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地区工业化差异的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思路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把东西部农村工业化中表现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中的差异性问题，浓缩为两个以基本事实为主的个案比较。由于受案例的片面性所限，本文的比较仍是一种局部意义上的比较，或者说是对农村工业化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的重新审视，即把工业化理解为一种工业化知识的积累过程，其中，路径依赖问题与锁定问题是工业化演进中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它们同时也规定着地区工业化中的启动与创新方向。这样，对不同地域工业化差异的理解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地区工业化中的锁定问题与路径依赖问题。
一、两个案例的比较
工业化过程同企业成长的历史是一致的，因此，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大都可以转化为对企业成长环境的研究。我们的案例研究就是以对东西部企业成长环境的比较研究为重心的；为使这种比较研究相对于农村工业化问题更具有针对性，我们主要从中小企业的成长环境进行比较；由于工业化在不同地域中的起点不同，因此，把农村工业化过程划分为起步与扩散（包括成形）两个阶段，对理解农村工业化中的路径依赖与锁定问题是大有裨益的。本文的两个案例就是按上述原则选定并进行比较研究的。在具体的案例选择上，对应于工业化的启动和扩散过程，我们选择了温州与河州、苏南集体企业与甘肃“一厂两制”集体两组比较对象，这样，东部的案例是比较成熟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西部的案例是近几年农村工业化不成功的地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西部工矿型城市中的“一厂两制”集体企业的发展，并不属于农村工业化的范畴，将其与苏南模式相比较，是因为从工业化扩散的角度看，两地工业化的深化都是原有的城市工业的一种演变。苏南地区的工业化既是农村工业对城市工业生产要素吸纳的结果，又是城市在地域范围上扩张的结果。与此同时，工矿型城市的“一厂两制”企业为什么会在地域扩张上有极强的收敛性，在体制创新上又同原有的母体企业具有相似性，这就是特定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产业结构，特殊的地缘关系引起的不同地域工业中的路径依赖性。
1.温州与河州工业化差异比较
虽然浙江温州与甘肃临夏（史称河州）工业化的现有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两个地区工业化的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温州地区由于地处前线，交通不便，建国以来国家的投资很少，因此，国有、集体的工业经济十分薄弱。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甘肃中部，是有名的干旱地区。该区基本上也没有大型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国有、集体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可以说在改革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
温州发展中小企业的方式已被理论界概括为温州模式，其要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广大购销人员为骨干；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有些人把温州模式简化为以商促工模式，并以80年代前期温州有一支10多万人的推销大军为据，来证明以商促工的可行性。但是，临夏也有相同的现象存在，80年代前期临夏也有一支不少于6万人的商品流通大军，如果考虑到温州人口是临夏人口的4倍多，这支流通大军在相对数量上远比温州的流通大军庞大。但是，温州以这支流通大军为依托，求得了工业化的启动力，并使其工农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8.9亿元达到1993年的394.9亿元。但是，临夏却并没有由此而得到巨变，直到1991年，全州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4.3亿元。显然，工业化成长的环境远比以商促工要复杂得多，以商促工这种貌似以市场为导向的口号，过分简化了工业化过程中的许多实质性内容，而对这些内容的揭示，正是要对温州和河州进行工业化成长环境比较的中心内容。
(1)对商品流通的比较。温州和河州，历史上都具有善于经营商业的传统，所不同的是温州商业的发展历史，有一半的原因是由于人多地少而被迫的，临夏回族的商业经营却是一种民族习惯。同时，两地在商业经营的业务范围，地区流向上也有一定差别。温州人一般以经营小商品为主，活动范围不但遍及全国，而且在海外也有一部分温州人以经营小商品买卖为谋生手段，因此，温州又是著名的侨乡。临夏回族的商业活动范围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临夏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这一地带在历史上就有悠久而繁荣的商业活动，即茶马互市。临夏回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使其成为茶马互市的中间商。茶马互市的内容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区所需的生活品同内地所需要的畜产品的交易。虽然为了采购日用生活品，临夏的流通大军也要在全国各地活动，但其主要精力仍在青藏高原。另一个也能给工业化带来知识和积累的差别是，温州的小商品流动大军不但能够做小商品的生意，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有一定的小商品制造技术，既他们既是生意人又是手工艺人。临夏回族的流通大军中也有一些善做皮毛加工的人才，但相对较少。但真正使两地工业化水平差距扩大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手艺人”数量差距的结果，而是“手艺”本身差距的结果。所谓“手艺”本身差距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温州手艺人的小商品制造水平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而临夏“手艺人”的皮毛加工技术相对而言是一种经验性手艺，难以同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特征相融合，或者更确切地讲，两者手艺的工业化进入成本相差较大。
