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农民之子“下岗”后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子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语 很多人知道“俄狄普斯情结”的悲剧震撼力，可在当今天下，有谁了解三个中国农 民的儿子“不得不站在农民对立面”时，那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情结”？
人们习惯于把农村问题归罪于基层干部素质低、作风差，可这三位农民之子有两个名牌大 学硕士、一个有大学水平。天地良心，他们本来不过希望做些事来改变乡亲们的生活。他们 也尽力了，却也因此有了不同遭遇。共同的理念和经历，把他们从湖北、山东、江西聚在了 一起，从白天畅谈到深夜，交流着长期缠绕心头的忧患……
三个农民之子简介：
李昌平，38岁，经济学硕士，1983年元月毕业分配到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此后在农村基 层工作了17年，先后当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李昌平致信国务院领导，痛陈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引发了以监利县棋盘乡为试点的改革。2000年9月16日，当监利经验在湖 北省推广之后，李昌平却迫于压力，辞去了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打工。2001年9月 ，他转移来到北京的《中国改革》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桂晓琦，41岁，大学文化，1975年下乡插队落户，当过工人、警察、法官、行政干部。199 5年至2000年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农工委机关报《农支报》机关刊物《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 常务副社长、法人代表。2000年8月，先后因主持出版《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被免职。现任 《农村青年》杂志社总顾问。
杨本伦，37岁，中国人民大学硕士，1992年辞去人事部考试录用司主任科员的职务，回到 故 乡山东省沂源县石桥乡东北庄村，担任起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杨本伦脚踏实地干了整整 6年。1998年4月，杨本伦离乡南下。1999年4月与河北省黄骅市“信誉楼”商场总经理张洪 瑞一见如故，做了总经理助理，现任青县分公司总经理。
基层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尽管有一些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但下面的矛盾远比上面了解的严重。
靠加重农民负担的人或组织去做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怎么可能减得下来？
全国农村债务约6000多个亿，每年支付利息也要几百上千个亿。
全国有2700多个县市，5万多个乡，几百万个县乡部门要运转，需要多少钱？这些支出是刚 性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要农民负担。
那些相信“以德治国”的乡镇干部根本无法改变约束条件，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站在农民的 对立面。
桂晓琦：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中央明确提出减轻农民负担也已经十多年了，为什么农民 负担反而越减越重呢？我们不得不反思，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是不是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 ，靠加重农民负担的个人或组织去做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怎么可能减得下来呢？农民作为减 负环节中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工作中没有足够的知情权，没有平等 的对话权，没有把自己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主动权。农民负担可能会越减越重，靠新闻媒 体的传播和有识之士的呐喊，是有限和苍白的。就像李昌平，他的故事真正具有的悲剧意义 是 “劣绅驱逐良绅”：他反映问题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并且各级领导都下决心查处，可是结 果呢，是他被迫出走，当地又连续发生逼死农民的案件。而且，连中央重视的案件都是这样 的结局，那就不会有“一个李昌平倒下去，千万个李昌平站起来”了。
