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比字句的形成及其与先秦两汉有关句式的渊源关系——兼论“词汇兴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句式论文,先秦论文,字句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古代汉语泛比句式“X比（于）YW”的源头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中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黄晓惠（1992）曾设想它是由比动句“X比（于）Y”扩展而来，史佩信（1993）赞同这一观点，并对这两种句式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从比动句发展为比字句，不仅结构上扩展了，句中成分的语义功能也发生了转移，同时整个句式语法意义也由表平比发展为表泛比。但是张国光（1998）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部分比字句的源头“似可不如是看”，它们的产生是经过另外一种途径，即词汇替代的途径。他举例说：
（1）A.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论衡·自纪篇》）
B.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论衡·自纪篇》）
（2）A.今赵之与秦也，犹齐之与鲁也。（《战国策·齐策》）
B.吾比夫子也，犹黄鹤之与壤虫也。（《论衡·道虚篇》）
张国光认为，其中B类句（即比字句）可以看作是A类句（即“与”字比较句）通过比较词的更替（用“比”字替换“与”或“之与”）而形成的。
这样，在比字句起源问题上，摆在我们面前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比字句的源头是比动句，另一种则认为是“与”字比较句。我们把前一种观点称为“结构扩展”论，把后一种观点称为“词汇替代”论。
研究历史语言学，首先的一步，就是要复原语言演变过程的历史真实面貌。因为只有在准确地描写和把握语言历史面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总结语言演变规律，并进而解释语言发展的原因。不过，要准确地复原语言演变过程的历史面貌也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希望，通过不同观点的切磋和商讨，大家能够互相启发，取长补短，从而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探讨比字句源头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两点：
（一）本文所说的比字句，就是古汉语中的泛比句：X比（于）YW。而古汉语中还有一种平比句“X比（于）Y”，我们则称之为比动句。就是说，比字句与比动句的差别，并不在于句中的“比”是否动词，而在于句中有没有表示比较结果的独立的结构项W。至于比字句中“比”由动词演变为介词，那是后来的事， 与比字句产生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将另文探讨。
（二）关于汉语的比较范畴，现在不少学者采用《马氏文通》的分类法，即分为平比、差比和极比三类。黄晓惠（1992）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语义上涵盖这三种比较范畴的泛比。不过，我们感到这种分类法还不是很周密，仍有一些表示异比的句子难以归入这些比较范畴。本文采用吕叔湘（1954）的分类法，即把比较范畴分为两大类：异同比和高下比。异同比中又分为同比（平比）与异比两类，高下比中又分为差比与极比两类，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语义上涵盖这些比较范畴的泛比，构成如右所示比较范畴体系：
二 比动句的结构扩展与语言演变的渐进性原则
“结构扩展”论最容易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它似乎违背了语言演变的渐进性原则。从持“词汇替代”论的学者批评“结构扩展”论是“一减一加并一变的巨大变化”，是一种“剧烈的嬗变”（张国光，1998）来看，这一点也是他们反对“结构扩展”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承认，由于史佩信（1993）没有对比动句发展为比字句这一演变过程的每一环节作出具体详细的描写，这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一演变过程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种跳跃式的演变。所以，“词汇替代”论者对此提出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语言的演变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因此，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演变的渐进性，比字句的产生过程也不例外。下面我们将考察比字句形成的详细过程，旨在说明从比动句扩展为比字句的演变过程可以细分为更小的变化阶段，它仍然遵循了渐进性原则，“结构扩展”论与渐进性原则并不矛盾。