(2)工业化进入成本的技术方面比较。像钮扣、徽章这些小商品生产，要进行工业化的批量生产，首先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制造费要降到最低限，尤其是制造过程中的管理费用要趋于极限，这样，小商品才可能会有赚头。二是市场半径要足够大，以满足大批量生产的要求；解决这两个问题，温州正好存在着潜在的优势。首先，温州人对小商品市场有充足的感情认识，他们可以轻车驾熟地解决小商品的销路，同时，温州的手艺人是由家庭组织培养的，现在，家庭又成了小商品制造过程中最经济的组织载体，从而使“生产单位”的管理费用趋于零。温州人还以家庭之间的分工代替了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工序分工，从而使家庭生产同工业生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温州的工业化过程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有手艺人的技术储备，又把小商品生产的工业化过程同家庭组织相结合，并通过各种专业化的小商品市场的建设，把小商品的生产同大市场的流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对比而言，临夏的皮毛加工手艺就没有这种优势，皮毛加工如果要从传统的手艺走向工业化中的批量制造，将会碰到资金、技术、市场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可见，温州发展中小企业的模式是由于其巧妙地利用了该地区所有一切可能致使工业化启动的因素。当然，这种模式的成功还存在着其它外在因素的促使，但从地区工业化生成的角度看，这一模式的启示是，工业化是一种历史地有地域特征的过程，工业化过程的真正难点是寻求一种启动力，这种启动力既蕴藏于原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内部，又受特定发展机遇的引发。
一个地区工业化的启动，不可能是在该地区工业化的知识为零的基础上进行，可以设想，地区的工业化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或者说，对于内生的工业化而言，地方性知识对于工业化的启动，存在着一个阀值、水平，低于此水平，工业化的创新成本就会无穷大，地区的工业化演进也就会被锁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层次上。由于在前工业社会中临夏地区的知识积累同温州存在着差异，而在工业化启动中的“机会窗口”与“进入成本”两个方面都劣于温州地区的中小企业。这样，无论从制度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河州的工业化都将在一个较长时期被锁定。
2.苏南模式与甘肃“一厂两制”企业的比较
苏南模式中的中小企业发展和甘肃城市的“一厂两制”（集体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都得到了长足地发展，但发展中的差距却十分明显，以甘肃“一厂两制”企业发展较快的金昌市和白银市为例，在金昌市，1981年这类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只有6000余万元，1991年则达到了3.64亿元。其中，金川公司到1992年上半年为止，已经兴办了115家独立核算的集体企业，另外还有161个营业服务网点，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2亿多元，从业人员为1.7万人，是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的60%，1991年完成工业总产值3.15亿元。在白银市，1985年这类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4601万元，1991年增加到了2.96亿元。1991年，白银公司拥有自己的集体企业47家，固定资产原值6000万元，从业人员1.48万人，是国有企业（白银公司）从业人员的50%。代表苏南模式的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的12个县（市），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中的乡镇企业，使该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1979年至1992年，年均社会总产值递增19.8%，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到1992年，这一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已达2300亿元，超过了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产值，成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区。苏南模式和甘肃的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都内含着中小企业发展与原有城市工业，以及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的关系。因此，在产业扩散、行业关联上具有可比性。两者在中小企业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上具有可比性，以苏南农村工业总产值的经济类型看，全民、集体、私有制的比例，1992年为28、65和7。因此，虽然在甘肃的“一厂两制”企业中，公有制处于主导地位，但在苏南模式公有制仍为主体地位。
这种貌视相似的中小企业成长环境，为什么会在东西部产生出如此明显的差距？我们撇开像政策倾斜这些外在原因，就工业化成长的内在逻辑看，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苏南地区历史上就有农工相辅的悠久传统。在新中国工业化的数次浪潮中，苏南地区的手工业以社队企业的形式得到了极大地发展，这些历史的积累为今后中小企业的发展从人力资源和企业组织上作好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即使在“文革”中，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仍有很大的发展，尤其从内涵发展的角度看，“文革”中下放的干部成了社队企业的智囊，下乡知青成了社队企业的技术工人，退休工人（城市）成了社队企业的技术骨干。经过20多年社队企业的发展，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对于改革以后苏南地区接受城市工业的扩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较而言，甘肃的工业化过程对城市相邻地区知识扩散能力要相对弱一些，无论工矿城市的发展，还是自身功能都要比与沪宁的城市扩散能力弱得多。
(2)以上海为龙头的沪宁城市带，是全国主要的轻工业产品生产基地，并且已经有百年历史，而甘肃的工矿型城市都是以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基地，其历史还不及沪宁地带城市历史的1/3。轻工业同农村产业之间以及同乡镇企业之间在产业技术关联上比较密切，它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同中小型农村工业（轻工业）产生关联。与轻工业相比，重工业在产业技术链上聚集效应强，但扩散效应并不明显。以有色金属工业为例，从工艺流程上看，这类企业的共同特点是装置式流水作业，在工艺上具有一种自发的收敛性。从产业上看，有色产品大多是冶金加工业的辅助材料，其自身的产业链较短，很难以自身的供给能力发挥扩散效应，相反，它的需求量反受到工业化水平高低的约束。所以，工矿型城市中的大型企业同中小企业在产业的技术关联上远没有轻工业中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丰富。
