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前的忧虑和不安心态的坦露——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虑论文,决战论文,不安论文,心态论文,江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革”开始之后，在与刘少奇公开摊牌之前，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表达他当时心态的信。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毛泽东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时草拟的，后在武汉稍加修改，加上头尾，重抄一遍，于7月8日发出的。这封信当时是完全保密的，除了江青之外，看到这封信的只有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因为信的内容涉及到林彪，周恩来征得毛泽东同意，回北京让林彪看了此信。林彪阅后，毛泽东让销毁原件，保留了抄件。一直到林彪垮台后，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 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此信内容才公布于世。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的主旨是什么？时隔几十年后，大家见仁见智，认识很不一致。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此信是毛泽东的自我解剖，意在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并以此告诫江青，让她在政治斗争中要谨慎。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这封信表示了他对林彪的不放心，认为这封信是毛泽东为选林彪做接班人而写的一个“备忘录”；事实上，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也确实起到“备忘录”的作用，证明毛泽东有英明预见，早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看法都能在毛泽东的信中找到一些根据，因而都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上述两种认识说成就是毛泽东写信的动机，是这封信的主旨，我是不能赞同的。
（一）
先说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此信是自我解剖，意在反对个人崇拜。自我解剖的意思是有，而且这方面的话还说了不少。他把自己比作“猴”，也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威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指他，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并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这些话明白无误地说明，毛泽东是在对自己作清醒的解剖，同时也是在告诫江青。但能否由此就能肯定毛泽东当时是反对对他的“个人崇拜”，反对对他的突出宣传？我以为不能。就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为了“打鬼”的需要，他愿意“上粱山”，愿意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产党的钟馗”。尽管他说这是“违心”的，但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和反对。实际上，他当时是希望搞点个人崇拜的。1970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真实地回忆了“文革”开始时的心态：“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林彪和其他一些人才投其所好，大搞个人崇拜。正是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乐意接受全党全国对他个人崇拜的，他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只是到林彪集团的垮台，狂热的个人崇拜才稍有降温。
研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他在伟大胜利、伟大成绩面前是谦虚、谨慎的，对个人崇拜思想的宣传是坚决反对的。全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泽东并没有骄傲自满，并没有提出要搞个人崇拜。我们有很多很多材料可以证明，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是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个人崇拜不能一概反对，个人崇拜有两种，有正确的个人崇拜，有错误的个人崇拜，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从此之后，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了，“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毛泽东会改变态度，由厌恶、反对个人崇拜到提倡、接受个人崇拜呢？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犯了重大的错误，在党内外引起了议论和批评。在错误面前，毛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猜疑党内有没有人会利用这种错误来反对他，削弱他的权威，会不会有人在他死后像赫鲁晓夫那样做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来维护他的权威，需要个人崇拜的支撑来同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斗争，并战胜他们。过去，我们总是说，毛泽东在胜利和成绩面前骄傲了，不谦虚了，因而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其实，这种认识并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在伟大的胜利和成绩面前，毛泽东的威信很高，他不需要个人崇拜之类的东西；而在错误和失败面前，他感到孤立，担心丧失权威，甚至猜忌有人要夺取他的权力，因此，他需要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虚弱的表现，而不是自信心的膨胀。
但是，如何解释毛泽东的信中讲了那么多的“自我解剖”的话？我想，用意有二：其一，为了解释“违心”的原因。他告诉江青，我对自己是有清醒认识的，我并不喜欢那些言过其实吹捧我的东西，但为了斗争的需要，我愿意上“梁山”，愿意当“钟馗”。其二，确有告诫江青之意。此时的江青已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显露峥嵘了，她组织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重头文章，为擂响“文革”战鼓立了头功；她受林彪委托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写出的《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转发全党，影响很大；她作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代表毛泽东控制这个组织，要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了。重任在肩，毛泽东自然要嘱托。毛泽东对自己的亲属向来要求严格，不准骄躁，他深知江青的弱点，因此，在信中说了戒骄戒躁的话，既合情理，也属必要。可见信中“解剖”（自己）和“告诫”（江青）两层意思都有，“解剖”是为了“解释”（“违心”），“解剖”和“解释”又是为了“告诫”江青，让她也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告诫江青，是毛泽东写信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
再看第二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是为选林彪当接班人写的“备忘录”，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满意，是“逼上梁山”的。这种观点，我以为是难以成立的。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文革”初期，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重用，还是并不信任，只是利用，利用他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选林彪代替刘少奇做他的接班人，是其自愿，还是外力逼迫？如果毛泽东真的已经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为了捉“鬼”，不得已把他提到“接班人”的位置，因此写了“备忘录”，以便有朝一日再把他拿掉，那么，毛、林之间的关系就纯属权术关系了，毛泽东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岂不是开了一个危险的政治玩笑吗？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是流露出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些提法”不安情绪，对林彪是有所批判的。但是，第一，毛泽东明确视林彪为“朋友”，此时毛泽东不称林彪为“同志”（党内通常的称呼）而称“朋友”，当然不是党外的朋友，而是亲密的战友了。第二，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林彪是“左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里“打鬼”的“左派”。在“文革”初期，党的最高领导层里，能够被毛泽东称为“左派”的，能够旗帜鲜明地同刘少奇、邓小平斗争的“左派”，只有林彪一个了（刘少奇、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朱德、陈云是“老右”，周恩来“调和折衷”）。这两点肯定了，我们来看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为何不满，因何不安。
