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先进性及其在执政规律中的基本体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进性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有效领导以及实现所肩负的庄严使命，都将通过有效的执政来实现。这决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不仅关系到党和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江泽民同志正是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根本要求，其核心就是坚持和弘扬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党的执政应该全面体现党的先进性。党应该在坚持和弘扬先进性中把握和驾驭执政的具体规律，巩固执政基础，增强执政的有效性，提高执政的影响力。
一、领导核心应具有强大的领导力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而且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任务，其内在逻辑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应体现为“三个代表”。在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具体过程中，这个逻辑的展开，最关键是党应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因为，强大的领导力是党在执政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基础。
政党与国家、社会内在关系的逻辑，决定了政党的领导能力对所领导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可能达到的水平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在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这种决定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表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效的政党体制与政党领导，是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前提与保证，进而也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前提与保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党的领导能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份，关系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大局。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跨越式的现代化发展，不仅要面临人口、资源和体制压力，而且要面临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因而，如何把握机遇、科学部署和有效推进，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与水平，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进程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检验。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令世人震惊的同时，也让世人相信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党。
基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发展基础与发展平台，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在新世纪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现实的发展是在全面开放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且取决于时代与世界发展的大局，因而，是机遇与挑战共存，困难与风险同在的发展。不论是发展的要求，还是发展的状态，都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其本质就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和增强其强大的领导力。
作为领导力量，党强大的领导力最根本的是来自其先进性。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先进性，应从两个角度判断：一是历史判断，即视其是否符合时代要求，促进历史进步；二是价值判断，即视其是否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追求。正如江泽民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所以，党是否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就看它是否拥有把握时代脉搏，驾驭发展大局，推进社会进步，实现人民利益的能力。“三个代表”的要求，为党保持和增强其强大的领导能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实践的途径。
所以，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保持和增强其强大领导力的根本。党所领导的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社会，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在党的领导中，具体体现为党拥有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不竭的创造力。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党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保持和增强其强大领导力的动力之所在，而理论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则来自党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时代与现实的正确把握。为此，江泽民告诫全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收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具有强大领导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二、执政的先进性体现于执政为民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是党在现实中最基本的工作与活动状态。这就决定了在党的工作与活动中，党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执政的先进性。执政的先进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对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二是执政所要服务的对象以及价值取向。对于执政党来说，体现在执政的服务对象与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是最具本质意义的，因为，事实证明：解决不了执政所要服务的对象以及价值取向，执政对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最终都是有限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强调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到“三个代表”的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价值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最终解放为使命的政党。所以，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正是基于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江泽民要求党在执政中，时刻坚持执政为民。江泽民认为执政为民的本质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在这其中，为人民谋利益，是党执政为民的核心。毛泽东曾十分深刻地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领导，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之—，就是给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制度体系是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查机关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原则充分表明，决定这个制度体系的最终力量是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源泉，是国家管理的主体，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性质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本质，都决定了共产党执政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正如毛泽东曾经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体系是在党领导和执政的条件下展开运作的，从这个制度体系的内在原则来看，它的具体运作过程，实际上是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得到最广大人民的信任、拥护和重托，成为国家的执政力量，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社会是决定力量，不仅决定着国家，而且决定着政党。政党只有得到社会最有力的支持和认同，具体来说就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的信任、拥护和重托，才能有效地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毛泽东做过十分生动的比喻：“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执政条件下，党就应该在人民之中、在社会之中生根开花。
马克思认为现代政治文明与传统政治文明的最大区别在于，现代政治文明是社会相对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并成为决定国家的力量，而传统的政治文明则相反，即国家与社会一体，国家是决定社会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开启了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必然使社会更加自主，使人民拥有更广泛地参与和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力，从而使社会对国家拥有更大相对自主性和更强的制约力量。所以，现代化的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深入，党赢得社会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对党实现有效执政的决定作用将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直接、更加全面。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多年的建设和五十多年执政的经历表明，只要做到“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就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江泽民在2000年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三、先进政党执政应立于先进制度
