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和有效供给
——基于西部M村公共文化发展的思考
李 文 君
(许昌学院 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 个体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困境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乡村公共政治空间的衰败导致乡村公共文化主体性缺失和参与度下降，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乡村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的形成。因此，在个体化趋势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发展厚植于乡村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适应村庄现有参与主体的公共文化，通过政府的因势利导和村庄的内外联动，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个体化；乡村文化振兴；公共空间衰败；消费主义；社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是农村的全面振兴，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铸魂工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9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第一次提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理念，并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方面规划设计了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对振兴乡村文化具有指导性意义。
长期以来，政府强调以外输的形式加强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供给效率。学界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分析了乡村传统文化衰败的原因，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如徐勇认为原有的乡村集体文化体系所依托的条件发生变化，分户经营导致集体公共文化供给缺乏物质基础和组织依托，农村文化领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需要加强农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提高文化供给效率和质量，健全供给体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1]；郑文堂等认为当今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2]，张胜前认为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使乡村秩序失去了理论基础[3]；陈波等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村庄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特征弱化、农民主体性丧失、文化需求不明，传统文化再生与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内生动力不足，同时认为居民的文化参与率与公共文化空间的主观认识体系密切相关，提出需要设计一个各方力量参与的长效动力机制[4]。
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梳理现有的文献发现，有两点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有些研究侧重于理论分析，对现实的观照不够，提出的对策缺乏针对性；二是有些研究对当前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较多，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但是对社会发展趋势关注不够，忽视了制约乡村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因素。本文采取个案分析的方法，提出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解剖传统农业村庄中乡村文化的两种内生型文化发展型式，并分析制约乡村文化发展困境的结构性影响因素，进而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路径。
“互联网+”模式加入到教学环节中对教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种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仅仅依靠教师在讲台上讲课的模式，而新的模式主要就是将教师讲授以及学生复习进行一定的整合，使得学生能够自主选择自身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有选择的学习，每一节的课程都需要安排学生进行一定的分组，同时将自己的学习心得进行分享，最终的考核主要以报告的形式进行呈现。
二、个体化：理论基础与分析思路
个体化是现代化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一般认为，20世纪下半期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大型集体和社会组织的持续消解，其影响力逐渐衰弱，个体化社会逐渐形成并持续影响社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乌尔利希·贝克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性，显著特点是现代化风险的上升和社会的个体化，个人从家庭、亲属关系、性别、阶级等范畴中脱离出来，90年代初，贝克阐述了三重个体化的概念——解放的维度、去魅的维度以及再嵌入[5]127-128。保罗·霍普则强调用个人主义的概念理解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认为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朝着更为个人主义化的方式嬗变，销蚀了地方共同体、社会资本和民众的参与性，同时，他强调所有的后工业社会都经历着这种进程，而且无法视而不见以独善其身，即使是在注重社会资本、带有自身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国家都难以回避这一进程带来的冲击[6]前言。