林彪1966年5月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是毛写这封信的由头。这次会议是5月4日到5月22日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没有参加，是刘少奇主持的。会议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批判并处理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隶属政治局。5月18 日林彪奉毛泽东之命到会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林彪的讲话内容，毛泽东当然很快就知道了，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赞同的。后来，刘少奇、邓小平的第一线中央要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因而把林彪的讲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请他批准，毛泽东这时要仔细地推敲，慎重地思考了。
林彪的讲话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讲政变，二是吹捧毛泽东是天才。这两个内容是否事先请示过毛泽东的同意，我们不得而知，但讲这两个问题是迎合毛泽东的需要的。林彪讲天才，大吹特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总的来说这是迎合了毛泽东“要搞点个人崇拜”的需要。这点，本文前面已有说明。政变问题也是毛泽东“文革”前夕和“文革”初期所关注的问题。他在1965年下半年1966年上半年经常跟人谈到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几次提出如果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怎么办的问题。林彪“五·一八”讲话一开头就提出：“他们（指彭、罗、杨——本文作者）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我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林彪特别说明：“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条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们所了解的主要是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字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从林彪的这段话中我们不是可以获取一些信息：毛泽东在那段时间是多么担心会发生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止政变。林彪在这次会上为什么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主要讲政变问题，为什么讲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毛泽东这一段时间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林彪对毛泽东的好恶是有深刻研究的，这么一次重要的讲话，他必定要研究毛泽东最关心什么问题，希望他讲什么问题。研究毛泽东，紧跟毛泽东，突出毛泽东，学习毛泽东，这是林彪1960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的一种习惯。因此，他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与器重，常得毛泽东的赞扬。
林彪讲话的两个主要内容，经过毛泽东同意，所以他才同意将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经过毛泽东同意，1966年9月22 日，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全军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运用林彪同志讲话的指示》，这个“指示”全文转抄于下：
“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改变、反革命颠覆，做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尖锐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可能丧失政权的问题，他提出无论怎样千条万绪的事，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样掉的。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好。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他指示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号召在全国人民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他指示这是保证我国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关键问题。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大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
中央中央的指示对林彪讲话的两个重要内容作了充分的肯定，无疑，这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批准的。可以认为，这也是毛泽东7月8日致江青信中同意将他的“朋友”的讲话“发下去”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他又表示“不安”呢？我们仔细读一读信的原文，可以判断，毛泽东对林彪讲的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信中说：“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从9月22 日的中央“指示”看，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我们没有根据说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对林彪有批评之意，没有根据说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令毛泽东不安。可是有的同志理解错了，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因而就发挥开了：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政变经，会不会怀疑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也会对他搞政变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会对他搞政变，否则，后面毛泽东、林彪亲密合作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
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信中说到：“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的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点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深深地思虑一番。思考的结果，尽管他“不安”，为了“打鬼”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只好违心地接受。参照9月22 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林彪关于毛泽东“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 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 在1966年9月22 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信中是表示了他不同意林彪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但能否据此就肯定毛泽东当时已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选林彪当接班人，但要写下“备忘录”，以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我以为，不能这样肯定。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于1965 年1月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他什么时间决定林彪可以代替刘少奇作他的接班人，毛泽东未说明，具体时间无从考定。