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赋体文学作品的辑录与整理，从汉代即已开始。西汉末年刘向等人整理校勘图书，编纂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其《诗赋略》即分“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四类，著录屈、宋、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78家、1004篇。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的辑录与整理又有较大的进展。仅据《隋书·经籍志》集部的“总集”类记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类赋总集及赋的选注本就有近四十种之多，著名学者郭璞、薛琮、张载、李轨、褚诠之、梁武帝肖衍、昭明太子肖统等均参与过赋的编纂或注释。此后，唐宋元明清历代都很重视赋的辑录与整理，尤其是清代学者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各类赋集、赋抄、赋选、赋注本估计不下近百种。清代较大规模地辑录整理赋的工作有两次：一是康熙年间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元龙奉敕编纂的大型赋集《历代赋汇》184卷，分类辑录编排先秦至明代以赋名篇的作品《包括部分残篇、逸句》近四千篇；二是光绪前期鸿宝斋主人编辑的《赋海大观》，辑录先秦至清代赋一万余篇。其他如康熙年间陆葇《历朝赋格》、赵维烈《历代赋钞》、王修玉《历朝赋楷》，乾隆嘉庆年间雷琳等《赋钞笺略》、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王芑孙《古赋识小录》，道光间张维城《赋学鸡跖集》，同治间李元度《赋学正鹄》等，都是颇有影响和特色的赋选或笺评校注本。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清康熙至光绪前期那种赋文献辑录整理的兴盛势头不仅没有发展或保持下来，而且走向了一种相当冷寂乃至几乎停止的境地。本世纪赋文献的整理工作，走过的是一个颇为曲折而又值得总结回味的漫长历程。本文拟就个人闻见所及，先概略回顾近百年来赋文献整理的基本状貌，再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其特点与成就得失，然后对今后的整理及其研究工作提出一点看法和设想。
一
二十世纪赋文献辑录与整理事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五十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亦可略称为前五十年、中间三十年和后二十年。
本世纪初至新中国建立的前五十年，是赋学文献整理的停滞期。这期间，除三、四十年代曾先后有朱保雄《汉志辞赋存目考》（载于1931年6月《清华中国文学会周刊》），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一书中关于“选赋”部分的前八卷（北平文化学社排印出版）之外，其他各类赋的选、校、注、译本均未见问世。这是清康、乾以来的一个低谷，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本世纪后半叶赋文献的整理及赋学研究的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至七十年代末期。这中间三十年，文学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其中如过去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作品的编辑出版即大大超过了解放前历代刻印的总和。然而，赋体文学作品被视为“贵族文学”而遭到长期的批评、贬斥，赋的辑录整理同赋的研究一样，仍然未受到重视而继续被冷落着。这期间除某些散文选本录入有少数几篇常见的赋外，专门的赋集赋选极少问世，大陆出版界仅出版过谭正璧等《庾信诗赋选》、肖平《风赋及其他》、余冠英等译注《七发》、瞿蜕园《汉魏六朝赋选》四种有关赋的选注本。而这四种注本中，有两种只是就某一篇作品所作的注译，有一种是诗赋并录而以诗为主的，真正意义上的赋选本只是瞿氏的一种。面对此种情形，我们不能不承认大陆赋学界的萧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香港、台湾学者以及西方汉学家对赋的选注、翻译和研究却具有相当的热情和成就。1975年，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印行了香港大学何沛雄教授编纂的《赋话六种》，填补了现当代赋学界整理出版赋话文献的空白；1976年，该图书公司又出版了何沛雄先生编订的清人李调元的《雨村赋话》一书。1977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傅隶朴的《赋选注》，该书选注宋玉《高唐赋》至苏轼《后赤壁赋》等历代赋共33篇，在瞿蜕园之后，将选赋的范围扩展至唐、宋。
这一时期，在美国、加拿大诸国，中国赋的翻译、传播也颇为活跃。1970年，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海陶玮(J·R·Hihgtower)出版了《陶潜赋》(The FU of T'ao CH'ien)一书，其中英译陶渊明《归去来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外，更译有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董仲舒《士不遇赋》等十余篇赋作，以证陶赋之渊源。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滋生(Burton Watson)又出版有《汉魏六朝赋选》一书，译有宋玉《风赋》、贾谊《服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以及江淹《别赋》、庾信《小园赋》等14首赋，并附录有班固《两都赋序》等译作。
第三个阶段是八十年代初至现在的二十年。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大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稳定、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赋的研究及其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广大赋学研究者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古典赋文学遗产的研究之中；与此同时，赋文献的整理出版也进入了本世纪以来最为活跃、最有成绩的繁荣时期。