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度的全面发展与完善。就政治文明建设与发展来说，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所以，党执政重要基础在于制度建设。政党执政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所运行制度的先进性来体现，来达成执政的目标。
党的性质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合理性层面上具有高度的先进性。但是，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所以，在工具合理性层面上，即在制度建设层面上，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这个事实决定了党执政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要在先进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发展与完善，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只有制度本身科学、合理和有效，党和社会主义先进性的价值追求、奋斗理想才有实现的制度基础与制度保障，从而能够在制度上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执政的政治过程，是政党、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过程。所以，从执政角度讲，政党执政所需要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二是国家政权制度建设；三是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四是党运用制度能力的建设。这四方面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失去任何一个环节，政党执政的制度化水平提高，就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其中，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是关键，它影响着国家领导制度与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党运用制度能力的提高。
政党自身制度建设的关键，是推进党内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制度化，其内在动力机制是党内的民主。民主对制度有内在的要求，因而，党内有了民主，也就有了建立制度、运行制度和完善制度的动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证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对于党的执政来说，国家政权制度是其执政的主要制度空间。国家政权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程度，直接决定党运用国家权力领导社会的制度资源。制度资源越雄厚，党执政的有效性就越强，党执政的基础也就越巩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国家政权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此，我们应该通过制度创新，开发现有的国家政权制度功能，提高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水平；通过系统的法制建设，提高民主政治的规范化水平；通过民主机制的健全，提高民主政治的程序化水平。党只有在这种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国家政权制度架构中，才能形成高质量的执政。
社会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在社会日益自主的趋势下，党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与社会影响力。因而，在社会层面上，建设和发展整合政党、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新时期党影响和作用社会的重要制度基础。从党执政的角度来讲，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要推进基层民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具体包括：在农村，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在城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在企事业单位，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对于执政党来说，党、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建设是基础，而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关键。为此，党必须在执政中全面增强党运用制度的能力，这其中的关键是要转变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变，为增强党运用制度的能力提供了战略基础。党应该在这个战略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建设，使党的领导与执政能更好地适应国家政权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要求，从而在领导和执政的过程中，在制度与程序的层面上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党在执政中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不但能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而且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这两方面都是坚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
四、先进政党要不断开创伟大时代
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政党是现代政治运作的核心力量。所以，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与政党的作为密切相关。人与社会的发展，要求执政党，不仅要有治理社会，维护秩序的能力，而且要有驾驭社会发展潮流，推进人与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的能力。江泽民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两大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中实践“三个代表”，领导国家与民族实现全面的进步与繁荣，就必须要有不断开创伟大时代的信心、勇气和能力。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走向富强和繁荣；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伟大时代的发展中走向强大和成熟。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开创伟大时代的信心、勇气和能力。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跨越式的全方位高速发展态势。这种发展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形成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高速发展所必然出现的问题以及开放条件下全球化发展的新挑战。这种的历史境遇有机遇，也有风险。作为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历史境遇面前没有其他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发展，就是带领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对此，中国共产党有十分清晰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报告一开始就对党所面临的这种历史境遇作出了明确的政治选择：“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为此，十六大报告指出：“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这个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不断开创伟大时代的现实动力来自人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执政党，要把这种要求转化为实际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需要执政党能够时刻把握这种要求，回应这种要求。理论与实践都证明，这种把握与回应的关键在于决定执政党对客观世界自觉反应能力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创新能力。理论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直接决定党的把握时代，制定战略和提供政策的能力。所以，江泽民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
理论创新来自发展的实践，“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而，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一方面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另一方面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进程和实际状况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要时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变化的时代，发展的中国以及人类历史的趋势紧密结合，使我们的理论既能反映现实发展的要求，又能有效地指导现实发展的方向。为此，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十六大向世人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进入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与实践，将使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开创出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发展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开创伟大时代的信心、勇气和能力。一个先进的政党，将在不断推进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中走向成熟、走向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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