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边疆军区“道”的外交管理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军区论文,外交论文,管理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4—0078—07
唐代于缘边地区除了设置边疆地方行政机构之外，还有一套地方军事与边防机构，即作为边疆军区的道及其下之军、镇、城、戍等，它们虽以军事为主要职责，但由于地处边境，故也担负着相当重要的外交管理职能。关于边疆地方行政机构及边疆军、镇、城、戍等的外交管理职能，我已另有专文，兹不赘，现仅就唐前期作为边疆军区的“道”的外交管理职能作一概述。
“道”在唐代后期已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但是唐前期的“道”与此不同，它有作为监察区的，有作为军事区的。作为军事区的道，设置于缘边及要害之地，为防守边疆的军事机构。在道之下的边防军有军、守捉、城、镇等。道的长官，先为大总管、总管，后为大都督、都督。在改总管为都督之后，除了作为固定的边疆军区的都督之外，还有临时出征领兵的大总管。这种临时性质的方面军的“道”与作为常设军区的“道”并不是一回事，但为了方便在这里也一并叙及。
都督的职责，据《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是“掌督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禀，总判府事。”但是从高宗以后，道的长官开始向节度使转变。都督加使持节称号就成为节度使，但是直到睿宗时才以节度使为正式的官称。
作为边疆军区的统帅，在唐前期大体经历了从总管而都督而节度使的变化。他们既以军事为主要职掌，又不同程度地担负一定的外交管理职责。不过其外交职掌与地方行政机构相较有一定特色，即多与军事问题紧密相关，带有更浓厚的军事外交色彩。“道”的外交管理职能主要有如下数端：
一、统辖羁縻府州
唐代于四边之外设置大量的羁縻府州。羁縻政策是汉唐时期中原皇朝对于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及外国实行的一项传统政策。据《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唐代于“内属”之“四夷”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大者为都督府，小者为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先后所设羁縻都督府、州号称八百五十六之多。这些羁縻府、州大约有两类，一类设置于唐朝境外的各国、各族原住地，一类设置于边外各族迁入内地后的侨居地。后者为唐领土内之人民，前者则有不同情况，有一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实为唐境之外的邻国、邻族。还有一些设在边外各族原地的羁縻府州，“或臣或叛”，在其臣服时有些可视为唐土，既叛之后则属境外；或一段时间服属于唐，后为邻国所吞并，也应承认领土主权之转移。（注：参见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4月第一版。）《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谓，这些羁縻府、州，“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可见边境都督与都护都负有统辖之责。
边州都督对羁縻府州的统辖作用，一方面是从军事上加以控制。《唐会要》卷95《百济》载，显庆五年（660年）平定百济之后， “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此即设置羁縻府州之事。与此同时，“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所谓“都统”即是“都督”，据《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记载，这年平百济后，“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安抚其余众。”唐朝以边疆都督负责统辖所在羁縻府州。
另一方面则是从外交上加以控制。边州都督在羁縻府州与朝廷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朝廷的有关外交政策通过其推行，羁縻府州的外交活动亦通过其联系和开展。羁縻府州的朝贡活动就是经由边州都督而进行的。《唐会要》卷24《诸侯入朝》载，先天二年（713 年）十月敕曰：“诸蕃使、都府管羁縻州，其数极广，每州遣使朝集，颇成劳扰。应须朝贺，委当蕃都督与上佐及管内刺史，自相通融，明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给左右不得过二人。仍各分颁诸州贡物，于都府点检，一时录奏。”其他礼仪方面的事项也由边疆都督代为料理，如羁縻府州首领的丧葬之事即如此。据《册府元龟》卷974《外臣部·褒异一》载，开元六年（718年），契丹松漠都督李失活卒，“帝深加悯悼， 亲为举哀，使使吊祭”的同时，并令“营州都督宋庆礼简校丧葬”，具体料理有关丧葬事宜。此外，双方的交涉事务也由边州都督负责，如人员的赎取即是如此。贞观二十一年（647 年）《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曰：“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今铁勒并归朝化，如闻中国之人，先陷在蕃内者，流涕南望，企踵思归，朕闻之惕然，深用恻隐。宜遣使往燕然等州，知见在没落人数，与都督相计，将物往赎，远给程粮，送还桑梓。其室韦、乌罗护、靺鞨等三部，被延陀抄失家口者，亦令为其赎取。”（注：《全唐文》卷8、287。）燕然州为贞观二十一年分回纥诸部所置羁縻州之一，唐政府为了将被抄掠至这些地区的人员召回，须以一定的物资赎取方能实现。可见这类所谓羁縻州府并非唐朝的地方州县，而是独立的民族政权。这项工作要“与都督相计”，此即负责统辖该羁縻州的唐边疆都督，燕然州隶于灵州都督府，故此事当由灵州都督具体办理。