首先，这十几年间编辑出版（或重印）了近20种赋的选注、译释本，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一批通俗实用的基础读物。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瞿蜕园先生那本“繁简适中”、“适合今天读者需要”的著名赋选本《汉魏六朝赋选》。1983年该社又重印了这个赋选本；同时还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这套“普及性的读物”中，编辑出版了裴晋南等人的《汉魏六朝赋选注》，本书选录汉魏六朝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赋共19篇，加以简要的说明和注释，对难认的字采用同音字和拼音字母注音，颇便于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和欣赏原作。此后，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晖等《历代赋译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祯祥等《历代辞赋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黄瑞云《历代抒情小赋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永鑫《汉魏六朝小赋选》，1987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巍《历代咏物赋选》、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宋安华《历代名赋选》、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陈宏天等《昭明文选译注》（第一册·赋），198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方伯荣主编《历代名赋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了《昭明文选译注》（第二册·赋），1991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尹赛夫等《中国历代赋选》，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建华选注《古代抒情赋精华》，等等。这些赋选本，或注，或译，或赏析，均追求通俗简明而避免烦琐艰深，选篇力求有代表性且分量适中，多在二、三十篇至五、六十篇之间，很受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欢迎。
有的赋选本则篇幅较大，编辑体例也别有特点。如1990年起江苏教育出版社相继推出的多卷本《中国历代赋选》，就是一部规模较大的赋体作品选集。全书分为四卷：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唐宋卷（附金元部分）、明清卷，各卷约45万字。就现已出版的前两卷来看，各卷都包括原文、注释、作者介绍、主旨与批评四个部分。赋篇原文，大都依据校勘完善的版本录出，并于注中标明所据版本，遇有重要异文则据他本校订并加以说明。在赋篇的选定上，充分注意选入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反映赋的特点及赋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如先秦两汉卷选入的16家41篇赋作中，既有骚体，又有散体，既有抒情言志之作，又有状物叙事之篇。一般选本不选的长篇巨制如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亦予选入，以充分体现汉代体物大赋的本来面貌；所作注释则力求简明准确，但于重要名物典故等亦作必要的征引考订；作者介绍，除生平事迹、时代环境外，着重评论其赋体创作成就、风格特色，以及在赋史上的地位、影响；主旨与批评，是选注者对赋篇思想艺术、审美价值的分析和评论，文字或详或略，篇幅或数百字，或数千言（如《魏晋南北朝卷》中《哀江南赋》的“主旨与批评”达四千字），皆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有感而发，既融入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又往往能提出选注者自己的新见。该赋选的三位选注者毕万忱、何沛雄、罗忼烈，都是当今赋学研究专家，又长于文献整理，故此书具有既为读者提供阅读欣赏方便又为赋学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的双重价值。
其次，是编辑出版了一些专题性的赋集和大型的赋体文学总集，为赋学研究者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文献资料，体现了赋文献整理工作不断提高的学术水平。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经曹道衡、沈玉成两先生点校的高步瀛的旧作《文选李注义疏》。全书八卷四册，包括《文选》所录班固《两都赋》以下至扬雄《羽猎赋》共13篇赋的原文及高氏所作的注疏，实际上就是一部专门研究“选赋”的著述。此书无论在校勘、注释、考证及学术研究方面都很有成就，它的编辑出版，表明了出版界对赋学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视。
宋玉赋和陆机《文赋》，是历代学者关注的两个热点，八十年代以来，也成为研究者和出版界注目的对象，仅注译本就先后出了五种：袁梅《宋玉辞赋今读》（齐鲁书社1986年），朱碧莲《宋玉辞赋译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金荣权《宋玉辞赋笺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张怀瑾《文赋译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关于宋玉的三种注译本，虽然各家的观点、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各书均有对宋玉赋篇真伪的考辨、注释、译文或者赏析；两种《文赋》注译本，一是在集历代注释成果基础上的详校详注，一是对全文的注释和今译；这五种注译本又都附录有内容丰富的各种资料，充分体现了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同时也显示出赋籍整理出版工作中良好的争鸣、竞争风气。
断代或通代赋体总集的编辑出版，更是近十几年来赋文献辑录整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早是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联合，影印出版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搜集赋体作品较为完备的通代文学总集、清康熙时陈元龙奉旨编纂的《历代赋汇》，以清光绪年间双梧书屋俞樾校本整理，以大十六开本精装一册印行，并抽去原书分集目录而重新编制《历代赋汇总目录》置于卷首，颇方便查检。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中，影印出版了另一部著名辞赋文学总集、元代祝尧编纂的《古赋辨体》。同年四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三位当代学者辑校的新型断代赋文学总集《全汉赋》。辑校者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仿自《全唐诗》以后分体断代文学总集的体例，将所知见的两汉赋83家、293篇（包括残篇、存目）汇辑成册，加以编校、标点，成为这部收录完备、校勘精审的两汉赋全集。1996年5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之一的《敦煌赋汇》一书。全书共收入各类赋27篇，其中20篇为唐人作品，另7篇为唐以前或作者失考者之作，书后附《敦煌赋研究论著索引》。该书资料丰富、印刷精美，是本时期敦煌存赋研究和赋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
