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受害者姓名的纪念碑_地震论文

刻有受害者姓名的纪念碑_地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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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5月20日18时,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已造成40075人遇难。连日来,这个黑色的数字一直在上升,让中国痛断肝肠。

尽管地震夺走了数以万计的身体与生命,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总有办法让逝者留下名字,有尊严地离去,而不是将他们的名字与身体一起掩埋。此时,我们应该让“数字”变“名字”,为逝者立一座刻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让标刻这场苦难的抽象数字,变成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的姓名。

昨天(20日),为了尊重逝者,国家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对既无有效身份证件也无亲属辨认,无法确认身份的遇难者,公安、卫生部门要尽力对遗体进行编号、记录、拍照、提取可供DNA检验的检材,并由公安部门统一保管和检验,建立“5.12”地震遇难人员身份识别DNA数据库。

死者长已矣,生者多努力。显然,我们需要铭记的并不只是一场国难,几许悲情。只有记住每一个人,关于这场灾难的记忆才能更真实,对生命的尊重才能更具体。一个民族关于苦难的记忆,不能只靠口耳相传,承载苦难记忆的书本、文献、证物,以及各种形式的博物馆会留传于世,见证一个社会的痛定思痛与生生不息。

铭记苦难是一种社会责任。对于任何灾难而言,只有一个“集体受难”的悲剧印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群体性灾难,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承受,正是个体的不幸构成了集体记忆的所有细节。

国家记忆,最后都得落在个体具体记忆之上。任何灾难,最后也都是具体的灾难。“9·11”恐怖袭击后,纽约建“世贸中心纪念馆”,收入许多“9·11”罹难者家属捐赠的照片及二百多个罹难者的遗物,并在世贸大厦原址上永久性地留下了近3000名罹难者的名字。而在中国,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时,师生们在校址上竖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上面刻着联大从军学生的纪念碑文及834位从军学生的名字,至今未失。

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具体的人的历史。对逝者名字的梳理与铭刻,同样是在补写历史。对于发生在汶川的这场灾难,透过媒体报道,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事迹,但是更多逝者还不为人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努力留下所有逝者的名字,让每个人的姓名成为集体记忆的入口,事实上也是在丰富我们的世界,对生者与死者尽责。

一块大地开裂,给全人类留下伤口。眼下所有努力,不仅为了超拔于苦难之上,更为了重申人的价值与信仰。从设立国家哀悼日,到发文严格要求礼遇每一位遇难者遗体,这一切莫不说明,共和国正在不断用具体的行动,丰富着国家伦理。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每一位逝者都贵比国家。

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尊重,就谈不上以人为本。灾难过后,我们需要建一座碑,纪念这场国家灾难;在这座碑上,要镌刻上所能证实的遇难者的名字,让这场灾难变得具体而真实,让大写的“人”字矗立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

评论摘编

骨肉相连,同此国殇!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就大规模自然灾害举行的全国性哀悼活动,也是第一次从制度上为自然灾害死难的普通百姓降半旗志哀,这无疑是“生命至上”、“以民为本”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国旗为黎民伤逝而降,警报在共同的心跳和脉搏中鸣响,不是说那是“撒旦之锤”吗?是的,但它在冷酷地锤击大地之时,也更加夯实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友爱、奋勇向上之心!我们悲伤,我们流泪,我们拥抱,忽然,13亿人就聚成了一个人,13亿颗心灵就融成了一颗心灵。

来源:《大河报》(郑州),2008.5.20

国家哀悼日,正是寄寓生命无常的沉痛,感念人生存在的价值,仪式肃穆无语,却满蕴向死而生的生命意义。它纪念的是死,向往的是生,是更伟大更进取的生。个人如此,国家犹然。

来源:《南方都市报》(广州)2008.5.20

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人民遭受到苦难。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有难,国家有责。救苍生于危难,解民众于倒悬,这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为遇难者送葬,令生还者安心,同样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来源:《北京日报》2008.5.21

四川大地震再次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在关切中国,中国在感动整个世界。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

来源:《联合早报》(新加坡),200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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