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183;椅子#183;人性——评《天之骄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之骄子论文,椅子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人艺正在上演郭启宏的新编历史剧《天之骄子》。这是他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文化性格为思考对象、描写对象的系列剧中的又一部力作，与早先的《司马迁》、《王安石》、《南唐遗事》、《卓文君》、《李白》等相映成趣。有的评论家以为这是启宏写得最好的一部戏，我觉得倒也不必先把话讲得那么满。但如果说这个戏有新的追求，新的收获，这当然是事实。
《天之骄子》由苏民执导。苏民在前几年曾导演过郭启宏的《李白》，那是中国现代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比较成功、比较完整的李白形象，颇得观众好评。这次排《天之骄子》，是他们的再度合作。尽管仍有一些可以挑剔，可以改进之处，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成功的，能够给观众丰富的联想和启悟。
《天之骄子》无论从剧本，还是从舞台呈现来说，可谈的话题都不少，诸如台词文笔的优美、洗练、机趣，人物性格创造上的成败得失，他们的才性禀赋、人生定位、命运播迁，以及作品的整体立意、结构布局、意境营造等等。但我只想主要谈谈这个戏里有关权力与人性的描写，并涉及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
我很欣赏这个戏在舞美设计上对那个鼎、那个宝座的强调。它们都是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被运用的。
鼎，被称为“国之重器”，在中国古代，它既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的象征，也是王朝宗庙社稷的象征。平王东迁以后，诸候坐大，周天子的权力日见式微，于是便发生了楚王派人“问鼎周室”的故事。后世把王朝更迭，皇权易手称为“鼎革”，把新朝的建立叫作“定鼎”，如说“国朝定鼎以来”，等等，取的都是鼎的这种象征意义。《天之骄子》写的是曹魏政权在曹操病危时立嗣、传位，以及在他身后几个儿子为争夺王位而兄弟阋墙、箕豆相煎的故事。因此，在舞台正中后部的高台上放置一尊硕大的鼎，作为主要的背景，便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想法。它的造型，是根据迄今为止安阳出土的最重要的司母戊鼎而构想出来的。长方的型制，显得厚重、沉稳，观众须仰视才见，且高踞于包括曹氏父子在内的所有舞台人物之上，整个给人以威严、压抑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营造了这个戏的特殊氛围，突出了权力对于人性的异化和扭曲。
按照剧作者的立意，《天之骄子》里的“骄子”，并不单指曹植，而且包括曹操和曹丕，他们无疑都是那个时代在才能、智力和个人性格方面非常超群的人物，然而在权力面前，他们的人性都程度不同地被异化、被扭曲。
曹操生前，执掌朝柄，“挟天子以令诸候”，无疑是当时北中国的最高权力者、独裁者。他非常疼爱小儿子曹植，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寄以厚望。在立储的问题上，曹操之所以长期动摇于长子和三子之间，委决不下，原因主要在这里。要死了，他仍在犹豫，但又不能立即作出抉择。这就是《天之骄子》大幕拉开时的规定情境。在这个规定下，曹操显然比在场的所有人都握有更多的主动权，也要自由得多。但即便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不过是权力的符号而已，也不得不受制于权力，按照权力运行的一般逻辑及其在那个时代的特殊逻辑行事。他不相信宿命，却不能不接受上苍的安排；封魏王，加九锡，却不敢当皇帝；爱小儿子，却不能传位给他……他是既掌握着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又处处受制于这几乎是绝对的权力。剧作家有意在这个历史上公认的铁腕人物临终前，安排了他的自嘲。只是在这发自内心深处的人物的自嘲中，观众才在这个被权力严重异化和扭曲了的灵魂的缝隙中，窥见几缕尚存的人性。
决定立曹丕为太子，而不立曹植，曹操是完全按照权力承传的规则，经过冷峻的权衡以后作出的。这一幕戏写得好，也演得好，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层次，包括重要的细节变化都交待得很清楚，因而一开始便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撇开内容不谈，单从技巧上来看，戏也是相当出色的。
曹植聪慧颖悟，才气横溢。他是想当王储的，他的朋友杨修、丁氏兄弟，甚至他的二哥曹彰，也都认为非他莫属，并且自觉地把他往这个位置上推。连乃父曹操，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有意地朝这个方向培养他。他的悲剧也在这里。曹植虽然生于王侯之家，却真诚、善良、天真，对于权力运作中必不可少的机诈权变，他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因而作诗人则可，作最高权力者则不可。对于他的这样一个性格层面，编导和演员都作了充分的令人心服的展示。然而，曹植像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把从政、建功立业，即成为权力者，或成为权力者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因此，他虽然是家族权力竞技场上的失败者，落魄者，却始终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人性被权力严重地异化了，扭曲了。只在他沉溺于酒色之中，在他真正傻乎乎地袒露襟怀，眼看着往圈套里钻的时候，观众才更多地看到了他的本色，他的不泯的人性。
曹丕在最高权力的谋取和到手之后的运用上，显然比乃弟老练得多，有城府得多。他说曹植在这方面是个“雏”，并不差。从他身上不难见出乃父的遗风。曹操传位给他，不是没有道理的。雍丘兄弟相会那一场戏，他看到曹植的一派落魄的惨状，忽然唤起了手足之情，说了一片充满自责的肺腑之言。这也是像他的父亲在临终前一样，向观众打开了自己一线人性的心扉。从这里我们看到人性在权力扭曲下的沉重的低泣，它在帝王身上，也像在普通臣民身上一样惊心动魄。当然，这种袒露只是刹那的，是一种非常态，而且只有当曹植对他已经毫无威胁时，才有可能表现出来。走出残破的雍丘王府，回到洛阳的皇宫里，他又是权力本身了，又恢复了他的猜忌和残忍。为了永远保有手里的权力，他是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的，他是谁也不认的。“不忍杀者不能成帝王”嘛！
导演在《天之骄子》里，除了强调那尊雄踞于高台之上的大鼎之外，在那个宝座上也没有少作文章。那是一个铺着黄绫的龙椅，帝王坐在上面，以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威仪。作为权力的象征，曹氏父子都想长久地坐在上面，君临人间。曹操坐上去了，却是“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不得不在大限到来时依依不舍地撒手而去；曹丕也坐上去了，却时时疑心有人要来抢走它，感到自己坐得并不稳；曹植想坐，并且似乎在眼看就要到手时却失去了，只能抱恨终天。这真是一个祸害人的魔椅！然而，它可爱得很。只要还有这样一个作为绝对权力的象征的椅子在，对它的争夺就仍然可能继续下去，无论是否自觉到它会使人性异化、扭曲。这似乎又是一个中国人无计走出，而又不能不面对的亚细亚怪圈。
也许是有感于此类在历史上没完没了地搬演着的血腥四溢的悲剧，郭启宏特意在戏的末尾安排了曹氏父子三个鬼魂的对话，意在让人们各以其禀性、能耐而各安其位。为此，他甚至不避烦冗，不忌直露，可谓用心良苦。有用吗？我怀疑。
庄子是主张无善恶、大小、是非的，要人们“无为”，不争，顺其自然。他早就讲过“梁
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的话，要大家多点自知之明，但问题是谁都觉得自己是那个“”之材，正像曹操将死，曹丕和曹植谁都想坐上那柄黄绫椅子一样。于是，很难太平了。不过，我们还是举双手赞成编导们把这样的问题提给观众：“是作梁？是作柱？是当柴烧？”
君其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