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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6)02-0095-09 在19世纪的美国文坛，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才华卓著，堪称奇才。作为美国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不仅首创了侦探小说，也是科幻小说的最早试验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创作了《致海伦》(To Helen)、《乌鸦》(The Raven)等诸多诗篇；同时，他还是一位笔锋犀利的评论家、成就不凡的编辑。不仅如此，坡还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早早地涉及了较多的现代主义元素。对此，美国史学家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曾作如此评价： 他[即坡]对死亡的愿望进行了界定，远早于弗洛伊德；在海明威出生前半个世纪，他就爱上了暴力；在心理惊悚小说为世人所知之前，他早已明白如何设置小说中的悬念；在“分裂人格”被提出之前，他已开创了双重自我的主题。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是永无止境地在探讨内在冲突，而这正是如今文坛的重要主题。(Stern，1945：xvi) 然而，尽管坡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被文学评论界重视。很多评论家都曾拒绝承认坡是一位严肃意义上的作家(Gargano，1963：177)；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也称坡只是一位“叮当诗人”(Anderson，1998：60)；詹姆斯(Henry James)认为“对于坡的作品的热衷无疑是(读者)处于思维原始阶段的标志”(Hutcherson，1991：143)；洛厄尔(James Lowell)则称其作品为“五分之三的天才，五分之二的胡言乱语”(Canby，1997：146)。更可悲的是，在坡去世后，其撰稿人格里斯沃尔德(Rufus Griswold)因私人恩怨对其恶语相加，进一步促成了世人对坡的误解。 作为一名富有浪漫主义传统的作家，坡往往把自己的故事设置在一个遥远或不为人知的时空。也许正因他采取了这种手法，坡经常被指缺乏社会意识，而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盖洛维(David Galloway)说“坡最终关注的是个人的精神世界，而非社会”(Galloway，1967：21)；道贝尔(Kenneth Dauber)在《坡的问题》一文中也曾说“坡的作品似乎与同时代作家关注的政治、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Dauber，1978：647-648)。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坡一直被认为与其生活的社会相去甚远。 其实，遭受非议的不仅是坡本人，还有他的作品。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他的“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坡本人曾把自己创作的三则故事定义为“推理小说”，包括《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玛丽·罗杰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和《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现代的研究者也将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归为“推理故事”之列——《“你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和《金甲虫》(The Gold-Bug)。正是由于这些“推理小说”的成功，坡才被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然而，这并未能为坡在文坛赢得应有的地位。相反，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这些故事一直被认为仅仅是坡为了维持艰难生计而娱乐大众的一种手段而已。早在1879年，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就曾说，读者只有在希望自己“情绪激动”时才需要去阅读坡的“推理小说”(Stevenson，1879：2)；到了20世纪末，哈蒙德(J.R.Hammond)也只承认这些“推理小说”“为读者大众带来了消遣与快乐”(Hammond，1981：93)。而当代的研究者虽然不再盲目轻视这些作品，但依然痴迷于坡强大的推理能力。“他[坡]的逻辑推理能力足以使之引以为豪，[在侦探小说中]他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种能力，显得驾轻就熟……这才有了后来的[侦探]勒格朗和迪潘的读心术、破迷案和解码术。”