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成果丰硕(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许嘉禾[2](2021)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要强、要兴,发展体育产业是主要途径。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高质量发展逐步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体育产业要提质增效和持续高速发展,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持。然而当下,金融体系在体育产业中的效用功能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因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金融支持问题,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命题。本研究立足于体育产业的经营实践,综合运用体育学、管理学、系统科学及金融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及范式,以现代产业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按照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特征与机理、宏观效应、微观效率以及系统运行的次序,从理论分析到实证研究,展开工作。本研究的工作主要如下:一是梳理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发现体育产业金融支持存在的不足。二是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剖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三是在宏观产业层面,以耦合协调的视角,审视体育产业与金融体系的关联关系。通过建立序参量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剪刀差以及灰色关联等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影响因素。四是从在微观企业的层面,以“黑箱”的视角,根据金融支持与体育产业的不同维度,测度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通过筛选体育企业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及收敛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水平及其演变特征。五是根据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构建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优化体育产业金融支持,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策略着力点。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政府金融支持和市场金融支持均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随着体育产业金融需求的不断升级,政府部门对体育产业金融活动的认识持续深化,政策工具与国有资本逐步活跃。金融市场对体育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各类体育产业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风险投资市场异军突起。体育产业嵌入金融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但同时,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仍存在一定问题:一是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三是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四是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2)我国体育产业具有快速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业态丰富的结构性特征、高不确定性的风险性特征和消费供需的不平衡特征。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下,体育产业的发展特征进一步衍生出了独特的金融需求特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的是政策引导下的规模化金融支持、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性金融支持、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以及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3)资本形成、创新推动和消费刺激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要功能组成。金融体系一是可以扩大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形成,缓解体育产业融资约束;二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分散创新风险,推动体育产业技术、模式创新;三是可以实现跨期平滑、财富效应和风险保障,刺激体育产业消费发展。有效的金融支持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投资和消费两端,通过平衡产值结构、改善融资结构、变革消费结构,促进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通过扩大要素供给、加快要素流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优化公司治理、形成循环激励,促进产业的价值增值,精准作用于体育产业的成长痛点,协助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4)宏观产业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体系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内生耦合机理和外部耦合功能,具有双向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二者不仅维持了长期、高度的耦合关联性,并且实现了耦合协调度的持续跃升,呈现出由低水平协调向高水平协调演化的动态趋势。金融体系对体育产业的短时间、爆发性增长起到了有效地支撑作用。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发展周期的前期,其交互胁迫作用远小于耦合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效应受到多种内生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风险投资市场、消费金融、政府扶持和金融创新等内生动力型因素,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等外生环境型因素,均与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密切关联。(5)微观企业效率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静态来看,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金融支持效率尚可,多数样本企业接近最优生产前沿面,但同时具有明显的技术制约特征。扩大金融资源投入规模前,需要着重改善金融技术水平。在金融支持效率内部,债权效率较好,股权效率欠佳,且股权效率呈现规模制约特征。在体育产业内部,体育企业板块、行业业态和空间地域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第二,动态来看,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动态效率水平并未产生良性改观,反而出现小幅下降。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不足,产业金融技术创新水平难以支撑金融资源规模的快速增长。其中,股权动态效率下滑,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明显,是导致整体金融效率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三,动态效率的收敛性分析表明,效率落后企业对领先集团具有追赶效应,但收敛速度较慢,且收敛速度存在体育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差异,达到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均衡仍需要较长时间。