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的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来西亚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G912.5:K338.6
本文论述了由于受地方化——本土化过程的影响，在与当地地理社会文化环境作文化适应之同时又与当地人相区别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类型。从一种被称为峇峇(Baba)的说马来语的华人的经历可以讨论、勾画出族群认同社会化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的华裔既是华人也是马来西亚人。作为华人，他们既是马来西亚籍的华人，又是不受地域束缚的跨国华人。华人族群的认同既受限制又不受限制。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认同，反映了华人地方化经历的变迁。
一、绪论
在马来西亚公民中，华人所占比例为28%（统计局1995:39）。这是一群不同于其它群体的人。他们以华语（在东南亚指普通话）自称“华人”（闽南人和广府人则以各自的方言自称“唐人”），但是，他们也以各自的语言群体而认同，如福建人、客家人、广州人、海南人、福州人、广西人、兴化人、福清人及其它。所有人都担负着认同的历史传承性，虽然它受马来西亚地域化而改变。实际上，一些人经历较多的本土化，以至于他们形成了新的华人认同观。这里的“本土化”，实指地方化过程，一种包含对地方地理社会环境的文化适应及地域认同。文化适应不仅仅包含受地方势力影响的消极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积极参与及创新。
本文将论述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类型。他们的这些认同反映了他们作为中国移民后裔的历史传承性和对马来西亚生活适应结果的一种地方变革。人类学家们已对文化与族群认同的关系进行过辩论。那种认为族群认同受文化特质限制的静态观点现在已被抛弃，自从巴斯(Bath)的创新之作(1969)之后，许多人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族群边界上：人们是怎样自发组织而形成一种族群的。这种方法也同样为族群性“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参见Banton，1983）。然而，正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在许多案例中，人们是通过社会化而持着某种族群认同的。我对马来西亚操马来语的峇峇（读国际语音的ba-ba）华人研究表明，社会化仍然是与族群或次级族群认同的基础，尽管社会个体积极解读与决定何时强调或不强调其认同的公众表达。本文中，笔者将要讨论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并证示族群认同的社会化作用。
二、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的类型
族群认同有其历史，经常是，一个族群的名称源自于这一群人的发祥地。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源自中国不同地域，尤其是福建与广东二省，因而担负着福建人，潮州人等等的认同。在东南亚华人认同个案中这些族群认同与中国认同毫无关联。就好比源自爪哇的马来人仍然自认是爪哇人但是是马来西亚籍，而不是印度尼西亚人。在中国，广州人和客家人属于不同的族群，而在马来西亚，所有华人把自己看成属于一个族群——与马来人及其它马来西亚人相对，而广州人和客家人总是被描绘成“方言群体”。
