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投入与产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4)04-0047-06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投入
1、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在校生规模和精英教育模式
美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在校生规模从1967年到1997年，三十年间共增长了107%。2000年，美国研究型大学为259所，其中151所为公立的，108所为私立的，私立中只有2所是营利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占高等院校的6%。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在校生规模从1967年到1997年三十年间共增长了40%，远低于美国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研究型大学仍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同时仅占美国高校总数3%的研究型大学，其在校生规模却占到美国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19%左右，[1]说明研究型大学平均规模大于其他类型大学的平均规模。
2、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经常费和生均成本
教育经常费是美国高校财政统计中常用的指标，相当于我国的教育事业费，不含基建投资。
总的来说，美国高校教育经常费收入总额的绝对值近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95-1996年为197,973,236美元，比1980-1981年增长了201.86%。[2]据美国教育部预计，美国高校教育经常费的稳定增长势头还将延续到21世纪，从1995-1996到2009的10多年间增长率预计为50%。[3]美国高校的教育经常费支出总额的绝对值近年来也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95-1996年为189,986,238美元，比1980-1981年增长了196.81%。[4]
据卡内基高校分类（1994版），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87所，约占研究型大学总数的69%。占公立大学总数的5.29%。因为关于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经费统计数据暂缺，本文主要对公立研究型大学1996-1997年的教育经常费作详细分析。
1996-1997年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包括Ⅰ型和Ⅱ型）的教育经费收入为56,167,578美元，占美国公立大学当年教育经常费收入总额的43.19%。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经费来源中，各级政府占第一位，为44.19%，其中联邦政府占14.17%，州政府占29.62%。学杂费占第二位，为16.64%。学校各项服务收入占第三位，为16.19%。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教育经常费收入为26,361美元，是公立大学教育经常费收入生均平均值的158.02%，其中公立研究型大学Ⅰ型的生均教育经费收入为33,723美元，是公立大学教育经费收入生均平均值的202.15%。[5]
1996-1997年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包括Ⅰ型和Ⅱ型）的教育经费支出为54,346,313美元，占美国公立大学当年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的43.14%。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包括Ⅰ型和Ⅱ型）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25,655美元，是美国公立大学教育经费支出生均平均值的158.74%。尤其是公立研究型大学Ⅰ型，它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为32,512美元，是公立大学教育经费支出生均平均值的201.16%。[6]这说明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远远高于美国其他公立高等教育院校，它们的生均教育成本必然也随之增大。
教育成本既包括以货币形态支出的教育资源的成本，也包括因资源用于教育所造成的价值牺牲。一般来说，在教育支出中减去科学研究支出和附属企业支出等与教学较少相关的项目才是教育成本。生均成本就是平均每个全日制学生所耗费的教育成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罗杰·L·盖革选择了97所研究型大学进行详细的统计和研究，分别计算出不同类型研究型大学的生均成本。根据他的有关数据，制成表1。由表1可以看出，1980-1996年间美国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其中私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增长率是美国人均GDP增长率的2.53倍，公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增长率是美国人均GDP增长率的1.11倍，私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增长率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增长率的2.19倍。1980年私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比公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高743美元，而1996年私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比公立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高6,055美元，两者差别明显增大。
表1 美国研究型大学生均成本与美国人均GDP比较表
大学数量 性质 1980年 1980-1990年 1990年 1990-1996年 1996年 1980-1996年
64 公立 9,205 33%
12,259
6% 13,035 42%
33 私立 9,948 63%
16,169 18% 19,090 92%
美国人均GDP
22,007 25%
27,504 10% 30,261 38%
资料来源：生均成本数据来源于Roger L.Geiger 的 Politics,Markets,and University Costs:Financing Universities in the Current Era,http://ishi.lib.berkeley,edu/cshe/publications/papers/papers/PP.Geiger.UnivCosts.4.00.pdf美国人均GDP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数据统计，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http://www.publicpurpose,com/lm-ppp60+.htm
3、美国研究型大学R&D经费的投入与支出
2000年美国大学R&D经费支出共计约30亿美元，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是其主要来源，占总支出的58%，州和地方政府、工业界、高校自身和其他来源的经费合计共占4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联邦政府一直为美国大学提供了大部分的科研拨款，但是所占份额却从1966年73%的高峰值开始逐年下降，工业界和大学自身所占的份额却相应地上升，尤其是来自工业界的R&D经费从1970年的2.6%升到了1999年的79b左右。[7]这说明为了寻求外部技术支持和技术转移，资助大学从事应用研究项目的公司越来越多。
美国大学所获得的R&D经费主要集中在研究型大学，1999年前100所研究型大学获得了22.1亿美元的R&D经费，占美国大学所获得R&D经费总量的80%。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无疑是最大的来源，虽然自1971年以来获得联邦政府科研拨款的高等院校数量大体上保持增多趋势，范围也不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和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但是由于研究型大学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仍然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如1999年，获得联邦政府科研经费的大学总数为559所，获2000万美元以上的研究型大学有154所，占总数的27.5%，正是这27.5%的大学分享了91%的联邦政府科研拨款。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产出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1、美国研究型大学教育产出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如前所述，研究型大学在校生规模仅占美国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19%左右，然而在授予科学和工程学位方面，无论研究生层次还是本科生层次，美国研究型大学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98年美国研究型大学授予了占全美41.89%的科学和工程学士学位、占全美51.57%的科学和工程硕士学位和占全美82.09%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因此，高级科技人力资源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教育活动的主要产出。