李昌平：太难了，难得你们无法想象。在如今这种大的环境下，乡镇干部想为农民干一些 实实在在的事，几乎不可能。我是我们乡恢复高考考取的第一个应届生，放弃了留城工作的 机会，申请到公社工作。我是想报答家乡的父老乡亲。我20多岁就开始担任乡书记，凡是基 础差的乡都是我去，这么多年来，我大刀阔斧砍部门，减人员，没有安排自己的亲人吃 财政，可是到头来，一切努力有如推巨石上山，现实与理想距离越来越远。我发现，自己根 本无法改变一些东西。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大多数时候不得不站在农民的对立面。
杨本伦：我和李昌平这个乡官的感觉不太一样。很多乡级干部看重的村干部都不是为村里 谋事的，而是自己势力的一部分，上级干部把工作关系发展成个人关系，从而直接把村干部 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去。
我到村里去当“村官”的时候，本来没有任何目标，只希望避开一些事情，把村里的经济 搞起来，可是去了才发现，一些人为的障碍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为农民干事的人得不到 舞 台，这是政治腐败的最大体现。农村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给”与“取”的关系 ，还是“予”与“夺”的关系，使我困惑。体制本身不是保护为农民干事的人的，应该说 我到农村工作以前，对地方基层政权的体制制约考虑不足。
李昌平：你作为人事部直接派下来的高学历的村支书，本身对乡里的干部产生着很大的心 理压力，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面子下不来，就会产生很大的对立情绪，而你的职位又低于 他们。
杨本伦：对于乡镇干部我还是很尊敬的，他们说我不去开会，乡里开会我确实不去，因为 解 决不了实际问题，布置任务、传达上面精神是主要内容，所以我让副手去开会，也省得再让 我给他们传达。可是对乡镇一级来说，听话的村长支书容易让他们满意，而干实事不听话的 村长支书就不会有好结果。要想找到一个结合点，既要干点实事又和乡镇长们搞好关系，根 本不可能。但又不可能妥协，如果妥协，我就什么也别想干了。
乡镇干部就希望村干部是绝对服从的，否则，就没有好下场。例如，我为了发展本村的经 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市场，市场办起来之后非常红火，带动了周围几个村的交 易。乡党委书记马上又划址，不顾我们村群众的坚决反对，紧挨邻村又建一个市场，导 致了为争夺市场，两个村村民发生了激烈的械斗，在特警出动的情况下才得以阻止。把基层 干部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搞成这样的状态，如何来发展农村的经济呢？
李昌平：农村各种问题中突出的是负担问题。农民负担都认为重，但到底有多重？这个问题 至今还没有搞清楚。上面权威人士说农民负担只有1200多亿元，其实农民负担至少也有4000 亿元，全国县乡一级吃财政的人员有2500多万人，需要开工资2500多个亿；全国有400多个 自然村，3000万村组干部，最低工资也需要1000多个亿；全国农村债务6000多个亿，每年支 付利息也要几百上千个亿。此外，全国有2000多个县，50000多个乡，几百万个县乡部门要 运转，需要多少钱？并且，上述支出是刚性增长的。这些钱的绝大部分都要农民负担。乡镇 企业进入90年代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农民非农收入上不去，何日富得起来？
桂晓琦：中央要求落实减负政策，地方上在执行中有各种问题。各级干部是否真的为减轻 农民负担做实事？做了实事的人会不会得到公正对待？有人说我主编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 是引发去年江西丰城农民群体事件的导火线（这个说法还没有正式结论）。如果我们认真反思 丰城事件，就不能认为农民闹事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中央政策。
杨本伦：一本政策汇编手册怎么引起的这一场风波？
桂晓琦：实际情况是：在江西省丰城市的一些地方，农民每年上缴的费用高达300多元，不 合理负担占了三分之二，但政策规定，每人不超过100元。如果一家5口人的话，按政策上缴 不得超过500元，但实际却上缴了近2000元，这1000多元的差额对于农民来讲太重要了。最 重 要的是，农民根本不知道缴这些费用的出处，上访没有依据，不缴还不行，你说这样下去的 话，农民对将来还有信心吗？我就编了党的政策汇编手册帮助农民，这本书在当地流传时， 一些乡干部说：“这本书是假的。”农民不相信，反过来说，你说是假的，你能在书上面签 上意见吗？乡干部只好做罢，农民回家仔细研究了这本汇集了中央和江西省所有减轻农民负 担的文件和小册子之后，明白了乡干部为什么不想让他们看到这本书，就去找干部理论，但 干部怕事躲了。农民一连几天找不着乡干部，群情激愤，就把乡政府的12间房屋的玻璃全砸 了，事情没有及时得到处理，以至于发展到最后将几个乡政府的房屋全部平了，涉及了几个 乡的数万人。这就是所谓“丰城事件”。此后一连串的处理却是：收书、免职、抓人。对此 ，《南方周末》有报道，电视台一连五天播报。