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闽南，并且自认为是福建人；因此总的来说，现今的“福建人”一词，在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指其先祖来自闽南的华人。那些其祖先来自兴化和福州甚至更北部福建沿海的人则另外被称为兴化人和福州人。客家人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二大方言群，其祖先来自广东省和闽西南。像福建人一样，他们分布在马来西亚各地，而在沙巴州，大多的华人是客人，因此在那儿大多数的华人讲客语。“广府”人，其祖先来自广州的四周及其内地农村。在诸如吉隆坡，怡保，金宝及芙蓉等城市中心，其语言则成为华人的共同语。潮州人，尽管语言上属于闽南系，他们却是来自广东汕头周围部分地区华人的后裔。当然，海南人则是来自华南海南岛移民的后裔。也有一些其先祖来自广西的广西人。在马来西亚的不同城市虽然也有一些上海人、山东人，华北的华人移民却并不多见，而在沙巴，则有一个来自华北河北省的河北人社区（参阅Tan，1997）。
这样，马来西亚华人仍然以其引以为荣的语言群体而认同，并且（他们之间）语言上截然不同。然而，他们使用普通话（地方上称为华语）作为其通用的华人语言；并且在华人（学校）教育中，传授知识的媒介也是普通话而不是各语言群体的方言。总的说来，马来西亚华人是操多种语言的，会讲多种汉语方言以及马来语。许多人也会英语。在马来西亚，华人方言群认同实际上是亚族群认同而不是独立 存在的族群认同。
还有，由于与本土马来西亚尤其是马来人长期直接互动形成文化变迁的独一亚华人族群认同。这些人就是讲马来语亚的峇峇人，尽管其中许多人内部也讲英语。峇峇文化源自于早期华人移民娶本土妇女及其后裔以马来语为其母语，这是华人在文化上本土化的一个产品。选择一些地方生活方式，诸如妇女穿马来西亚式服装，既吃中国菜，又吃马来菜，也吃他们自创的地方风味菜，更进一步地将峇峇人与后期华人移民区分开来。在19世纪的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峇峇人成为一种与新近中国移民“新客”相对照本地出生的华人。
然而，槟城的峇峇人虽亦受到本地文化的涵化，包括妇女穿莎笼围裙，仍然说福建语，尽管它们已经地方化。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人自称“伯拉那斡”(Peranakan)，操马来语。直到今天，这些峇峇自认为“伯拉那斡”，并仍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同的华人群体。不管怎样，峇峇人由于讲马来语（尽管是峇峇式马来语），最终与其他主流华人区别开来。马六甲的峇峇人，今天形成了一种华人次族群；新加坡的峇峇人也是如此。然而，峇峇人也有其各自的华人方言群认同，其中许多人是福建人，甚至还自认是“永春人”（即福建永春）等的认同。峇峇认同是一种本土化的华人文化认同。
三、本土化、文化及认同观
虽然族群认同表现是主观的，认同却往往是通过文化表现来透视的。在这一方面，（可以说）不同的地方文化适应会引起不同的地方认同观。本土化带来华人的区域认同。举例来说，文化本土化的程度高低，构成了一个较高地域化华人群体与较低地域化华人群体相区别的基础，峇峇人地域化程度极高到用马来语作为母语来取代原来的福建语。在吉兰丹东北部及登嘉楼部分城区（如智莪），华人已像峇峇人一样文化地域化(culturalhly cocalized)了。吉兰丹的伯拉那斡型华人（以之将其与马六甲的峇峇人区分开来）讲流利的吉兰丹马来语，且年轻人经常用此进行交流。许多人也会讲本地泰语。特别是在农村，男人妇女们穿沙笼裙也是见多不怪了，而乡下的男人甚至带一种叫做Semutar的当地马来式头巾(Tan,1982)。较低地域化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像马来人。然而，吉兰丹伯拉那斡型华人不自称为峇峇人，与峇峇人不同的是，他们仍然讲闽南语，但这是一种受吉兰丹马来语及当地泰语涵化的闽南方言。
对较高地域化的群体来说，只有马六甲的峇峇人形成一种独特的亚族群认同。吉兰丹和登嘉楼的伯拉那斡型华人只认为自己是唐人（即华人），他们没有形成独立的地域化认同。为什么峇峇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华人本土化认同呢？这与19世纪海峡殖民地商人大多是峇峇人有关，因而形成了当地人的一个高贵阶层。丢掉汉语母语，只讲马来语（后来也讲英语）使其有别于其他华人。华人移民及其操汉语的后裔视他们为异类，峇峇人也对此认可。这样，强烈的文化反差（有的华人尽管不会讲一丁点汉语）及经济地位（的高低）导致了峇峇人独特的华人认同观。峇峇人的经济地位及其在海峡殖民地殖民社会当地人口中较高的社会地位使峇峇人与其他华人有所区别。针对吉兰丹的伯拉那斡型华人而言，虽然他们没有丧失其闽南语，但其阶级地位——乡民出身——没能逐使其形成一独立的次级族群。