黄晓惠（1992）曾设想，从比动式“X比Y”扩展为古泛比句式“X比YW”，中间经历了复句过程：
S1∶X比Y，＋S2∶XW→X比Y＋（X）W→X比YW
她举的例句是：
（3）许椽，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世说新语》4.38）
（4）周凯比臣，有国士门风。（《世说新语》9.14）
例（3）是一个带比动式分句的复句：S[,1]是“人以比王苟子”，S[,2]是“许大不平”。例（4）已是泛比句，它与例（3）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不同的是，例（4）中W所陈述说明的对象在S2中没有出现。
黄晓惠的设想很有见地。根据我们的考察，表平比的比动句演变为表泛比的比字句，确实是经历了复句的过程。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不少表泛比的比字句本身就是一个复句。不过，黄晓惠所举的例（3）中的S2，正如她自己所讲的， 是用来“陈述说明许椽在听到人们把他和王苟子相比之后的反映”，这种语义性质的句子后来不大可能演变为用来“陈述说明X与Y相比的结果”的W。
在比动句扩展为比字句的过程中，比动句后面所增添的成分S2（即后来演变为比字句中W的成分）的语义性质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根据我们的考察，它从一开始就是用来补充说明比较结果的。而它经历的过程则大致如下：
应当指出，在比字句产生之前，比动句“X比（于）Y”已经存在数百年了。由于受到“比”字词汇意义的限制，比动句本身只能表示平比的意义，而且就是这种平比意义也只能是抽象地加以表达，无法具体说明比较双方相同在什么地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人们往往就在比动句的前后，另外再使用一些句子来补充说明比较双方在什么地方相同，在以下的例句中，底下划线的句子就是如此：
（5）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 （《左传·昭公三十年》）
（6）谓晋公子之亡，不可不怜也。比之宾客，不可不礼也。（《国语·晋语4》）
（7）夫粟，内甲以处，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 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子·小问》）
（8）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荀子·法行》）
（9）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未敢求仕。（《吕氏春秋·卷19·离俗览》）
上面例句（6）和例句（8）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认为，比字句“X比（于）YW”中的“W”，正是由这些例句中位处比动句之后用来具体说明比较结果的句子演变来的。
下面我们把比字句产生的过程描述如下：
第一步，是在比动句后面加上一个句子S2（包括复句），构成带比动句分句的复句。其中S2这个句子或复句，在语义上是用来进一步补充说明比较双方的具体相同之处的，是表示同比的。例句（6）和例句（8）是如此。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10）子贡曰：“君子见大川必观，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与之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义；其赴百仞之溪不疑，似勇；浅者流行，深渊不测，似智；弱约危通，似察；受恶不让，似贞；苞裹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厉；折必以东西，似意，是以见大川必观焉。”（《大戴礼记·劝学》）
句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是比动句，表平比，但是如果仅此一句，那么我们还不知道“德”与“水”具体相同在什么地方。孔子接着的一段话是具体描写两者的比较结果的，告诉对方“德”与“水”有这么多相同之处。这样一来，这些句子在语义上也就分担了原先单独由“比”字承担的表示比较结果的功能（J功能）。这类句子，在两汉的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
（11）臣闻之，行者比于鸟，上畏鹰鹯，下畏网罗。（《说苑·敬慎》）
（12）孝宣比尧舜，天下太平，万里慕化，仁道施行，鸟兽仁者，感动而来。（《论衡·指瑞篇》）
这类句子，形式上很像比字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比字句，因为这些句子中的“比”依旧承担表示比较结果这一语义功能，其中“X比（于）Y”仍是一个完整的语义段，是比动句。不过，“X比（于）Y”之后的这些分句在语义上却分担了由“比”字承担的表示比较结果的功能。
当然，这些分担J功能的语言单位在语义上有着共同的性质，都是表同比的。这样，它们与原先承担J 功能的“比”字在语义上就具有兼容性（即两者可以同时承担J功能）。在这些句子中，比动句之后的这些分句都带有追加性质， 用来进一步补充说明比较双方相似的具体内容，而前面的比动句离开后面的分句仍可独立。所以，这些句子虽然是朝着比字句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其本身并不是比字句。