二、互通使命
边境军事长官有权直接对外遣使。《旧唐书》卷57《张长逊传》载，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派遣右武侯骠骑将军高静出使突厥， “致币于始毕可汗，路经丰州，会可汗死，敕于所到处纳库。突厥闻而大怒，欲南渡。”当时张长逊为丰州总管，得知此变，“长逊乃遣高静出塞，申国家赙赠之礼，突厥乃引还。”丰州总管根据事态变化不仅决定重新派遣高静出使，而且将出使的任务由原先的向突厥“致币”改为向突厥解释致“赙赠”之礼，从而使突厥改变入侵的图谋。从这个事例可见边境总管具有相当大的对外遣使的权力。
高宗时，狄仁杰曾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载，时“有同府法曹郑崇质，母老且病，当充使绝域。仁杰谓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远使，岂可贻亲万里之忧！’乃诣长史蔺仁基，请代崇质而行。”法曹参军为都督府属官，这件事表明都督府之属官须奉命出使“绝域”，都督府有权选派适当人员充使。可见边疆都督可以派遣外交使节出使“绝域”。
麟德元年（664年）， 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曾派遣郭务悰出使日本。据《日本书纪》卷27《天命开别天皇》记载，日本天智天皇三年五月，“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进表函与献物。”同年十二月乙酉，“郭务悰等罢归。”天智天皇三年即麟德元年。这里记作由刘仁愿遣使日本有误，应是刘仁轨所遣。《大日本史》卷242《诸蕃十一·唐》引《善邻国宝记》记，此次遣使情形曰：“郭务悰来聘，使僧智辨问曰：‘有表函献物以不？’务悰曰：‘有将军牒书献物。’智辨奏闻，廷议以为彼非唐天子之使，不当入京师。即令太宰府移牒于百济镇将，并以其意告谕务悰等，却献物，自府放还。”可见这是唐朝边境镇将直接对外通使。日方因此次来使不是唐朝皇帝所遣，而是边境镇将所遣，所以降格接待，以体现外交上的对等原则。
边境军事长官对外遣使，须向朝廷报告。开元时，安西节度副使王斛斯曾派遣张舒耀出使大食，联系双方连兵攻打突骑施事，回来后王斛斯将出使所获情报上奏朝廷，朝廷据此指示曰：“卿使张舒耀计会兵马回，此虽远蕃，亦是强国，观其意理，似存信义。若四月出兵是实，卿彼已合知之，还须量意，与其相应，使知此者计会，不是空言……若舒耀等虚有报章，未得要领，岂徒不实，当有所惩。绝域行人，不容易也。”（注：张九龄《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全唐文》卷285。 ）这种对外遣使也常由朝廷直接指挥，开元时为攻击突骑施，朝廷命令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仍使人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注：张九龄《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全唐文》卷284。）这种对外遣使活动， 对于双方的关系是有意义的。《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载， 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南诏首领皮逻阁于开元间赐名归义，封云南王。由于使节与云南王言语冲突，令其怀恨在心，后来南诏之背唐倒向吐蕃，当与此不无关系。
边境军事长官也常接待对方来访，南诏王就经常访问剑南道。对方发生内部政争或军事冲突时，也可能向有关边疆军事长官求援。《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突骑施酋长莫贺达干与吐火仙可汗相攻，于是“莫贺达干遣使告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边疆军事长官以保卫疆土为主要职责，因而双方军事冲突过程中，亦常有使命往还。《南蛮西南蛮传》载，天宝年间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时，与南诏发生军事冲突。天宝十一载（752年），南诏首领阁罗凤“遣使谢罪， 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太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南诏遣使求和，但剑南节度使拒绝，结果导致南诏背唐而倒向吐蕃。
三、互通文书
边疆军事长官有权与境外互通文书。据《三国史记》卷7 《新罗本纪》载，新罗文武王十一年（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七月二十六日，“大唐总管薛仁贵使琳润法师寄书”与文武王，文武王“报书”云云。当时薛仁贵为鸡林道总管，这个记载表明其与新罗王曾互通文书。据《日本书纪》卷27《天命开别天皇》载，日本天智天皇十年（唐高宗咸亨二年）正月辛亥，“百济镇将刘仁愿遣李守真等上表”，秋七月“唐人李守真等……并罢归。”这是刘仁愿遣使日本，并向天智天皇致书。所谓“上表”，就是互致外交文书。
《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上》载，开元十年（722年）小勃律国受到吐蕃进攻，“其王没谨忙诒书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都护图之。’孝嵩听许，遣疏勒副使张思礼以步骑四千昼夜驰，与谨忙兵夹击吐蕃。”《新唐书》卷166 《杜佑传》载，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时，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置镇西军，希望引师部分塞下，吐蕃惧，遗书求和。希望报曰：‘受和非臣下所得专。’”这是吐蕃致书陇右节度使求和，时唐军拟采攻势，故推辞曰不敢自专。