另一方面，海峡殖民地的峇峇人又看不起地位低下的新的华人移民。实际上，峇峇人叫这些移民（支那格）"
"，是一种贬义称呼。迄今为止，当他们意欲贬低对方时，Baba人就叫较低本土化的主体华人（非峇峇华人）""。这一术语也许与术语"Pak Saga"有关，意为“吝啬的大叔”，Baba人过去常用来指那些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实际上，年长的报导人告知笔者，直至大约二战时期，既定的峇峇人家庭可以“买下”那些为养家糊口而苦撑数年的华人移民作为合同工。在闽南语中，这叫着“买新客”，峇峇人称之“即"beli kepala"（即“买头”）。1997年7月我在马六甲做田野时，一位“娘惹”（即Baba妇女）将此种情景与现时的印度尼西亚女佣工及马来西亚劳工相提并论。她的公公，就“买”了一位中国出生的华人来帮他养猪干活。地位低下的华人也同样解读了为何19世纪及20世纪战前的既定Baba家庭能“买女婿”，究其根源是：想娶“娘惹”的中国出生华人总是被要求入赘Baba家庭。这样，在海峡殖民地峇峇人中从妻婚制已成为可接受的事实（见陈，1988a:182）。随着战后特别是马来西亚的独立后峇峇社区的衰落，情形为之一变。现今，许多峇峇人已于婚后被纳入非峇峇华人家庭。从妻婚制甚至在峇峇人内部也不被接受了。总的说来，今天的峇峇人被非峇峇华人所不耻。在殖民时代，尽管中国出生的华人也因为峇峇人不讲汉语而鄙视他们，但立足于经济领域的峇峇人仍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今天，主体华人，特别是文化民族主义者，视峇峇人为华人不可效尤的例证。
在马来西亚，华人可随心所欲讲自己的母语，也主要是由于华人的人口之众，在马来西亚人主流华人内部一直没有华人之间讲马来语的习惯。这就是为何峇峇人的认同不被“纯”华人接受的原因所在。在华人中，讲马来语与抛弃汉语是一种明显的对比。因此，峇峇人仍然是一种独特的华人。在槟城，华人习得了许多地方特征，“槟城福建”方言就是一种包含大量马来词汇的独特闽南语。地域化的槟城华人食物也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影响。这样，槟城华人文化上与别处马来西亚华人截然不同，来自吉打和玻璃市的华人也是如此。过去，地域化的槟城华人被称之为峇峇人，今天那里的华人却不形成独立的华人族群类型。只不过，区域文化差异是存在的。
与此相类似，尽管都是华人，不同地方的马来西亚华人有不同的地域化经历，（无论）其内部，（还是）其他地区，其华人认同观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来自东马来西亚的伊班(Iban)人区域的华人，能讲流利伊班语、吃一些非华人的地方菜，他们认为不同于吉隆坡的华人。
语言与教育也影响了马来西亚华人认同观。在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的国度里，英语已经被视为一种中性语言，在华人中讲英语不会被认为如同在华人中讲马来语一样远非华人。由于过去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存在这些操英语或常讲英语而少讲汉语方言的人。这样，这里也有一些操英语的华人，但他们却没有像峇峇人构成一个个别的华人次族群。那些受过中文教育的人包括那些在其整个学龄期受中文教育的人及那些仅仅受过部分时期中文教育的人。在拙著中(1988b)，我已经根据其语言及教育将马来西亚华人分为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操英语的华人及受马来文教育的华人。大多数华人讲好几种语言，通常不只是汉语，还有马来语及英语。然而，是他们用来读写的语言能力极大地影响了其文化品味，影响了认同观。
