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负责任大国的话语与作为
李 丹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为和主动担当，自实施以来，中国构建了关于“一带一路”本质内涵、意图宗旨、行动策略、行为主体等一整套体现大国责任的话语体系，并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在维持全球化平衡、稳定国际秩序、促进南南合作、加强文明融合等方面的负责任作为，这些无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立言、立行、立功的大国担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大国责任； 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在全球化衰退、全球治理乏力之际向世界展现的负责任话语体系，也是中国言必行、行必果的大国担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从“一带一路”的本质内涵、意图宗旨，到其行动策略、行为主体各方面，形成了关于“一带一路”“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的系列话语体系。与此同时，作为倡议的提出者、参与者、引领者，中国当仁不让积极推进全球经济平衡、维护稳定国际秩序，以实际行动促进南南合作、加强文明融合，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的推动者，其立言、立德的负责话语与立行、立功的大国担当有目共睹。
一、 “一带一路”话语彰显负责任大国角色
近年来，在一系列重大国内国际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刻阐释和论述“一带一路”，形成了一整套富有强烈责任感、现实性、针对性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回答了关于“一带一路”的本质、宗旨、主体、方式及作用等问题。由于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由发展中大国提出的、用平等协商手段进行大规模国际合作的倡议，人们便不自觉地拿它与已有的大国计划、全球战略相比较，也不乏一些人士妄自揣测中国的意图从而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为了澄清外界对“一带一路”的模糊认识和曲解误会，在缺乏同类现实参照物、不易直接定义其内涵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采用一正一反的对比方法，通过说明它不是什么来肯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形成了一系列极富特色、被媒体概括为习近平“金句”的话语体系。正如邓小平在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时，通常也用否定性语言明确它的真谛和要义，他先把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剥离出来，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是社会主义，照抄照搬不是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不是社会主义……，在廓清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跃然如绘、孕育其中了。习近平不同之处在于，他通常将否定性判断和肯定性论断放在一起，以此产生清晰的对比效果，把澄清外界认识与阐明我方立场结合起来。这一特点在他阐述“一带一路”问题时尤其突出，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外界议论洞若观火。
(一) “一带一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不同于国际组织，没有严格的加入条件和标准，没有正式的协议和规则章程，没有明确的成员国身份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它不同于任何现有的国际机制，与欧盟、东盟、非盟等区域合作机制，与七国首脑会议、20国集团、亚欧会议等论坛合作机制，与马歇尔计划、洛美协定(科托努协定)、美国一度要建的TPP等国际协议协定都不同。习近平在厦门金砖峰会上谈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1]，从而明确了“一带一路”不是西方思维和霸权语境下的政治工具和援助计划，而是平等合作的平台、凝聚共识的倡议。习近平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2]。几年的建设伴随着几年的猜疑非议，中国领导人对此明察秋毫，多次不容置疑地回应。习近平主席与王毅外长多次公开表示，“一带一路”不是什么“马歇尔计划”，也不是地缘战略构想。英国《金融时报》发文说，“中国官员往往很难确切地解释‘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但他们十分确定它不是什么。他们坚称，它不是21世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3]。其实，中国既明确“一带一路”不是什么，也十分明确它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伟大倡议和国际合作公共产品，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之路，也是所有国家均可参与共建共享的发展大平台，是中国造福世界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
3.3 烟草公司统购农药防病品种少 在调查的过程中，不少烟农反映烟田暴发病虫害时，烟草公司缺乏相应的防病农药产品。烟农转而会在村镇农药销售人员的推荐下购买农药，而一些农药销售人员缺乏生态安全意识，推荐的农药往往容易造成农药残留量超限的问题。
(二) “一带一路”做什么
“一带一路”有什么“图谋”？中国到底想做什么？这恐怕是西方战略家们最伤脑筋的一个疑惑，因为中国的作为打破了西方的已有经验和惯性思维。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4]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在古丝绸之路上曾经出入相友，但长期以来却成为动荡和创伤之地，一些外来势力培育代理人、争夺势力范围、谋求战略空间的做法对此难辞其咎。因此，习近平在阿盟演讲时使用西方听得懂的话语，点明我们不做什么，要做什么以示区别，突出丝绸之路的团结友好精神。“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5]针对所谓的“阴谋论”，习近平公开坦然地指出，“一带一路”不是什么阴谋，要有图谋也是“阳谋”。中国的“阳谋”就是依托陆上、海上“两大通道”，打通亚欧非三大洲发展屏障，加强商品、资本、劳务、人员“四大流通”，实现“五通”工程，打造“六大走廊”——中国无非是通过“一带一路”实现利己达人。正如《愿景与规划》中所指出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6]。
