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民主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思想论文,傅斯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17(2002)01-0029-06
所谓民主思想是指一切与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诸如反封建思想、自由思想、平等思想和有关民主政体的思想等等。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民主思想家。他的学术活动及成就已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其民主思想尚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揭露抨击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死敌。因此，在近代史上，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曾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由于维新派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革命派又因过分注重反满而忽视对民主的宣传，这就给封建伦理道德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辛亥革命后国号虽新却思想依旧的局面。五四运动前后，正在北大读书的傅斯年开始对封建道德大张挞伐。
傅斯年首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封建伦理道德“信条”进行猛烈的抨击。他怒斥这些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都是“戕贼人性为仁义”的坏东西。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列举了福建延平府流行的青年妇女为死亡的末婚夫殉节的典型事例。这种陋俗由来已久。早在清朝时期，延平名儒李光地就定下一条家法，要求李氏女子定婚后如果丈夫去世，则应殉节，“若是不肯，别人当助他（她）死，好求旌典”，故李氏一家，受旌颇多。“乡人见了，羡慕的了不得，一起学他（她），就成了风俗。”傅斯年对这种违背人性的封建信条恨之入骨，指出它比地狱还残酷，是“骨子里害人到底的信条”。[1]
齐家格言也是封建伦理道德之一，它最早出现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此后得到逐渐完善和规范，其内容有“父母在，不远游”，“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等等。傅斯年对这种格言也予以批判。他愤怒地说：“可恨中国的家庭，空气恶浊到了一百零一度，从他孩子生下来那一天，就教训他怎样应时，怎样舍己从人，怎样做你爷娘的儿子，决不肯教他做自己的自己。”[2]这段话是说家长要求子女顺从社会和众人，服从父母，而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和行动。傅进一步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摧残孩子的个性，泯灭他们的天才，阻碍社会的进步。
在近代史上，国难深重，社会异常黑暗，许多人对前途丧失信心，故出世思想尤为盛行，傅斯年也对此进行了揭露。他指出：出世的人生观有两种，“一、肉体的出世”，如出家的僧、尼或隐士；“二、精神的出世”，指看破红尘、知足长乐、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等，都是“专制政治的反响”。他痛心地说：这种人生观使许多杰出人物“遁世不见，知而不悔”，[3]虚度终生，造成人才的巨大浪费。
傅斯年对封建道德的批判，对促进人们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解放思想，追求民主自由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对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斗争
在近代史上，封建皇帝、官僚、地主和资本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大人民深受剥削压迫，饥寒交迫、无以为生，双方极不平等。虽有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一代代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傅斯年对这种不平等现象深恶痛绝，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五四时期，傅斯年就发表了著名的《一段疯话》一文，着重揭露了坐汽车的四个特权阶层。他指出：“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武人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杀人放火的。第二类是官僚。官僚没有不直接或间接收贿过的。”“第三类是商人。商人的钱，是工人的血汗；富商的钱，是伙计们的血汗，工人伙计们不能穿洁净衣服，没有勤勤洗澡的钱，——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他却酒食快乐，嫖赌纳妾，这才有汽车。一国内的富力，本是有一定的。他们富了自有别人穷；他们快活坐汽车，自有别人投河跳井。这少数人的汽车，就是多数人的没饭吃的代替品，就是违背‘均无贫’道理的徵验。”“第四类是纨绔子弟。这种人不劳而食，不织而衣，让社会养他的生命，却不酬报，已经是罪过了；更为著他一人的‘过食’，使得许多人没有食，他一人的‘过衣’，使得许多人没有衣”；“许多人迎合他这‘骄侈淫佚’的制度，在社会里存在着”。“总而言之，这四种人自己都不能生产，反而妨碍别人的生产。社会为着有他，减了许多力量，造了许多阶段，作了许多罪恶。他们所有的，就实在的道理来看，都是劫掠来的，强盗的罪恶，人都晓得，这种人罪恶，大于强盗几十倍，却有不合理性的法律保障他，真是天地间至不平的事啊！”所以，傅斯年大声疾呼：“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4]傅斯年这篇文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平等思想，猛烈抨击了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四类人，鞭辟入里，形象深刻。当然，他所说的“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只是一句气话，根本办不到。到了三四十年代，傅斯年由原来对不平等现象的文字批判发展为直接斗争。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十分腐败。“九·一八”事变后，前线将士浴血抗日，但装备较差，粮饷不继，广大人民饱受日寇蹂躏，过着难以想象的苦难生活，而两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无视国家前途命运，大肆贪污中饱，成为发国难财的新贵族。这种不平等现象激起傅斯年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发起反孔倒宋斗争。
孔祥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长期担任财政部长，1933年后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孔祥熙在担任上述职务的11年中，贪赃枉法，大发国难财。当时被揭露出的大贪污案就多达6起，其中最典型的是美金公债案，即孔祥熙和国民党中央国库局职员朋分美金储蓄券一事，孔分得3504260美元，该局职员也分得7995740美元，借以牟取暴利。该案消息传出后，傅斯年设法搞清内幕，在参政会上对孔祥熙提出质询，甚至准备好材料，愿与孔在法庭上对质。傅斯年的老师胡适怕事情闹大，来信劝傅息火，傅未加理会。蒋介石为保住自己的心腹，也亲自宴请傅斯年，为孔氏说情，傅仍不为所动，继续反孔。傅斯年掀起的倒孔浪潮使孔祥熙名声扫地，被迫下台。