总之，在文化认同方面，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表现了高度文化本土化，就如峇峇人，另一方面，则显露出极低文化本土化。在极低本土化方面，最极端的是那些不仅仅认为所有华人应该讲华语写汉字，而且应该抛弃各种各样的地域化事物的人。这就是汉文化民族主义者，有的甚至是文化中心主义者。许多华人介于两种文化类型的截然相反之间。在印尼，华人的这种文化对此存在于众所周知的“都督”(Totok)人（“纯”华人）与伯拉那斡人（即峇峇人）之中。在马来西亚，华人中没有一种对等于所谓“都督”华人的称呼，相反，是通过其华人是否是峇峇类人而感知的。对主体华人来说，峇峇模式是一种否定（反面）的模式。这样，“峇峇”这一术语不仅仅是马六甲峇峇华人次族群的名称，同时也被当作一个描述性术语用来指任何由于高度文化本土化而“丧失”主要华人文化分子的华人。（是故），今天的峇峇人遭人鄙视。不管怎样，大多数峇峇人还以其峇峇人认同而自豪。虽然独特的峇峇人认同遭到主体华人抵制，作为本地人，意识上又拥有总体的马来西亚生活方式（与非马来西亚人对比）这种本土化被马来西亚华人看成是积极的。总的说来，即使是当今的非峇峇华人也确实把本土化地位当作一种积极因素，只要其不丢掉有关的汉语。马来术语“支那”意为“华人”，但当马来人和峇峇人使用时、以某种语气来强调，它又具有否定意味——“毫不地域化的华人”，就好比英文的"Chinaman"一样。在闽南语中，“唐山亚伯”（即“唐山大叔”）被用来嘲笑行为态度上太“中国人”(Chinaman)的华人小伙。还有，当与来自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华人相比，不管他是否峇峇人，马来西亚人都具有其足以区分非马来西亚华人的地方——马来西亚华人特质。当与来自它国的华人族群对比时，马来西亚华人确实具有一定诸如语言使用法、饮食习惯、生活在多元族群的马来西亚社会的经验及其它的马来西亚人特质。他们都有本土化经验，唯其不同的是本土化的性质和程度。
四、社会化与认同
本文的重点是族群认同与区域认同。我的峇峇人田野研究证示：峇峇人之所以成为峇峇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父母为峇峇人，或成为这种人更有益，而是他们社会化成峇峇”(Tan,1988a:94～95)，在马六甲，假如一个人被抚养成峇峇人，讲峇峇式马来语，长大后他或她很可能自认为峇峇人。当峇峇人娶或嫁给非峇峇华人后，其后代长大成人后是否自认为是峇峇人取决于其社会化程度更像个峇峇人，或非峇峇人。如果他们学会了讲汉语，与非峇峇华人亲戚互动更多，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认为峇峇人毫无意义。婚配后，也许要澄清二者之间的分歧，因为，假如这样的家庭里的后代娶或嫁给了非峇峇华人，峇峇认同也许会更加衰减，但是，如果其后代娶或嫁给了峇峇人，并继续与其峇峇亲属互动，那么，他或她很可能继续认同于峇峇人。峇峇人同非峇峇华人的互婚使其后代有机会习得汉语，因此，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容易放弃现存的声望不高的峇峇认同。但是，马六甲峇峇人的终极认同很受个人的社会化经验影响，而不是纯粹的理性选择。
作为一个族群，峇峇人可宣称自己是马来西亚最早期华人移民的后裔，但要说所有峇峇人都源自于最早期华人移民却是荒诞的。例如，在马六甲有一位有名的峇峇，其父出生于中国。访谈中，他强调自己母方延续的传之弥远的峇峇人世系。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访谈的许多马六甲峇峇人都声称已在马六甲定居多年，但这都是从母方来确定的，因为其始祖也许是其祖辈曾祖辈的华人移民。有些报导人不知道其华人始祖是自哪一代来到马来西亚的。像其他华人一样，峇峇人以父系制认亲及传姓。然而，在宣称其悠久的峇峇家族史时，他们冲口而出说：“从我母亲一方来看，我们已成为峇峇人多代了。”当然，毫无母亲世系的实际证据存留下来，因为父系偏见就意味着母方的历史总的来说是不必记载的。我认为，峇峇认同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化产物，因此，除了声誉(Prestige)之外，定居的历史（与其认同）并不十分相关。然而，一个人是否被Baba社区接受为Baba人，不仅仅是一种声称的事，而是展示Baba文化特征精髓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讲Baba马来语的能力，即Baba人所操克里奥尔比(Creo-lized)的马来方言（见Tan，1988a:120～43）。我上面提到的峇峇人，是第一代父系本土出生的人，他讲峇峇式马来语和英语，不大会讲汉语（闽南语）。他也很了解峇峇人传统。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其社会化经验中，他感知自己是峇峇人，更加习惯于做峇峇人，自然就接受了峇峇认同。总之，族群认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感觉之事，例如，感觉是华人族群，或者是峇峇人。