(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15)而国内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或是从作品入手来分析其艺术特点，或是透过其恐怖、神秘色彩来揭示坡作品中的死亡主题、现代性主题”(魏贝贝，2012：6)。 可见，坡的“推理小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被认为是为读者提供消遣的手段。虽然后期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却并未触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研究文本，本文发现坡在“推理小说”中呈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善恶势力的争斗、司法制度的不公、报纸的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并通过梳理相关史料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一验证。本文认为，这些“推理小说”绝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坡对他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他的社会意识。 一、“推理小说”中的社会：善恶之争 在“推理小说”中，坡描绘了一个犯罪频发的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设有警察局、法庭等执法、司法机构，但并不能保障人们的安全。即使在政府中，邪恶的力量也能偶尔占据上风。面对法务部门的软弱无能，坡诉诸业余侦探的个人努力来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在所有的“推理小说”中，业余侦探和罪犯分别成为正义与邪恶的代言人。由于这些故事多数直接取材于当时的新闻报道，因此“推理小说”中描绘的善恶之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坡的社会意识。 坡一生凄惨，历经坎坷。在他生活的世界中，善恶两股势力持续交锋。对于他而言，邪恶意味着疾病与死亡(Poe，1945：34)，因为是它们夺走了他深爱的妻子的性命；邪恶也意味着亲人间的残酷与冷血，因为它们正是养父剥夺他的继承权时最重要的表现(Poe，1945：2)。在坡看来，科学和机械革命也是邪恶的象征，因为它们“毁掉了自然之美”，并且“使生命中的一切关系变得粗俗”。(Marchand，1991：111)然而，坡的世界也并非只有“恶”。与之相对的是亲人之间的挚爱与扶持，而这正是“善”的代表。 生活的苦痛促使了坡对于这个世界不断思索，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在坡看来，地球是一个堕落的星球，地球上并不存在完美。(Wilbur，1985：54)世界上存在两股不可分割的势力——善与恶。人类的生活就是善恶共存的过程。在吸引(即重力)与排斥(即电)的作用下，整个宇宙因循着生、死、重生的周期运行。坡认为，社会中的“恶棍”就是宇宙中邪恶的代表，而与“恶”共存的是社会中“善”的力量。 在“推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黑暗”的意象就是“恶”的最好象征。这些故事中有三则(《毛格街血案》、《玛丽·罗杰疑案》、《“你是凶手”》)是围绕谋杀而展开的，而在另一则故事《金甲虫》中，谋杀是最重要的背景。几乎所有的谋杀都是在“黑暗”的笼罩下进行的。在《毛格街血案》中，母女被谋杀的时间是“早上三时左右”(坡，2013：7)，显然当时的毛格街处于一片黑暗之中；《玛丽·罗杰疑案》的女主人公玛丽也被害于四周一片漆黑的夜晚；在《“你是凶手”》中受害人夏特先生星期六早早地出了门，当时天未大亮，而他也很快毙命；在《金甲虫》中，根据勒格朗的推断，海盗基德为防止泄密，将参与埋藏财宝的助手全部杀害，而这一切也很可能是在暮色掩护下发生的。 其实，在坡的笔下，与“黑暗”这个意象相关的不仅只是谋杀，罪犯本人也经常与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玛丽·罗杰疑案》中的凶手是一位海军军官，他最突出的外貌特征就是“皮肤黝黑”，且“皮肤黑得非同一般，足以让瓦朗斯和德吕克太太过目不忘，只记得这肤色特征”(坡，2013：53)。也正是这一显著特征成了迪潘探案的重要线索。《失窃的信》中D—部长希望利用所窃取的机密文件获取更大的权力，这个人物与“黑暗”的意象之间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首先，坡仅用了一个字母“D”来命名这个人物，而这个字母正是“黑暗”(darkness)一词的首字母；在窃取了书信后，D—部长还将其中的“小红印章”改得“又黑又大，印着D—的名字的首字母”(坡，2013：106)；故事中还提到了他的一个习惯，“经常整夜不在家”(坡，2013：95)，而夜晚正是黑暗笼罩世界的时刻。由此看来，在坡的“推理故事”中，“黑暗”的意象与罪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代表了罪犯残酷冷血的本质。 