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实”观探析
李嘉谊 黄明理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210000)
摘 要：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现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它不仅被理解为是结果,还是趋于理性的,具有辩证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形式,将“现实的主体”从“绝对精神”转移到“现实的人”上,从而将“现实”从范畴的运动中解放出来,并将对其的理解奠基在唯物史观之上。在关于“历史”的理解中,马克思明确反对崇尚起源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主张从“现实”的结构中透视已经覆灭的“历史”以及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
关键词： 马克思;历史科学;现实观;抽象
“现实”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去把握“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当人们试图将“现实”理解为是当下“现存”时,“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便始终处于一种外部的联系之中,二者的实质内涵也不可能获得理解。事实上,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才将“现实”与“历史”在形式上真正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不得不涉及对其现实观的批判。因此,在“现实”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不仅有必要考察黑格尔历史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重新恢复“现实”范畴的内涵,重建马克思与黑格尔现实观之联系;还要阐明,在唯物史观这一新基础之上,马克思对“现实”范畴的创造性重构。
一、黑格尔对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反思
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过彻底而深刻地批判,但黑格尔的历史观也曾对马克思历史观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告诉我们,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到了两种历史,因而也是两种历史观:一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历史观,在此之中,历史的实体或主体是精神,历史是精神自我实现的活动;二是马克思所提到的“现实的历史(WirklicheGeschichte)”,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种历史活动的既定主体是人,因此,历史被理解为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但问题在于,单纯地引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将历史活动的主体从精神落脚到人身上,是否便能把握到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的历史”。如果满足于上述解释,便不可能理解为何马克思将前种历史当作是“人的产生的活动”和“人的形成的历史”,更不可能把握到这种非批判的历史观中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事实上,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仅强调了他与黑格尔历史观的差异,当他从“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相对的意义上使用“现实的”一词,并将其当作是他历史观的显著特征时,马克思便隐含地表达了他与黑格尔现实观的差异。也就是说,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观的差别,首先要澄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是什么。
黑格尔区分了历史的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它既指“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即对历史的叙述或是那些通过想象(Vorstellung)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1页。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Vorstellung”一词一般又译为“表象”。 在他看来,历史哲学的内容并非是历史家们对历史的叙述,而是“发生的事情”本身,这是由于表象或是想象如果脱离于“现实”以及客观历史发展的“目的”,便根本达不到对历史的真正说明,“想象——即使深湛,也是混乱的——尽量徘徊于一个场合,这个场合必须有一个——附属于‘现实’的境界,同时又附属于实体的‘自由’的境界的——目的,才能够创造出‘历史’”。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不是像原始的历史与反省的历史那般,简单地要去对历史进行普遍的经验观察,或是试图对这些观察做出带有个人主观性的阐明,而是要通过“理性”这一概念对历史的思想进行考察,将世界历史把握为一种合理的过程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62、8 页。 。这种合理的过程或“理性”自身的运动不可能停留在“自在”的层面上,而是要在历史的进程中“现实化(verwirklichen)”即实现出来。因此,“现实”作为合乎理性的东西,它并不单纯地只是指“结果”,而是指“结果”及其“实现过程”,“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而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53页。 。
黑格尔这种以“现实”为定向的历史观,不仅是对主观主义历史观的否定,更是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在《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中,黑格尔将这种现实性原则应用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发展史中。在他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固守着绝对同一的形式逻辑,将意识与对对象的意识,即将意识与意识到的对象抽象对立起来:一方面,意识虽意识到在它之外的对象,但它却只知道自身的确定性,因而固守在自身之中,与其说意识上升到了精神,毋宁说它是精神的完全丧失。另一方面,这种朴素意识又意图将自身托付给科学来获得自身的真理性,但科学如果只局限于这种自在性的内容而不加以外化,那么,科学便谈不上具有什么现实性,“由于朴素的意识以它自己的确定性为它的现实性的原则,科学就取得了一种非现实性的形式,因为现实性原则就它自身来说是在科学之外的。”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如果停留在抽象知性所带来的僵硬对立之中,没有从现实的原则中去意识到精神的这种发展本性,那么,它便不可能达到真知而成为科学。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知识(科学)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这里的体系即是要表明“实体即主体”这一原则,即实体精神在建立自身的运动中表明自身是自在自为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告诉我们,科学乃是经过发展而知道自己是精神的精神,是精神的“现实”。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66页。