除上述四种重印和新编赋体总集以外，近年来尚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赋史专家马积高先生牵头，当代几位赋学研究者参与，集体编纂而成迄今为止最为完备、宏大的通代辞赋文学总集《历代辞赋总汇》；还有湖南师范大学叶幼明教授点校整理的通代赋论总集《历代赋话丛编》。目前，这两种大型赋籍业已完成并即将印行问世。它们的出版，将为本世纪赋籍的辑录整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并为新世纪赋学研究与整理新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是对赋体文献进行了综合性的整理，使世纪末的赋籍整理具有总结性的意义。一些代表性赋家的文集得到了整理，如前述宋玉的赋作，几年之间就出了三种不同的本子，不仅有注释、校勘，而且还有考辩、译文和参考资料附录，体现了总结性的成果。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震泽校注的《张衡诗文集注》。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汉代最著名赋家司马相如的文集校注本：朱一清、孙以昭《司马相如集校注》，这是该社“新注古代文学名家集”之一种。新注本以明汪士贤辑刻、近人傅增湘校并跋的《司马长卿集》（简称“傅校汪本”）为底本，以明张燮辑本、张溥辑本等善本为校本，并出“校记”和“注释”，加以《前言》和《附录》，堪称校注精详的新版本。
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版了几种较大规模的赋学辞典：1992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赋辞典》、1993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历代辞赋鉴赏辞典》、199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辞赋大辞典》等。这些辞典，体制宏大、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很受读者欢迎。如霍松林主编、徐宗文副主编的《辞赋大辞典》，以150万字的篇幅，分为“辞赋作家”、“辞赋体类”、“辞赋典籍”、“辞赋名篇”、“辞赋理论”、“辞赋词语”、“辞赋人物”、“典故轶事”、“研究课题”九个部分，约4500条。相当全面、丰富地集中反映了上起先秦下至现当代的有关辞赋知识和创作、研究状况；并附录有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日本学者的“辞赋研究论著索引”。的确是一部“兼融文献性、学术性”，“同时总结了国内外辞赋研究最新成果，具备相当的信息量和使用价值”（《辞赋大辞典·说明》）的综合性工具书。《历代赋辞典》则包括了“名篇评介”、“赋家小传”、“赋论”等重要内容，其中“名篇评介”部分还附有每篇名赋的译文和评介，从而成为一部融学术性、知识性和鉴赏性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这些辞典都是本时期赋文献整理与研究相结合的成果。
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的短短十七年间，我国大陆学者编辑出版了20种赋的选注、译、释本，3种辞赋辞典、1部断代赋总集，重印了《历代赋汇》、《古赋辨体》等重要赋总集，出版了司马迁、张衡等赋家文集新注本，更有《历代辞赋总汇》等大型赋籍即将问世，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喜，其规模、数量、水平都是本世纪前八十年无法比拟的。
二
回顾本世纪近百年来赋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我们会看到已经取得的不小的成绩，同时也会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并认识到它的某些特点及规律。
第一，近百年来我国赋文献的辑录与整理，走过的是一个由半个多世纪的停滞、冷寂而最终趋于相对繁荣的不平坦的漫长历程。旧中国的四十多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多难之秋，深受战争、动乱之苦的国人还来不及对文学文献整理这样的事情给予太多的注意。新中国建立之后，在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被视为“贵族文学”且文字也相对艰深古奥的古赋，当然也不可能象诗歌、小说作品那样受到重视；再加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文学史研究中政治功利观念的影响等，五十至七十年代这段时间里，赋文献的整理与赋学研究一样，都处在一个相当冷清的阶段。赋体文献整理出版工作受到注重和趋向繁荣，出现赋学复兴是在最近二十年。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学术界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赋的文学价值和地位的时期。不少研究者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逐渐从许多文学“热点”转移到古代赋学这块尚未充分开垦的土地上来耕耘收获，于是中国大陆乃至香港、台湾地区的赋学研究与文献整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种种事实表明：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还有学术界冷静、开阔的学术研究精神和科学、正确的理论认识水平，对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兴盛，是直接相联、至关重要的。
第二，八十年代以来赋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注意到了普及与提高、整理与研究的“两个结合”，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文献整理的目的，最终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及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因此，普及与提高都是很重要的。近十几年来赋的辑录与整理，既一定程度地注意到了基础知识和普及的需要，编辑出版了约20种可为一般读者阅读欣赏的选注本、译释本和鉴赏辞典，为普及赋的基本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赋体文学作品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提高的需要，编辑出版（包括影印、重版）了《全汉赋》、《古赋辨体》、《历代赋汇》、《敦煌赋汇》等大型总集与选集，为赋学研究及文学批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较为系统、完整的原始文献资料。