(三) “一带一路”怎么做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绝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全球化的边缘，其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一样没有完全得以解决。美国通过结盟、战争、干涉、制裁、经济军事援助、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手段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明各方面“改造”，但没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与安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造成这些地区动荡和冲突的破坏性力量；欧盟调动了善治良政、民主人权、救援援助、维和反恐、邻国政策、民事方式等诸多工具也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沦为失败的甚至日渐失去影响力的“规范性力量”。中国另辟蹊径，从这些国家的实际出发，以发展促和平，以民生促稳定，从本质上满足了这些国家民众的真切需求。这些历史渊源、文化宗教、社会制度、经济水平、风俗习惯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能够被“一带一路”吸引的最根本原因是对和平稳定、安居乐业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曾不无痛惜地指出：“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20]所以，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确保相互繁荣(MAP)而非确保相互摧毁(MAD)才是和平的保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才是稳定的法宝。“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出发，本着互利共赢理念，带给这些国家急需的资金、技术、市场，通过战略衔接使这些国家的发展与“一带一路”对接，助其进入工业化、全球化的快车道。
(四) “一带一路”谁来做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但它不是中国的单方面作为，是在中国提议、牵头、引领下沿线各方的集体行为。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所说，“一带一路”不是“独奏”，而是“合唱”[9]。在2015年10月中英工商峰会致辞中，他又说：“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10]。在杭州G20峰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11]。不是“独奏”是“合唱”；不是“私家小路”，而是“阳光大道”；不是“后花园”而是“百花园”。这些广为传诵的“金句”成为“一带一路”的经典话语，简洁明了中蕴含深刻道理，朗朗上口间传递铁肩道义。“‘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12]这些语言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反映了截然不同于西方大国霸权话语的叙事方式。
二、 “一带一路”的作为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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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推进全球化的大国担当
作为南南合作主角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引领南南合作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合作上，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一带一路”写入联合国决议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沿线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中白工业园，是白俄罗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2018年，占地91.5平方公里的中白工业园内注册企业从22家增长至41家，项目投资额预计超过10亿美元。2019年新年伊始，中白工业园成为白俄罗斯境内首个特殊经济区。这一被誉为“一带一路”上明珠项目的园区，已成为促进白俄罗斯发展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22]。近年来，从推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到全面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再到2018年北京峰会宣布促进中非务实合作的“八大行动”，中国始终是南南合作事业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带动者，不仅一大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援助、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融资等经贸合作遍地开花，和平安全、科教文卫、减贫援助、孔子学院、旅游留学、民间交往等项目合作也深入推进，南南合作的新时代正在来临。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南南贸易额正在迅速回升，2014年已接近5.5万亿美元，与发达国家(北方)之间的贸易规模相近，这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贸易密切相关。因为从2005年起，中国已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23]。来自中国的数据进一步明确了南南合作与中国外贸增长和“一带一路”之间的联系：200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超过20万亿元；2018年再创新高，超过30万亿元，比2017年的历史高位增长9.7%。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增长13.3%，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希腊进出口分别增长24%、23.2%和33%[24]。
二战后，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借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合作摆脱南北依附关系巩固国家独立成为不二选择——这就是南南合作的意义所在，同时也是南南合作的局限所在——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经验方面能力普遍有限，除中国、印度等极少数国家可以提供部分有限援助外，大部分南方国家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援助。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南南合作弥足珍贵但供给有限，因此长期以来未能撼动南北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南方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知识、经验理念等方面的合作一直处于可望而不可求的状态，直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落实才开始扭转这一局面。联合国秘书长南南合作特使、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任豪尔赫·切迪克在接受专访时说，联合国高度赞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南南合作，这一倡议本身就是南南合作领域非常重要的合作方案。中国除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外，还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在管理经济、推动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分享与借鉴[21]。
(二) “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秩序的大国担当