研究型大学培养的高级科技人才通过研究与开发、创建高新技术企业、扩大就业机会等途径，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波士顿银行曾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及教职人员在各州内的创业经济特征作了一次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与麻省理工学院有关的公司约有4,000个，共雇用了一百多万人，创造年销售额为232亿美元，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等于116亿美元。如果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创业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的话，这些公司创造的总收入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介于泰国和南非之间的世界第24大经济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创办的公司集中在软件业、电子产品制造业、生物技术产品制造业等高科技产业，能为各地区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和更高的产品出口额，强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每年都有近150家与麻省理工学院有关的新公司诞生，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被誉为“创业家的摇篮”。[8]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许多分析家指出，硅谷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斯坦福大学等成为硅谷“新思想、新建议和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来源，并能成为终生教育的来源。”[9]由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功，美国研究型大学还从全世界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对于作为人才主要流入国的美国而言，接收留学生所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其为留学生提供的学习费用和各种机会。除了留在美国工作的留学生为经济所作的贡献外，留学生还为美国高等院校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有人曾指出美国高等院校已成为美国第五大从海外获取利益的行业。
美国研究型大学对高级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不仅为美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为个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收益。这种个人经济收益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上。研究型大学高级科技人才培养的教育背景，成为毕业生进入主要就业市场的依据，使毕业生能有机会到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中工作，环境相对稳定，工资较高，晋升前景良好，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收益。例如1998年，美国25岁以上全日制劳动者的年收入水平随着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其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最高，年平均收入达到62,400美元。低于高中程度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最低，年平均收入仅为19,700美元，是博士年平均收入的31.57%（见表2）。
表2 1998年美国25岁以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全日制劳动者年收入表
教育程度
平均年收入($) 失业率
博士 62,4001.40%
硕士 50,0001.60%
学士 40,1001.90%
准学士
31,7002.50%
无学位的大学毕业生
30,4003.20%
高中毕业生
26,0004.00%
低于高中程度 19,7007.10%
资料来源：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http://www.stlcc,cc.mo.us/ccdocs/instres/item5,htm
虽然研究型大学培养的高级科技人力资源为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近年来有批评说博士和硕士等高级人才已过量生产，超出了社会就业市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的浪费和个人收益的减少。美国大学协会的有关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回应，认为从近年统计数字来看，虽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处于稳定上升态势，但博士和硕士学位毕业生的总体失业率一直保持着低水平，1998年仅为1.40%和1.60%。从不同学科来看，人文科学博士学位毕业生失业率在1995年为3.3%，而物理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博士学位毕业生失业率在1997年仅为1.2%。[10]这反映出对高级人力资源的需求仍在增长，特别是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当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研究型大学的教育体制根据就业市场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也是必然的，只有建立人才培养和市场需要的有效互动机制，才能保证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人们呼吁研究生教育在教学理念和教育内容上要有很大的改变。1995年，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COSEPUP)建议扩展博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训练之外的课程教育，因为超过1/2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业到非学术研究部门。该委员会建议博士研究生进行广博的基础知识教育，对相关分支领域要更熟悉，要有更强的与非专业人士交流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11]
2、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产出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的科学研究中，基础研究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学研究总经费比例从1953年的43%，上升到1964年的79%，在这之后虽有所下降，但仍保持着优势，2000年仍为69%。[12]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各研究型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所以当我们说到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产出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应该主要是指其基础研究方面。人们通常认为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动的线性联系，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源泉，是经济发展获得持久动力的基础。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计量基础研究的收益率。例如曼斯菲尔德曾估计基础研究的社会收益率为28%。但是这些对基础研究收益率的计量都备受争议，目前还很难找到一种公认的比较合理的计量方法。
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型大学科研活动的主要产出，即论文和专利来观察研究型大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美国大学的专家学者产出了美国大多数的科技论文和专著，1988-1991年发表的科技论文与专著中，来自大学的作者占总额的71.99%，1992-1994年为72.44%，1995-1997年为73%，1999年为73.5%。[1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发布的工业专利对科技论文引用出现了增多趋势，这说明一些科研领域正在努力接近实际的商业应用，科研和创新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来自美国大学科研部门的论文得到工业专利最广泛的引用，大学科研论文在被工业专利引用的论文中所占的比例在1987-2000年间从48%上升到60%，[14]从中可以看出基础研究的经济价值。