总的来说，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化成了华人。这在马来西亚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每位马来西亚人都被预料有一种清楚的族群认同，譬如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伊班(Iban)人、卡达善(Kadazan)人等。只有互婚后的子女才会为怎样在这些有明显划分界线的族群面前归队而陷入困境。例如，华人与印度人联姻的子女也许文化上社会化到更像华人或印度人，并会感到更应是一方而不是另一方。然而，父系原则要求其依照其父亲作族群认同。这也许会成为一种社会症结，假如某人体质上看来为南印度人，而又不得不认同于华人。理论上，一个马来西亚人可以认同于马来西亚人，但在这族群意识很强社会里，仍然需要能详细说出其独特的族群认同。在华人方言群体间互婚的后代中，总的原则是认同其父亲的方言群。既然是华人就不存在多大问题，方言群的认同仅仅只是可以选择而不作强调的次群族认同。生长于闽南人文化环境占支配地位的槟城广府人也许会讲“槟城福建”话，而不讲广府话，在华人社会中，他无需指明自己的方言群认同。当问及之时，尽管他文化的每个方面都福建化了，他可以解释说，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福建人。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强烈的广东人认同，对此人来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也仅仅只是一种介乎于其间的认同。
不同层次的认同，容许认同者强调其认同场景性，总的来说，泛华人认同是最普遍的，但在福建人中，福建人认同是贴切的，并通过语言用法及说话而得以确认。马六甲，吉兰丹及登嘉楼以外的人都鄙视及不理解峇峇化的认同，因此在这情形下，峇峇人或伯拉那斡型华人就注重强调其总体华人认同，甚至会在与非伯拉那斡伯拉那群型华人用英语交谈以隐藏其峇峇认同。在他们自己人之间，则操峇峇式马来语或吉兰丹马来语。峇峇是华人，只是他们有别于其它的华人。社会化使得峇峇人成其为这种华人。
实例有助于我们阐明这一论点。当我1977年初次在峇峇人中从事田野研究时，我结识了马六甲的一村庄中的黄氏一家，至今已有20余年。（当时）其长子尚在读小学，而今却已在吉隆坡工作了。唯一的女儿及次子已分别到了20好几及20出头年龄了，并都在马六甲镇上班了。小儿子也已成了一名初中低年级学生。在家里，大家都操峇峇马来语。由于经历到非峇峇华人嘲笑其不会讲汉语，黄氏夫妇送其长子及女儿（老二）进华人小学。这显然是不理想的，因为，父母亲不能辅导子女的功课；同时，每当其收到学校的通知时，他们又不得不找人代读，并且，在1977年，我经常受到咨询。这样，他们就决定送其老三老四进入马来语学校。
在这里，所受之教育影响了孩子的文化认同。现在，老大女儿能讲普通话，也会看一点中文。会普通话对大儿子来说特别有用，他在银行工作，并能同其吉隆坡（非峇峇）华人朋友讲普通话或讲英语。社会化到如此程度，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并且，他们拥有其严密的峇峇亲属网。受主体华人的贬损态度，像大儿子这样的峇峇人，当外出马六甲时不强调其峇峇认同，例如，在吉隆坡，通过讲普通话和英语来对其认同。这并不意味他们自我感觉不太像个峇峇人，只表明在特定场合下强调其讲马来语的峇峇认同无关紧要或有不利。如今，若黄先生的大儿子在吉隆坡娶一位非峇峇华人，其子女是否认同其峇峇人，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机会与其马六甲的亲属不断互动或他们是否有意识地社会化到不再是峇峇人，并与其非峇峇亲属有更多的往来。