除了罪犯之外，与“黑暗”的意象紧密相关的还有侦探。迪潘，这位在多个故事(《毛格街血案》、《玛丽·罗杰疑案》、《失窃的信》)中大显身手的侦探就经常出现在黑暗的场景中。侦探存在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战胜邪恶。没有邪恶，坡似乎就没有必要创造侦探了。在《毛格街血案》中，坡就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了迪潘与黑暗的关系： 我的朋友[迪潘]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这是他的一个怪癖，除此之外还能称作什么呢?……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但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天刚刚破晓，我们就统统关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点上一对小蜡烛，加上浓烈的香料，这时候就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凭着这些微光，我们就这样沉湎在梦想里——写字，谈心，看书。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的时候，我们才臂挽臂地游走大街小巷，或者是继续日间的话题，或者是到处游荡，走得老远老远，逛到深更半夜。(坡，2013：4) 迪潘惯于白天在黑暗中沉思，夜晚常常与助手走上黑暗的街头继续探寻案件的真相。《失窃的信》就是以“一个非常萧瑟的傍晚，天刚黑之后”(坡，2013：92)迪潘在一间黑暗房间里沉思开始的。警察局长登门拜访，迪潘本有意将灯芯挑亮，但对方一说明来意，他就改变了主意，并提议就在黑暗中交谈。可见，在坡的“推理故事”中，“黑暗”的意象不仅暗示着“恶”的存在，也同时为侦探冷静思考、推理案情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暗示着侦探的存在就是为了战胜邪恶。因此，“黑暗”的意象强化了侦探打击社会不公正、维护社会秩序的正义守护者的形象。 在“推理小说”中，分别作为善、恶的代表，坡主要在三个方面呈现了侦探与罪犯的较量：追求、智力与行为。 善恶争斗首先表现在他们在追求方面的巨大差异。罪犯试图牺牲他人利益甚至性命满足一己私欲。然而他们践踏社会秩序的行为遭到了侦探的抵制。但见为非作歹，侦探必全力以赴，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秩序。因此，善恶之争其实就是维护与破坏社会秩序的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 在卑劣人性的驱使下，罪犯总是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犯下恶行。《失窃的信》中的D—部长野心不断膨胀，无耻地窃取了王后的信件。有了这封信，他就能行使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力。然而，他的行为不仅背叛了自己的职务，控制了王后，还将政府置于危险之境。《玛丽·罗杰疑案》中女主人公之死完全是因为罪犯意欲占有她的野心极端膨胀。挽回爱情无望，他的满腔热情瞬间化为愤怒，杀死了她。《“你是凶手”》中的查理·古德菲罗曾经受到夏特先生的慷慨相助，但他恩将仇报，为谋夺钱财而杀死了这位“最亲密”的朋友。《金甲虫》中的基德船长是海盗之首，虽然故事对他没有直接描述，读者还是能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巧取豪夺，杀人无数，在夺取了一笔财宝之后，残忍地将助其隐匿财宝的同伙杀害。 与罪犯相反，“推理小说”中侦探的追求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坡笔下的侦探总是费尽心力，探得案件真相，使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分析了大量对此案的报纸报导，可谓孜孜不倦，最终找到了罪犯；在《失窃的信》中，他不仅绞尽脑汁，而且还不顾自身安危当着这位“什么都敢”(坡，2013：94)的D—部长的面替换了书信，最终导致了罪犯的落网；在《“你是凶手”》中，尽管古德菲罗老谋深算，迷惑了几乎所有的小镇居民，但侦探还是凭着敏锐的洞察力探明了真相，并设下陷阱，最终迫使古德菲罗招供。此外，“推理小说”中的侦探还致力于解救受冤屈之人，实现了社会公正。在《毛格街血案》中，通过找到案件的真凶，迪潘就将阿道夫·勒·本这位被冤屈的银行职员从监禁中解救了出来；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又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证明了博维和曼纳斯这两位怀疑对象的清白；而《“你是凶手”》中的侦探也帮助了受冤屈的佩尼费泽重获新生。因此，在惩处罪犯、解救受冤屈者的过程中，侦探们实现了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正义的目标。 除了追求上的差异，侦探和罪犯更多的是在智慧上的较量。《失窃的信》中的D—部长被称为“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坡，2013：102)，具有非凡的推理能力。