一般来说，边镇在接到对方文书后，须上报朝廷听候处置。玄宗时《敕勃律国王书》云：“敕勃律国王没谨忙，得王斛斯表卿所与斛斯书，知卿忠赤输诚，闻有外贼相诱，执志无二；又闻被贼侵寇，颇亦艰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杀获，朕用嘉之。”（注：《全唐文》卷8、287。）当时王斛斯为安西节度使，这是他在得到勃律国王的文书后，转奏朝廷，朝廷再据此给予的回复。
四、通和抚纳
边疆军事长官在以武力捍卫边境的同时，也常以外交手段与对方通和。《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载，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崔希逸为河西节度使，“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稼，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万一有人交构，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边境地区军事斗争尖锐复杂，外交斗争亦诡谲无常。《旧唐书》卷103《张守珪传》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守珪为幽州长史兼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当时“契丹及奚连年边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骁勇有谋略，颇为夷人所伏。赵含章、薛楚玉等前后为幽州长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频出击之，每战必捷。”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契丹首领屈刺与可突干恐惧，遣使诈降。守珪察知其伪，遣管记右卫骑曹王悔诣其部落就谋之。”此次虽未达成和议，但可见作为边境军事长官是有权与对方议和的。《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九载条载，天宝九载（750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此虽为唐朝边将以通和之名，行武力袭击之实，但表明其有权与邻国通和。高仙芝这一举措，引起石国与西域诸胡的愤怒，大食等国遂联合夹攻唐军，高仙芝大败。《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传下》谓，石国“自是臣大食”， 不仅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也导致外交上的失利。
边疆军事长官也经常运用外交方式和手段悉心进行招徕抚纳。《新唐书》卷100《杨恭仁传》载，武德年间杨恭仁为凉州总管， 由于他“久乘边，习种落情伪，悉心绥慰。”于是“葱岭以东，皆奉贡贽。”这是通过“绥慰”的和平方式，达到纷纷前来朝贡之目的。《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传·阿史那社尔传》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阿史那社尔为崑丘道行军大总管，“遣左卫郎将权祗甫徇诸酋长，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刻石纪功而还。因说于阗王入朝，王献马畜三百飨军。西突厥、焉耆、安国皆争犒师。”阿史那社尔通过遣使游说，招致西域诸国诸族纷纷降附入朝。
边境军事机构在招徕抚纳中具有重要作用。以营州为例，《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载：“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 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风情翙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突厥）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柳城在今辽宁朝阳，渔阳在今天津蓟县。营州都督治所由柳城撤至渔阳，与奚、契丹等族的距离较远，故影响了他们与唐的联系，而为突厥所乘。如能重新在柳城设治，则他们将纷纷归化。这表明边镇在招徕抚纳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五、馆驿管理
由于边镇与外蕃接境，为使命交通所必经，因而需设置馆驿以接待来往使者或蕃商。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唐代前期西州都督府设馆甚多，已见的有“北馆”、“中馆”和“蒲昌馆”、“柳中馆”、“交河馆”、“天山馆”等20余馆。而“迎送使命”是这些馆的重要功能。据《唐天宝十四载郡坊申十三载九至十二月诸馆支贮马料帐》（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十册，第23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10月第一版。 ）文书记载：
1合郡坊马从天十三载九月□日已后，至其载十二月卅日以前， 东西三路迎
2送使命，食诸馆麦粟总柒伯捌拾
硕玖斗贰胜贰合。这件文书表明，西州为东西交通之枢纽，为西达焉耆、东至伊州、北通北庭的三路所会。（注：参见孙晓林《关于唐前期西州设馆的考察》，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一期。）而这些馆的主要任务就是“迎送使命”。
