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全方位综合研究——《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华侨论文,华人论文,社会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的确，长期以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无论在研究队伍的阵容，抑或相关的研究成果方面都无法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相提并论。这也就意味着在日本华侨、华人的许多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然而近年来，在不少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这种情况已有所改观，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突破性进展。由朱慧玲博士撰著的《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一书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一书是作者于2001年9月提交答辩并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2003年6月，作为获得第二届日本侨报社“华人学术奖”的优秀著作，该博士学位论文的日文翻译本由日本侨报社在日本出版发行，并被日本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之一、日本华侨华人学会会长游仲勋教授称之为“第一部真正全面系统研究日本华人社会的学术著作”。（注：“游仲勋教授的推荐文”（日文原文），参见朱慧玲著，段跃中监修，高桥庸子译：《日本
》，日本埼玉县：株式会社日本侨报社2003年6月初版；推荐信的中文译文，参见朱慧玲著：《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博士论文日文版出版有关资料”，第2-4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003年9月《变迁》一书的中文本入选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十，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篇章结构上，《变迁》一书共分为八章、四个附录，共计21万字。各章的题名如下：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第三章，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华人社会的“外在”变化；第四章，当代中国留日热潮及其对日本华人社会的影响；第五章，迅速崛起的日本新华侨华人；第六章，日本老华人社会的“内在”变化——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华人化；第七章，日本新老华侨华人的华人化进程之比较；第八章，从日本华人社会的变迁看21世纪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四个附录分别为：一、朱慧玲问卷调查样本；二、朱慧玲一期个人采访调查记录；三、各章图表分布状况；四、参考资料。
以下，本文谨就《变迁》一书在选题、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等方面的特点作一个简要的评介。
一
首先，在选题上，《变迁》一书是将当代日本的新老华侨、华人均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并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目的在于对日本的新老华侨、华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比较研究，包括对不同世代老华侨进行纵向比较，对不同群体新华侨、华人之间进行自我比较，对新老之间进行横向比较，以便能够纵横交错地来综合比较日本新老华侨、华人之间的异同，并由此来探讨当代日本华人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实际上，《变迁》一书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针对以往有关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中长期存在着“重老轻新”、“单一群体”及“孤立”研究的倾向而做出的选择。所谓“重老轻新”，指的是在以往的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有关日本新华侨、华人的专著寥若星辰。这种现象不仅与日本华人社会的新老构成比例的“逆转”不相适应，而且亦与新华侨、华人的迅速崛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至于所谓“单一群体”及“孤立”研究的倾向有二：其一，指的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是对老华侨、华人社会，或者是对新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如原留学生、就职者等个别群体的“单一群体”的研究，既不足以反映日本华人社会全貌，也远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日本华人社会的实际需要；其二，则指的是以往的研究多限于对日本华人社会自身的“孤立”研究，大多没有将日本华人社会置于国际人口流动的大潮中，置于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大框架中比较研究；至于将日本华人社会中的新老两个群体，放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运用在史学、社会学等理论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因此，就研究的对象而言，《变迁》一书首次将日本的新老华侨、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和主体来考察，并从中加以比较和分析，这在选题上较之于以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
其次，在对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进行考察的时间定位上，《变迁》一书是将其研究的重点和考察的时期定位在当代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中国移民东渡日本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明末清初时期，随着当时中日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在日本的平户、长崎等地已有大批华侨聚居，并形成了早期日本华侨社会的雏形。近十年来，中日学者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尤其是在近代旅日华侨中“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注：近十年来中日学者有关“长崎华商泰益号”研究的成果举其要者有：（日）市川信爱、（中）戴一峰主编：《近代旅日华侨与东亚沿海地区交易圈：长崎华商“泰益号”文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长崎：芙蓉书房，1997），《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上册，页201-231）；
（载《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相对而言，以日本新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显得较为薄弱，相关的研究成果亦是屈指可数，尤其是对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直至2000年近30年间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更是少人问津。（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已有若干学者开始关注当代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课题并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诸如：段跃中主编：《在日中国人大全》，日本华侨报社1998、1999年版；王维：