(6)系统建模与仿真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由政府金融支持、金融市场发展、宏观金融环境和体育产业发展所组成的动力学系统。第一,强化金融市场支持力度可以有效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而言,强化股权市场的效能略优于债权市场。股权市场更有利于体育产业规模扩张和要素生产率提升,债权市场则更有利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第二,政府干预会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影响。弱化政府干预无益于体育产业发展质量,维持一定强度的政府金融支持具有必要性。适度增强政府干预有利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会造成规模增长与要素生产率下降并存,仅能“做大”而不利“做强”体育产业,最终无益于产业发展质量。第三,宏观金融风险能够对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产生显着的负面冲击。随着体育产业深度嵌入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的损害力度可能进一步增大,需要审慎防范、积极应对金融风险。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制度顶层设计;丰富金融服务市场,创新投融资渠道模式;推动金融技术创新,开发新型金融工具;优化企业金融管理,重视复合人才培养等策略建议。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探讨了金融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现状梳理的基础上,总结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明确金融功能的作用支点,厘清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2)结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产业与微观企业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及相关评价方法,设计序参量体系,测度并分析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构建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从不同维度测度并评价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率特征及其变动规律。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的深层次认识,为优化体育产业的金融支持效能提供着力点。(3)构建了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要素组成与系统结构,设计模型变量及函数关系,并从金融市场策略、政府金融干预和金融风险情景维度进行仿真。探究不同策略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企业部门的金融决策和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杨帆[3](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王明正[4](2021)在《组态视角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十九大报告“房住不炒”的总体基调下,房地产开发企业逐步走向稳健发展,不再野蛮生长,房地产的市场逐步回归居住属性。在这样的发展大背景下,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着同行间竞争的加剧、客户需求的收缩以及去杠杆与周转的压力等不利局面,承受的压力愈发明显。创新是打破当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困境的主要出路,与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等传统创新模式相比,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着的优势。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驱动和促进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已有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商业模式创新是多重驱动因素并发的结果,缺乏多个驱动因素组合互动对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组态理论视角出发,关注多维度多变量之间的匹配以及其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进行研究。首先,本研究构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模型,开发与设计驱动模型中变量的测量量表,使用fs QCA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存在5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路径,通过分析可以为其快速、有效的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提供路径指导;(2)路径3、4中的因素存在替代效应,即外部因素相同,企业家具备的精神不同,但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3)企业家精神的组合差异导致了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时侧重不同。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运用fs-QCA3.0软件统计分析得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发生存在多种原因的构型组合。从组态视角下探索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路径与传统只关注单一路径对结果的作用的研究思路不同,为商业模式创新的相关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拓展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在房地产行业商业实践的应用。同时,也为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可借鉴的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指导方案,为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有效保障。
谢艾倩[5](2020)在《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5年至今,旨在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要素有序流动、市场高效配置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基础设施、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政策沟通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作为国家级顶层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不断创新合作形式,开展的金融合作有效带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协同增长。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东盟国家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金融合作关系,致力于创造稳定的区域金融环境。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通过多样化的合作形式与东盟国家结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集合体。显然,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一带一路”建设奠定的坚实基础,特别是金融合作创造的巨大金融支持。