第二步，就是在上述的框架中，比动句之后的分句与比动句中的“比”字在承担J功能这一点上产生了竞争。比动句之后的分句因为不受结构的限制，可以表达比较丰富的信息，能够更具体地说明比较双方相同在什么地方，这样，人们就会逐渐觉得后面的句子才是真正用来表示比较结果的。于是，前面的“比”字逐渐就丧失了J功能。等到J功能逐渐固定于后面的分句之后，这一分句也就成了比较句语义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分，这样，比动句就逐渐完成了它的结构扩展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J功能的“X比（于）Y”本身也逐渐失去了独立性。 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语义功能的分担引起语义功能的转移，然后才导致了结构的扩展。当然，就如我们前面已经强调指出的，最初扩展进来的W成分， 从语义上来说都是表示同比的。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像例（5）或例（7）那样的句子，比动句之前也有分句用来具体说明比较双方相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比动句中“比”字所承担的J 功能没有转移到前面的这些划线的句子上去呢？我们是这样认识这一问题的：根据沈家煊（1999）介绍，Bolinger（1952）曾提出一条“线性增量”原则，认为在没有干扰因素的条件下，随着句子由左向右移动，句子成分负载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一原则表明，在“S[,1]∶X比（于）Y”＋“S[,2]∶W”中，“W”负载的意义处在被强调的位置上，相对来说比较重要；而在例（5）或例（7）这些句子中，“比（于）Y ”之前的句子虽然信息量也比较具体，但是它们在整个语句中却并不处于被强调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J功能从“比”转移到“W”上的先决条件，除了“W”的信息量必须相对丰富具体以外，同时还要求“W”本身在语句中处于被强调的位置上。
第三步，就是句子新的结构成分W在语义功能上有了扩展。如上所述，由于W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成分，可以根据表意的需要采用灵活多样的结构形式，所以它不必再像以前“比”字那样由于受到词汇意义的限制而只能表示平比。从历史文献资料来看，这一功能扩展过程首先是扩展到异比。
我们用《庄子》中的一个句子作为例子：
（13）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其断在沟中。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于失性一也。（《庄子·天地》）
这个句子有一部分与前面例（5）到例（12）很相似。“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其于失性一也”，后面一个分句也是用来具体说明两者相同在什么地方的。如果整个句子就是“比牺尊于沟中之断，其于失性一也”，那么我们还颇难确定前面一个分句究竟是不是比动句，既可以把这个句子看作是比字句，也可以把前一分句看作比动句，后一分句则是用来追加说明两者相同在“失性”这一点上。但是因为整个句子中还有一句“美恶有间矣”，是用来说明比较双方的不同的，属于异比，而异比与表示J功能的“比”字在语义上不具有兼容性。这就清楚表明，在这个句子中，前面“比”字已经彻底丧失了J功能， 它就只能被看作比字句了。
由第一步到第二步，从理论上说，这一过程应该是存在的。不过就句子形式而言，因为在这两步中，后一分句语义上都是用来具体说明比较双方相同之处的，所以我们还难以划清这两步之间的界限，也就很难确切地说清楚在这一过程中“比”字是什么时候丧失J功能的。然而从第二步到第三步，却有着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W出现了表示异比的语义功能。因为异比与前面的“比”字表示平比在语义上不相兼容，所以在W中，异比的出现肯定是在J功能完全从“比”字转移到后面的W成分上之后。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当W成分的语义性质是表异比的时候，比字句就诞生了。
从目前发现的战国末期的比字句来看，它们基本上都是表示异比的。如：
（14）以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庄子·秋水》）
（15）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螘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韩非子·奸劫弑臣》）
表示同比的句子，W的语义一般都是双指（即同时指向X与Y）的。 表示异比的句子，开始也是双指的，如上面的例（14）和例（15）。后来W发展了， 也出现了单指的，即只指向X，说明X的特点（亦即X不同于Y之处）。如：
（16）故厉虽痈肿疕疡，上比于春秋，未至于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17）夫厉虽癕肿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绞缨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饿死也。（《战国策·楚策四》）