(3)中小企业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得到发展的最一般原因被认为是由于受到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和产品市场需求的推动力的双重作用，但这种双重作用的具体途径却在苏南模式与甘肃“一厂两制”企业中极不相同。就劳动力就业的压力而言，虽然国有企业同地处沿海的苏南地区都存在着这种潜在的压力，但国有企业的这种压力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得到强化的，在改革的初期，这种压力并不太强烈。相反，在苏南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在改革之初表现得最为强烈，这种压力作用强度在时序上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两者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初始开端，而这一点对于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十分关键的。就市场需求的推动力而言，在改革之前，国内的生活消费水平被人为地压抑，改革之初，受到压抑的生活消费被释放，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传统产业结构尚难以从重工业中短期调整过来，这就为中小企业，尤其是技术基础较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条件，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正是在这一机遇中求得发展的。而此时工矿型城市的大企业中的集体企业无论在体制上还是观念上都还没有通过市场竞争求发展的动因。即使在“一厂两制”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以后，这类企业的市场定位同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仍有明显的差别，前者的市场定位大都是给母体企业生产中间投入品，或者叫作为大企业提供“服务”，无论产品需求链还是产业技术关联仍处于母体企业的自我循环之中，因此，这类企业的市场导向有明显的内向化倾向。相反，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是全方位的开放体系，既有国内市场，又有国际市场，企业的成长经受着市场竞争的考验，相比较而言，“一厂两制”企业虽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但同母体并没有真正的断奶。
(4)虽然苏南地区的中小企业和甘肃的“一厂两制”企业在所有制关系上都同是公有制为主体，但在产权关系上两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厂两制”企业虽然名为集体企业，实则为国家所有的集体企业，或者说这类企业的最终所有权仍归国有企业所有。这种由产权关系上的不同直接导致的结果，一是使对中小企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地方政府的作用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在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中，乡（镇）村两级政府的作用在两类中小企业的成长机制中的差别巨大。二是产权关系的不同导致了两地中小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程度的差异，苏南地区中小企业在经营机制已经成了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能人经济，而“一厂两制”集体企业中的经营者仍以上级任命的形式产生，并在经营活动中只有挣钱的义务，没有花钱的权利。所有这些原因就导致了两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机制上的差别。
如上所述，虽然两地工业化中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两地中小企业的成长都合乎各自工业化演进的内在逻辑。内涵在企业成长环境之中的工业化逻辑，正是我们通过比较研究要寻找的东西，同时，这一逻辑也是理解地区工业化差异的一种有效方法。
二、路径依赖：理解地区工业化差异的一种新思路
路径依赖是创新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无论是在技术创新理论还是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活动变动的趋势、方向总是在特定的路径上演进，而决定路径的主要因素是原有的技术或制度结构及其结构内部的相互依存性。
在人类的创新活动中为什么会有路径依赖问题呢？这其实是个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问题。路径依赖无非是指在人类的行为方式转变中，存在着一种比因果关系更为超前的基础性前提条件，这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一基础是由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构成，从经济的角度看就是指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具体交易形式，这些交易形式决定着任何一个经济单位的组织成本，并通过要素的相对价格影响创新行为本身。
同路径依赖相依存的一个概念就是锁定，它是指行为方式或经济结构在演变的具体路径上的某一区间内，演变被锁定在特定的层次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有质的变化，可见，锁定是路径依赖问题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对演变路径的阶段性分析概念。
工业化中的路径依赖可以从技术结构与制度结构两方面去理解，但由于路径依赖是一个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联为一体的问题，因此，对于特定的地域环境而言，这种分析方法尚显泛化，我们必须寻求更为具体、可行的分析工具。我们认为由上海一些学者倡导的五缘学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分析工具。