影响个体化(个人主义)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社会生产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社会劳动部门的白领化、年轻化、女性化，劳动方式的自主化和个体化，就业方式的开放性和选择性[7]98。就中国社会来讲，许烺光认为中国的个人、家庭、亲缘关系、文化，统统都在“祖先的阴影之下”，而戴维斯和哈瑞尔则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靠国家权力和政策推动的[8]325。伴随着过去4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等政策的实行，农村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流动加速，全球消费主义的兴起，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迁，乡村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逐步转型，生活中新的价值观影响着农村文化的变化并重构乡村世界的主观世界。阎云翔通过对中国东北下岬村在农村改革、日常生活中权利的变化、家庭关系、亲属关系、消费主义等方面的人类学研究，认为建国后国家政权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等级和家庭结构，从忠于家庭变为忠于集体、国家，将农民变为原子化的个体，推动了农民的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虽然国家和集体的力量很强大，但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在逐步减弱。非集体化后随着商品经济及全球消费主义的兴起，导致了私人生活的变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个体化的趋势[8]123。
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乡村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一方面，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具有社会性与共享性，是所有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共享则需具备一定的主体性与公共空间。乡村文化则是在乡村公共空间基础上开展的满足农民主体精神生活的文化形式。个体化趋势下乡村公共空间特别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衰败，对于由政府推动的乡村文化振兴来说直接削弱了它的发展基础和空间；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制度的发展是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流动对乡村发展乃至乡村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因此，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背景以及相伴随的趋势——个体化——相联系而展开讨论。
三、经验呈现： M村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本文所讨论的M村是典型的传统农耕村庄，收集的资料是笔者基于长期观察、实地研究而来，笔者曾于2017年6月和2018年7月两次深入这个村庄做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该村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了解。
农村公共文化是指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和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公共性的文化产品和设施的总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既是一个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农民自下而上参与和发挥主体性的过程[9]。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状况，笔者引入两个概念，即“外输型公共文化”和“内生型公共文化”。外输型公共文化即由政府主导输送给村庄的公共文化活动及产品，如有线电视、有线广播、文化活动室、电影放映室(放映点)、老年活动室(活动中心)等；内生型公共文化即由农民作为主体主动地、自觉地继承、参与和创造的各种公共文化活动及产品，如庙会、民俗表演。当然外输型公共文化和内生型公共文化的内容可以是重复的，主要看是由谁提供或主导的。
(一)M村基本情况
M村位于西部G省中部，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干旱性地区，十年九旱。该村由四个社组成，有农户200余户。M村有一大口井，原来由四个社共同灌溉使用，由于水源枯竭，现已停止使用；现有耕地都依靠自然降水，农民靠天吃饭。农民原来以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中药材为主，由于水源枯竭，小麦产量低、收入少，现在基本不种小麦。村中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以建筑业为主，留有少量35-50岁左右的青壮年在家种地，照顾家庭。村庄组织中，只有村支书一人负责村庄的集体事务，村主任、会计、社长基本都形同虚设，甚至该村多年没有选举村委成员，由比较有威望或能力的人负责村社集体内的红白事务。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公共事务。不过随着精准扶贫事业的深入开展，扶贫成了村庄主要的公共事务。