然而,当前双方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突破现有研究角度,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多维度探析如何通过合理配置资本要素以促进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为双方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提出建议。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双方合作开始呈现出新形态、宽领域、多主体的特点,企业等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势头逐渐高涨,成为推进合作向高层次迈进的新兴势力。因此,在结合该特点基础上,本文将选择政府和企业层面的主要合作内容,即货币互换与金融机构互设合作进行研究。通过梳理相关作用机理,本文以2000-2018年中国-东盟跨国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全面FGLS和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对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有显着积极影响,即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效率的提升均对双方合作具有促进效应。其中,金融规模的贡献较大,效率与结构的影响较小,这表明金融发展产生的正效应主要源于社会金融资产不断累积形成的规模效益,而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产生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同时,为了明晰优化金融结构能否培育贸易比较优势以深化货币互换合作,特将金融结构划分为直接融资结构和间接融资结构,分别从规模、效率角度考察金融发展的不同影响效果,结果证实了间接融资模式形成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将结合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这一有利条件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本要素以深化中国-东盟金融合作提出建议。
吴祺[6](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王欣[7](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陆怡安[8](2020)在《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企业并购绩效》文中研究说明并购作为企业扩大市场份额、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价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受到企业的广泛推崇。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企业主导的并购风起云涌,无论是交易金额还是交易事件数均屡创新高。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得并购支付方式从单一的现金支付走向多元化,确定合适的支付方式是并购活动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企业并购绩效存在显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数有关并购的研究都是以企业不受融资约束为潜在前提,也就是说收购方可以从自身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并购支付方式及融资方式。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大多数企业的融资渠道并不畅通,存在融资约束现象。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出于预防性动机,高融资约束企业倾向于留存更多的内部资金,以应对昂贵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融资约束是企业对支付方式进行选择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加强对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企业并购绩效三者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我国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促进企业并购绩效的提升。与实际更加贴近,也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选取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样本区间从2013年至2018年。以并购发生前一年的企业绩效为基准,探究并购发生当年、并购完成后连续两年样本企业并购绩效的变化情况。在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对融资约束与并购支付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然后,基于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检验融资约束是否会促进或降低并购绩效以及不同的支付方式对企业并购绩效产生的影响。最后,探讨了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所受融资约束会促使企业采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完成并购交易,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非现金支付方式完成并购;(2)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其并购绩效越好,反之则越差;(3)企业在并购交易中选择非现金支付方式更有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并且在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的关系中,支付方式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在进一步研究中,本文将非现金支付方式细分为股票支付方式和混合支付方式两类,并融入融资约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在选择支付方式时,可能更偏向于混合支付,而非股票支付方式。
靳永茂[9](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何娜[10](2020)在《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研究》文中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是需要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二是要有健康、众多的机构投资者。鼓励并充分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投资稳定的“积极监督者”以发挥公司治理作用,是在保险投资领域贯彻“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具体要求。201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表示,在鼓励市场长期资金来源方面,将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壮大机构投资者力量,巩固市场长期投资基础。保险资金作为成本低、期限长、适合逆周期投资的稳定型资金,具有承受短期浮亏的能力,在短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市场信心不足的环境下,积极发挥价值发现优势;从中长期看有把握买入便宜资产的战略时机,配置长期优质标的有助于维持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然而,保险资金持股引发的负面效应,让部分市场参与者视保险资金为“洪水猛兽”。因此,如何引导保险资金通过合理渠道发挥治理作用,推动保险资金作为长期稳定的“财务投资者”分享上市公司增长红利,成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以提升市场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为本文研究保险资金的治理效应提供重要契机。