峇峇家庭内讲峇峇马来语是当然之事。当同非峇峇华人和马来人相处时，峇峇大都以娘惹食物（即峇峇食物）作为强调峇峇认同的话语。他们视娘惹食物为佳肴及独特的峇峇文化产品。对黄夫妇来说，好比老辈峇峇一样，崇拜祖先和神明对峇峇人来说是必要的，作为表现峇峇认同，也表现华人认同，虽然有些峇峇是基督徒。黄先生每早清理家里祭坛，早晚给神烧香。女儿和二儿子每早上班前也要给神烧香，这也是社会化的一面。近期即1997年7月在与这家人相处时，黄先生惊恐地谈及一个称为"Gateway"的基督教派。我发现马六甲的许多峇峇人都知道"Gateway"这个名字，并十分担心其在峇峇人中的活动。由此可见报导人对其一般认同的实在化(essential-ized)。对马六甲的许多年老的峇峇来说，他们开始发现其将拜神祭祖等同于峇峇认同已受到新基督教徒的“冲击”。他们夸张地说许多许多峇峇人已成为了基督教徒——实际上，当我1997年7月再访此村时，武吉兰眉村(Bukit Rambai)只有一户基督教家庭，在马六甲峇峇人中，尽管在增长，基督教徒仍是少数。
从研究者的观点来看，认同是动态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同的符号可以利用起来并与认同挂上勾。与马六甲的情景不同，新加坡的许多峇峇人则是基督教徒，显然，拜神祭祖不是其峇峇认同的精华。总之，人们确实使用文化符号强调其认同。在峇峇个案中，通过与其许多人的长年往来，我们可以发现峇峇人将什么文化特征实化(essentia-lized)为其认同特征，即使由于经历的不同，在强调其文化符号时，个人文间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五、作为马来西亚人的华人
同样是社会化经历使马来西亚的华人马来西亚化了。他们在文化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存在差异。这部分差异是他们在马来西亚本土化的结果，是“华人”生活方式在马来西亚的转变与再创造的结果。其中也有马来西亚“国家文化”(Steward 1973:48～49)的影响，和生活在多元族群的马来社会的经历一样，这一点会反映在他们生活方式上，包括喜爱马来食品和特定的姿态。比如说，他们对马来人（多数族群）的感受显示出比，比如说生活在以华人为主体的多族群社会的新加坡华人，更大的慎重态度。这样，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华人相比，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上和观念上都有许多方面的区别。
在这个国家里，华人的国家认同是很当然的事。作为公民，马来西亚华人与其他公民都自认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华人对马来西亚国的想象(Anderson,1983)不一定与非华人国民的想象一样。事实上，作为公民，马来西亚华人有统一的观点：对所有公民应该机会均等，他们分享公共情感，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比如在入大学和分发执照的名额使用上。尽管也有部分人可能同意某些帮助那些经济条件不利的土著及一般穷苦大众的优待政策是必需的。
社会经历及华人认同观不同，马来西亚华人关于国家建构的观念也就不同。受过中文教育的华人，特别是汉文化民族主义者，非常关注中文教育，他们把这看成是“纯”华人认同的决定条件。峇峇人对学习中文的各种有用处是赞赏的，但是一个独立的华文学校系统存在与否，以及能否建成一所中文大学，对他们来说不很重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样，马来西亚华人在文化与观念的表现上多种多样，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在公共兴趣上有着一致性。族群性的社会化意义在于它培养人们一定的文化习俗和观念，它再创了文化认同。在一个国家内，依靠本地华人文化的延续与变化，同样也有本土文化的革新的自然力，再生了不同的华人文化的表达方式。（华人社群）的适应本土和社会化形成了不同的社区，从而产生了华人的多元化的构成。虽然如此，由于调整顺应东南亚多族群社会，尤其是本土主流的需要，也导致了华人共享相似的关系和观念。许多马来西亚华人和菲律宾华人非常明白与当地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正是这一共同的经历——希望强调本地华人国家认同和处好与当地人关系——解释了东南亚许多有华裔血统的学者为什么会拒绝使用“华侨”这一提法。举个例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通常用普通话的“华人”来指自己，而很少用“华侨”或“中国人”二词。从过去用“华侨”到今天用“华人”这一认同变化，反映出东南亚华人的本土化过程，强调本土华人认同是有深远意义和必要的。