他一眼看到手持书信、面露窘色的王后，很快就掌控了事情的全局。他迅速替换了书信，并以此掌控了更大的权力。D—部长同时也是一位心理专家。他深知最明显的地方恰恰是保存书信最安全的地方，就把它藏在了卡片架上，因此就逃过了巴黎警察的搜查。尽管这封书信极其重要，他故意把它“弄得非常的脏，并且还给揉破了”(坡，2013：106)，看起来没有什么价值。可见，他很好地掌握了警察的心理，致使警察们束手无策。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迪潘这样一位推理能手面前，D—部长只能是注定失败。罗伯茨(James L.Roberts)曾对迪潘高超的推理能力做出过如此的评价： 总而言之，迪潘先生拥有一个纯粹诗人的直觉，近乎无所不知。他几乎是“梦出”了解决办法。他逻辑推理的方法就是，以己之智猜度对手的想法，凭借这种方法他就能明白对手在想些什么。(Roberts，2013：38) 通过“进入”D的大脑，迪潘推断，作为一名老于世故的大臣和野心勃勃的政客，D—肯定能意识到警察惯常的调查方式——半路伏击、彻查住处等。基于警察搜寻无果的事实，迪潘判断D—一定是把书信藏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而非“他旅馆里最偏僻、最奥妙的隐蔽的角落”(坡，2013：104)。正因如此，迪潘第一次造访D—的府邸就发现了这封信的位置，并在第二次成功获取。在《毛格街血案》中，迪潘的这种“进入”罪犯大脑的能力也使他在调查中游刃有余。他通过揣度猩猩主人的想法找到了案件的关键线索。而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通过揣测受害人和谋杀犯双方的想法最终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除了推理能力之外，侦探的谨小慎微与罪犯的故弄玄虚也成了善恶斗智的重要体现。《“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就是这样一位狡猾之徒。为了夺得夏特先生的钱财并向佩尼费泽报仇，古德菲罗杀害了自己的朋友。为了揭示他狡猾虚伪的本质，坡特意用“古德菲罗”(Goodfellow)为他命名(英文“Good fellow”意即“好人”)。当夏特的马没有带上主人独自回来时，古德菲罗悲伤不已，让大家看到了一位“好朋友”正常的反应，进而获得了雷特波热镇所有人的信任。为了报复佩尼费泽，古德菲罗也别出心裁，尽显狡猾本质。在故事中，他似乎一直在为佩尼费泽辩解，而实质上却一步步地把他推向谋杀的阴影。在为佩尼费泽辩解的过程中，他有意提及他是夏特的继承人，就是为了让人想起夏特曾扬言要剥夺佩尼费泽的继承权，这就使佩尼费泽变得更加可疑。在找到那把被认为属于佩尼费泽的带血的凶器时，他故意“企图将它塞进口袋藏起来”(坡，2013：112)，这一举动不仅让人觉得他是为了“保护”佩尼费泽，而且还将他进一步推进了谋杀的阴影。他一面叫嚣着要保释佩尼费泽，一面又将受害人的皮夹放进了佩尼费泽的房间。总之，在整个故事中，古德菲罗一直戴着真诚与慷慨的面具。然而，他的故弄玄虚终究没能逃脱侦探睿智的双眼。尽管《“你是凶手”》对侦探的直接描写不多，但他的洞察力并不输于迪潘。就在雷特波热镇所有的人都被古德菲罗欺骗时，这位侦探关注到了罪犯生活的一些细节，比如他的过度“坦诚”以及日益增大的开销等。可见，侦探的谨小慎微与罪犯的故弄玄虚是善恶双方在智力上的又一次较量。 此外，“推理小说”中侦探和罪犯还在知识层面相抗衡，也是善恶争斗的重要体现。坡笔下的侦探和罪犯都具有较渊博的知识。例如，《失窃的信》中D—部长对于警察办案的程序和方法了如指掌，轻松就使巴黎警方一败涂地。《“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将小镇上的居民玩弄于股掌之间，称得上是位心理专家。即便是《金甲虫》中的海盗基德也拥有超高的智商，因为他通过设置复杂的密码将财宝隐匿数百年之久。尽管如此，坡笔下的侦探却更胜一筹。迪潘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侦探。他第一次遇见自己的助手恰逢在图书馆寻找一本稀有的书籍。他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夜以继日地阅读。长时间的阅读使迪潘视力受损，因此他戴上了眼镜，书已经成为他的“唯一享受”(坡，2013：3)。正是阅读丰富了迪潘各方面的知识。在《毛格街血案》中，迪潘对生活在东印度群岛上的猩猩了如指掌，似乎就是一位动物学家；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对于尸体在水中沉浮的原理分析得头头是道，堪比物理学家。此外，《“你是凶手”》中的侦探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死者的声音并迫使罪犯招供，堪称口技能手，而《金甲虫》中的侦探勒格朗成功破解了普通人看似无法解读的藏宝图密码，俨然就是位语言专家。 正是为了满足私欲，罪犯们犯下了种种暴行，他们谋财害命，巧取豪夺，践踏了人的尊严，使世界陷入了混乱，高智商使他们能够把这一切做得不露痕迹。而这一切受到了侦探的强烈抵制。他们坚守正义，维护人的尊严，使秩序与和平又重回社会。这也正体现了善恶两股势力在行为上的针锋相对。 对于坡塑造的侦探具有正义感这一点，有人曾有所质疑，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是迪潘对待金钱的态度。