（18）然梁之比于秦，若仆耶？（《战国策·赵策三》）
第四步，比字句诞生后，W的语义功能继续扩展。西汉以后，出现了表示高下比的比字句：
（19）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则小；身之重也，比之义则轻。（《淮南子·泰族训》）
（20）此犹光乎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犹窔奥也。（《淮南子·道应训》）
（21）（樊）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史记·樊哙滕灌列传》）
高下比一般都是单指的，后面W的语义一般指向X。
至此，表平比的比动句已经发展为表泛比的比字句。从这一过程来看，首先是比动句后有一个分句S2（W）补充说明比较的具体结果，这样，出现了原先由“比”字单独承担的J功能后来由两个成分（“比”与W）分担的局面，从而引起语义功能的转移（J功能由“比”转移到W上），结果又导致结构的扩展（W成分加入整个比较结构），最后通过W的语义功能扩展， 从而导致整个句式语法意义的扩大（由同比而异比而高下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演变环节都是渐进的，非跳跃式的。而从W的语义性质来看， 演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同比（双指）——异比（双指）——异比（单指）——高下比（单指）。
从比动句的视角来看，由“X比（于）Y”到“X比（于）YW”是一个结构扩展的过程。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这一演变又可看作是“X比（于）Y”与“W”由两个独立分离的小句整合为一个偏正复句的过程，即原先独立的比动句“X比（于）Y”降格为一个依附于后面表示比较结果的分句“W”的从句。这样一个过程，显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
三 “词汇替代”与“词汇兴替”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比字句起源问题上的“词汇替代”论。
就个别例句如例（1）、（2）来看，“与”字比较句“X（之）与YW”和比字句“X比YW”两者之间的差别，似乎仅在于比较词的不同，只要把“与”或“之与”更替为“比”，就可以完成从“与”字比较句到比字句的嬗变了。但是如果因此就把“与”字比较句看作是比字句的源头，以为比字句就是通过这样的操作过程产生的，恐怕会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碰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把比字句真正的源头比动句撇在一边的“词汇替代”论，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早期比字句何以会有多种序列格式。
史佩信（1993）指出，先秦两汉比字句的序列格式有这样几种：
1.比X于YW4.（X）比之YW
2.（X）比之于YW 5.（X）比YW
3.（X）比于YW
上述序列格式的结构都可以分为连接段与结果段两部分，它们的不同都表现在连接段（史佩信，1993）。从“结构扩展”论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容易说明的。因为比字句连接段的前身就是比动句，而比动句的产生较之比字句要早好几百年，在它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早已形成了上述比字句连接段的各种序列格式。也就是说，只要在“比动句”之后加上“W”，就可以形成比字句的上述各种序列格式。但是，如果认为比字句的源头是“与”字比较句“X（之）与YW”， 比字句是通过用“比”更替“与”字比较句中的“与”或“之与”这种途径才形成的，那么，比字句的初始格式就只能是“X比YW”。接下来，人们就会提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比字句第一式“比X于YW”这种格式是怎么形成的？取代“与”的“比”字怎么会跑到“X”与“Y”之前去的？其次，第二式和第四式中“比”后面的“之”又是怎么出现的？再次，第二式和第三式中的“于”字又是从哪儿来的？这些问题，“词汇替代”论恐怕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这些问题，可能持“词汇替代”论的学者本身也已经意识到了，因此他们强调他们所说的只是部分比字句的起源问题。（张国光，1998）而我们则认为，即使就在他们所讨论的比字句范围内，要说这些句子就是单纯用“比”字替换掉“与”字比较句中的“与”或“之与”之后形成的，恐怕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词汇替代”与“词汇兴替”的区别。
先说“词汇兴替”。“词汇兴替”理论，最初是由梅祖麟先生（1978）正式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在汉语学界得到过很高的评价。（蒋绍愚，1994；袁宾等，2001）自然，要运用“词汇兴替”理论具体地来描写和说明有关的语言演变现象，还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我们认为，在运用“词汇兴替”理论时，应该注意区别语言演变的结果与语言演变的过程的不同。因为在历史上，“词汇兴替”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从其具体的演变过程来说，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类情况：
