新审查马克思较晚时期的著作。贬低甚至否定马克思在1884年以后的著作，提出“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
这一思潮在前苏联哲学界也有明显反映。不少哲学家主张改变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比如，伊利切夫认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塞尔让托夫认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在其完备的形态上首先是人的本性和人同世界的关系问题”。凯舍拉瓦则认为，“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形成的社会——哲学观并非简单地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中，而是构成了它的体系的核心”。有的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人的哲学”。
从8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也重新提出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其中，有的主张以人为出发点来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其观点多与前苏联哲学家们相似。具体来讲，似乎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人是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人学。在此，笔者想就这三个问题作点争鸣。
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其理由是：
说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研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而不是对人及其本质思辩研究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本人曾经就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
诚然，马克思在达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曾因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讲了不少人的问题。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当尚在抽象人的意义上讲人时，马克思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旦马克思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抛弃了抽象的人，而站到了物质资料生产这块基石上。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从人出发就不可能达到唯物史观。历史的东西虽然是不能假定的，但可以从前车之覆得到有力的证明：费尔巴哈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从人出发，结果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如果将人说成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必然导致对唯物史观产生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不是哲学家主观头脑中的产物。
人是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第一，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而不是“人”。唯物史观的一切论点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基本矛盾的展开，而不是“人”的展开，尽管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都离不开人。
第二，唯物史观区别于其他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不是人，而是对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崭新理论。以人为核心不能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理论区别开来。
第三，唯物史观是分析研究和解决社会历史现象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在于它对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科学回答，在于它关于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国家、社会革命以及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一系列的理论，而不是对人的一般的抽象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人学？我们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关于人的科学理论，但不能把它归结为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它也是为了人的，它的研究也涉及人，但不能把研究对象涉及人，为了人就武断地说成是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实践性和能动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强调社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采用科学的方法论，对人和文化作具体的、社会历史的、阶级的分析，才能超越西方人学，扬弃其内部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里，不断揭示人的奥秘。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包含在唯物史观之中，但不能把人说成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人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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