在这些故事中，迪潘经常担心那位不讲信用的警察局长G—先生拒绝付给他足够的报酬。而且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的确从巴黎警察局获得了三万法郎的酬劳，而在《失窃的信》中他的酬劳是五万。第二个反对理由来自他与罪犯及受助对象之间的关系。例如，迪潘就声称《毛格街血案》中因被疑谋杀而遭拘禁的银行职员勒·本曾给他帮过忙。此外，在《失窃的信》末尾，迪潘提到D—部长曾在维也纳“做了一件对我非常不好的事”(坡，2013：107)。因此，看起来迪潘在故事中努力探案，找出真凶，解救受冤屈者，似乎仅仅是出于私人恩怨。第三个反对理由基于迪潘对探案过程的极大痴迷。他承认分析案情中“自有乐趣”(坡，2013：4)，他在故事中的所为似乎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 其实，所有这些理由都无损于侦探作为社会正义维护者的形象。首先，故事创作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推理小说”均创作于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及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注重物质。坡没有必要也不能将自己笔下的侦探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相反，迪潘关心酬劳及其与勒·本的私人关系倒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更接近坡生活的社会，因而也更可信。再者，迪潘对于酬劳的关心也从侧面折射出了警察局长G—先生缺乏诚信的一贯做派，在一定程度上讽刺了当时社会的言而无信和尔虞我诈。其次，迪潘对于探案的极大兴趣也无损于他的正义感，因为正是他对探案的极大兴趣和专注引领了他探明案件的真相。 二、“推理小说”中的社会：问题种种 作为一名迷恋“梦境世界”(Wilson，1991：30)的作家，坡一般被认为是远离现实世界的。有很多评论家认为，“坡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他的作品与任何人的生活都没有外在或内在的联系”。(Wilson，1991：30)即使是对坡颇为赞赏的萧伯纳(Bernard Shaw)也认为坡具有“远离普通老百姓、人物和地点均不具有现实性”(Hutcherson，1991：151)的缺点。所有的这些指责有可能来自于对坡的“怪异小说”(grotesque tales)产生的印象。而坡在“推理小说”中所探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恰恰证明了其对19世纪美国社会的关注。 坡在“推理小说”中呈现善恶争斗的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社会生活全景图，其间包括政府部门(主要是警察和法庭)的运作、新闻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坡笔下的社会充满了种种问题。疑案出现，警察们往往只能“茫无头绪”(坡，2013：12)。找不到真凶，他们便随便找个替罪羊草草收场。法庭断案往往缺乏足够的证据，判决有失公正。各家报纸似乎对解决疑案颇有兴趣，但总是发表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实，它们最关心的无非是通过哗众取宠来增加发行量。坡在“推理小说”中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关注是其具有社会意识的最有力的证据。 在“推理小说”中，坡在呈现侦探通过个人努力捍卫社会正义的同时，也揭露了警察局、法庭等政府法务部门的无能。 在侦探迪潘的三则故事中，巴黎警察局的办事效率极其低下。每次接到报案，他们都毫无头绪，一片茫然，要不就是启用“一大套办法”(坡，2013：12)，却没有任何收获。一旦侦查陷入僵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悬赏捉拿。悬赏无果，就将赏金翻倍。正是因为他们的低效，巴黎警方经常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 警察低效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往往忽略案情细节，而细节恰恰是揭开谜团的重要线索。在调查“毛格街血案”的凶手如何离开现场这个问题时，由于房间门窗均被反锁，警察们又一次束手无策了，只能判定凶手不是从门窗逃走的。然而，他们的结论又一次被证明是草率的，因为迪潘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窗户上的插销虽然表面看似无异，其实已经断裂，凶手从窗口逃脱后，在弹簧的作用下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警察没能注意到断裂的钉子，就排除了凶手夺窗而逃的可能。因此探案一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推理建立在了错误的前提下。其次，探案思维模式陈旧是导致警察无能的第二个因素。在《失窃的信》中，坡就借迪潘之口对巴黎警察的探案程序做出了评价。