孔祥熙下台后，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院长。宋之腐败较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作风霸道，“各部长建议，置之不理是最客气，碰钉了更寻常。这是他有兴趣的部。如无兴趣的部，则路人相待，反正要钱无钱，说话不理”。[5]而对“一切其他人，他都不愿见，见亦无可谈，开会不到，立法院参政会请他不来，至于人民请愿，更不待说，见人傲慢而无话，似乎奴隶之外全是他的敌人。”傅斯年愤怒地说：不仅“民国‘民主’不容有此，即帝国专制又何尝可以，只有中国是他的私产，他才可以如此做的。”[5]此外，宋子文还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1945年上半年，宋子文以筹备抗日经费为名，令黄金持有者献出40%的黄金，他趁机大捞一把。抗战胜利后，他怂恿部下以“接收”为名，到处掠夺，致使民怨沸腾。1946年3月，宋子文又打着稳定市场与法币的旗号，大量抛售中央银行储备美元和黄金，在1946年3月至11月间，宋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借机套购15337万美元，孔氏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套购18069万美元，两家共套购33406万美元，占中央银行售出外汇总额的88%左右，大发横财[6](P282-283)。这一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傅斯年怒发冲冠，全力倒宋。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开》一文，深刻揭露宋子文的种种不法行径，大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他警告说：必须“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5]这篇言辞激烈、有理有据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宋子文遂成众矢之的，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
国民党政权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左右，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傅斯年虽然将贪污腐化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打倒，但无法彻底解决国民党政府中的腐败问题。然而，傅的反孔倒宋壮举也多少有利于抗战大业和社会进步，应该予以肯定。
三、对民主的倡导与实践
傅斯年不仅对封建道德和不平等现象等与民主相对立的东西进行批判斗争，而且为争取民主奋斗了30余年（1918-1950年）。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倡导个性解放。傅斯年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又指出：“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1]所谓“新信条”，就是提倡个性解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充量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摆脱个人之外的阶级、家族、地方、国家等一切束缚，“一意孤行”，“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3]这种主张虽然过于偏激，无法实现，但它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个性，否定人的价值的观念的彻底背叛，有利于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
其次，他描绘了一幅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早在1918年，傅斯年就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此后，他屡次提到社会主义。1945年，傅斯年又接连发表了《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和《评英国大选》两篇文章，较系统地描绘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图案：即“破除社会里各种阶级”，对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产、钢铁、交通、银行等）实行国有；[7]政府对生产实行调节，有计划生产；分配上“大家对于社会——效的劳平等，受社会的报酬也平等”。[8]
怎样实现“社会主义”呢？傅斯年在1918年11月12日写了《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认为“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又说俄国革命“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他做引子”，[9]表达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和羡慕之情，言外之意是说中国也应当走十月革命道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可是，傅斯年并没有真正理解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没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不久，他写了《去兵》一文，认为兵对社会纯害无益，主张取消军队，反对暴力革命。次年，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新教训》一文，进一步指出非暴力革命比暴力革命高明，单纯学生运动最纯洁。三年后傅又反对工人罢工。[10]到了晚年则主张由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可见，傅斯年基本上反对暴力革命，改良主义是他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
再次，他力争实现教育平等。傅斯年长期在高等学校任教，并一度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1946年）和台湾大学校长（1949-1950年）之职，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教育平等思想。傅斯年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国家又不设立“奖金助金”帮助“有才无钱”的人，致使许多贫家子弟无法求学，他十分痛心。为改变这一状况，傅提出了三条主张：
第一，解决贫家子弟求学难问题。富人后代受教育从来不成问题，但贫家子弟则十分困难。为了使那些品学兼优的穷学生完成学业，成为社会有用人才，傅斯年在1932年执教北大时就建议国家、省、县、学校及社会团体设立奖学金。他当上台湾大学校长后，又设立贫家子弟奖学金，[6](P357)以缓解穷孩子求学难的问题。