跨国迁移是当今时代一个普遍的特征，移民活动涉及到不同的国家社会及其建立“联系来源国及居住国的社区”的过程，即Schiller，Basch和Blanc-Szanton(1992:1)所指的“跨国主义浪潮”(transnati-onalism)。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去了日本、台湾，甚至美国，只是为了更换护照才不时回马来西亚，但他们仍然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仍然保留着，成为马来西亚人和马来西亚华人的经历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习惯。我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现在在香港教书，假如有人问我在香港生活如何，我会回答说“我想念马来西亚食物”，我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马来西亚食物和特别意义上的马来西亚华人食物，和别的地方一样，马来西亚华人有他们自己的地方化的华人食物。文化习惯和兴趣当然地要受到岁月的社会化影响，这一点即使是生活在异国他乡也不容易被抹去。甚至那些五六十年代便离开印尼回中国去取得公民身份而最终定居香港的印尼华人也继续保持着印尼人的文化习惯(Cf.Godley and Coppel,1990)。当然，这些人永远离开了印尼，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为香港人了。
一些学者在论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时，总倾向于假定不同群体的华人有同一性，过分强调或假设其中断性(discontinuity)。马来西亚华人移民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华人移民。同时，必须把“临时性”移民同那些为寻找好地方而移民或决定定居一个新的国家的移民区别开来。临时性的马来西亚移民仍然保持着马来西亚人身份，而那些为去好地方的移民则想法得到一个新的国籍。甚至那时，他们的社会化经历仍继续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习惯，虽然他们可能强调新的国家认同和新的华人认同。总的说来，是他们的成长于新的社会的孩子拟构了一种新的华人族群认同，一种与新的国家社会相关联的认同。年代的因素是重要的，但在描述海外华人时，后现代作家总忽略这点。当探讨跨国定居的华人认同时，有必要将新的社会中第一代跨国移民与有一代以上历史的移民区分开来。
在跨国定居中，你可以抛弃或隐瞒含有国家基础的族群认同。当你需要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时尤其如此。对华裔而言，普遍的华人认同(generalized chinese identity)是持久的，尽管它可能是内隐的。诸如峇峇人或客家人的亚族群认同可随环境而被强调或不被强调，而在跨国情境中，国家认同（如马来西亚的华人）同样可被强调或不被强调，甚至为了有利于新的国家认同而被放弃。但是，对不同语境下的华人个体而言，作为华人是意义深远的，无论是吉兰丹的本土华人还是香港或澳大利亚任何国籍的华人族群都是如此。以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他们是一种异质的(hetero-geneous)华人族群，一种大致认同华人，马来西亚化，具有不同地域认同的华人。作为个体和作为亚族群，他们都有作为华人的不同情感。
六、结论
社会化影响了个体于其中获得一种意味深远而且自然纯真的族群认同方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质，而族群连系(affliation)是一种超乎于家庭的强有力的认同，因为它将个体与共享同一历史（即使是神话）及文化传统的深远意味，如操同一语言的一大群“类似的”人连在一起。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社会经历都影响族群认同观及其意义。