“这些措施……本来都是好的……它们的缺点就是在于对这个案子以及这个人不适用”(坡，2013：100)。警方在D—的住处寻找失窃的信时，把他当作了智力平平的普通人。然而，D—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对警方的调查程序早已了如指掌。而警方并没有考虑到他身份的特殊性而相应调整思维模式和探案方式，因此只能无功而返。在《毛格街血案》中，警方一直纠结于“动机”这一犯罪学中常见的概念。他们认为任何犯罪必有动机。此时恰好有个巧合似乎让谋杀案的“动机”浮出水面——三天前受害人曾经从银行职员勒·本手里接过四千法郎。这就让巴黎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无辜的勒·本，并很快将他拘禁。警察的另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们的肤浅本质。在这一点上，警察局长G—就是最好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更注重用手而非用脑来调查案件的人。一接到搜寻失窃的信的命令，他立刻的反应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住的旅馆”(坡，2013：95)，而非考虑调查对象的特殊性。搜寻无果之后，他甚至两次半路拦截D—，并对其搜身。再次失败后，他依然没有反思自己的探案方法，再次搜查了D—的住处。实际上，G—天生不擅长深入地思考问题。在《失窃的信》中，当他登门向迪潘求助时，迪潘提议在黑暗中交谈，这一提议却被G—称为“怪主意”(坡，2013：93)。其实，“黑暗”涵有安静与冷静的意思，有利于人们客观冷静地思考问题。也正因如此，迪潘这位探案能手经常在“黑暗”中思索。显然，G—根本没有意识到沉思的重要性，因为他“习惯于将超过他理解能力之外的一切事情叫作‘怪’”(坡，2013：93)。 坡在“推理小说”中严厉批判的另一个司法部门是法庭。在《“你是凶手”》中，面对古德菲罗提供的所谓“证据”，法庭就决定立即处死佩尼费泽，结果证明这一判决是非常草率的。面对古德菲罗的一番花言巧语，法庭本该搜寻夏特的尸体及其丢失的钱财，以找到查获真凶的进一步线索。然而，法官非但没有搜索，反而一发现马胸口中的子弹“属于”佩尼费泽，就拒绝接受任何进一步的证据并立即宣判。可见，法庭既缺乏探寻真相的敏锐洞察力，又缺乏惩恶扬善的责任心，这正是它陷入古德菲罗圈套的重要原因。 作为在坡的时代迅速崛起的传媒，报纸在“推理小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毛格街血案》中，是《论坛报》对案情作了总体介绍，而迪潘正是在《世界报》上刊登广告，黑猩猩的主人才被诱入圈套；而在《玛丽·罗杰疑案》中，迪潘探案正是基于对报纸报导作了几番深入分析而展开的。然而，在“推理小说”中，报纸的形象并非完全正面。各家报社为吸引读者经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对此，迪潘就曾提及过“那些报纸的无稽之谈”(坡，2013：14)。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坡就曾借迪潘之口如此评价过报纸： 咱们应该记得，报纸的目的，一般不是去探讨事情的真相和原因，而是想制造舆论和炮制观点。只有碰到后一目的看似和前一目的相符，才追求后一目的。(坡，2013：36) 可见，在坡的“推理小说”中，报纸并非正义的守护者。它们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哗众取宠来扩大发行量，并最终获利。为了一己私利，它们不惜牺牲事实真相与公平正义。因此，报纸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正是坡揭露的又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坡的“推理小说”堪称描绘了一幅19世纪美国社会的众生百态图。人性的虚伪是他在这幅图画中着力渲染的另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当仁不让是伪君子的代言人。他的探案能力低下，一遇到困难就向迪潘求助，却从不承认自己能力糟糕。例如，重要书信失窃，他一筹莫展，照例登门求助于迪潘。然而，就在他们谈话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案子也确实非常的简单，我觉得根本就没有疑问，我们自己可以处理得八九不离十”，并声称自己登门造访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知道“迪潘或许也愿意听一听其中的详细情节”。(坡，2013：93)非但如此，G—的为人还严重缺乏诚信。每次迪潘助其破案之后，他都以迪潘插手警方事务为由对其冷嘲热讽，而且非常不乐意践行承诺付给迪潘悬赏金。此外，G—还虚荣心十足。他着力调查“玛丽·罗杰案件”仅仅是因为探案未果会导致自己的荣誉和名声受到严重威胁。他多次对D—的住所仔细搜查，一是因为悬赏金丰厚，二是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现有的职位。虽然身为警察局长，他所关心的并非社会公正，而是一己私利。其实，在坡的“推理小说”中，虚伪的本质并非D—的个人专利，而是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散播。