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8年保险类机构共发起和参与的调研活动高达1,929次,调研内容集中于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投融资安排、盈余状况、创新研发等各个方面。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既可以通过与公司经理人的私下沟通,影响信息提供者对原始信息的生产和披露;同时还可以形成“眼球效应”影响其他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提升信息效率并降低股票流动性成本,最终影响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围绕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这一主线,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相关基础理论和文献最新进展的基础上,以我国深圳A股上市公司展开了大样本实证检验,以分析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如何发挥信息治理效应。具体而言,本文第3章基于实地调研作为一种获取信息的私下沟通方式,实证检验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是否影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值管理动机和融资约束缓解动机对此展开进一步检验,以厘清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该章还从外部信息监督机制——审计监督,以及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融资融券两个角度,探讨实地调研与正式治理机制在影响公司信息披露上的相互关系;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寿险、财险与养老险公司实地调研,保险资金单独调研和联合调研,以及险资股东和非险资股东实地调研如何影响公司信息披露。其次,本文第4章将研究从信息提供者视角转移到信息使用者——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考察保险资金实地调研能否形成“眼球效应”,吸引外部投资者注意力并提升股票流动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带来的投资者关注与股票流动性的相互关系,验证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影响股票流动性的作用机制。同时,本文还以审计监督和融资融券制度测量正式治理机制,检验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正式治理机制在提升股票流动性上的作用关系。除此之外,本章还区分保险资金类型、实地调研类型、以及保险资金是否持股分析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对股票流动性的作用差异。最后,与第3章从信息提供者、第4章从信息使用者视角的研究不同,本文第5章则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为我国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基于宏观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由微观企业价格效率构成的逻辑,该章从股价反应时滞和股价信息含量两个维度测量定价效率,并检验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从公司信息披露和股票流动性两个方面,考察了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作用机制。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本文发现:(1)保险资金的实地调研可以显着降低被调研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提高被调研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2)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在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中更强,这是因为经理人出于稳定股价和缓解融资约束动机,更有意愿与保险资金进行私下沟通并满足其对高质量信息披露的需求。(3)利用外部信息监督机制——审计监督,以及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融资融券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审计监督、融资融券等正式治理机制,在抑制公司信息披露的机会主义行为上呈现替代关系。(4)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具有信息效率,通过“眼球效应”引发投资者关注,纠正市场有偏信息和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降低股票流动性成本。(5)保险资金实地调研前后1日或3日带来更多的投资者关注,具体表现为显着增加的网络搜索量和股吧发帖量,这将会显着提升股票流动性。(6)利用外部信息监督机制——审计监督,以及资本市场约束机制——融资融券机制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正式治理机制在提升股票流动性上呈现替代关系。(7)保险资金实地调研能显着降低资产收益率对过去市场信息的依赖程度,降低公司股价同步性,使股票价格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8)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提升市场定价效率的作用机制主要在于信息效率渠道和公司治理渠道。本文研究表明,保险资金通过实地调研这一重要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决策和外部投资者股票交易行为,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这意味着,保险资金能够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发挥有效的信息治理效应,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和创新可归纳如下:第一,为保险资金实地调研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信息治理效应提供经验证据,从非正式治理视角拓展保险资金参与公司治理的现有文献。已有研究多集中从保险资金持股视角探讨保险资金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而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持股公司之后以股东大会投票、派驻董事等正式治理机制发挥股东积极主义,保险资金通过实地调研与经理人私下沟通,可能是保险资金发挥治理作用更为重要且现实的途径,拓展和丰富了保险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现有文献。第二,基于保险资金实地调研视角,为现有文献中有关机构投资者究竟是通过逆向选择降低股票流动性,还是促进信息效率提升股票流动性的争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不同于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QFII、银行等机构投资者(Brockman and Yan,2009;雷倩华等,2012;邓柏峻等,2016;张燃等,2019),本文实证检验保险资金这一规模庞大、发展迅速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实地调研提升信息效率而降低股票流动性成本,进一步补充和丰富机构投资者与股票流动性领域的现有文献。第三,本文从保险机构投资者出发,为现有机构投资者如何发挥资本市场治理效应的研究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现有研究主要考察证券投资基金(杨竹清,2012)、社保基金(唐大鹏,2014)、QFII(许年行等,2013)等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而本章则从保险机构投资者出发,基于实地调研这一特殊的信息获取渠道,验证保险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促进作用,拓展和丰富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现有文献。第四,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银保监会鼓励“险资入市”带来较为丰富的现实启示。