西州原为鞠氏高昌统治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反映高昌客馆的资料。哈拉和卓33号墓出土的《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8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0月第一版。）记云：“五日将天奴传，面三斛供何国王儿使奚匚……斛供垔吴吐屯使由旦五人道粮。”这是鞠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反映了高昌客馆接待来使时，供应粮食和支给“道粮”的事实。高昌客馆之“道粮”，疑与唐制供应蕃客之“程粮”性质相同。阿斯塔那122 号墓出土的《高昌崇保等传寺院使人供奉客使文书》，（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32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记云：“崇保传，范寺使人供尼利珂蜜（寒）使。次二日，阴阿保
马寺使人、伍塔使人供卑失虵婆护使。”这里的“尼利珂寒”即《隋书》卷84《北狄传·西突厥传》所记之泥利可汗，“卑失虵婆护”即泥利可汗弟婆实特勤。（注：参见姜伯勤《高昌鞠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客馆文书研究》，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这是以佛教寺院附户至客馆为来使执役。一方面高昌的政治制度乃模仿继承内地制度，这套客馆制度无疑是仿照内地制度的。另一方面高昌的客馆制度也自然为日后在此设置的西州有所承袭。
六、过所公验管理
边疆军事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一样也有管理过所、公验的职责。一般来说边镇都是军事要地，而且是与外蕃交通的孔道，出入境的蕃客甚多，人员复杂，因而在过所的发放、勘验中也就格外严格。
唐代的西州是中西交通枢纽，为商胡客贩及僧侣等各色蕃人必经之处。阿斯塔那29号墓出土的《唐垂拱元年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91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2月第一版。）是反映边镇管理蕃客过所的一份珍贵资料。本案卷共有四段，残存者计58行。它记录了当时有两批西胡商人在西州申请过所的情况：
一批胡商四人为：康尾义罗施、某钵、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他们四人“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即从西部进入唐境，路经西州，打算向东至长安进行贸易。但是他们“为在西无人遮得，更不请公文。”因此他们在西州都督府受到盘查，文书即为西州有关官员讯问他们以及他们“请乞责保”的记录。
另一批胡商也是四人，他们是：康纥槎、某
潘、某达、某延。他们也同样“被问所请过所，有何公文？”他们承认从西边而来没有向“汉官府”请得过所，因而“并请责保”。经过调查审核以后，上述八人中有四人，即康尾义罗施、吐火罗拂延、吐火罗磨色多、康纥槎，以及另外一位何胡数剌（即昭武九姓之何国人），一共五人获得批准。他们请了五个胡人作保，以担保他们“不是压良、假代等色”，并承担日后如有不实则“受依法罪”的责任。
从这个案卷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边镇的西州都督府，负有在中西交通要道勘验、发放过所的职责。这里是蕃客来往频繁的孔道，客流量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因而其检查工作是相当繁重的。而他们在盘查过往蕃客尤其是商胡时又是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表明唐代的对外开放是与严密的外事管理政策和措施相结合的。
七、互市与蕃舶管理
唐代边疆地区的对外贸易有两种类型，在内陆地区采用边境“互市”方式，在东南沿海为“蕃舶”贸易。
边疆军事机构设有一套互市官员，开元年间之《唐令》规定大都督府，设“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为，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掌分行检察）。”（注：〔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第六》“大都督府”条，长春出版社1989年11月第一版。）因而边境军事机构也常利用其地利条件而开展互市活动。《旧唐书》卷185 下《良吏传下·宋庆礼传》载，开元年间宋庆礼为营州都督，“招集商胡，为立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通过互市而繁荣了营州的经济。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不少关于边镇通过互市进行马匹交易的记录。阿斯塔那188 号墓所出《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4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文书一件， 其内容如下：
〔前缺〕1 九日2三姓首领胡禄达干马九疋，一疋
州拾匚
□疋各柒匚3三姓首领都担萨屈马六疋，疋别
匚4右检案内去十一月十
□得上
5牒请纳马，依状检到前官匚6□□
上李大使，请匚
〔后缺〕
这个文书反映了当时西州都督府与三姓首领进行马匹互市的情况。从这件文书以及在吐鲁番出土的其他市马文书中可以看到边镇对于互市管理的一些情况：（1 ）这件文书称“去十一月十六□得上件牒请纳马”云云，表明在进行互市之前须经申请并得到批准，方能进行，并非随意进行。（2）这件文书称“依状检到前官□□□牒上李大使”云云， 表明在互市之后须向有关上级报告。（3 ）从上文所引同墓所出《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可知互市之时要开具收据，写明马匹数量及价钱。必要时还由官方之译语人代为书写。由此可见边镇对于互市的管理是相当严格和完善的。