（甲）其演变过程就是简单地用一个新的词语替换掉原有句子中的某个词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句子。比如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表示比较的“方”字句，就是直接用“方”字替换比字句中的“比”而形成的。（史佩信，2005）
（22）方于将军，少为太早；比之甘罗，已为太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23）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钟嵘《诗品》）
认定这种替换，至少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进行替换的两个词语在替换之前必须已经是同类词，如上述“比”与“方”就是如此。冯春田（2000∶449）也指出：“按说， 词汇替代（包括语法词的替换），应该有其词性、意义或语法作用方面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否则就没有替换的基础。”
第二，除了词语替换外，新句子的形成并没有另外的自身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如上述的“方”字句就是如此。（参看史佩信，2005）
（乙）这种词汇兴替现象是单就结果而言的，并不涉及其演变的过程。新的句子的形成，就其过程来说，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词语来替换另一个词语。新句子自身有一个独立的形成过程，它是按照自身的演变机制在发展，只不过演变的结果，与原有的某个句子相比，正好只是某个词汇不一样，于是新旧两个句子的差别看起来似乎仅仅就是换了某个词汇而已。比如处置式“把”字句“S＋把＋N＋V”，与稍前的处置式“将”字句“S＋将＋N＋V”相比，好像也就是用“把”字替换了“将”字而已。但是现在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证明，“把”字句的形成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处置介词替换的过程。沈家煊（2002）在谈到有关的语言现象时提醒说：“这种兴替不是简单的‘词汇替代’，由实变虚，每个处置介词可以有自己的形成过程。”
在乙类情况中，根据前后替换词语的不同类型，还可以分出两个小类：
1）前后替换的词语也是同类词。它们都是依照自身的演变机制发展出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时代有先有后，看上去像是后出的替换了先出的。如前举处置介词“将”、“把”就是如此。
2）前后替换的并非同类词，而且它们演变的机制也不相同。 比如汉语历史上曾有过用“为”字作为系词的判断句，构成“名词＋为＋名词”这种判断句形式：“余为伯倏，余而祖也。”（《左传·宣公二年》）后来出现了用“是”字作为系词的判断句，就是我们现代汉语还在使用的“名词＋是＋名词”形式。如果仅从结果上作比较，两者的差别似乎就是新句式用“是”字在旧句式中替换了“为”字。但是正如大家所知，不仅演变之前的“是”与“为”算不上同类词，而且两者演变为系词的机制与过程也不相同。
以上第一步分类（甲类与乙类）的根据是这些句子的不同形成过程。如果根据替换词语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那么上述甲类与乙类中的1）类可归为一大类（A类），在这一大类中，替换的词语都是同类词；而乙类中的2）类为另一大类（B类），其中替换的词语不属于同类词。这两种划分之间的关系可列为下表：
语言现象(词汇兴替)例句
方字句(与比字句)把字句(与将字句)是字句(与为字句)
第一种分类(根据句(甲类)简单的词汇替代(乙类)不是简单的词汇替代(新句子另外有一个自身
子的形成过程)(新句子没有自身独立的
独立的形成过程)
形成过程)
第二种分类(根据替(A类)替换词语是同类词
(B类)替换词语不是同类
换词语的类型)词
从上述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简单的词汇替代过程（甲类），前后替换的必然是同类词；如果前后替换的不是同类词（B类），那么就不可能进行简单的词汇替代。由此可见，“词汇兴替”侧重说明语言演变的某种结果，这一概念所涵盖的面较广，上表中的几种情况都属于这种广义的“词汇兴替”现象。而简单的“词汇替代”则主要说明其演变过程就是用词语X来替换词语Y，前面所说的各类情况中只有甲类属于简单的“词汇替代”。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讨论“与”字比较句与比字句的关系问题了。我们认为，比字句的产生，自身有一个语义转移、结构扩展等等独立的演变过程。至于演变以后它的某种序列格式与“与”字比较句相比，两者差别仅仅在于比较词“比”跟“与”或“之与”的不同，那只是单就演变的结果而言。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广义的“词汇兴替”现象，但它并不是通过简单的“词汇替代”途径（用“比”替换“与”）来实现的，它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B类情况。 而属于这类情况的“词汇兴替”，由于其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词汇替代”，因此它与我们用来说明比字句产生过程的“结构扩展”论并不矛盾。在我们看来，在比字句产生之前，“比”跟“与”字比较句中的“与”不仅词性不同，而且它们的意义相差也很大，它们之间并不具备进行这种简单的“词汇替代”的基础。