显而易见,黑格尔并没有将他的历史哲学超脱于“现实”之外;相反,他将“现实”提高到哲学内容的地位。黑格尔认为,《精神现象学》的目标便在于促使哲学成为科学,一旦达到这种目标,哲学便“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现实的知识(wirkliches Wissen)”⑤ 原文“wirkliches Wissen”被译为“真实的知识”,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54页。 。在《哲学全书纲要》的导言中,黑格尔更是直白地指出“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我们对这种内容的最初意识便叫作经验”“哲学与经验的一致至少可以看成是考验哲学真理的外在的试金石”⑥ 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3页。 。
黑格尔不仅继承亚里士多德将“现实”理解为实现过程的观点,还将“现实”理解为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实存”的统一。这种统一在静观的态度中不可能获得理解。具体说来便是,“现实”本身包含着由内在到外在,由外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直接的现实性作为有限的现实性,它终将扬弃自身从而促成新的现实性兴起,这两种现实性并非是相互割裂开来的,这是由于新兴的现实性是直接现实性内在本质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现实性表明它自身即是必然性。
在《形态》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现实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现实的知识所代替。”③ 原文“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与“wirkliches Wissen”被译为“真正的实证科学”与“真正的知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现实的实证科学”“现实的知识”实际上是受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哲学一旦成为科学便是现实的知识的观点的启发,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真理存在于概念中;而马克思则认为,真理只可能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发展过程中得到彰显。在马克思看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必须要诉诸政治经济学,具体说来便是要依靠于分析的方法,即“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最一般结果的概括”。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页。 不过,区别于国民经济学与以往哲学的“抽象”,马克思特别强调了这种“抽象”的条件。
对这种具体形态的“现实”的解剖,黑格尔充分地重视知性思维。我们知道,知性主要从事的乃是分析或分解的工作,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是较之于辩证理性与思辨理性更为基础的环节。在黑格尔看来,知性思维能深入到表象中,将表象还原为诸个环节,并从中分析出各种固定和静止的规定或范畴。然而,知性之所以能抽象或分离出种种规定,乃是由于它坚持着非此即彼的规定,固守着自身的同一律,这种对“现实”的分解虽然是我们意识活动中的本质性环节,但这种分解出来的东西却是非运动与缺乏生命性的,因而也是非现实的东西,“图表式的知性,把内容的必然性和概念都掩盖起来,即把构成具体事物、构成现实、构成它所安排处理的事物的活生生的运动的那种东西掩蔽起来。”③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86页。 这并不是说,知性思维不能向我们提供事物的必然性,而是说它所提供的必然性仍然只是外在的和缺乏内容的,还称不上是事物对自身的内在超越。也就是说,仅凭单纯的知性运用并不能让我们达到对“现实”的认识。
黑格尔认为,要把握“现实”的生命性原则,便要意识到存在于知性规定与一般事物中所特有的辩证法,即认识到“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提出,只有通过辩证法才能让我们把握到“现实”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必然性,“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并且只有在辩证法里,一般才包含有真实的超出有限,而不只是外在的超出有限。”④ 黑格尔:《小逻辑》,第176-177页。
马克思明确拒斥这种经验主义与同一性哲学,他区分了思维具体与现实具体,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所能达到的具体不过是思维上的具体,是头脑加工的产物,绝不等于“现实”本身,“现实”在头脑之外仍然保持着它的实在性,“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也就是说,思维具体与现实具体具有异质性,思维“抽象”不能离开现实具体而具有独立的存在。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现实”观的解构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与对其现实观的批判密切相连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现实性与实体的现实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写道:“如果出发点是现实的精神,那么‘普遍目的’就是这种精神的内容,各种不同的权力是它实现自身的方式,是它实在的或物质的定在,而这种定在的规定性正应从它的目的的本性中产生。但是,既然出发点是被当作主体、当作现实本质的‘观念’或‘实体’,那现实的主体就只能是抽象谓语的最后谓语。”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两次提及了“主体”这一概念。显而易见,他所反对的乃是黑格尔将现实的精神当作“主体”的做法,这种做法恰恰遮蔽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这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根本不同意黑格尔将历史当作是精神的实现或发展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那么,这里的“现实的主体”指的是什么?在文中的另一处,马克思告诉我们,“现实的主体”是“人”,但这里的人并非指的是黑格尔式的通过反思规定来维持的抽象的人,而是指“现实的人”,即“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要把握人的现实性便是要把握人在政治领域(现代国家制度)与经济领域(市民社会)这两种实存的矛盾。但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它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当作是自身的规定与环节,尽管黑格尔意识到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却将它们的解决诉诸理论上的中介作用。如此一来,二者的矛盾不仅没有在“现实”中被克服,反而被深深地遮蔽起来。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并不像黑格尔所讲的那样业已完成,哲学的工作只在于反思这种社会历史过程,相反,这种“现实”恰恰反映着社会历史的未完成。此外,既然“现实的主体”是人,那么,社会历史也不再是“绝对的精神”,而径直便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毋庸置疑,黑格尔的现实观是以庞大的历史感作为支撑的,这集中体现在他将“现实”的展开过程理解为是合乎理性的观点上。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观点也是黑格尔现实观的神秘性之所在。在《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只不过是在承认现存的前提下来诠释“理性”与“现实”关系的,“这样一来就认可了经验的现实性的现状;这种现实性也被说成合乎理性,然而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而是因为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这说明,黑格尔对“凡是合乎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的阐释,虽然是以事实为出发点的,但他并没有按照事实本身,即“现实的人”来理解这一命题。相反,它将“现实”的展开过程理解为是“观念”朝着“理性”这一目的的发展过程。