(二)M村公共文化发展历史与建设现状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的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一方面是与管材相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如温度、压力等。
M村外输型公共文化是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加强而输送的农家书屋、活动广场、运动器材、放电影等；内生型文化主要包括村庄延续下来的民俗表演、基于民间信仰的庙会和现代自发形成的广场舞。
当低于谐振频率时，主传输通道(S-R1-R2-R3-R4-L)相移：+90°-90°+90°+90°+90°-90°+90°=270°；交叉耦合通道(S-R1-R4-L)相移：+90°-90°+90°=90°，不同的传输路径相移相差180°，所以会在下边带产生一个传输零点。同理可推出上边带相位相反，相互抵消，也会产生一个传输零点。
M村内生型公共文化有社火表演、庙会和广场舞。民俗文化——社火，是村庄传统文化的延续，经历了活跃——停滞——短暂恢复——停止几个阶段。据村民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村的社火表演比较活跃，几乎乡镇的每个较大的村庄都有社火，由村委会统一组织，春节前进行排练，春节期间开始表演，各个村庄都要互相交流表演，元宵节会汇聚在集镇上，进行社火表演比赛，但都是自发的，也不需要政府组织。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这种大型的集体活动逐渐减少，M村的社火就处于停滞阶段。90年代末期，在M村村委会和几位热心公共事务村民的动员和号召下，开始恢复该村的社火表演，不过只持续了2年就又解散了，直到现在再也没有恢复。
外输型公共文化——农家书屋虽然建起来了，配备了一些图书，但基本上闲置和关门的时间较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村民们文化程度不高，对图书的需求不大，再加之农村繁重的劳动，村民也无暇顾及；另一方面，农家书屋需要专人管理，村庄无集体经济，也无专门的管理费用支出，基本由村委会工作人员代为管理，村委会工作人员又属于兼职而不是专职，因此大部分时间也不在村委会办公室办公。免费送电影由于现代信息网络的普及也是门可罗雀。
农村社会的消费化倾向在公共事务、生产、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公共事务中的义务付出变成了工资支付，生产生活中的互助变成了雇工，农村家庭之间充满情感的互助和交流少了，多了“钱”的成分，它直接影响了农村家庭的社会关联，对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如该村一位村民所说的：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村民自发的现代广场舞也开始兴盛起来。广场舞的最初形式是M村几户妇女自发开展的家庭DISK，他们借鉴城市夜生活的形式，刚开始在自己家安装了类似于歌舞厅的旋转灯光，自愿组织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跳舞，当时被村庄其他人视为异类，后来逐渐被村民接受；随着城市广场舞的兴起，M村部分村民开始将家庭舞场搬到了村委会文化广场，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不仅有留守妇女，还有老年人和儿童参与。由于村庄人口较多，文化广场不能满足大众需求，目前在村庄内已经形成了3个比较集中的广场舞场所。政府、村委会趁势引导，逐渐形成了该村正式化的一支广场舞队伍，并于2018年6月第一次外出参加了正式的表演比赛。
四、个体化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与有效供给
(一)个体化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困境的影响因素
1.农村公共空间的衰败
对于农村公共空间，尚没有统一的看法。周尚意把它看作是村民交流的公共场所[10]；吴毅[11]、曹海林[12]把农村公共空间界定为村庄内部各种公共的交往形式及固定物理空间，曹海林还从国家权力渗透角度把公共空间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和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王玲将村庄公共空间划分为神异性公共空间、日常性公共空间和政治性公共空间[13]3，王春光认为农村公共空间主要包括民间组织、社会舆论和民间精英[14]。笔者在此借鉴学界的界定，把农村公共空间界定为农村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各种社会关联和共同活动的空间载体，既包括政治性的、也包括生活性的和信仰性的社会关联和空间载体。具体在M村，公共空间的衰败主要表现在集体事务的缩减与消失、村委会和村民会议角色的退出、生产生活互助形式的减少。
农村公共空间衰败首先体现在村庄集体事务的缩减与消失。农业灌溉能够实现农户之间水利农耕的合作，也能促进农村集体行动的形成。M村的灌溉系统建设于集体化时期，大口井是该村共同的灌溉水源，位于河底，属一级提水系统，然后把水抽到较高的二级、三级系统，逐步提高水位，然后灌溉农田，当地村民把这不同的位置简称为一级、二级、三级(提灌系统)。提灌系统的运行需要村委会集体的协商和分配 ，特别是在春季播种前夕和作物生长需水期，三个社为了土地灌溉，需要相互协商，才能保证灌溉的顺利进行。而且就在一个社内进行灌溉时，社长需要协调整个灌溉系统的事宜，需要灌溉的各家各户要相互协助，有的是看渠的，以防决堤(经常发生漏水、决堤的情况)，有的是协调各级系统水位情况，有的是随机巡逻的，以防别的社或家庭偷水；社长选出小组负责人负责计时和田块灌溉。哪几家有灌溉田地的，往往是这几家的成员都得出马，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每一次的灌溉。这样每一次灌溉从村委会到农户形成了一个相互协作的系统，村委会与社、社与村民、村民与村民都需要相互沟通、协作和交流，成为村民协作的一个重要联系形式。在农闲的时候需要进行各级提灌设备和井口的维护，村委会又需要协调各社，各社协调村民进行义务劳动，然后记工分，年终作为分配的主要依据。