近年来,政府多次提倡推动保险资金加大股票投资和服务实体经济,但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实际执行与监管预期往往出现较大偏差。银保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既不能视保险资金为“洪水猛兽”加以全盘否定,也不能任由其“兴风作浪”凭借规模效应通过低买高卖的频繁炒作进行市场投机,甚至频频举牌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本文的研究表明保险资金能够通过实地调研这一非正式的私下沟通渠道,可以影响公司经理人信息披露和外部投资者股票交易,从而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因此,我国银保监会、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在监管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的过程中,要注意保险资金来源和交易逻辑的特殊性,通过引导保险资金更多地利用诸如实地调研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从而推动他们以上市公司长期稳定的“财务投资者”分享公司增长红利,作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力量发挥信息治理效应。
二、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成果丰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成果丰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 |
1.1.2 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审视 |
1.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诉求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4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1 主要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创新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体育产业 |
2.1.2 高质量发展 |
2.1.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
2.1.4 金融支持 |
2.2 文献综述 |
2.2.1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2 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3 体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
2.2.4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支持的关系认识 |
2.2.5 文献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2.3.2 产业结构理论 |
2.3.3 产业融合理论 |
2.3.4 Schumpeter金融促进理论 |
2.3.5 金融结构理论 |
2.3.6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与金融内生理论 |
2.3.7 系统理论与经济效率理论 |
第3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不足 |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 |
3.1.1 政府金融支持现状 |
3.1.2 信贷市场支持现状 |
3.1.3 债券市场支持现状 |
3.1.4 股票市场支持现状 |
3.1.5 风险投资支持现状 |
3.1.6 其他金融市场支持现状 |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不足 |
3.2.1 金融支持制度体系亟待完善,金融支持政策工具尚需补充 |
3.2.2 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凸显,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存在不足 |
3.2.3 风险资本经典功能发生偏离,资本投入可持续性有所欠缺 |
3.2.4 新兴金融工具利用不尽充分,体育金融复合人才供给不足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特征与机理 |
4.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需求特征 |
4.1.1 “支柱地位”与扩张趋势: 亟需政策引导的规模化金融支持 |
4.1.2 丰富业态与结构演进: 亟需层次多元的系统化金融支持 |
4.1.3 投资风险与不确定性: 亟需风险偏好的针对性金融支持 |
4.1.4 消费升级与供需优化: 亟需科技赋能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
4.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
4.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功能组成 |
4.2.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宏观金融支持效应分析——基于耦合协调视角 |
5.1 研究方案设计 |
5.2 研究方法选择 |
5.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系统特征 |
5.2.2 耦合的应用 |
5.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3.1 耦合机制的内涵 |
5.3.2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 |
5.3.3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制 |
5.4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5.4.1 耦合测度模型 |
5.4.2 灰色关联模型 |
5.4.3 序参量体系与数据选取 |
5.4.4 熵值赋权处理 |
5.5 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1 系统发展水平分析 |
5.5.2 耦合关联与耦合协调效应分析 |
5.5.3 基于剪刀差的进一步讨论 |
5.6 耦合协调效应的影响因素 |
5.6.1 影响因素识别 |
5.6.2 变量选取 |
5.6.3 影响因素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金融支持效率评价——以上市公司为例 |
6.1 研究方案设计 |
6.2 研究方法选择 |
6.2.1 金融支持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投入产出特征 |
6.2.2 方法思路与适用性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样本选取 |
6.3.3 指标测算与数据处理 |
6.4 静态效率矩阵分析 |
6.4.1 综合金融效率分析 |
6.4.2 股权静态效率分析 |
6.4.3 债权静态效率分析 |
6.5 动态效率演变分析 |
6.5.1 金融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2 股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5.3 债权效率的动态演变 |
6.6 效率收敛性分析 |
6.6.1 金融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2 股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6.3 债权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系统建模与仿真 |
7.1 研究方案设计 |
7.2 研究方法选择 |
7.2.1 系统动力学原理 |
7.2.2 系统动力学组成模块—基于Vensim实现 |
7.2.3 系统动力学特点及适用性 |
7.3 建模准备 |
7.3.1 模型构建原则 |
7.3.2 系统边界确定 |
7.3.3 模型基本假设 |
7.4 模型与变量关系构建 |
7.4.1 子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2 总系统组成及因果关系 |
7.4.3 系统流图设计及主要变量 |
7.4.4 变量函数关系确定 |
7.5 模型检验 |
7.5.1 外观检验 |
7.5.2 运行检验 |
7.5.3 稳定性检验 |
7.5.4 历史检验 |
7.5.5 灵敏度检验 |
7.6 策略仿真分析 |
7.6.1 基础仿真结果 |