让我们回到先前所提出的问题上来,即为何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解为是“人的产生的活动”和“人的形成的历史”,以及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批判的形式”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把握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相关。正如上文所述,黑格尔的现实观和历史哲学都是在承认现存状况的前提下来展开的,他之所以能实现“现实”与“理性”的和解,关键在于它将“现实”的运动把握为“思想”的运动。因此,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人的自我异化首先被理解为是精神的自我实现与精神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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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只是将黑格尔的“现实主体”概念从精神置换为费尔巴哈式的人,那就不可能把握到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人类历史。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赞赏费尔巴哈将人理解为“感性对象”的观点,认为这是他高出其他唯物主义者的地方。然而,马克思也向我们强调,“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过少。”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也就是说,较之费尔巴哈,马克思更重视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基于这一理由,在《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告诉我们,虽然在《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曾大量地使用“人的本质”“类”等具有浓厚人本主义哲学气息的概念,但是他指出并想要试图把握一个费尔巴哈并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1页。 正是沿着这条道路,马克思发现,对人类社会历史前提的解剖不能只是诉诸人本主义哲学,而必须要依靠政治经济学。这说明,马克思的历史观并非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简单结合体。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不是人的自由的实现,它表明了人的“异化现实”,“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4页。 ,这种“异化现实”不能在思想的运动中得到扬弃,而必须要诉诸现实的革命实践。正是在这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任务之一是要扬弃私有财产,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7页。 。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批判的形式”,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功绩在于它渗透着辩证法的精神,即意识到“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因而孕育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我们知道,新老黑格尔学派的争执之一便在于如何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底是作革命的解释还是保守的解释,具体到“现实”层面上便是如何看待现实事物的合理性与合理性事物的现实性这两个命题⑥ 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1页。 。在黑格尔那里,合理性最终屈服于现实的事物,因而他保守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将辩证法的革命方面深深地掩盖起来。然而,恰恰是马克思而非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才彻底地将辩证法的革命性重新彰显出来,并将这种革命性运用到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把握以及现实的实践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范畴的重构
在《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显然,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哲学不仅包含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还包含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于是整个德国的历史哲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马克思论述原初的历史关系时提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531页。 由此可知,马克思将是否能正确把握“现实”理解为我们是否能正确看待历史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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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历史哲学不仅要研究精神在“现实”的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必然性,还要去描述精神在运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态。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具有发展性与整体性的具体范畴,“现实,作为具体的范畴,包含有前面的那些范畴及它们的差别在内,也因此就是它们的发展。”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297页。 这意味着,从旧形态到新的形态,实际上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新的形态作为旧形态的完成,将旧形态当作是它隐约不显的环节,也就是说,旧形态的东西便不再是现实的,而是被当作是自在的规定或潜能隐藏在新形态之中,“因为一切都是自在地已经完成了的(史实),内容已经不是现实性,而是被扬弃为可能性了的现实性,或被克服了的直接性;(旧的)形态已经变成了形态的缩影,变成了简单的思想规定。”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69-70页。
高职院校在进行旅游专业人才培养时，应坚持就业导向，以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为主要目标。在旅游新常态背景下，从新的旅游发展形势出发，高职院校旅游人才的培养目标也一定要符合新形势的实际发展需要。
首先,它不能脱离于人的现实历史而获得它的独立存在。我们知道,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因而他将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理解为“现实”的产生过程,并将范畴的运动理解为历史的运动。在本质上,这种同一性哲学与经验认识论有着同样相似的形式。经验认识论者们承认思维方法对于认识“现实”的重要性,主张“认识就是把现实对象的本质抽象出来”。但他们混同了思维具体的产生过程与“现实”的产生过程,在二者之间画上了等号。对此,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本质上不过是经验主义总问题所固有的混同的另一种形式”。⑤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或最高目的便是要实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或者说是“理性”与“现实”的和解。那么,这二者又是如何实现和解的呢?黑格尔认为是“现实”趋于“理性”而非相反。换言之,“现实”与“理性”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矛盾的解决并非诉诸“现实”的力量,而是“理性”或者概念的逻辑推演。事实上,黑格尔曾提出:“应将哲学的内容理解为属于活生生的精神的范围、属于原始创造的和自身产生的精神所形成的世界,亦即属于意识所形成的外在和内心的世界。”⑤ 黑格尔:《小逻辑》,第43页。 而这个属于精神范围的世界即是他所讲的“现实”。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现实观是奠基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之上的。