原来开展一些活动，大家一般都在家，村里面组织活动都能参加，后来都出去打工了，挣钱了，好多人都不在家，只有在腊月的时候才回来。当时恢复社火的时候，村里面和一些老人们都感觉应该把原来的社火举办起来，让大家在冬天乐呵乐呵。当时费了好大的劲，重新购买了社火需要的狮子、舞龙、服装、锣鼓等，号召一些年轻人参与，当时自愿参加的人少，村里面没办法就让每家至少出一个人，当时的情况是老的老、小的小，老人们还会点手艺，可是跑不动了；年轻人们有力气，但是不会手艺。就让老人们教年轻人们怎么跳、怎么唱，最后还是演起来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再演的时候问题就又出来了，当时刚学会的年轻人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事，缺的人多就没办法搞了，最后就散伙了。哎，真是没办法啊！(访谈记录：MXQ—2016-06-26)
伴随着村庄集体事务的缩减与消失，村委会和村民会议角色也逐渐淡化和退出。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逐渐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建立之初，村委会拥有集体时不可分割的资产，负责集体经济的发展，还负责土地的承包、税收的提留等工作。笔者对90年代的一位L姓社长的访谈中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
针对这种情况，改变交互对象的动画播放方式。采用DoTween动画组件，根据VR手套与交互对象的角度、相对位置的变化，实时计算其动画位置（如油门手柄旋转角度、灯光按钮被按下位移量、大闸旋转的偏移量等）解决交互过程中交互迟钝的问题。
砸进去八千万，再怎么着，新修的库坝混个两三年的不会有问题。坝体不担心，这上面不敢做手脚，泄洪设施摆在明处，建得不结实，也不会才用就垮塌，想来想去，悬念落在排渗设施上，关闭不用的尾矿库像盛水盆子，不同的是几千万立方的库砂内，建有复杂的排渗水、积水系统，上面进下面出，这水永远满不了，排渗不畅，库内的水屯着，水位就会往上窜，迟恒看过那些排渗管口，绝对不是重新更换铺设的。排渗系统是隐蔽工程，一大笔钱，魏昌龙如果把这钱省下来了，那他现在就只有听天由命，赌雨完之后，这座库能盛下落下的雨水。
原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村进行过一次承包地的再分配，当时村里还留有机动地。那时候社里年终要分配粮食，主要是根据村民平时参与集体活动挣的工分，多的多分，少的少分，不够工分的还要上交。村里的小学需要各社的帮助，主要是维修教室房子之类的事情。修大口井、社里的蓄水池、发过大雨后还要召集大家修被雨水冲坏的农田道路等，社里的事情多着哩！后来，大口井没水了，泥也不用挖了，渠也不用修了；各种税也取消了，工分也没用了，喊大家修路时，好多人都不去了，你也拿他没有办法，没有原来那么齐心了！都是靠自觉！(访谈记录：LDZ—2018-07-25)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户基本上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基本上不再与村委会发生联系，村委会也没什么事情需要召集大家商量！2000年左右，由驻村村官召集过一两次全村大会以外，基本上再也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村委会的事务也主要是乡镇交办的行政事务，由村委会和各社社长单独来完成，如收取医保、养老保险费用等。
（1）按照基础优先，理论与实践结合，后期个性化学习的方式，加强学科基础的学习。专业课程旨在实现教学目标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将课堂教学时间减少，给予学生更多工程教育实践机会。
生产互助形式的弱化也减少了村民们交流的空间和机会。乡村的互助主要是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M村灌溉系统失效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改变了该村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前M村以种植小麦、玉米、马铃薯、中药材为主，平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需要灌溉；而马铃薯和中药材主要种植在山地，特性耐旱，对灌溉的依赖性较小。灌溉系统的失效和小麦价格的低廉，使得该村目前基本不再种植小麦，而以其他作物为主。而小麦的收割和打碾是当时最需要村民相互协作的。
原来演社火的时候，大家都是义务参加的，只要有时间就去，也不要求什么报酬，过年的时候社火要去各家各户和邻村拜年表演，然后村民和邻村的都会给一些报酬，那时候给的钱少，大多是点心、罐头之类的东西，负责人把这些东西给大家分了，算是辛苦钱，大家也没啥意见。后来恢复社火以后，也能挣一些东西和钱，但给钱的多了给东西的少了，大家对于如何分钱就有了意见，而且大家觉得挣的那些钱太少了，这也是后来(举)办社火停了的一个原因。我总体的感觉就是大家越来越在乎钱了，而不在乎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了。(访谈记录：MWL—2016-06-23)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创新方案被应用于医疗领域，因此，客体审查还涉及《专利法》第25条第1款第（三）项的适用，即判断请求保护的方案是否属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如果请求保护的方案不属于《专利法》第25条排除的不予保护的对象，则进一步判断其是否符合《专利法》第2条第2款所规定的技术方案。
这种基于传统种植的小农在收割季节的互助既体现了传统农村社区的守望相助，也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同时有助于村民们在空闲时间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和生活情感。每个社有一个公共的打麦场，大的社有两个场，是大家一年之中公共活动最主要空间；每个社秋麦两季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打场，也是村民们公共活动最长的时期。如今，这些都成了过去，麦场变成了杂草丛生、围墙破败不堪进而变为村民堆放土粪的场所，村民们减少了一个相互交流的重要平台和空间。
生产互助的减少与公共空间的缩小给乡村公共文化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村庄公共空间是公共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村委会在村民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随着集体的逐步弱化，村委会的号召力也在逐步降低。