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相互结合、共同发展，更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八十年代以来，赋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的复兴，几乎是同步的。数百篇学术论文、数十种研究专著的问世，全国赋学会的成立及几次全国性和国际间赋学研讨会的召开，与几十种赋体文献选本、总集、辞典的编辑出版，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社会各界对赋这一古代文体的认识和看重，同时也刺激了各自的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有不少赋学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专著中列入了赋篇目录或年表、叙录、参考资料，诸如曹淑娟《两汉辞赋总目》（载所著《汉赋之写物言志传统》，台湾文津出版社1987年出版）、刘斯翰《汉赋大事年表》（载所著《汉赋：唯美文学之潮》，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出版）、万光治《汉赋今存篇目叙录》（载所著《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潘志啸《二十四史艺文志经籍志载录赋目》（载所撰《历代赋论辑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康金声《汉赋年表》（载所著《汉赋纵横》，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新文《历代赋学要籍叙录》（载所著《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出版）、程章灿《先唐赋辑补》、《先唐赋存目考》（载所著《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等，都表明了研究者将资料考订与学术研究结合的治学趋向，同时也为赋的辑录与整理做了有意义的准备。另一方面是，许多赋的研究者直接承担了文献的辑录与整理任务，如《全汉赋》、《中国历代赋选》、《辞赋大辞典》，以及即将出版的《历代辞赋总汇》等，这都是赋学研究者直接参与其事的成功范例。赋学研究者的直接参加，当然会提高文献整理的学术水平和选题的针对性程度。
第三，近十几年来的赋体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总体上说，本世纪后二十年的赋文献整理，尚处在沉寂过后的开创阶段，与诗、文、词、小说、戏曲相比较，赋体文献整理的深度与广度都很不够，与赋在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也不相称。就范围而言，我们还没有断代的赋选集如《汉赋选》、《唐赋选》、《清赋选》，还没有分专题的如《律赋选》、《赋论选》、《赋话选》，不少赋家的文集还没有新的校注本。就赋文献整理的水平而言，我们现在还很少开展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评论，出版界有组织的赋文献整理规划或交流活动也很不够，有些赋选或赋集在选篇、介绍、注释方面还存在着疏漏（如瞿蜕园先生《汉魏六朝赋选》在《吊屈原赋·题解》中说“这篇文章，以后王逸收在《楚辞》中”，这个笔误在该书再版重印时因作者去世而未作更正；李晖先生等《历代赋译释》将陶潜《自祭文》、刘禹锡《陋室铭》等一并收入，似失之过宽；刘祯祥先生等《历代辞赋选》辞、赋并收，但在书前《前言》中先说“辞与赋是……两种重要文体”，又几次说“辞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作为一种文体”等，颇有抵牾之处），一些规模较大的总集如《全汉赋》、重印的《历代赋汇》等，还没有来得及编附“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之类应有的资料。如此等等，当然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补充。
三
当我们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这样一个新旧世纪更替的交汇点上，回顾近百年来走过的历程，展望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我认为赋学文献整理事业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一些较大规模的项目即将完成，而且赋学研究还保持着较旺的势头，全国赋学研究会、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学术团体和学术会议仍在不断进行着学术活动，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当然，困难也同样存在着，若处理不妥当，又势必影响赋文献整理工作的提高和发展。如何克服困难，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开创赋文献整理的新局面，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认真组织队伍，适当规划、统筹安排赋学文献的编辑整理及出版发行工作。全国赋学会可以联络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学术界、出版界，召开文献整理的专门性学术会议，研讨赋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适当分工，使整理出版纳入既有竞争又有一定规划的有序轨道。从而突出重点，填补空白，全面发展。在队伍组织方面，要采取措施，继续保持和发扬本世纪后期以来不少研究者直接参与文献整理的良好传统，让更多的赋学研究者承担编辑整理任务。
从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本身而言，要拓展领域范围，比如对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赋文献的整理，对赋话赋论文献的整理还要加强。文献整理工作要进一步密切与赋学研究的联系和合作，以求得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共同的发展。
再就是要继续加强各地区、各国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近年来，赋学研究界的学术交流比较频繁，文献整理出版方面的这些联系则相对较少。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编审毕万忱先生与香港大学何沛雄、罗忼烈教授合作编选的《中国历代赋选》，已开了一个大陆、香港及台湾学者联袂整理编辑赋体文献的好头，这种合作仍须继续发展下去。同时，我们还有责任进一步和西方汉学家联合起来，大量翻译、介绍赋体文学作品。如果中外赋学界、出版界的同仁能够携起手来，互相切磋，互相促进，不仅中国赋文献的研究整理会有更高的水平，而且中国赋文学作品也会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为丰富各民族的文学、文化交往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美好愿望的实现，我们期待着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