《“你是凶手”》中的古德菲罗以及佩尼费泽的朋友们等均是虚伪人性的典型代表。 总之，在“推理小说”中，坡无情地嘲弄了以警察和法庭为代表的司法制度的低效与无能，鞭笞了报纸的缺乏诚信，在描绘众生百态的同时揭露了人性的虚伪。这些事实证明，坡并非如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远离现实社会的，“推理小说”也并非只是用以取悦读者的敷衍之作，相反，它们是坡具有社会意识的最好证明。 三、埃德加·爱伦·坡的社会：充满问题的世界 作为一位浪漫主义作家，坡惯于在故事中采用“移置”(displacement)的手法，即常常把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设置在遥远的地方或久远的年代。“推理小说”之一《玛丽·罗杰疑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故事是基于对被害的纽约女孩玛丽·罗杰斯(Mary Cecilia Rogers)展开的调查而创作的。然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却是巴黎女孩玛丽·罗杰。戈丁斯(Robert Giddings)也认为，坡笔下的名侦探迪潘虽然身居巴黎，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美国性”，具有很强的美国特征。(Giddings，1987：97-98)因此，将坡的“推理小说”与他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社会结合起来，找到并研究其中的关联，对于证明坡的社会意识很有必要。 翻开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坡在“推理小说”中所探讨的社会问题与他本人生活的美国社会的问题有着很强的对应性。“推理小说”的重要主题——犯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剧，大量人口迁入城市，同时各国移民大量抵达美国，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再加上这段时期的数次经济危机，美国社会的犯罪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有记录显示，19世纪40年代，仅拥有8000人口的洛杉矶县在15个月中就发生了44桩谋杀案，而这个数字超过了独立前90年内宾夕法尼亚所有谋杀案数量的总和。(Schelesinger，1980：ⅩⅣ)也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了美国两大监狱系统——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因此，有人曾用“犯罪丛生，无法无天”(Mckenzie，1989：23)来形容当时的美国社会。由此看来，坡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了5篇“推理小说”绝非偶然。当时的社会现实为坡的创作做好了铺垫，而“推理小说”对犯罪问题的关注也让读者有机会看到了坡关注社会的一面。 在“推理小说”中，以警察局长G—为代表的警察队伍肤浅无能，受到了坡的冷嘲热讽。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中也确实存在。美国的警察制度创建于1839年，而坡的迪潘系列中的第一则故事《毛格街血案》创作于1841年。显然，当时坡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初生的美国警察制度的诸多不足，这也很可能是他当时创造出迪潘这样一位“神探”来实现社会正义的初衷。当时的美国在录用警察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正式的培训，只要缴纳300美金，哪怕有犯罪记录也可以成为警察。(Walker，1992：8)这样素质的一支警察队伍，加上政治上对其运作的干预，促使美国警察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低效。(Walker，1992：8) 坡在“推理小说”中抨击的另一个执法机构是法庭。《“你是凶手”》中对于当地法庭的无能与武断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这也正是坡生活的时期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19世纪初，美国的司法制度还很不成熟。法官在裁决前几乎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可以遵循，他们唯一能参照的只有当时的道德标准。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小镇上所有的道德准则与民法和刑法无异”(Pole，1979：81)。法官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专业知识，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培训，也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Mckenzie，1989：42)可见，《“你是凶手”》中草菅人命、缺乏职业素养的法官形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坡的想象。 