第二，给求学者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为了使那些聪明好学的贫家子弟与富人后代有一个平等的求学机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对入学考试的命题、试卷印刷、批改都实行严格管理，坚决杜绝舞弊行为；他力戒说情风，“对于通关节入学者之函件一律不阅不复”。他多次在报端上发表声明，严正表示：“假如有人发现我，或其他台大主持人以人情收容任何一个学生，那么我们便是作弊，应该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傅斯年在校长室门口赫然写上这样一行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因此，在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从未有人情入学者”。[11](P45)这样，贫家子弟就有一个和富家子弟相同的机遇，使他们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施展才华。
第三，注重乡村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傅斯年指出，自清末新政以来，新式学校都建立在大都市，乡村教育从未受到重视，这是极不合理的。因为“中国之基础仍是在乡间”，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只有提高他们的素质，才能谈得上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实现教育平等。所以，他建议“自高中以上的学校，要训练并诱掖学生反（返）乡间去的一条路。”[6](P341)
傅斯年的教育平等思想反映了广大民众渴求知识，希望获得教育权力的美好愿望，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于提高广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有着积极意义。
四、对傅斯年民主思想的分析
傅斯年的民主思想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傅对封建信条和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揭露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倡导言辞激烈、鞭辟入里，与陈独秀、吴虞、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相呼应，在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里掀起巨大波澜。傅斯年把贪污腐化的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去，这是当时其他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望尘莫及的。傅斯年的教育平等思想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很值得称道。总之，傅斯年的民主思想颇具特色，在中国现代民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傅斯年为什么能产生此种独特的民主思想呢？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其一，童年生活的影响。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其七世祖傅以渐为清朝初年状元，此后傅家世代为宦。但是，从傅斯年的祖父傅淦起，家道衰落。傅斯年9岁的时候，父亲傅旭安（任东平龙山书院山长）不幸病逝。全家5口人（祖父傅淦、祖母陈梅、母亲李叔音、傅斯年及其弟弟傅孟博）仅靠傅旭安学生的零星接济，入不敷出。有时候，傅斯年的母亲不得不把房上的砖瓦拆一些变卖，以解燃眉之急。傅家房屋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傅母便抱着傅斯年的弟弟，打着雨伞避雨。童年的辛酸在傅斯年的心灵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一生忧国忧民，痛恨各种不平等现象，与贪官污吏进行坚决斗争。小时候，傅斯年经常到乡下的外婆家小住，看到乡亲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农忙时多达20多小时，才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傅斯年后来回忆说，“农民的家庭就是他的一切生活品的制造场，如鞋、帽、染衣、弹棉、织、纺、编筐、制咸菜，甚至油、酱、酒、醋都皆不取给于家外。所以农民的生活时常一身兼备农工商行贾，是极不分工的生活。”傅斯年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来农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使农民愚味、保守，是造成社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10]所以，傅斯年在成年后大力倡导并实施教育平等的思想，尤其注意乡村教育。
其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兴起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和平等，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在北大任教，傅斯年此时恰在北大读书（1913-1919年），深受影响，并积极投入斗争行列。
其三，西学的熏陶。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文化，大大便利了西学的输入，因而各种西方思想纷纷传入中国，对年轻的傅斯年产生了一定影响。1920-1926年间，傅斯年又留学英德。在长达7年的留学生涯中，傅深入研究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并将其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因素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观念。
傅斯年的民主思想并非现实生活中的西方民主，而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民主。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傅斯年不赞成，甚至反对真正体现平等、民主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设计自己的民主方案，致使他的民主思想中存在许多缺陷，如他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的实质：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反对通过暴力实现社会主义等。所以，傅斯年的社会主义方案是极不完整的。傅也没有认识到不改变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提高穷人的经济地位，真正实现教育平等。总之，傅斯年的民主主张及实践只是细枝末节的改良举措，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结果，他的理想变为空想，不得不“依附于孙中山死后逐渐变质的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居于被呼来唤去的地位”。[13](P240)
收稿日期：200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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