但把1966年春天几件事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的。一件事是毛泽东批转《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在标题上加上“林彪委托”四字，显然抬高林彪的地位。第二件事是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复信，即有名的“五·七”指示，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第三件事是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林彪去讲话，并且是在其他常委前面讲，随后毛泽东又同意将林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号召全党全军学习。到这时，毛泽东肯定已经选定这位“朋友”来做他的接班人，到了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紧跟在毛泽东后面，成了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无疑，这是接班人了。不管林彪怎么想的，但在“九大”前，毛泽东是坚决维护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这是不用怀疑的。这里举一个例子。1967年2月的所谓“二月逆流”，几位政治局委员、 副总理和老帅“大闹怀仁堂”引起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康生语）。2月18日晚， 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严厉地指责了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那时毛泽东会怀疑林彪这样的接班人是假马克思主义吗？再说，不管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他也不会同意把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里去的。
持“备忘录”观点的最早的是江青一伙。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党内公布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江青一伙说，毛主席洞察一切，早就看出林彪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有1966年7月8日的信为证。这当然是无稽之谈。江青一伙这样说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一惯英明、正确，而且还是为了标榜他们自己；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大的事毛泽东只告诉了江青，可见江青才真正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才是毛泽东的真正的战友，才能当接班人。这个潜台词当时很多人是清楚的。到批林批孔时，江青等人公开造舆论要接毛泽东的班了。如果毛泽东的信真的是关于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备忘录”，那么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一、毛泽东决定林彪取代刘少奇接自己的班，但又认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会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江青，而且还让周恩来、王任重看，而且还同意周恩来回北京转告林彪，这样可能吗？毛泽东会这样做吗？二、既然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那么信任他、重用他呢？随便怎样解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难怪有些外国人针对“备忘录”的观点，干脆就不承认这封信是毛泽东当年所写，而认为是林彪“九·一三”事年后江青等人为了某种目的杜撰出来的。我们当然相信此信确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写的，但我们不相信有什么人能“洞察一切”，这是欺人之谈。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林彪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林彪是要打倒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
（三）
上面我讲了两点，一是毛泽东的自我解剖，二是对林彪提法的“不安”，这都是存在的。但我以为，这不是信的主旨。信的主旨是毛泽东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对“文革”前途的忧虑，继而引伸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途的忧虑与不安。这封信表露了作者“决战”前的不安的心绪。前面说到对林彪一些提法的不安，是小“不安”；这里讲的是更大的“不安”
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在1965年1月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其实，早在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在对形势的看法上，对克服困难所采取的方针政策上，就有了较大的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右了。1966 年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点出刘少奇“1962年的右倾”， 说明“路线分歧”从1962年就开始了。但毛、刘矛盾的公开爆发是在“四清”问题上。1964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太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由邓小平主持。邓以为， 这是一般性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没参加，也就劝毛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偏要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当毛泽东讲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段插话很不满。在下次会议上，毛泽东带来了《宪法》和《党章》。他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了《党章》；一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了《宪法》。”会后，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说他不该插话，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重大原则分歧问题。随即就搞了《二十三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重要论点，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此，毛泽东、刘少奇分歧尖锐化。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行了，应该下台了。
从此，毛泽东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毛泽东深知，刘少奇有广泛的党内外的群众基础，现在是第一线的领袖，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大的权力，对付刘少奇决不象对付高岗、饶漱石和彭德怀那么容易。为了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必须搞有声有势的群众运动，这就必须有舆论的、组织的、政治的准备，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搞政变，还必须有军队的准备。他批准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批“三家村”，揪出彭、罗、陆、杨，指定林彪“五·一八”讲话，通过由他改定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里，他特别点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要人们高度警惕。他批准成立由江青、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文革，隶属于政治局，实际上只对他一个人负责。他在关键时刻亲自批准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给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极高评价，公然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以便达到一定的火候，把刘少奇端出来。只等找到一个理由，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合法地打倒刘少奇。“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他就等待这样的机会出现。