四 句式的起源与句式的功能扩展
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材料，先秦两汉时期，类似比字句那样把表示比较结果的成分W放在比较项X与Y之后的句子，除了前述“与”字比较句外，还有“为”字比较句、“于”字比较句。以下是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24）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5）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礼记·檀弓下》）（以上是“X为YW”格式）
（26）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左传·文公十八年》）
（27）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庄子·外物》）（以上是“X于YW”格式）
尽管说用“比”来更替上述句子中的“为”或者“于”之后也可以形成“X比YW”这样一种比字句格式，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认为上述句式就是比字句的源头。这些差不多与比字句同时萌芽的句式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后来也没有发育成熟，很难设想比字句是由这些句式发展而来的。另外从这些例句中表示比较结果的W来看，其中大部分都属于高下比范畴，这与先秦早期的比字句有着明显的差别，要说比字句是在这些句式的基础上形成的恐怕根据不足。特别要指出的是，比字句产生之前，“比”字跟这些句子中的“为”字或者“于”字同样并不是同类词，因此在它们之间也没有进行简单的“词汇替换”的基础。
我们并不赞成那种认为比字句是在这些句式的基础上通过简单的“词汇替换”而形成的观点。但是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认为比字句的发展演变与这些句式毫无关系。如前所述，比字句产生之初，表示比较结果的W基本上局限于同异比范畴，而后才扩展到高下比范畴。在比字句的功能扩展的过程中，这些表示比较意义的“与”字句、“为”字句和“于”字句，很可能都对比字句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内的各种成分处在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之中。比字句与这些句式的关系也是如此。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些句式所承担的表意功能后来都在比字句身上表现出来了，随着比字句表意功能的扩展，这些句式也逐渐从语言系统中消失了。因此，应该承认这些句式对比字句的发展演变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不过，在考察这些句式对比字句的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区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句式的起源问题，一是句式的功能扩展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整个比字句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讲比字句的功能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两个问题不能混淆。我们认为，与比字句句式起源问题有关的应该是比动句，而上述表示比较意义的“与”字句、“为”字句和“于”字句对比字句的影响，都是在比字句产生之后的事，这应该看作是比字句受到其他句式的影响而发生的功能扩展，与比字句的起源问题恐怕没有关系。
五 结论
本文的结论归纳如下：
（一）比字句“X比（于）YW”句式是由比动句“X比（于）Y”在句后加上“W”这样一种结构扩展的途径产生的。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由小句“X比（于）Y”跟小句“W”经过整合后形成偏正复句的过程。
（二）先秦的“与”字比较句、“为”字比较句或“于”字比较句跟比字句起源问题无关。但是比字句在功能扩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过这些比较句式的影响。
（三）要注意区别“词汇替代”与“词汇兴替”这两个概念。汉语史上的“词汇兴替”现象不一定是通过“词汇替代”这一途径来完成的。
（四）“语法化”的概念应该包括语句组织化的各种现象。“实词可以虚化，短语可以词汇化，语段可以结构化”，而“过去对语法化的研究，大多是对实词虚化，短语或句子词汇化的原因和过程的研究”。（江蓝生，2004）因此，“语法化”的研究，还应该重视包括类似比字句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跨小句的语段结构化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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