其次,这些“抽象”不能提供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公式。马克思认为,当我们着手考察和整理历史资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显然,如果我们不加考察地将某一或多个“抽象”用于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那么,对历史资料的阐述是不可能存在困难的。马克思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抽象”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或地位。关于这点的详细论述,我们可以从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的“导言”中看到。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分析“占有”这一“抽象”时,如果我们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关系产生之前谈论黑格尔法哲学意义上的“占有”,那便是错误的。因为“占有”这一比较简单的范畴是以“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法的范畴存在之前,存在着“占有”这一比较简单的范畴,但是“占有”这一简单范畴的充分发展却要依赖于具体的法范畴这一比较发展的范畴的发展。“占有”虽然是我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考察中得出来的“抽象”,但是作为单纯拥有的“占有”与作为“所有权”的“占有”明显不是一回事。再如,国民经济学中的劳动范畴只有在将任何种类的劳动都被同等看待的社会形式中,才能具有国民经济学的含义,“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 。
尽管黑格尔没有将人的自我实现历史看作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但由于他将辩证法用于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将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这的确在形式上切中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虽然没有从人的角度去诠释人类历史,但他所讲的历史哲学实际上描述的是人类的自我实现史,“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2页。 这说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非是超脱于人类历史发展之外的,只不过它以思辨和抽象的形式论述了“人的形成的历史”,并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将历史神秘化以及将现存合理化了,这种神秘化与合理化恰恰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非批判因素。
显而易见,如果不将“抽象”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揭示出来,那么,我们阐释资料的困难便不可能被克服。在马克思看来,“现实”是具有复杂性的具体整体,合理的抽象作用在于,它将“现实”的存在规定提取出来,并以此来把握“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对“现实”整体的完整性把握,因为“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 。
宝清县地下水补给量主要来源于降水入渗量、地表水体入渗补给、侧向径流补给、农田灌溉水回归补给。根据 《黑龙江省水资源综合规划地下水资源评价报告》，宝清县全县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5.18亿m3/a，平原区地下水总补给量为3.35亿m3/a，可开采量2.56亿m3/a。
马克思始终关注两种“现实”:一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在《批判》中,马克思称市民社会为“直接的现实”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二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它是象征着人的自由实现的最高“现实”。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二者在唯物史观中统一起来,对后者必然性的论证需要建立在对前者的剖析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马克思这里所讲的物质生产以及交往形式指的即是与“现实”直接关联的“物质环境”。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把握整个历史的基础,便需要去把握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
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考察“精神”的每个环节是为了使“精神”洞悉知识是什么的话,那么,马克思则径直要求考察不同形态的“精神”的现实基础是什么,“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对每一历史阶段的具体“现实”形态进行考察的必要性,并非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使“精神”洞悉知识到底是什么,而是由于忽视这一现实基础,“历史”便会漂泊无根,成为脱离日常生活与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基于这一历史观,在《大纲》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实”的新思考。
第一,马克思重新肯定了从“抽象”到“具体”这一考察“现实”的思维方式。在《大纲》的“导言”中,马克思提到了以往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两条相反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17世纪即经济学产生时期经济学家们走过的道路。他们从直观的具体出发,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简单范畴,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第二条道路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走过的道路,他们从劳动、分工、交换等这些简单的抽象范畴出发,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世界市场等这些复杂的具体整体,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前一种方法似乎是以“现实”的具体为起点,但是在我们把握“现实”的思维方法中却是错误的。在思维过程中,具体是多种规定的综合即多样性的统一,因而思维的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因此,从思维认识规律的角度上看,从抽象到具体这一方法符合我们思维的认识规律。