李昌平：“丰城事件”表面上平息了，但确实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下面基层的矛盾 远远比上面想象的要严重的多。我去年上书总理之后，监利发动了热火朝天的改革。本来“ 监利经验”已经得到省里的肯定，可是，随着我的出走和原来的县委书记回到上级政府，便 给监利的干部一个错误的信号：这“一阵风”过去了。于是，全县撤销了管理区又以责任区 的面目登场，重新开始对农民当年和历年的税费款强行征收，合理的得交，不合理的也要交 ，不交款的、交不起税费的农民，无条件强制进入“学习班”学习改造。有些地方，还出现 了“坚决打击抗粮抗款的坏份子”，“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 ”的标语和言论。群众说，“胡汉三”又回来了，“鬼子”又进村了。但是，乡村的干部忘 记了当地某些领导人给出的底线：“只要不搞死人，没得多大的事。”
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的3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有四位农民死于非命。其中两位死在乡 政府，二位死在管理区，都是因为收农民“应缴的费用”和高利贷。这在全国其实是普遍存 在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发生。我觉得这样下去对国家来讲太可怕了。今年6月我回监利， 新来的县主要领导问我说，他来监利后大会小会强调收粮收款不许对农民采取强制手段，可 下面的干部就是听不进去，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根本的问题出在钱上，各级财政入不敷出 ，全县干部经手的五、六个亿的债务要还，即使你县里的财政不要干部收钱，下面的干部也 要拼命收钱，何况县里财政也靠农民啊！当时我就对县领导说：我担心今年再逼死人。果然 不幸被我言中，7月监利县又发生了农民负担恶性事件。所以，我最担心的是基层的干群关 系演化成黄世仁与杨白劳一样的关系。这是极有可能的。农民好不容易挣到一点钱，可政府 、部门、还有债主层层搜刮，一般农民哪里能攒得下钱来。
桂晓奇：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是矛盾的。让一个老百姓选出来的村长和上面任命的乡长在一 起共事，在现实中这两级干部的价值取向因权力来源不同而发生变化：一个是向选他的百姓 负责，一个则必须向任命他的上级负责。在干群矛盾已十分尖锐的今天，这样的工作局面是 行不通的。
杨本伦：实际上，我认为农村的问题恶化，以及我们无法顺利开展工作的主要原因，来自 两方面，除了你们谈到的乡村两级体制的原因外，还有农民自身的原因。当年高学历当村官 的有好几个，受到这两种阻力的冲击，结果都不很理想，这是必然的。我到村里后感到，由 于大部分农民小农意识很强，对于先进的、科学的观念很难接受，而更容易在内部形成一种 排挤的力量。我曾努力争取到一笔扶贫资金发展养殖业，但农民对那种资金回收期较长、有 一定风险的扶贫项目不感兴趣。同时，当地的宗族势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本村，我们杨姓 是小姓，只占村里人口的1/4，另一大姓占本村人口的1/2，对于小姓当村领导，势力大的姓 氏就会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常常会给工作带来大阻力，在这种状况下，乡镇干部再煽风点 火，刺激村民和村干部对着干，实在是太容易了。农村的发展太缓慢，有的地方经济甚至在 倒退。
农民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只能改良，只能在发展实业上下功夫。
农民最需要的是对国家政策的知情权。
建立农民合作组织，是让农民在市场上获得平等交换权利的必要条件。
农村的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先解决生存问题。
桂晓奇：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农村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说了一些实话 ，做了一些实事却呆不下去。
杨本伦：在村里当了6年的村支书，我至今并不后悔，我用自己的心血为村民们办了一些实 事，对村里的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并签定了50年不变的合同，土地成片以后也稳定了 。很多学者反对土地调整，但我在实践中认识到，土地调整对村里的整个经济发展是一个大 的促进。我还建立了经济活跃的大市场，逐步增强了村民的市场意识，畜牧养殖业也渐成气 候；农田基本建设、土地治理也有了改善。可是，6年来，村民的人均纯收入变化太小了， 基本没有变化。
我在村里办了3个企业，但由于机制、管理、人才、资金、投资环境、技术、资源等原因失 败了。尽管如此，我思考了很久，觉得在现有的体制和大背景下，还是只有通过发展实业才 能使农民有出路。可以说现在还是“实业救国”的时代。因为，农民的纯收入大部分靠非农 收入，只有办实体才能解决农民增收、解决就业问题。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我在当了6年 的村官后，带着一些无奈和借的2000元钱被迫离村，南下打工。通过这些曲折，我更加相信 ，在目前的中国现实条件下只能改良，与其在政治改革上寻找突破，不如在发展实业上下功 夫。
桂晓琦：在县乡财政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让县乡干部去带领农民发展致富是不可能的，事 实上劳动力市场完全开放，农民在大量流动。