在考察峇峇人时，我发现用三个方面来分析其认同是有用的，即：名称，认同的主观经验及其客观表现(Tan,1988a:4)。社会化决定对主观成分的解读，甚至对某一族群名称的采纳，认同的客观表达，如使用某一语言，穿某种服装都受其社会化经历的影响。
通过对社会化的注意，在族群和族群认同研究中，我们可避免走向两种极端，走原生性方法(prlmod-ial)与工具方法(instrumental)的中庸之道（参见Bentley1989:25）。强调情感的原生性方法会导致族群性与生俱来的错误观点，尽管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产物。社会化的不同类型及强度都会引起对其类型不同的冲击及族群情感的强度。在有的社会里，个体社会化到其宗教信仰的排它性。社会化经历也包括生活在异族人中及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经历，在人们受文化压抑或资源按族群界线分发的地方，族群意识一定很强烈。
由于强调族群性的环境操纵，采纳“工具”方法的人趋向于忽略社会化的作用，结果没有考虑到族群性的情感和习惯尺度。社会化方法连二者为一体。巴斯(Barth)的交换(transactional)理论(1969)及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理论（参见Banton，1983）在调向对选择的注意时，趋向于忽略人类行为情感尺度。如果对社会化加以注意，就会有助于减少这种偏见。在马来西亚华人中，华人族群性成形于在家及在多族群的大社会中的社会化。华人族群性显然是由华人与马来人间族群关系的性质而形成的，如不同语言群体的华人（可以说他们起始就是不同的族群）在与马来人对比时自视为一个族群。然而，独特的马来西亚华人认同的情感受其地域的国家的社会化经历影响。因此，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就是多面的。
最后，马来西亚华人既是华人族群也是马来西亚人。就族群名称来说，他们自认为“华人”。作为华人，他们无需受领土束缚，但由于其社会化经历在同其它国家的华人对比时，马来西亚的华人确实视自己为马来西亚华人，虽然如此，他们还能以不受束缚的华人认同(the unbounded chinese identity)与其他国籍的华人相联系。在英文中，外国人和许多华人自己经常将马来西亚的华人描绘成"Malaysian Chinese"，尽管"Chinese Malaysian"是用来反映马来西亚国籍的认同。认同无需排它，作为华人和作为马来西亚人都是不排它的，并不应作排它性分析。就马来西亚华人而言，作为马来西亚人通过在马来西亚语境下的华人而表达出来。在马来西亚，有不同的华人方言群体及不同的华人地域认同。主要对比于最低本土化的华人模式及最本土化的峇峇华人模式。实际上，所有的马来西亚华人都经历过本土化，只是程度各异。甚至非峇峇闽南人的语言，也包含一些马来外来词，如Sukah（马来语：Suka）表示“喜欢”，ba-luh（马来语：baru）表示“刚刚”，ba-luh lai即是“刚刚到达”。
本文已经讨论了华人认同的主客观方面。分析性地说，两个方面截然不同，族群认同及文化认同可相区分。然而，报导人不一定会区分，也不一定需要区分。我已经论及了马六甲的老一辈峇峇人，他们将华人宗教习俗的仪式与峇峇认同相联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认同的文化表达方式也会变迁。例如，经过一段时间，“峇峇”的概念也在变化。（见Tan，1991）。不管怎样，研究都应注意其报导人对文化与认同的实在化(essentialiation)。在这后现代主义学术风气中，实化(essentialism)往往被批评。但是若忽略了人民的实化话语则会导致只谈分析家自己的话语而没有报导人的话语。为了达到对族群性及认同的更具体地动态地分析，人类学家应该明白其报导人的实在论，并且超越其理论。
总之，马来西亚华人将继续为“华人”，但其认同将会因时而变。他们既是华人，又是马来西亚人。其认同既受束缚又不受束缚。当他们移居另一国家时或在跨国语境中，其不受束缚的华人认同最为凸现，但作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又通过参与成公民并认同马来西亚国来表达其受领土束缚的华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