在专利方面，被授予专利的大学数量在1970年代的增长还很缓慢，从1980年代起开始处于快速上升趋势，从1982年的75所增加到1997年的184所。大学专利授予数量的增长则更快，从1970年代的每年大约250-350件上升到1998年的3,151件。大学新授予专利占美国新授予专利总数的比例在二十年前还少于0.5%，而现在已接近5%。与工业界不同的是，大学专利集中在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范围。大学专利的大幅上升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和生物技术领域，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15%，上升到1998年的41%。在1997年和1998年，除了大学专利申请数量和授予数量快速增长外，大学对工业企业发布许可数量和来自许可的收入以及新创公司的数量也出现了相应的快速增长趋势。1999年大学来自专利以及许可活动的收入达到64,100万美元，这虽然与大学科研经费支出相比仍很少，但与1995年该项指标相比则增长了两倍多。[15]
埃维莱特·罗杰斯等人以美国研究型大学1996年和1997年为AUTM的技术转移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调查（见表3）。参加调查的美国研究型大学1996年数量为131所，1997年为132所。他们的调查目的是要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在以许可技术的形式将科研成果转移到私人公司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技术转移有效性上领先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有更多的研究资源，更高的雇员薪金和更积极的技术转移。从表3可以看出：1996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可收入为36,500万美元，由大学技术转移引起的美国经济增长为24.8亿美元，1997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可收入为48,300万美元，由大学技术转移引起的美国经济增长为28.7亿美元。而美国1995年GDP总值为7,543.8亿美元，1996年GDP总值为7,813.2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9.4亿美元，1997年GDP总值为8,159.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346.3亿美元。[16]也就是说，由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移引起的美国经济增长占美国当年GDP总值增长的比例在1996年为9.21%，在1997年为8.29%。这样的比例已相当可观。
表3 1996、1997年来自美国研究型大学技术转让办公室的技术转移情况表
技术转移指标 FY 1996 FY 1997%增长百分比
(N=131) (N=132)1996-1997
1.发明(disclosures)数量
8,1199,05112%
2.美国新专利申请数量 2,7343,64433%
3.美国专利授予数量1,7762,23926%
4.新专利许可数量 2,2092,70723%
5.新创公司数量 184 258 40%
6.许可收入
$365 Mil $483 Mil 32%
7.由大学技术转移引起的美国经济增长 $24.8 Bil$28.7 Bil 16%
8.由大学技术转移创造的工作数量212,500 245,930 16%
9.向小公司发放技术许可数量 1,099
1,135 3%
资料来源：Everett M.Rogers、Jing Yin、Joern Hoffmaun.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at U.S.Research Universities,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nagers,Volume XII (2000) ,table 3
三、美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研究型大学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另一方面能通过高质量的教育产出和科研产出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能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收入和发展机会。但近来美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紧缩的困境。冷战结束后由于政府把重点转移到社会福利等问题上，除了继续保持医学研究的高投入外，联邦政府急剧减少了包括国防研究在内的所有研究投入，州政府也随之削减了对研究型大学的拨款，从对研究型大学经费投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级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拨款比例出现下降趋势。而保持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必然需要高额的投入，研究型大学在承受由此带来的高额成本的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一般大学在生源和经费等方面的激烈竞争。
为摆脱这种财政上的困境，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多采取了成本负担多元化的策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向学生及其家庭收取高额学费；二是寻求工业界更多的财政支持；三是积极进行私人募捐；四是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带来收入增长等等。但是学费的上涨可能会使一些高素质的学生放弃进入研究型大学的机会，长此以往就会带来研究型大学学生质量下降问题，虽然美国研究型大学实行“高学费—高资助”政策，以学生财政资助和助学贷款等形式来扩展人们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研究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问题仍未完全解决。从1978年到1996年研究型大学教育成本上涨部分的三分之二左右是通过联邦贷学金来满足的。[17]联邦贷学金代表学生和政府的双重负担；对学生来说将来必须偿还，只不过是把学生未来的收入（在一些情况下包括父母的未来收入）通过联邦贷款转化为现有支出；对政府来说，运行这些贷款计划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并且最终由纳税人承担。
随着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工业界合作的加强，学术自由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许多人认为大学专利活动和与工业界合作的增多带来了不良的“非预期后果”。例如：大学基础研究性质和方向的扭曲，由于合同条款规定造成科研成果公布在时间上的延迟和在范围上的限制以及大学研究人员与工业界在经济利益上发生的冲突等等。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接受越来越多的经济报酬，这种经济报酬主要有两种实现形式：一种是科学家由于转让其科学成果的专利权而获得经济收益，另一种是科学家作为一种人力资源因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得到高薪。有的科学家对这种经济报酬的追求甚至超过了对科学奖励即科学成就和科学才能得到承认的渴望。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成为一种理想化的标准，完全遵守这些规范的科学家几乎是不存在的。当科学家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学术自由往往就成为了牺牲品。学术自由问题不仅影响到研究型大学中的科学研究，而且还关系到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和教育观。研究型大学的奠基人，德国教育家洪堡将学术自由看作是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原则，虽然在美国功利主义思想传统影响下，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国家发展的工具和实现个人功利的途径。然而这种功利主义不能毫无节制。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对此进行限制，甚至接受它，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抱怨大学正在失去作为一个公共学术机构的特征，偏离它的主要任务，这种‘分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18]因此，如何真正实现大学自身与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协调发展，需要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建研究型大学，更要借鉴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经验，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高办学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