第二,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从“抽象”到“具体”这一思维方法是我们分析具体形态“现实”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方法能无差别地运用到对“历史”的分析上。对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如果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具有独立的历史存在,在较不发展的具体中已经实现,那么,在这个限度内,从“抽象”到“具体”的这一思维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其二,如果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不存在,或者说它并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那么,从“抽象”到“具体”这一思维过程便与现实的历史过程不一致。例如,货币是一个较为简单的经济范畴,但是,它在古代“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页。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他独特的“向后思索”的方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人类认识社会的思维方法与实际发展的顺序是相反的,因而我们研究“现实”或“历史”应从结果开始而不是相反,“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当下最直接的“现实”,是当下最发达与最具有多样性的生产组织,我们可以透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以往的社会形式提供一条思路,“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 换言之,对资产阶级社会形式这一“人体”的解剖,是理解以往社会形式这一“猴体”的钥匙。
这提示我们,如果我们将历史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那么,我们便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现实观。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起源以及“历史”的过程问题,试图通过“历史”去把握“现实”。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并不崇拜“历史”的起源,也不纠缠于对“历史”过程的说明,而是径直从“现实”所具有的结构中透视“历史”的结构。
第三,在某一具体形态的“现实”中,总有一种决定一切关系的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偶然的“实存”称不上是“现实”,“现实”必然是一种出于本质的必然性存在,也就是说,把握“现实”首先必须把握“现实”的本质。这里的本质并不是抽象知性所讲的那种无视差别的抽象同一,而是包含有差别规定在内的具体的同一,“本质主要地包含有差别的规定”⑤ 黑格尔:《小逻辑》,第250页。 。这里所讲的差别,也不是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讲的各种独立物之间的外在关系(即直接差别),而是内在于某物本身的特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基于它本身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马克思吸取了这些观点,并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它重新进行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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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向我们展示了“现实”不同方面的存在规定,但每个范畴的地位并非是相等的,在不同形态的“现实”中,总有一个处在核心地位,因而也是本质性的范畴,“在一切的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本质范畴即是“资本”。也就是说,要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首要便是要研究“资本”范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既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主体”,还是唯一能自行运动的“实体”,“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181页。 那么,我们应如何把握“资本”范畴?
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认为,要把握“资本”的特殊规定性必须要到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寻求:“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抽象的同一性的角度将资本理解为“物”或者是积累的劳动,他们不仅没有理解“资本”,并在对“资本”的误解中曲解了“现实”,“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4页。 也正因如此,尽管在他们之中也有人重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但由于他们对“资本”这个“抽象”之物的理解错了,因而无法正确地上升到具体的“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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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克思意识到“资本”这一合理抽象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时,他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换言之,马克思想要从资本的“现实”上升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在“资本”的实现过程中透视出“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遵循这一路径,马克思指出了“资本”所具有的无限扩张趋势,并从这种趋势中得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7、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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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现实”范畴的重构,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现实观的超越:其一是克服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神秘主义,将整个“历史”从“绝对精神”中拯救出来,重新奠基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不再被视为是“精神”在其实现道路中的自我展开,而是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其二是在对“现实”的把握方法上,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结合,这集中体现在从“抽象”到“具体”这一认识方法上。一方面,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是“现实”的反映或个别规定,它的运动并不意味着“现实”或“历史”的生成,而只是我们对“现实”生成的思维把握。另一方面,由于“现实”自身的辩证性与运动性,范畴也具有条件性与活动性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性质,并试图将范畴永恒化为既定现存做辩护。其三,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辩证本性被彻底地继承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作为对以往社会的“现实”的否定,对它的解剖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与此同时,这种“现实”也终将由于内部的必然性而招致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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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KS014)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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