7.6.2 市场金融策略仿真 |
7.6.3 政府金融干预仿真 |
7.6.4 金融风险情景仿真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附件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2.1.2 创新理论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 研究述评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3.1.1 融资时序 |
3.1.2 研发风险 |
3.1.3 信用风险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3.2.1 债权融资 |
3.2.2 股权融资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5.1 研究假说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5.2.1 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5.3.3 内生性处理 |
5.3.4 稳健性检验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6.1 研究假说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6.2.1 数据来源 |
6.2.2 模型设定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6.3.4 内生性处理 |
6.3.5 稳健性检验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说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7.2.1 数据来源 |
7.2.2 模型设定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7.3.4 内生性处理 |
7.3.5 稳健性检验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8.2 启示建议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4)组态视角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标、意义及创新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2.3 研究创新点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商业模式及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与内涵 |
2.1.1 商业模式的概念与内涵 |
2.1.2 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与内涵 |
2.2 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及驱动因素 |
2.2.1 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视角 |
2.2.2 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 |
2.3 组态理论及定性比较分析法的综述 |
2.3.1 组态理论综述 |
2.3.2 定性比较分析法综述 |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分析框架的构建 |
3.1 商业模式创新基础分析框架的确定 |
3.2 基于专家访谈法的商业模式创新分析框架 |
3.2.1 专家访谈过程 |
3.2.2 分析框架的确定 |
第四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模型的构建及测量量表的开发与设计 |
4.1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模型构建及分析与论证 |
4.1.1 驱动模型的构建 |
4.1.2 模型分析与论证 |
4.2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量表开发与设计 |
4.2.1 初始量表题项的形成 |
4.2.2 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量表的生成 |
4.3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因素测量量表的设计 |
4.3.1 初始量表题项的形成 |
4.3.2 驱动因素测量量表的生成 |
4.4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的问卷预调查 |
4.4.1 信度分析 |
4.4.2 效度分析 |
第五章 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的实证分析 |
5.1 数据收集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5.1.1 数据收集 |
5.1.2 描述性统计 |
5.2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
5.2.1 信度分析 |
5.2.2 效度分析 |
5.3 定性比较分析 |
5.3.1 研究变量校准与赋值 |
5.3.2 真值表构建 |
5.3.3 fsQCA运算结果 |
5.3.4 组态结果与讨论 |
5.3.5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专家访谈记录 |
附录 B 国内外商业模式创新测量总结表 |
附录 C 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5)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 创新与不足 |
1.3.1 创新之处 |
1.3.2 不足之处 |
1.4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4.1 国外文献综述 |
1.4.2 国内文献综述 |
1.4.3 文献评述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金融发展 |
2.1.2 区域金融合作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规模 |
2.2.2 金融结构 |
2.2.3 金融效率 |
2.3 区域金融合作相关理论 |
2.3.1 “三元悖论”理论 |
2.3.2 最优货币区理论 |
第三章 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
3.1 我国面向东盟的货币互换现状 |
3.1.1 货币互换的背景与发展历程 |
3.1.2 货币互换现状 |
3.2 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机构互设现状 |
3.2.1 国内金融机构在东盟的机构布局 |
3.2.2 东盟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机构布局 |
第四章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金融合作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4.1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 |
4.1.1 金融规模 |
4.1.2 金融结构 |
4.1.3 金融效率 |
4.2 金融发展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4.2.1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货币互换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4.2.2 金融发展对面向东盟机构互设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理 |
第五章 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1.1 变量选取 |
5.1.2 数据来源 |
5.2 模型构建 |
5.2.1 实证分析的理论基础 |
5.2.2 模型的构建 |
5.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5.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2 相关检验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3.4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二、理论假设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 |
二、模型设定 |
三、描述性统计 |
