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选廉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而言，汉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好的。国外学者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汉代国家管理进行定量分析后，甚至认为其吏治良好的程度，超过了同时代的罗马帝国。诚然，造成汉代良好吏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汉王朝在人才任用上实行的廉选制度所起的积极作用，显然不可忽视。
汉世选官，察举是最重要的一种途径。〔1 〕在众多的察举科目中，明确以“廉”为选用标准者就有两种：一曰“察廉”，二曰“孝廉”。而且这两科皆为岁举，即每年都需要按这样的科目标准察举人才。所以其得人多，影响大，意义和作用均远在其它科目之上。
“察廉”科或作“廉吏”科。其实，“察廉”即察举廉吏之义。“廉吏”一般是相对“赃吏”而言的。吏分“廉”、“赃”，大约是从汉代开始才较为明确起来的观念。秦时似乎还不多见这种字眼，而是把官吏分作“良吏”和“恶吏”。不过在其各自的标准里，已经包含有廉洁与否的内容了。例如云梦秦简《语书》关于“良吏”的标准即规定有“廉洁敦悫”的条款，而“恶吏”则规定有“不廉洁”的条款。可见秦时对“廉”作为官吏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已经有所认识。至汉代，不仅对“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如把“廉吏”提高到“民之表”的高度，〔2〕等等，而且还将“廉”确定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付诸实践， 这样便产生了选廉的系列制度。
今可考见的汉代“察廉”的实例，以西汉时期者居多，如：
赵广汉为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
萧望之察廉为大行治礼丞。
薛宣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
光禄勋于永除王嘉为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
张敞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
黄霸察廉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尹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
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
平当察廉为顺阳长。〔3〕
另外，史籍中还保存有不少关于“察廉”的诏令，如：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韦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4〕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诏：令宗室，其为吏，举廉；佐吏，补四百石。（颜师古注：“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5〕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八月乙未诏：三公[岁]举……廉吏各二人；光禄岁……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6〕
汉桓帝即位之初（146年）诏：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 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7〕
通过分析以上实例与诏令，可知“察廉”是一种长官按年选拔廉洁优秀属吏予以升迁的制度；其选拨对象大体限于斗食（东汉桓帝后改为秩满百石）至六百石之吏员，一般均根据本秩直接迁补，而且一次被察举之后，还可再次被察举，具有十分明显的考课性质；其举主相当广泛，自中央公卿，到地方郡县，以至率兵将军，均可察举。关于岁举的名额，西汉的材料中未见明确记载，而东汉的情况，在上引的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末诏中已有极具体的反映。不过，此仅为中央官员察廉的人数，这时仍缺少地方察廉人数的规定。如果暂按每郡岁举1人计， 那么每年察举廉吏的总数便相当可观，若再加上县的察举，数额无疑就更庞大了。显而易见，“察廉”科实是汉代选廉制度的主体部分。
“孝廉”科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 据说是因董仲舒的建议而“发之。”〔8〕“孝廉”的含义， 颜师古解释称：“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9 〕实际上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廉吏。可见此科取人的标准，固然有“廉”，但还有“孝”，是双重的，而不像“察廉”科那样，单一以“廉”为准。今能考见的汉代举“孝廉”的实例，属西汉时者极少，而以东汉时期者为多，〔10〕其典型者如：
桓典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
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
庞参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令。
朱隽少孤，母尝贩缯为业。隽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 好义轻财，乡闾敬之。……稍历郡职，……为主簿。……后太守徐珪举隽为孝廉。
许荆少为郡吏，……名誉益著，太守黄兢举孝廉。〔11〕
武斑仕济阴，年二十五，曹府君察举孝廉，除敦煌长史。〔12〕
武荣久游太学，……学优则仕，为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郎中，迁执金吾丞。〔13〕
从以上各例不难看出，“孝廉”科的最基本特征有二：一是限于由地方郡国察举；二是该科面向所有吏民，即被察举对象，既有已仕者，也有未仕的白丁。
由于汉武帝始举“孝廉”的诏令中，把“孝”与“廉”分而言之，〔14〕加以西汉史籍中多见“察廉”的史实，故造成人们每每误将“孝廉”与“察廉”混为一谈。 特别是自宋人徐天麟所撰《东汉会要》卷26《选举上》的按语中，提出西汉时“孝”与“廉”各自为科， 至东汉方合为一科的论断后，学人多信从之，几乎已经成为定论。本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西汉选官制度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终于找到并揭示了“孝廉”与“察廉”的多项不同之处：