“一带一路”如何做的方式不亚于做什么的性质，直接决定了这一工程的得失成败。这一宏伟工程立足于亚欧非大陆及周边地区，重点是经济合作，特点是开放包容，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核心是互联互通，本质是南南合作，目的是实现沿线各国的发展。这是中国传导发展动力，以自身发展兼济天下的实际行动。2015年11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深情表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7]。除了“搭车论”，习近平谈得较多的还有“义利观”——“‘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8]“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平等合作架构、互利共赢平台，最终要惠及沿线各国，如果只有中国“一枝独秀”，那么这一工程就背离了它旨在以中国引擎带动沿线共同发展繁荣的初衷，也与历史上那些崛起大国的行为别无二致，何况在日益依存的全球化时代没有“百花齐放”，中国也不可能“一枝独秀”。这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理念首创国的宽广视野和历史担当。
从“一带一路”原则方式看，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模式将成为促进各国和平合作的催化剂，有助于维护安全稳定的国际秩序。共商共建，就是要平等协商、齐心协力进行建设。以往的国际性大战略，大都由美国或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机构制订准入条件和游戏规则，让别国申请参加，成员之间自然有主有从，既不平等，也不协商；共享共赢，就是要在“有难同当”之后做到“有福同享”，这是建立公平国际秩序与正义社会秩序的防护堤，也是消除恐怖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的杀毒剂。“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因为由我国提出，就以势压人或强人所难，更不像某些西方国家一样动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更不会走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老路。因此，“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互助的新型合作，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旧秩序的否定，旨在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缔造和平安全秩序。从外交策略角度看，“一带一路”也是中国以和平稳定大局为重、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而采取的缓冲外交。在美国重返亚太、来者不善、意欲组建亚太小北约围堵中国之际，中国避其锋芒，通过“一带一路”用经济手段积极与沿线国家展开经济合作对接，达成自由贸易安排，开发工业园区，推动亚欧大陆的经济整合进程，以应对和化解美国在地缘政治、军事领域造成的压力和冲击，体现中国无意与美国展开竞争，以“三十六计”力避“修昔底德陷阱”，坚守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传统，这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稳定的又一贡献。
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主体，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倡议，得到出访国认同。“一带一路”远景规划为这一构想确定基调、界定范围、制定规则，迅速取得国内共识并引起强烈国际反响。与此同时，“一带一路”行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和沿线国家加强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谈判签署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进六大走廊和国际骨干通道建设，构筑国际性基础设施网络；加强新兴产业、贸易、工业园区、跨境经济园区等领域合作；确保资金先行责任到位，牵头组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四大资金池；加强人文交流和民间纽带，鼓励不同文明间对话和文化交流。实实在在的成果展现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诚意，彰显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转型、维护和平稳定秩序、促进南南合作、加强文化融合等方面的贡献，展现了大国责任与担当。
(三) “一带一路”彰显中国壮大南南合作的大国担当
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新机制，在G20、APEC、中非论坛、金砖会议等全球和地区治理框架中提出新理念，在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东盟论坛、博鳌论坛等场合提供新方案，这些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化转型提供了新的中国思路。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上明确指出：“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16]也许有的人不愿意看到，但没有人不承认中国作为全球化火车头和世界经济主引擎的作用。金融危机十年来，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阴影，不确定性和风险挥之不去，美国孤立自保的政策趋势没有扭转，西方老牌发动机难以担当续航全球化的重任。法国前总理、资深政治家德维尔潘几年前就放言：“全球化的发展形势和重心已发生改变，而法国和欧洲却受西式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旧观念影响，看不太清这一新趋势。真正能反映出当前全球化新趋势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作为经济和外交优先战略的‘一带一路’倡议。”[17]“一带一路”是目前推动全球化转型的强心剂和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夫·霍华德将“一带一路”称为“合作性全球化”，“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十足领导力的国家，正在推动全球性对话”[18]。“一带一路”是中国从“跟跑者”变为“领跑者”的大担当，是中国反哺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开放联动式发展所施展的大作为。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19]
“一带一路”提出之时，全球金融危机余孽未消，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增速减缓，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低迷，美国经济回升有限，欧盟经济处在停滞边缘，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困难。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直保持平稳上升态势，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二经济大国如何为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开辟新径？中国领导人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支持沿线国家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要，有利于稳定当前世界经济形势。”[13]全球化是客观趋势，危机不是中断，更不是逆转，而是预示着调整与转机。“问题不是有没有全球化、多或少全球化，也不是全球化还是地方化的争论。不管喜欢与否，也不管欧美货币供过于求和大肆滥用在近年引发的经济崩溃，全球化是未来潮流。”[14]7-8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金融危机加速全球化重心转移的步伐，而今以高智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剧了全球化制度架构的调整。达沃斯再次宣布全球化不会停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力已经将它推到了新的高度，新的全球化要求新的管理制度和架构、更多的合作和更广泛的参与[15]。