东南沿海之都督与内陆地区不同，其掌管对外贸易主要通过管理蕃舶而进行，因为这些地方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舶进行的。在唐代中后期，广州等东南沿海之蕃舶管理是由地方行政区划“道”的长官节度使负责的，而在唐前期则主要是由边疆军事长官都督负责。武后光宅元年（684年），广州都督路元睿因管理蕃舶时侵刻过甚， 引起蕃商不满而被杀。蕃商把愤怒的矛头集中于广州都督，可见是由广州都督负责蕃舶之管理。路元睿事件之后，王方庆被任命为广州都督，《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称他“在任数载，秋毫不犯。”所谓“秋毫不犯”，主要是指其在管理蕃舶贸易中廉洁奉公，不侵犯外商利益。据《新唐书》卷116《王綝传》载，故“议者谓治广未有如方庆者，号第一，下诏赐瑞锦、杂采。”广州都督对蕃舶之管理情况，与唐代中后期岭南节度使之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兹不复赘。（注：参见拙著《汉唐外交制度史》第十章，第一、四节，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八、译语管理
由于边镇与缘边州郡一样有着繁重的涉外事务，故其亦设置翻译官员——译语人，以协助工作。
由于边镇常有外交文书往还，故须设置译员以笔译文书。唐玄宗《敕罽宾国王书》云：“敕罽宾国王：得四镇节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注：《全唐文》卷8、287。）这表明当罽宾国王的文书递交到四镇节度使王斛斯处时，王斛斯将其译成汉文后再上呈朝廷。可见在四镇节度使那里设有译员。
在日常大量的涉外事务中也需要翻译人员。吐鲁番阿斯塔那188 号墓所出《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第8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2月第一版。）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该文书内容如下：
〔前缺〕1 □钱贰拾贯肆伯文2 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疋直。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4 干领。5 译语人何 德力与这件文书同墓出土有《唐开元三年张公夫人鞠氏墓志》，因而其年代下限当为开元三年（715年）。 它所反映的是：开元初年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来到西州互市，所卖三匹马成交之后，西州都督府之译语人何德力代替多亥达干写了这个收据。从这个文书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西州都督府设有“译语人”。
在进行互市贸易时，亦须译语人参与其事。这种译语人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不止一见，阿斯塔那29号墓所出《唐垂拱元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注：《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88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2月第一版。）即有“译翟那你潘”。该文书记述了康义罗施等商胡“并从西来，欲向东兴易”，即进入内地贸易。为此西州都督府有关官员在为他们办理“过所”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审核，译语人翟那你潘在其中作为翻译人员参与向他们审查取证，因而在此案卷中花押。由此可见在互市、办理过所等涉外事务中，都需要译语人参与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译语人，均为胡人血统，上述译语人何德力，应属“昭武九姓”之何国人血统；翟那你潘亦当为胡人血统。我们知道在唐代中央政府中许多译语人即为胡人血统，如会昌年间在朝廷担任译语人的石佛庆就是“回鹘种类”。（注：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全唐文》卷701。）由此看来， 在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机构之译语人，均多为胡人血统人物充任，这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语言条件，而又通晓汉语而采取的用人措施。
综上所述，可见唐前期作为边疆军事与边防部门的“道”，与边疆行政单位一样也具有广泛的外交管理职能。举凡外交使节及外交文书之往还出入，外交行政与各种涉外事务之管理，均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这表明边疆军事与边防单位并非纯用武力一手以守土御边，同时须以和平的、外交的一手，以达致睦邻息兵之良效。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这种武力的、外交的两手并用的边疆政策，至唐代已超越前朝，运用自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故这种边疆军事与边防部门不仅须密切注视对方的军事动态，同时亦须密切注视外交动态，作为朝廷在外交上的耳目。开元年间，唐玄宗根据四镇节度使的上奏情报，致书吐蕃赞普，提出抗议：“近得四镇节度使表云：彼使人与突骑施交通。但苏禄小蕃，负恩逆命。赞普既是亲好，即合同嫉顽凶，何为却与恶人密相往来，又将器物交通赂遗。”（注：张九龄《敕吐蕃赞普书》，《全唐文》卷286。 ）可见边疆军事长官要及时上报外交动态，而这种情报对于唐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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