四、单因素分析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 |
1.4.2 论文的不足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2.1 系统科学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2.2 经济学 |
2.2.1 转轨经济学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2.3 企业管理学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6.7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企业并购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融资约束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影响 |
2.2 融资约束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
2.3 并购支付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 |
2.4 文献述评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并购 |
3.1.2 融资约束 |
3.1.3 并购支付方式 |
3.1.4 并购绩效 |
3.2 理论基础 |
3.2.1 优序融资理论 |
3.2.2 融资约束理论 |
3.2.3 自由现金流理论 |
3.2.4 风险共担理论 |
3.2.5 协同效应理论 |
3.3 假设提出 |
3.3.1 融资约束与并购支付方式 |
3.3.2 融资约束与并购绩效 |
3.3.3 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 变量设计及度量 |
4.2.1 融资约束程度的度量 |
4.2.2 并购支付方式 |
4.2.3 并购绩效的衡量 |
4.3 模型构建 |
第5章 实证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 |
5.2 相关性分析 |
5.3 回归分析 |
5.3.1 融资约束对支付方式的影响 |
5.3.2 融资约束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
5.3.3 支付方式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
5.3.4 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并购绩效 |
5.4 进一步研究 |
5.5 稳健性检验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第四节 核心概念辨析及界定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第六节 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第七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架构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逻辑演进特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历史生成性 |
二、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关联性 |
三、虚拟资本理论的现实指向性 |
第二节 商品价值形态的历史嬗变及货币的潜在虚拟化 |
一、货币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历史出场 |
二、货币内在矛盾在商品矛盾转移中的凸显 |
三、货币的内生信用向度及虚拟化趋向 |
第三节 信用的时代更替及对虚拟资本的基础作用 |
一、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过渡 |
二、信用的杠杆作用及对虚拟货币完成的基础性 |
三、资本逻辑中信用扩张同货币形态演进的一致性 |
第四节 货币资本化及资本虚拟化的历程推进 |
一、货币流通转向资本流通 |
二、产业资本衍生生息资本 |
三、生息资本催生虚拟资本 |
第二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逻辑阐释及形态表达 |
一、内在生成逻辑之一:“资本化”虚拟资本及其有价证券形态 |
二、内在生成逻辑之二:“派生化”虚拟资本及其信用票据形态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的特征阐发 |
一、虚拟资本的虚拟性 |
二、虚拟资本的风险性 |
三、虚拟资本的寄生性 |
四、虚拟资本的价格复归性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的机制梳理 |
一、虚拟资本的积累机制 |
二、虚拟资本的价格机制 |
三、虚拟资本积累同现实资本积累的关系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的内在特质 |
一、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传承” |
二、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升级” |
三、虚拟资本对资本逻辑的“探底” |
第五节 虚拟资本的双重效应 |
一、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 |
二、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负向效应 |
三、虚拟资本双重效应的历史统一性 |
第三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展现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新的规定性 |
一、虚拟资本深化资本的商品化 |
二、银行资本推动资本的社会化 |
三、总利润“质的区别”强化资本的独立化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批判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揭露虚拟资本的拜物教幻象 |
二、虚拟资本理论批判虚拟资本扩张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前瞻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昭示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 |
二、虚拟资本理论预判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 |
第四节 虚拟资本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价值性 |
一、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在场:虚拟资本理论的真理性存在 |
二、虚拟资本理论文本分析的解释境域:前见的历史性存在 |
三、虚拟资本理论理解深化的有效滤镜:间距的客观性存在 |
第四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赓续与虚拟经济的发展 |
第一节 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延续 |
一、金融资本概念的提出 |
二、金融资本的系统分析 |
三、金融资本理论的集成发展 |
第二节 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现实演进 |
一、虚拟资本催生虚拟经济的逻辑进路 |
二、虚拟经济存在及运作的基本特性 |
三、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内在关联 |
第三节 虚拟资本理论对虚拟经济发展的原则限定 |
一、虚拟资本及虚拟经济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向 |
二、机能资本是经济社会合理运行的初始根基 |
三、虚实经济的动态均衡是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证 |
第五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语境中经济虚拟化与金融危机 |
第一节 经济虚拟化的系统运作机制 |
一、经济虚拟化的动力溯源 |
二、经济虚拟化的演进支撑 |
三、经济虚拟化的发展限度 |
第二节 经济虚拟化视角中的金融危机 |
一、金融危机的存在条件 |
二、金融危机的运行机理 |
三、金融危机的全球影响 |
第三节 金融危机实质的科学剖析 |
一、西方经济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应对 |
二、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幻象的祛蔽 |
