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1)03-0033-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崭新概念，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崭新概念，凝结着改革开放30年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是党坚持理论创新全部成果的汇集。它将成为一面思想旗帜，在长时期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发挥党的指导思想的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显示了当代世界环境和中国社会变化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一、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创新
回顾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有两个标志性的事情。一个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一些国家、朝鲜、中国纷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组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阵营。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建设模式的改革探索，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照搬模仿苏联模式以后走上独立探索的道路。这两个标志性事情都涉及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成功与失败都与它相关。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传统被顺理成章地带到了党执政的实践中。建立新中国的实践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构建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式和道路，都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提出“以苏为鉴”，主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同样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清楚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发生长期照搬苏联模式的错误，形式上的表现是思想僵化，从内容上说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囿于19世纪欧洲环境而设想的社会主义原理拿到中国来实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阐释改革开放必要性以及反思照搬苏联模式问题时，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开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实践创新必然要求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导致的中国社会变化提供了理论的创新空间。传承社会主义之脉决定了改革开放在性质上不是根本制度的改变，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建设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中国不是第一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以及苏联都先后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这样一个趋势的出现表明，在世界潮流的影响和冲击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模式不加以改变将是死路一条。由此而言，党中央下决心改革开放并视它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英明抉择。然而，在经历了“冷战”时期国家封闭状况下的长期思想僵化后，改革开放的风险系数很大。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的改革发生制度变异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的现实，给试验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中国何去何从，必须慎重探索。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头脑清醒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践证明了它的“立国之本”价值。这四项基本原则传承的是社会主义之脉的灵魂，放弃这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难免重蹈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覆辙。然而，改革开放毕竟是一次前无先例的全新尝试，不仅没有经验可循，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结论。多种所有制并存产生的多元经济层级、各种要素构成的不同分配方式、资源配置变化形成的多种管理模式、社会发展催生的差异阶层构造、市场经济体制内生的崭新运行法则、思想多样化导致的各种价值取向，等等，这些新情况的出现，既超出了原先社会主义实践传统模式的认知范围，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未能预料因而所不曾论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理论范畴，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成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
图1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实践运行到成果产出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环节，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展开；二是思想创新的理论环节，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论概括。两个环节紧密相扣，互为前提，实践在理论指导下运行，理论在实践要求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与理论过程在逻辑关系上呈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整个过程的结晶。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体系，改革开放向前推进的不断深入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不断推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汇集，又将容纳以后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中党所有理论创新的成果。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阶段性的重大战略思想不断扩充和丰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一个深化演进的流程展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不断创新的历史空间。
图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改革开放实践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成果的整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践变动越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就越强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施的，30余年来，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发生着深刻的变动，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驱动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历届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三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理论创新的规律审视，需要深入研究这三个成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关系，以便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层层推进的历史轨迹。
在党中央的文献表述中，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理论成果有两种表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行定位；二是从重大战略思想进行定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两种表述精神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体表现为一个个重大战略思想，每个战略思想的形成又是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形势任务和党的战略聚焦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多个重大战略思想的构成特征，表明了这个理论体系具有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成果的功能。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功能表现为它的主题一致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个阶段性成果具有鲜明的战略聚焦点。邓小平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科学发展观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这三个根本问题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它们的战略聚焦点虽然不同，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核心地位。从政治学视阈看，这三个根本问题构成国家—政党—社会的三维关系。社会主义问题关乎国家方向，党的建设问题关乎政党作用，发展问题关乎社会建设。三维关系的良性互动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与国家—政党—社会的三维关系相契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功能表现为它的思想连贯性。作为阶段性的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无疑都印上各自的思想烙印。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就变动不居的形势发展而言，每个阶段党面临的问题和具体任务各不相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无论是世界形势还是国内情况差别显著，因此问题的不断涌现、解决、转移成为中国社会前进一个个阶段形成的缘由。就国内外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总体态势而言，一个个阶段又处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涉及的任务则是共同的。邓小平理论并没有终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没有为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画上句号，科学发展观也不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的最终答案。这三个根本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由于社会发展进步和情况变化，各个阶段思考的问题侧重可能不同，但思想的连贯性则构成党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而这种思想连贯性的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挥整合功能提供了基础。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功能表现为它的内容交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它又是以什么样的思想逻辑构成体系性的理论？它的理论框架内各方面的思想相互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加强探讨。限于本文的论题，不拟直接涉及这些问题。这里，笔者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功能的角度谈点看法。按照党中央的概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大体系”与“小体系”的复合结构。从过程看，三个“小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循序而进。从内容上看，它们则构成相互交融的复合结构。（见图2、图3）