在坡的故事中，一旦案件爆发，各家报纸争相报导，并针对案情做出各自的推断，在一定的程度上再现了美国当时报业的繁荣。19世纪初，美国共有200家报纸。随着印刷技术的革新及运输方式的改进，到30年代，美国报纸的数量达到了1200家(Mott，1962：167)，并在40年代迅速增长到2500家(Sloan，1993：124)。正如坡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的报纸都热衷于报导犯罪并参与案情分析。很多报纸甚至设有专门的“警察—法庭”专栏。(Mott，1962：239)然而，这些报纸并非着力于准确传递事件真相，其报导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为了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很多报纸一味地追求扩大发行量以获得更大收益，却不惜牺牲事实真相。这些报纸“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反映这个世界，只传递它们的所有者倾向于报道的某些事实”(Christians，1991：113)。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报界，缺乏诚信、歪曲报导之风盛行。 在《玛丽·罗杰疑案》的注释中，坡曾把故事中倍受讥讽的巴黎各家报纸与纽约的报纸一一对号，如故事中的报纸L'Etoile对应New York Brother Jonathan，Le Soleil对应Saturday Evening Post，等等。关于歪曲报导这一点，坡本人就曾有过明确表态：“报纸的观点有失诚信”，而且“很难否认，整个报业都有不实报导”。(Poe，1984：443)只要将坡的这一评论与他在“推理小说”中呈现的报纸相联系，他的社会意识即不证自明。 在“推理小说”中，坡通过古德菲罗、佩尼费泽的朋友，特别是警察局长G—等人物的塑造揭示了人性的虚伪。其实，坡所生活的美国社会为这些人物的塑造提供了最重要的背景和素材。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北方的很多地方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城市的繁荣与工厂的较高薪酬促使很多人离开农场来到城市。面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人们更加注重实际，注重物质，人际关系也变得相对冷漠。对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外国评论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曾做出过这样的感慨：“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的人[像美国人这样]如此钟爱金钱。”(Boyd，1998：155)他们非常注重经济利益，甚至有时候付出了“牺牲精神世界与道德标准提升”的代价。(Boyd，1998：155)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坡对虚伪的人性进行刻画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 在“推理小说”中，坡呈现了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善恶之争，暴露了以警察和法庭为代表的法务部门的低效与无能，报纸的哗众取宠、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坡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可见，坡的“推理小说”所呈现的不仅只是扣人心弦的探案情节，其意义也不仅只是开创了“侦探小说”之先河，它们已成为体现坡社会意识的重要载体。 1841年纽约女孩玛丽·罗杰斯(Mary Rogers)遇害，各家报纸争相报导并积极推理案情。很快，坡就据此创作了《玛丽·罗杰疑案》并在注释中明确表示，他写作故事的目的就是要“调查该案件的真相”(Poe，1981：311)。可见，坡并非像传统评论所认为的那样远离现实社会。他创造的以迪潘为代表的侦探形象不仅成为后世侦探小说“神探”人物之源，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塑造这样一位侦探来弥补当时司法制度的不足，以有力打击社会中日益攀升的犯罪现象，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坡对自己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文的写作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埃德加·爱伦·坡，也让我们得到一个启示：对于通俗文学作品，我们都要进行实际的考察和研究才能下结论，决不能盲从，这一点在后现代时期文学面对大众、注重通俗文学研究的背景下是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