按理说，这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他应该坐镇北京，亲自领导。可是出常人意料，他离开北京，在外地旁观。北大大字报发表以后，北京及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起来了，开始乱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到杭州请毛主席回北京指导运动，毛泽东表示暂时不回北京，由他们相机行事。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去请示毛泽东派不派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中央负责人是主张派工作组的，毛泽东表示“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又说：“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刘少奇、邓小平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按过去的习惯派了工作组。就在刘少奇、邓小平回京向各大专院校派工作组时，毛泽东于6月15日进入了“西方的一个山洞”——湖南韶山的滴山洞，在这个洞里住了十二天。这是绝对保密的，刘少奇、邓小平不会知道，连江青也不清楚。毛泽东提出“在洞中不见任何人”。为什么在“文革”烈火燃开之时，毛泽东离开火热的斗争，避开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在绝对保密之下来到这个宁静的去处？在这里，他未见家乡的任何人，连亲表兄文运昌也被挡驾，在与世隔绝的滴水洞里，毛泽东只允许王海容和唐闻生小住几日。在这里既未召开什么会议，也未找人谈话，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来此就是一个目的：避开刘、邓，静观变化，等待时机，以便摊牌。这一目的毛泽东没讲，江青也没有讲，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毛泽东最关心是北京来的“文革”的材料。他信中说道：“每天看材料，都有很有兴味的。”他在滴水洞和武汉主要就是看这些“很有兴味”的材料。北京造反，天下大乱，他很高兴。他特别注意到，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与造反的学生发生了对立，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造反派要赶走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由此理清了思路，找到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公开的理由。他从杭州隐蔽到了一个“西方山洞”，就是要让刘少奇、邓小平去指导运动，去“充分表演”，让他们自掘陷阱。果然陷阱掘成了：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当然，我们不能断言毛泽东在滴水洞时，或是给江青写这封信时，就形成了如何打倒刘少奇的明确的思路。但可以肯定。毛泽东7月16 日畅游长江时已经想好了请刘少奇“下台”的腹案。畅游长江是毛泽东以他的坚强的体魄和毅力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他不仅能与水斗，征服长江，而且还要与人斗，征服一切敌人。这是一种力量的显示，是一种自信；但自信中也包含了虚弱和不自信，所以才需要显示力量，需要在舆论上先声夺人。
毛泽东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 他是带着在滴水洞和武汉思谋好的方案回京来“拨正”“文化大革命”的航向，并同刘少奇摊牌的。毛泽东回到北京首先找江青、陈伯达、康生，听取他们的汇报。江青提供了毛泽东所需要的炮弹，她对毛泽东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江青的“汇报”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这符合毛泽东的要求。刘少奇闻讯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前去见毛泽东，但被挡驾，警卫说毛主席已休息。实际上当时毛泽东正在听江青等人汇报。第二天毛泽东会见了刘少奇，毛泽东对刘少奇严肃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随即又开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迫使刘少奇检讨，并采取了组织措施，接班人的位置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下台了。
可见，毛泽东为让刘少奇下台作了深入的思考，精心的安排。毛泽东深知，刘少奇在党内是有很高的威望的，自1945年“七大”以来，是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是国家主席，在党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刘少奇是第一线领导，毛泽东则处于第二线。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按原计划要选毛泽东为党中央名誉主席，刘少奇就是党中央主席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毛泽东有力量，有威信，如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易板倒刘少奇的；即使有打倒刘少奇的理由，在党内能否取得多数人的支持也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有林彪、江青、陈伯达这些人的支持还是不行的。批判吴晗、鼓真都要顶，北京市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打倒刘少奇阻力还能小吗？毛泽东是自信的，但也是有忧虑的，这一场政治斗争，谁能保证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呢？他在“西方的山洞”里和“白云黄鹤”的地方，除了密切注视运动的发展，谋划如何将刘少奇端出来，一定也深深地忧虑“文革”失败了怎么办？信中的一段，充分地表露了这样一种心态：“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沉重不安的心情跃然纸上。这种不安的心态还表现在作者担心在他死后，会不会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右派上台高举黑旗，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不仅有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前车之鉴，更主要的是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他健在时就有那么大的阻力，他死后会怎样呢？他似乎预感到“右派”会“翻天”。这种忧虑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而且越来越厉害。他心心念念就是担心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最大的心病。（注）这是为毛泽东预见到了。在他死后不久，就有人全部推翻“文化大革命”，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当然，这不是“右派政变”，而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揭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新的一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为。
总起来说，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主要写了三个内容，即“自我解剖”，“告诫江青”和“忧虑不安”。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江青面前“解剖自己”，前面已说，除了为了解释自己的“违心”，更主要是为了告诫江青。那么为什么此时要告诫江青呢？除了是针对江青的弱点，更主要的是毛泽东看到了斗争的形势的严峻，要江青有自知之明，不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解剖——告诫——忧虑，三点连成一线，一气呵成。全信的主旨是针对“文革”前途的忧虑，这方面的笔墨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很浓很重，是最有感染力的部分。信的后半部分，作者强调前途的光明和本人的信心，但正是这种强调，衬托了作者对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反复的忧虑和不安。阅完全信，人们会感受到作者当时被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笼罩着。当然，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常常是开顶风船反潮流的角色，见难而上，这是他的本色。这封“文革”初期的信，真实地坦露了他在“文革”逆风行进中的心态。
（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一次毛泽东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四个担任常务看护的政治局委员交待后事。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呢！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范硕：《叶剑英在197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80页）
标签：个人崇拜论文; 决战前论文; 镇压反革命运动论文; 毛泽东论文; 江青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刘少奇论文; 林彪论文; 宪法论文; 党章论文; 林彪死后部队的反应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抗美援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