李昌平：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本身就是非常艰难的，何况，人还没有出去就要开各种各样 的证明。如计育证明、卫生检查、押金等，要出去打工起码要花700～800元钱左右，农民大 部 分是借着钱开了这一切证明才能进城。到了城市，干着最苦最脏的活不说，还要处处受歧视 。大部分农民进城找不到事干，进城时借来的钱早就无法维持了，回去没有路费，哪里还有 要致富的心思呢。
从整体看，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已经提了很多年了，但是到最后，农产品过剩、降低成本无 望、增产不增收，农民依旧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种种实践都证明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 民增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里面涉及到政府、部门和阶层利益的垄断，这一点不改变，增 加农民收入始终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
桂晓琦：由此，农村埋下了种种隐患，许多人说农村是两大集团输出地：犯罪集团和卖淫 集团。
杨本伦：这也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农民数量太多了。只有让这些劳动力有事做，多办企业 ，经济上去了，可能就会带动整个农村的发展。
桂晓琦：即使当农民进城打工辛辛苦苦挣了一些钱回乡，准备办个企业什么的，工商、税 务、当地政府都来了。还没有开张，就要缴这费那费，包括要干什么，发展什么项目，都必 须 听政府指导。结果，政府让干什么，什么不赚钱。农村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五小”，政府 说关就给关了，使农民办企业越来越没有一点信心。
那么，农民的第一需要到底是什么呢？我在办《农村发展论坛》的时候，曾多次召开座谈会 ，通过长期与农民接触，发现农民最需要的是对国家政策的知情权，只有建立农民合作组织 ，才有让农民在市场上获得平等交换权利的必要条件。此外，农村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要发展 致富，而是一定要把农民负担减下来，先解决生存问题。要打破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放开 户口，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才能解燃眉之急。因为农民缺少的不是资金，不是 闯劲儿，而是没有生存的活路了。
对农民的待遇不公平已经50年了，现在农民都知道这种差距，知道了农民并不是天生就是 这么穷的，知道了这种局面是谁造成的。我想，要发展经济，改善农村现状，应该强化公民 利益，淡化政府利益，弱化部门利益。
“下台者”到底应该做何反思
村两委的班子，大部分起的是保、甲长的角色。现在基层最难找的，就是没有私利心的人 。
乡里的部门10个有8个是生产力的阻碍。乡镇一级政府可以小而又小。没有必要承担经济发 展职能，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
只要中央坚持减轻农民负担，一定要寻找途径将政策告诉农民。
杨本伦：离开了东北庄村，我想了很久。在村里当了6年的支书，村民有80%拥护我，也有 很少一部分反对我。反对的原因，不是我的工作作风，而是我对村班子的要求太高，要求干 部 一定要清正廉洁。我无法忍受的是，一些村民在上访时很激烈，可一旦他自己当了村干部， 很快就腐败。
桂晓琦：这是因为缺少监督机制造成的，谁上谁腐败。
杨本伦：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频频更换村干部，但发现，总是换的那个人比原来的好 不 到哪里去，甚至更腐败。一方面，我对村班子要求太苛刻；另一方面，班子换得太勤，失 去了其稳定性，也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班子的权威性。
李昌平：你自己的廉政建设做的怎样，如果村民也有给你送礼，求你办事的，你是怎么处 理的呢？
杨本伦：确实有，但是大多都是自家种的瓜果、土特产什么的，办事我是一定要按原则办 的。
李昌平：现在基层最难找的，就是没有私利心的人。农民最相信有公心、公道的人，农民 一旦认为你是他心中的党代表，他就死心塌地地跟你走，只要你不犯糊涂，事情就好办了。
杨本伦：两村委的班子，大部分起的是保、甲长的角色，根本起不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所以我想，乡镇一级政府可以小而又小。可以有一些派出部门、水利、计育等公共品管理 部门的存在。没有必要承担经济发展职能，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途径。
李昌平：我同意。应该把那些税务、工商等收（税）费部门统统撤掉。我1993—1996年在周 沟乡当书记时，就曾把乡所有收费的部门统一合并成一个执法队，4个人，其余的人放长假 ，他们的上级下达的收费任务，我召集个体户和乡村企业开一个会一次性就交齐了。这个办 法坚持了4年，没有带大帽的人干扰企业经营，纳税人高兴。可是，我却遭到了县各个部门 和少数县领导的强烈反对和批评。我离开周沟后，改革很快复辟，乡里红红火火的一批企业 随之也垮了。
