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性论文,三农论文,根源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5-0173-04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丰富的“三农”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三农”思想中又具有内在矛盾性。分析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并探究其原因，对于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历史启示。
一、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意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却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产生、发展、消亡，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引起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毛泽东科学分析了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②。但在如何才能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毛泽东则始终将生产关系的不断变更放在首位，试图通过频繁地改变生产关系，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他曾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的问题，我的知识很少。”③建国初期，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我国落后的小农经济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通过土改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又通过建立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农民农业生产的热情高涨，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业迅速发展。由此，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要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只要生产资料公有化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就会自然释放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成功经验，也使毛泽东更加自信地认为，只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上述错误认识的支配下，农业合作社成立后不久，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借着“大跃进”的东风，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基本高速实现了公社化。很明显，这几种形式公有化程度一个比一个高。应该指出，毛泽东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主要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不是单纯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变革生产关系。但他过分夸大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过快地追求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去解放和促进生产力，不仅忽视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而且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历史证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有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预期目的，反而使得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生活严重困难，造成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停滞不前。
第二，提出工农并举，却过于强调和急于实现工业化。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始终关注“三农”问题。早在1934年，他就曾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首位。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去掉农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④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也将“城乡互助”作为基本经济纲领列入其中。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逐步演变为工业和农业战略优先发展权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批评了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做法，提出了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强调要平衡工业与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认为只有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中，毛泽东又强调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⑤随后这一思想又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得到进一步阐述：“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⑥在纠正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的错误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要以“农、轻、重为序，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这些科学论断揭示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客观规律。然而，随着急躁情绪的发展，“左”的指导思想产生，尽管毛泽东和全党都认识到农业基础地位以及实现“工农并举”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尽快工业化的考虑，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当时如何尽快建立中国的重工业体系的战略所淹没，因而在发展实践中，资源的投放最终都是尽可能地向工业倾斜以及如何使农村承担起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重任，而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落脚点只不过是为工业和城市服务的。毋庸置疑，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主要是重工业。在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以工业为重点、农村为城市和工业服务的政策，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毛泽东的失误在于，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来跟上工业的发展速度，以实现工农发展的平衡，而是通过急剧的生产关系变革来扩大国家对农业的更多剥夺以支援工业发展。这种措施势必会破坏农业生产发展，损害农民的利益，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最终削弱支援工业的能力。
第三，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却混淆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区别。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无疑是毛泽东最为关切的群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工作来抓，在土地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必须围绕解决农民的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在毛泽东看来，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要唤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热情，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⑦但在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问题上，毛泽东则坚信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动。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特别是建国以来在对敌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在过去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法的偏爱与迷恋，当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能够取得胜利。于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又被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而且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党的群众路线几乎成了“群众运动”的同义语。当然，毛泽东希望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物质技术力量的不足是应当而且必须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就此认为只有群众运动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能就此认为只有群众运动才可以真正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走群众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恰当地将群众运动看成是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甚至唯一形式，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混同起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时刻都要坚持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路线；而群众运动则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有一定规模和声势的革命及生产活动。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运用的时间和范围都要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显然，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⑧历史实践也证明，规模空前、历时相当长的群众运动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四，明确了城乡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在实践中却陷入平均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亿万农民的共同期望。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带领全体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断实践探索摆脱农民贫困的正确途径。1955年，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⑨的目标。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还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⑩但是，在达到共同富裕的方式、道路上，毛泽东则主张通过“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实行的是以“平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分配政策，强调人民物质利益一律平等，把收入的大体平均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平均主义”分配方案下，城乡普遍采取“大锅饭”形式，“大锅饭”政策似乎可以防止和减少人们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掩盖了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所引起的诸多矛盾。更为严重的是，它抹杀了人们实际能力、劳动奉献、劳动量之间的差别，在收益分配上一律平均，直接挫伤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导致劳动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因缺乏动力而缓慢。可以说，由于公平效率观的扭曲，致使毛泽东一直没有找到使广大农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抑，城乡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毛泽东主张的共同富裕只能是共同贫穷、共同落后。
二、内在矛盾性的根源分析
为什么毛泽东“三农”思想中会存在以上的内在矛盾性呢?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原因：
第一，实践发展的不成熟。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凝聚和升华，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实践相联系的。从毛泽东“三农”思想形成的实践条件看，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还未充分暴露，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还未能给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提供足够的感性材料，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探索，既无现成的答案可选择，也无成功的经验可借鉴，这就决定了他所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和见解，只是初步的思路，没有具体展开，甚至还产生了具体方式、途径和方法前后矛盾之处，出现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正如毛泽东本人所指出的那样：“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条件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11)
第二，思想材料的不充分。恩格斯在论及思想文化发展时指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它的根源深藏于经济的事实之中，但任何一种新学说的产生，又“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2)他还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13)因此，已有思想材料的准备，对创造新的理论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从这点来看，经典作家关于“三农”思想的有限性，成为毛泽东“三农”思想内在矛盾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城乡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的一些论述和构想。但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农”思想没有形成一个系统严整的体系，他们所探索的内容是宏观的、粗线条的，而且散见于其他理论之中。从毛泽东探索“三农”问题的思路来看，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在主观上虽有迅速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使命感和赶超意识，但由于思想材料的不充分，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毛泽东对城乡问题的探索也只能从已有的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求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营养，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计的社会主义方案、标准来裁剪中国处于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的现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践的产物。
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苏联模式是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效仿的标准模式，建国初期，毛泽东反复提到中国要以苏联为榜样，要学习苏联实现农业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经验。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详细说明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机械化的经验对于中国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就是借鉴苏联的经验，采取迟缓的速度“就是忽视了苏联的经验”。(14)他重申苏联“正是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共同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为特征的制度。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后，毛泽东要以苏为鉴，寻求一条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试图从“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开端。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始终没能摆脱“一大二公”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始终未能突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苏联模式只有程度上的区分而无本质上的差别。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过多地剥夺农民以及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都是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通病”。
总之，由于多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三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统筹理论奠定了前提和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正是在吸收和借鉴毛泽东“三农”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努力开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注释：
①②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第3页，第240—241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⑦(14)参见刘洪森、田克勤《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内在矛盾性及其根源》，载于《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
⑧周术国《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原因分析》，载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