三、虚拟资本理论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揭示 |
第六章 《资本论》虚拟资本理论与我国虚拟资本的发展 |
第一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状况梳理 |
一、虚拟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推进历程 |
二、金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虚拟资本发展面临的挑战 |
第二节 虚拟资本理论视阈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优势体现 |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根本保障 |
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策略 |
三、效益共享是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价值旨归 |
第三节 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路径选择 |
一、坚持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夯实虚拟资本发展的根基 |
二、推进虚拟资本的适度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
三、完善金融领域宏观管理:提升虚拟资本运行的保障 |
四、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我国金融发展的风险 |
第四节 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发展的理论指引 |
一、本质论视角认识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维特性 |
二、认识论层面领会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四重关系 |
三、价值论向度理解习近平金融发展观的三大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1.4 研究创新与贡献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投资者关注理论 |
2.1.3 有效市场理论 |
2.2 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制度背景及相关研究 |
2.2.1 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发展 |
2.2.2 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异质性 |
2.2.3 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的影响因素 |
2.2.4 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的经济后果 |
2.2.5 简要评述 |
2.3 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 |
2.3.1 机构投资者类型及其治理效应 |
2.3.2 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治理效应 |
2.3.3 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相关研究 |
2.3.4 简要评述 |
2.4 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相关研究 |
2.4.1 证券市场信息环境的影响因素 |
2.4.2 机构投资者治理与市场信息环境 |
2.4.3 股票流动性的相关研究 |
2.4.4 简要评述 |
2.5 文献评述 |
3.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私下沟通与公司信息披露 |
3.1 问题的提出 |
3.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3.2.1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公司信息披露 |
3.2.2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私下沟通与公司信息披露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3.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3.3.2 变量说明 |
3.3.3 模型设定 |
3.4 实证结果 |
3.4.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3.4.2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公司信息披露 |
3.4.3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私下沟通与公司信息披露 |
3.4.4 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3.5 进一步分析 |
3.5.1 实地调研与正式治理机制的相互关系 |
3.5.2 区分保险资金和实地调研类型的进一步分析 |
3.5.3 区分保险资金是否为股东的进一步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投资者关注与股票流动性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4.2.1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信息效率与股票流动性 |
4.2.2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逆向选择与股票流动性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4.3.2 变量说明 |
4.3.3 模型设定 |
4.4 实证结果 |
4.4.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4.4.2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股票流动性 |
4.4.3 保险资金实地调研、投资者关注与股票流动性 |
4.4.4 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4.5 进一步分析 |
4.5.1 基于审计治理与融资融券的进一步分析 |
4.5.2 区分保险资金和实地调研类型的进一步分析 |
4.5.3 区分保险资金是否为股东的进一步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保险资金实地调研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5.3.2 变量说明 |
5.3.3 模型设定 |
5.4 实证结果 |
5.4.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
5.4.2 基本回归结果 |
5.4.3 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测试 |
5.4.4 区分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结论与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启示 |
6.3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中国资本市场论坛成果丰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许嘉禾. 山东大学, 2021(11)
- [3]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4]组态视角下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驱动路径研究[D]. 王明正. 天津理工大学, 2021(08)
- [5]规模、结构、效率三维视角下我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合作研究[D]. 谢艾倩. 广西大学, 2020(07)
- [6]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8]融资约束、支付方式与企业并购绩效[D]. 陆怡安. 扬州大学, 2020(04)
- [9]《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保险资金实地调研的信息治理效应研究[D]. 何娜.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