基于以上文献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卡尔曼滤波的微弱信号跟踪方法,通过扩展卡尔曼滤波方法结合软件锁相环的方法滤除噪声干扰并对信号进行跟踪,旨在通过对感应式磁力仪算法的改进实现对高动态环境下微弱信号的提取。
(四) “一带一路”体现中国促进文明交流融合的大国担当
“一带一路”沿线是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互通之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希腊、埃及和古巴比伦都荟萃于此，儒家思想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条丝路上传播，并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汇集点：中国敦煌。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总绾东西交通之咽喉，其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多国、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印记，是中外多元文化交流碰撞、融会贯通的缩影，由此形成的璀璨文明成果，至今还在滋养和造福后人。这说明不同文化、历史、语言、宗教、风俗不是交流的障碍，东西方文化艺术可以融为一体，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以兼容并包，华夏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和两河文明可以交相辉映，而且唯有这样的对话交流才创造了更加灿烂多姿的文化瑰宝。“一带一路”秉承人文底蕴深厚的丝路精神，“从形态上讲，丝绸之路是通道、路径，是桥梁，从本质上讲丝绸之路承载的是文化、文明的交流、沟通和融合。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就是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丝绸之路上的行为主体是人，互联互通、经贸往来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人与人的沟通’，要解决的也一定是沿线国家‘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25]。沿线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曾经在历史上成就了四大文明的辉煌，但时至今日有的在历史长河中黯然失色了，有的在外力征服中异化衰落了，有的在战火纷飞中难以存续了……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文化遗产，促进不同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美与共，需要大国的责任担当。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崛起新秀，理应成为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沟通东西南北的纽带，让发展程度各异、形态风格不一的各国文化在新的时空中竞相绽放、争芳斗妍，从而让不同民族、宗教、文明进行对话沟通、增强相互理解。“一带一路”强调民心相通，注重国之交民相亲，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夯实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文化交流合作，培养人类共同体意识，这对于后911时代开展文明对话、超越文明隔阂功莫大焉。“只有坚持一种包容性的文明相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并化解其之间的分歧，才能够更为有利地推动全球社会的共同发展。”[26]“一带一路”秉承古丝绸之路的宝贵遗产——“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走出了“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5]。这是“一带一路”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根本区别，也是实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7]这一宗旨目标的本质要求。
巷道围岩体内部含有各种各样的不连续面，如节理、裂隙等，这种不连续面的存在显著的改变了岩体的强度特征和变形特征，因此，通过钻孔窥视仪获得围岩结构特征对了解巷道围岩状态、制定巷道支护设计参数非常重要。顶板围岩结构窥视结果如图2所示，回风上山顶板岩性以泥岩为主，遇水泥化非常严重，围岩破碎范围在4 m左右。顶板以上1.5 m内围岩非常破碎，存在大量主导裂隙面，离层距离较大；顶板以上1.5～4.0 m范围内围岩以裂隙带形式分布，且裂隙密度逐步减小；顶板4 m以上区域围岩完整性相对较好，未见明显裂隙、离层，但孔壁存在泥块剥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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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s Responsible Discourses and Actions as a Power
Li D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is China’s positive action as a responsible power.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it has formed a set of discourse system of meaning, target, strategy and subject that reflects the responsible role of China. The BRI tries and aims to rebalance globalization, promote and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promo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integration. All the contributions show China’s efforts as a responsible power to create discourses, take actions and make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sponsibility; globaliza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04(2019)03-0007-07
收稿日期： 2019-01-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7JZD002)；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团队项目(20720181100)
作者简介： 李 丹，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国际政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DOI: 10.13317/j.cnki.jdskxb.2019.027
(责任编辑 张向凤)
标签：“一带一路”论文; 大国责任论文; 全球化论文; 命运共同体论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