我85年在周河乡当书记，才管9个人，没什么部门，那多好啊！现在，乡里的部门10个有8个 是生产力的阻碍。维护农民权益的组织又不让成立。中央1982年机构改革，1985年又机构改 革，90年代也搞过机构改革，机构越改越多了，队伍越改越大了。
杨本伦：我对自己的农村工作的另一个反思就是，村办企业一定要有资源、人才、技术、 资金和投资环境，否则一定是失败的。目前，农村发展已由资金投入型转变为资源开发型， 村办集体企业路越走越窄。
李昌平：的确，个人的经历能给人很多的反思。给总理写信，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直到发出信，我的心似乎得到了安慰。个人的结局是我早就想好的，辞职、打工、无处安 身 、四处飘零，我都不感到后悔。自古至今，为农民说话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好下场，想为农民 做点事的人没有立足之地，这是我们几个人无法再在当地安身的必然结果。但是，令我痛心 的是自己付出牺牲以后，农村的现状根本没有得到改善，监利县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并没 有改到实处、痛处。这样，给了农民一个错误的信号：难道中央的改革就是这样走走形式 吗？中央关心咱们农民难道是假的？
在我走后，监利县农民负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因为收税费引起的纠纷和恶性事件不断发 生 。我一直在思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越来越觉得监利的问题，在监利的范围里寻找解决 的办法是没有出路的，监利政府和部门以及干部的问题靠自己改正是不可能的，把这个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当成个案，让地方在短期内解决是极不负责任的。仅在监利县，县乡村三级就 有10个亿的农村债务，大部分是高利贷，且债主大部分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朋好友。这样一个 问题不解决好，足以让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我减少了棋盘乡的债务本金和利息1000万元！ 而要解决债务的问题，该要有多少像我一样的“傻瓜”。这个时代需要或容许我这样的“傻 瓜”吗？
我在棋盘的时候，我的身后有无穷的力量——人民群众，但我找不到利用群众力量的合法 途径，我真切地感到我不能代表人民。人民也找不到支持我的合法有效的办法。我走后监利 又惨死那么多农民其实是必然的。
桂晓琦：我是被免职的。很多事情我现在仍然不甘心，因为我所做的事，不过是履行了我 的职责，但到最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免了我的职。在此之前，组建专门的班子，拨 专 款，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清查，查我的经济问题、生活问题、政治问题。
李昌平：当中央派调查组来监利之后，湖北、荆州有的领导说：监利怎么让这样的人当书 记，也有人查我的经济问题。当然，监利检察院、纪委有正义感而保护我的也大有人在。
杨本伦：我是县乡两级来查的。我走后，公、检、法、人大、政府都出了面。南查北调， 耗时近一年，干事的人就是这种下场。
李昌平：看来“听话”的干部没问题，“不听话”的干部必然出问题。国家的机器在这时 候就成了对付“某上级领导眼中钉”的工具。
桂晓琦：这种情况真是太多了。我是杂志社的法人，是有很多腐败的机会，但是，我把握 得住自己。工作组在没有查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最后，某领导通知我：“免职不是处分， 会给你一个说法的。”我一直在等，可到现在，不仅没有任何说法，而且连工资也没有给我 发。许多买过我书的农民对我说：“桂社长，为什么你把国家的政策给我们宣传了，反而要 免你的职呢？”我自己也解释不了这种矛盾。现在，我受到朋友的照顾，在北京有了一份工 作 ，但我仍会等待有关部门给我一个说法。
最终我还是感到很欣慰，首先这本书的发行，使我明白了政策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当书发 行以后，许多老百姓花几百元钱到南昌等着书印发。看到他们的这种热情，我想，只要中央 坚持减轻农民负担，就应该寻找途径将政策告诉农民。
也由于这本书所引起的风波，给中央和地方带来了警示，2000年9月13日和11月14日，中央 召开了两次会议，针对农民负担，推出了紧急措施，使江西大部分农民负担有所缓解。至于 有些人认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使我一夜成名，这对我个人来说，我感觉不到有什么意 义，我个人并不想要光环。我只想希望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更多的农民知道国家的政策，同 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民，明明知道会“粉身碎骨”也要往前走，因为我觉得，这并不是我 、李昌平、杨本伦这些为农民呼吁的人的个人的事情，归根到底，这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 存、兴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