1.“孝廉”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而“察廉”为长官报请上级擢升优秀属吏之科目。
2.“孝廉”察举面向所有吏民，而“察廉”仅限于已仕之低级官吏。
3.“孝廉”的任用一般要入三署为郎，经受锻炼后再予升补，而“察廉”一般皆据本秩直接迁补。
4.“孝廉”的举主仅限于郡国守相，而“察廉”的举主则要广泛得多。
基于存在上述种种差别，所以“孝廉”与“察廉”始终是两项并行不悖的科目。如此一来，就把徐氏占据了千年之久的权威性结论完全推翻。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在两汉选廉制度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项突破性进展。〔15〕
关于“孝廉”察举的人数，在西汉和东汉初，基本是每郡岁举二人。由于汉代郡国大小不一，人口多少亦不同，而一律按二人察举，事实上便存在一个不均的问题。和帝永元年间，经司徒丁鸿、司空刘方奏言，开始实行按郡国人口比例察举孝廉的新规定，〔16〕即“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17〕后不久又对边郡举孝廉口率做了调整，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18〕据笔者的统计，察举孝廉人数，西汉约206人／年，东汉永元新规定前约189人／年，新规定后约228人／年；其平均值在总人口中约占0.0004%； 两汉共举孝廉约74000余人。〔19〕尽管这个数字算不上很庞大， 但由于此科在面向已仕者的同时还面向未仕者，所以其垂范意义也就特别重大。
汉代选廉制度的执行，从总体上讲是相当认真的，且明显带有法律强制的性质。汉武帝时关于“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的诏令，〔20〕便是明证。再者，汉世察举沿用了秦之保任制。“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21〕。或曰“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22〕。要之，即举主需对被举人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这样，便有力地保证了选廉的质量。当然，在长达数百年的实施过程中，选廉制度本身不可能不发生一些变化。如前述永元年间实行的按口率察举孝廉的规定，以及顺帝因左雄建议而推行的限年考试法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至于东汉后期，随着政治黑暗而出现的察举的种种流弊，诸如什么“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之类〔23〕，那不过只是末世的变调，而非是汉代廉选的主旋律。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汉世“廉”的观念，除了清白高洁、不苟取这层含义外，更多地则偏重于棱角之义。颜师古所谓“廉隅”即此。这层含义又可引申为锋利。《老子》“廉而不刿”、《吕览》“其器廉以深”、《管子》“廉而不蔽恶”，均其用例。具体到官吏，则指其奉法不挠、据法守正的行为品德。汉代那些用法不避权贵、敢于杀伐为治而本人又不贪钱财的“酷吏”，与此庶几近之，故其多以“廉”称。如郅都之“公廉”〔24〕，赵禹之“廉平”〔25〕，尹齐之“廉武”〔26〕，等等。就连史圣司马迁也称赞此辈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27〕可见，从汉代“酷吏”身上，是可以看到“廉吏”的一些基本精神的。
汉代统治者大力倡“廉”，并将其具体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选廉制度付诸实施，从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两汉史册上，经常可以看到官吏死后“家无余财”，甚至无以为葬的记载。这表明，当时多数官吏确实是以“廉”为荣的。两汉统治者在倡“廉”的同时，对“赃吏”则进行严厉打击和严格限制并殃及子孙，如规定“臧（赃）吏子孙不得察举”〔28〕等等。如此，便造就了汉代广泛的崇“廉”社会风气。史称汉世“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29〕，信然！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30〕在前进过程中，时时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是会使我们增加智慧，变得聪明起来的。科学地实事求是是地考察、总结汉代选廉制度的史实，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显然不无其应有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注释：
〔1〕详拙著《秦汉仕进制度》下编《西汉仕进制度新探》，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见《汉书·文帝纪》十二年诏。
〔3〕以上除王立一例见《汉书·薛宣传》外， 余例皆见《汉书》本传。
〔4〕《汉书·宣帝纪》。
〔5〕《汉书·平帝记》。 中华书局标点本对该诏令断句作“其为吏举廉吏佐史，补四百石”，对颜注断句为“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此据阎步克重新所作的断句。
〔6〕《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 原文“三公”后脱一“岁”字，据孙星衍校集《汉旧仪》佚文补。
〔7〕《后汉书·桓帝纪》。
〔8〕《汉书·董仲舒传》。
〔9〕《汉书·武帝纪》颜注。
〔10〕据笔者考证，今可知的西汉孝廉计21例，东汉孝廉计286 例，二者相差极为悬殊。详拙著《秦汉仕进制度》第10章。
〔11〕自桓典至许荆均见《后汉书》本传。
〔12〕《武氏石阙铭》，《隶释》卷6。
〔13〕《执金吾丞武荣碑》，《隶释》卷12。
〔14〕见《汉书·武帝记》。
〔15〕参见拙文《察举制研究的重大突破》，《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16〕开始的年份史籍失载。但刘方拜司空在永元四年（92年）十月，而丁鸿于永元六年（94年）正月去逝，故开始时间当在此二者之间。
〔17〕《后汉书·丁鸿传》。
〔18〕《后汉书·和帝记》。 调整的具体时间为永元十三年（101年）。
〔19〕详拙著《秦汉仕进制度》第9章。
〔20〕《汉书·武帝纪》。
〔21〕《史记·范睢列传》。
〔22〕[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23〕《抱朴子·审举》。
〔24〕《史记·酷吏列传》。
〔25〕《史记·酷吏列传》。
〔26〕《史记·酷吏列传》。
〔27〕《史记·酷吏列传》，太史公曰。
〔28〕《后汉书·桓帝纪》。
〔29〕《汉书·酷吏传序》。
〔30〕《贞观政要·任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