从前，在合作社的时候，特别是在冬季农闲的时候，社里组织大家去唱戏、演社火，大家吃完饭也没有别的事情，也就积极地去了，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伙也玩得很高兴，有那股劲。后来，大家都单干了，不知道怎么回事，社火就停了。村里也重新组织过一次，演了两年，大家都不是很积极，村里也没有办法，喊着大家去也没人去，也没人听(村委会的)了，最后就散了。(访谈记录：ZDP—2016-06-24)
2.消费主义的兴起
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公共事务到家庭生产、生活领域、公共文化都体现着消费理念的转变。M村是该乡镇第一个通水泥路的村庄，当时按照由县乡拨付一部分、村民自筹一部分资金的原则，共同完成该村到乡道的硬化工作。M村的村支书如是说：
当时为了减少群众的负担，尽量从村民身上少收钱，然后打算自己干，如果让外面的承包队干，那成本就大了。资金到位后，就是村民自己拉沙、铺路，拉沙基本用村民的农用三轮车，自己掏油钱，打混凝土也是各家平均分摊任务，每天派劳力出工。但就在技术活——铺砌、打平路面的时候，没人干，要工钱，最后没办法，从修路的资金里面付给他们工资。(访谈记录：SJX—2016-06-23)
如果说，公共事务中少了义务，多了工资消费，是为了强调公平和付出，那么在生活互助领域消费理念的转变就更明显了。一位L姓村民的话，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趋势。
我家2008年盖过西边的一栋房子，按照村里的习俗，如果觉得第二天盖房需要的人多，就在头一天晚上去请一下大家，第二天大家一般都会来；如果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不用去请，自然会有人来帮忙，这都是以前互相帮忙过的，大家都清楚。早上帮忙的人带着工具会来喝茶(当地早餐的称呼)，然后开始干活，午饭和晚饭都会在我家吃。2014年我家盖厨房，情况就变了，如果你不去请，基本上没有人来帮忙，而且被请的人都是需要给他说明是付工资的。就这样(付工资)，也不一定有人来，我家的厨房仅贴瓷砖就花了4000多的工费，还得排队等匠人。我曾经给一个不太亲的亲戚家盖房的时候帮过忙，但就在我家盖房的时候，即使他闲着从我家门口经过，和别人闲聊也不来帮忙。真是社会变了！他家以后盖房子我也不会再去帮忙了！(访谈记录：SCJ—2016-06-23)
另外一名W姓村民告诉笔者：
现在在农村里面啥都要钱。原来农忙的时候如果别人有时间，也会来帮你一两天，但现在不一样了，村里好多妇女，男的出去打工，她们基本不种地，你叫她们来帮忙是需要给他们付工资的。(访谈记录：WCL—2016-06-23)
笔者在豫南某村庄观察的情况更普遍，农村盖房基本上都是雇工，户主在外地打工，把钱交给包工头，包工头按照户主的设计和要求修建房子，户主年底回来装修一下就可以入住了。
M村另外一种传统的内生型公共文化就是庙会，该村原有一个很小的山神庙，村民们也说不清楚此庙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但一直延续着对它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山神庙早已破败不堪，无法满足村民的精神需要，经过村庄精英和会首的号召集资重修了该庙宇，并在庙宇对面集资100多万元修建了大型的现代化文化大剧院，剧院定期举办庙会、文艺演出，也成了村委会大型活动的场所。不过，这些集资都是在村庄内部完成，既没有借助政府也没有村委会的参与，完全是由村民基于传统的民俗信仰自发自愿完成。
水分含量在68.36～73.98g/100g之间，平均含量为71.13g/100g，不同部位的平均含量高低依次为颈肩肉含量73.58g/100g、臀腿肉含量73.12g/100g、后腿肉含量72.93g/100g、背肌肉含量72.13g/100g、前腿肉含量71.52g/100g。
小麦成熟时，需要及时收割，不然麦粒会掉在地里或遭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颗粒无收。所以，在小麦收割季节，大家都是相互帮助，尽快收割；另外就是把麦子从地里拉到麦场，然后摞成一个大垛。当时拖拉机还不多，主要靠架子车和人力、畜力来完成，单靠一家的力量难以完成，至少需要两户以上的人家才能完成，这就需要相互的帮助。最能体现相互帮助的就是打碾麦子，这就更需要整个社、甚至其他社的成员、亲戚朋友相互帮助，每家至少要派出2-3名家庭成员去帮忙。从摊场、抖场、拉麦秸、扬场、装麦，需要一起完成，男人一般干重活，女人们需要做饭和干一些较轻的活，麦子较多的需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凌晨。(访谈记录：ZWQ—2018-07-23)
3.农村人口的流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流动。据统计，目前中国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有2亿多进城农民工，留在农村的约有7亿人口。这些进城的农民工有的长期在城市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已经完全退出农村生活，不再参加村庄的集体性事务和活动；有的是农忙时在地里种地，农闲时外出务工，某种程度上使他们部分地缺失了参加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机会，久而久之，他们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就少了。正如M村原党支部书记所说：
20世纪90年代以前，水资源相对充足，能够保证基本的灌溉需求；90年代中期，水资源慢慢减少，需要蓄水一段时间，才能保证一两天的灌溉；然而到了21世纪初，水资源枯竭，水利系统也瘫痪，村民失去了相互协作的一个系统空间，村委会不再需要协调各社成员，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了。
一位经常外出务工的Z姓村民告诉笔者：
我们两口子经常外出打工，但家里的地不能扔啊！开春种完地之后，我们就出去打工，平时家里就锁门了，中间回来除草、上肥一两次，然后就到秋收了！平时家里没人，村里的事情基本上也管不了，一些活动也参加不了，没办法啊，两个孩子在外面上学，得挣钱养活全家啊！(访谈记录：ZDR—2016-06-24)
(二)乡村文化的有效发展形式