图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
图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复合结构
从三个“小体系”的内容看，邓小平理论不仅突出经济建设的思想，而且也包含党的建设思想和发展观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突出地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理论，而且也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丰富了经济建设思想，并强调“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丰富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突出了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而且也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以及推进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小体系”内涵的思想元素呈兼合并容，相互交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体系”得以整合的依据所在。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合了马克思主义阶段性成果，显示了党继承和发展的理论创新轨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向前推进的。我们注意到，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理解“最新”？笔者以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时序意义上的“新”，它是在先后有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的概括之后最新的概括；其二是概念意义上的“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一直在使用的概念，但将它与理论体系相连则是党的十七大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指出这两层意思是想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并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不新，这三个“小体系”的思想依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延续着它们的指导价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历史实践中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在以革命为价值取向的历史阶段，解决用什么范式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目标，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要求。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领导阶级、主体力量、统一战线策略、农村根据地道路等一系列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要求。在以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解决用什么模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要求。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时代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历史的具体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之前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虽然主题词“社会主义”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内涵却完全不同了。“全面建设”的涵义只是突出了范围的覆盖性，而“中国特色”则鲜明地强调了实践的特殊性。覆盖范围全面是1956年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初期的必然要求，而注重特色显示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必然要求。划分这两个时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经历了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迷失。照搬苏联模式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死胡同。只有雷同没有特色，只有模仿没有创新，思想被教条束缚，实践被模式捆绑，坚持马克思主义却迷失于脱离国情的错误，深刻的教训使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因此也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关联最紧密的体现就是“特色”两个字。特色就是区别，雷同的东西就不会有特色。形成理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要求，无特色也就无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的特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有着内在的关系，两者既相统一又有区别。就统一来说，是因为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为着创造一种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理论，取得主观意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这就决定了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必然反映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色上。就区别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的是一个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的是一个理论的产出过程，视阈不同决定了两者在逻辑上形成因果关系。理论形成的规律表明，思想输入与理论产出分别处于因与果的两个端口。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寓意着两者之间的本末关系；马克思主义指出理论反作用实践，寓意着两者之间的循环互动。从这个意思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前者处于“因”的端口，后者处于“果”的端口。用因果关系加以认识，并不是将两者截然分开，理论运用过程与理论产出过程之间没有绝对的边界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出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发展、丰富的产出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但是，明确两者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党理论创新活动的动态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无止境，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这“三化”的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具体要求。这些具体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色相联系，主要表现为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指的是它的基本内容贴合中国现实，紧密地服务于实践，体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的思想先进性。解决实际问题是理论的基本功能，党中央反复强调，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围绕实践产生问题进行党的理论创新活动。因此，只有紧密联系中国实践的理论才能真正扎下根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着眼于发展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具有理论的针对性。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围绕新情况的应对、新问题的破解、新判断的形成、新任务的部署，在实践的推进中形成、丰富和发展。这一实践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转化为人民群众实践指南的依据。党中央提出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因为这个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又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相对应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特色指的是它深刻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包含着一系列具有时代新元素的思想内容。与以往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同，将中国的建设置于开放的世界环境之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富有时代特色的原因。“中国特色”既是地域的概念，又是时代概念。脱离时代强调“中国特色”，特色就会落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系列富有时代新元素的思想内容使地域概念与时代概念相吻合。例如，它深刻体现了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当代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全方位建设的科学发展理念；确立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形势深刻变动下当代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显示了科学、民主、法治在党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的嵌入；形成了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进思想；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任务；增强了提高应对风险和危机的意识，等等。这些崭新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代的潮流相协调，具有先进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指的是它体现了建构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传统之上，适合中国国情，传承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中国的语言风格，凝聚着民族的智慧。马克思主义诞生160余年来，它的发展不仅包括思想的创新，而且也表现为话语的转换。作为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话语转换既是时代演进的要求，更是地域实践的要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以对帝国主义特征的揭示形成了话语的转换，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套话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新时期，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等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特的话语，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
［收稿日期］201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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