五缘是对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从五个方面（或层次）所做的一种结构性分析。具体地讲，五缘是指神缘、地缘、亲缘、物缘、业缘。它既是对特定地域人们生产、生存环境的一种高度概括，又是人们生产、生存方式的具体内容，“缘”在这里既有由来又有去向的双重含义。通过对五缘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把握，特定地域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组织要素的丰欠及其原因就会明显起来，企业的成长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下企业创新的大致方向也就一目了然。比如，通过神缘可以讨论清楚特定地域世俗生活的终极意义，以及这种终极关怀为经济行为给出的选择空间；而地缘关系决定着区域系统与外部环境在人流、物流，信息流上的交易费用、交易方式；亲缘是日常生活习俗影响生产结构的最主要方面，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宗法观念很牢固的社会里，亲缘关系是人们交往、交易的主要方式，这种关系从生产、消费、交换的诸多方面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中国的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亲缘关系是影响企业生成与成长的关键因素；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的特定秉赋，会给该区域经济行为方式的选择提供选择区域。因为自然资源的秉赋往往是以丰裕与稀少来体现，这种数量上的多寡会引起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应变化。价格因素的变动会给行为主体的创新方向以诱导性作用；业缘是指由特定的产业结构中的技术方面的因素而决定的特定职业的知识结构、职业者的价值取向及其与此相关的行为方式，从而较为直观地显示受业缘影响的行为方式在转变上的可能途径与方向。
在我们所选择的两个案例比较中，比较的范围和内容都以五缘为侧重点，在温州与河州的比较中，主要是寻找同为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的两个地区，为什么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凭借着传统得到了启动，而另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却被锁定，这种锁定显然同工业化积累有关，但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临夏的工业化积累进程呢？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对临夏工业化中的五缘进行详尽分析，才能说得清楚。通过五缘的结构性分析，既可以很好地理解特定区域传统的形成问题（这里的传统指传统的技术、传统的组织、传统的观念等），又可以准确地把握传统的转化问题，从而使路径依赖问题和研究成为可能。从温州与河州的五缘比较看，虽然两地在重视商业流通方面有可比性，但在商品流通的范围，对象、品种上都有很大差异，这种不同，首先是由于地缘关系而引起的，进而通过物缘、业缘、亲缘、神缘等加以强化。两地传统手工业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在现代化中的转化结果不同，温州的小商品生产同家庭工厂的结合，巧妙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使小商品同大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临夏的皮毛加工，从业缘上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皮毛加工工艺距传统手工加工越来越遥远，成为一种技术与资本含量较高的产业，无论从市场的扩展还是工艺的改进，都没有给个体的皮毛加工者以发展的机遇。
在苏南模式与甘肃“一厂两制”企业的比较中，主要是要研究清楚体制创新中的路径依赖问题，或者说主要是要说明欠发达地区工业化中的体制复制现象。像甘肃这样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基础的省区，工业化水平在区域上的聚积效果很明显。即存在着大批的工矿型城市工业群，这些工矿型城市同周围的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工业化的现有积累主要在城市工业中，这种在传统体制约束下的城市工业如何在体制改革中进行自我的扩张，区域的扩散，将同该区域农村工业化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体制变革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即在旧体制的旁边培育出新体制，然后以新体制冲击旧体制，最终使制度变迁趋于优化。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一制度变革中，城市工业亟需一种新的成长环境，以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但城市工业将如何扩散，生产要素的流向何在？这一方面决定于特定地域的城乡关系，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城市工业生产要素的天然秉赋，要分析清楚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就需要对特定地域的工业化扩散进行五缘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弄清问题的全貌。在我们的案例中，同为以大企业为龙头，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工业化扩散其结果相差甚远，苏南模式不但通过这种方式求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而且还创新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农村工业化模式，而甘肃的“一厂两制”企业从生产的技术结构到企业的制度结构都基本上是原有母体企业的复制品，只有通过五缘结构分析，我们才能搞清为什么工矿型城市工业难以向周围农村扩散，为什么它们把自身的发展限定在现有产业内难以自拔，为什么这种扩散的经济实体在体制上仍以传统体制为样板，或者说，为什么两地的工业化扩散路径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制度安排上，同为集体性质的两地企业，“一厂两制”实则是国有国营的别名，而苏南的集体所有制却有新的财产关系内涵。甘肃“一厂两制”制度安排的体制复制现象，一方面说明路径依赖是创新活动中不可忽视的现象，另一方面说明制度创新同技术创新有着更为深刻的关系。
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地区工业化的演进，并进而比较地区工业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一种很有潜在能量的课题，本文由于水平所限，还只能是一些皮毛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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