上面仅就M村公共文化中的内生型公共文化——社火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个体化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衰败，村委会在村庄公共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加之消费主义的兴起和农村社会流动的加速，村民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在逐步下降，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很难开展，陷入发展困境。但是，在M村我们看到另外两种内生型公共文化发展的有效形式和良好态势——庙会与广场舞。
在插秧机仿真实验平台保持水平静止的情况下，通过调节插秧部工作台倾角，改变插秧机两侧浮舟的高度差，驱动插深自适应调节系统，使秧盘随浮舟高度差进行倾斜角度调整。该调节系统静态性能实验数据分析如表1所示。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是被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庙会起源于寺庙周围，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和演变，庙会发展成集百货贸易、村民集会、礼神娱神于一体的地方性节日。从M村的庙会发展来看，从最初的小山神庙到现代化的广场，为什么能够在政府及村委会未能参与支持下自行开展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这种形式的庙会不论是男女老少都能参与其中，能够满足广大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与庙会这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相比较，社火更需要青壮年劳动力的参与，然而在急剧的社会流动前提下，就很难满足这样的条件。正如当地一位村民所说：
社火需要的人多，舞狮、耍龙、踩高跷都需要年轻人参与，我们这些年龄大一点的原来还行，现在跑两步就跑不动了，现在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大多也不会这些了，谁还玩这个啊！庙会就不一样，修建山神庙、文化广场每家每户都需要参与，主要是兑钱，每口人3000元，按照人头收，你年轻人不在家，但是钱得交，今年交不起明年补交，大家也都愿意，在家里的人可以出(义务)工。每年两次庙会，大家都很期盼，办庙会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看唱戏、耍花鼓，热闹得很，全村老小都参加，而且十里八乡的人也来参加。两次庙会的时间一次是春节，一次是农历五月二十，这时候大家都农闲，也有时间坐下来好好玩玩。文化广场修好了，我们有时候也请剧团和其他地方的人来唱戏，大家也愿意看。(访谈记录：ZDX—2016-06-25)
广场舞是居民自发地以健身为目的，在广场、院坝等开阔空间上进行的融自娱性与表演性为一体，以集体舞为主要表演形式，以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舞蹈艺术。从M村公共文化发展的情况介绍可以看出，该村的广场舞起源于城市的夜总会，又与现代城市广场舞的兴起密切相关，参加者多是农村留守妇女和老年人。由于我国的特殊的土地承包制度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大多数家庭出现了半耕半工的形式，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增多，如何丰富这些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成了村庄的公共事务之一。该村村支书表示：
实施欺凌行为在年级方面的差异表现为：除了“在网络平台恶意中伤他人、散播他人隐私、谣言”方面三个年级无显著差异外，在其他的行为方面，三个年级均存在显著差异，七年级发生的频率显著高于八年级，八年级发生的频率显著高于九年级，年级越低实施欺凌行为的频率越高。
刚开始，一些家庭里面跳舞，参加的人不多，都是一些在城里打过工的妇女回来自发组织的，刚开始老年人可不接受，但是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原来村里的大队部没有修建好，这几年政府出资修建了村文化广场，也配备了专业的音响，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给他们，让他们玩，后来人越来越多，老年人和小孩都跟着跳，现在可热闹了，大家吃了饭，就自动到这里来了，现在还有乒乓球台子，老人们吃完饭也能打几下，一些健身器材也装上了，大队部热闹起来了，有点像农业社时的样子了。这样也好，大家跳跳舞、打打球，一起聊聊天，打麻将的人和喝酒的人也少了。(访谈记录：SJX—2018-07-21)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1]。显性知识是“看得见、听得着、说得出”的知识，这类知识通过加工整理之后，用文字、图表、音像等形式表达出来，便于交流和传播。隐性知识是一种未被显性化的知识，比如思维方式、经验、技能、灵感等。隐性知识占有较高的比重和价值，将隐性知识通过恰当的模式和途径进行显性化，既便于知识的记录与共享，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过程。知识管理就是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重要途径。知识转化的SECI模型如图1所示[2]：
由于近年广场舞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流行，政府也开始趁机引导广场舞的规范发展。笔者通过访谈了解到，M村所属的镇政府于2018年6月就组织了该镇的广场舞比赛，M村组织了专门的队伍，并请专业老师指导排演节目，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参与的村民也有较大的获得感。
馋猫鼻子尖啊！老鳜鱼，我正要喊你小子来，给我杀鸡，你倒灵性，自己提着刀子就来了。就这两只公鸡，杀吧，中午在我这儿吃顿饭。
五、结论与讨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乡村文化振兴为引领，推进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激发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M村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实践表明，乡村公共政治空间的衰败造成了原子化的农民，使得乡村公共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参与度下降，这是造成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而消费主义的兴起和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加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的形成。因此，社会个体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困境的结构性影响因素。乡村公共文化需要村民的共同参与、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才能得以延续。从M村内生型公共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社火——这种内生型的公共文化活动在个体化趋势下很难恢复和发展，并将逐渐消失；但是从其他两种类型的公共文化——庙会和广场舞——发展的良好形势可以看出，乡村文化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重塑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根据村民的兴趣和爱好自发结合，发展多种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形式，提高乡村文化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政府应提供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产品并加以合理引导就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当务之急。
牵引销是负责连接车头和压力容器运输车的部件，顶部与压力容器焊接，下方插销插于车头的牵引基座内。图8即为牵引销在后方追尾发生后，在碰撞冲击作用下的应力云图，主要以等效应力为主，单元8547碰撞瞬间的最大应力为345 MPa，非常接近屈服强度。图9为牵引销应力最大单元8547整个碰撞过程的应力曲线。从应力曲线也可以看出只有一个瞬间达到了345 MPa，其平均应力在250 MPa左右，均没有超出材料的屈服强度，该牵引销在承受冲击载荷后可能降低其使用年限，但不会在短时间内失效。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振兴乡村文化，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宏观趋势，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重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戏曲、民间习俗、民间技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内外联动，保持农村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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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Effective Supply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in M Village in Western China
LI Wen-jun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entral plains, Xuchang University, Xuchang 461000, China)
Abstract :Individualization is a structural factor affecting the dilemma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developmen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decline of rural public political space leads to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participation. The rise of consumerism and the rural social mobility further aggravate the dilemma. Therefore, under the premise that the trend of individualization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by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which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dapting to the public culture of the existing participants in the village,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influence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age of the village.
Key words :individualization; rural culture rejuvenation; public space decline; consumerism; social mobility
中图分类号: C9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 2019) 04-0104-07
收稿日期: 2019-5-10。
作者简介: 李文君(1982—)，男，甘肃临洮人，中原农耕文化与乡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减贫与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 郑国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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