（《日本华侨传统的重组与民族性》），东京：风声社2001年版；廖赤阳：
，东京：风声社2003年版，第277-296页。）然而，实际上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近30余年间，日本华人社会无论是在“量”上抑或“质”上都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其中，量变主要表现在从70年代初至2000年的近30年间，包括华侨在内的所有合法在日中国人和华人总数已由70年代初的5-6万人激增至2000年的40多万人，这种情况与战后至1972年近30年间华侨、华人人口始终徘徊在5-6万人的状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当代的日本华人社会在量变的同时，还发生了知识化、专业化、多元化、华人化（当地化）等“质”的巨变。有鉴于此，《变迁》一书的主题旨在对近30年间日本华人社会的巨大变迁进行综合性分析、考察，并籍此来探讨21世纪初期整个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问题，其选题立意之高远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变迁》一书中，作者是将日本华侨、华人史定位为世界移民史的一部分，其中当代的日本华侨、华人史也是当代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这种新的研究思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是沿着中日关系发展这条历史脉络，在对史料文献、统计资料研究与社会调查（包括问卷和采访凋查）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采取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方法，探讨和分析中日关系正常化背景之下的日本华人社会的变迁。同时，作者还通过对日本新老华侨、华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华人化进程的动态分析，以及对不同“个体”和“群体”的个案研究，从中勾勒出当代日本华人社会整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主要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在21世纪初期的发展态势。具体而言，《变迁》一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学方面，作者是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日本华侨华人史。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历史与中日关系史息息相关，亦是中日交流史的“晴雨表”。因此，在该书的第二、三章，作者从中日国家关系、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华侨、华人史。通过中日关系发展这一历史主线，勾勒出日本华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和轮廓，以此来探讨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对当代日本华人社会“量变”与“质变”的重大影响。
第二，在社会学方面，作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日本华人社会内在和外在“量”与“质”的巨变。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当代日本华人社会的外在量变与质变，主要起因于新华侨、华人的激增，而其中的留日学人又是日本新华侨、华人最基本的来源。因此，在该书的第四、五章，作者先是从在日中国留学人员入手，从中日两国社会的国际化、两国有关政策法规的改善等角度，通过计量分析，考察当代中国留日热潮对日本华人社会“量”与“质”变的巨大影响；进而运用新旧对比的方法，考察日本新、老华人社会“质”的异同；而后通过对职业范围、社会处境、自我心态等问题的探讨，考察当代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崛起。在该书的在第六章，作者运用了美国社会学家博格达斯(Emory S.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通过对“二战前”、“二战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生长起来的日本老华侨、华人进行自我纵向的比较研究，并在考察不同时代的老华侨、华人在婚姻观、归化观和社闭归属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的基础上，分析日本老华人社会与日本社会的“距离”变化，从中探究老华人社会民族认同（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华人化的内在“质”变过程。在第七章，作者运用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登(M.M.Gordon)有关“衡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的理论，一方面比较日本新老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华人化在程度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以新老华侨、华人不约而同地迅速华人化的事实，来阐述和论证当代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在整体上正处于一种急速华人化进程中的观点。
第三，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方面，作者是从史学和社会学角度来定位日本华人社会，并从中预测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该书的第八章，作者先是从史学的角度归纳中日双边关系、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和日本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派生出的吸纳外国人的政策）对日本华人社会变迁的巨大影响；而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归纳少子化、高龄化社会的日本改“排斥”为“吸纳”外国人的政策转变之必然；进而站在过去30年间日本华人社会变迁的基点上，根据国际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预测21世纪前30年间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从中探讨整个发达国家华人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以及各有关方面应有的对策。
三
为了对近30年来日本华人社会变迁过程做近距离的考察和研究，《变迁》一书的作者利用其在日本留学的机会亲自深入日本华人社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包括问卷和采访调查）。其中，问卷调查是以日本的老华侨、华人为对象，共设42个问题，内容包括：基本属性、归属意识、对侨团和侨校的评价、对在日生活的评价、对中国政府侨务政策的评价以及对加入日本籍的态度。采访调查则是作者对30多个日本主要侨团和4所侨校的100多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的个别采访调查。此外，作者还充分利用了他人的社会调查资料、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以及日本的中文报刊资料，尤其是《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东方时报》和《留学生新闻》被称为日本新华侨、华人社会的“四大报刊”，从中来搜集、整理有关日本新华侨、华人的大量资料和数据。因此，作者在其著作中无论是观点的提出，抑或论点阐述和论证，均建立在丰富而又翔实的资料数据基础之上。
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通常取决于课题研究选题的学科前沿性、开创性，文献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全面性、及时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创新性以及所得结论和观点的准确性与可靠性。纵观《变迁》一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对史料文献、统计资料研究与社会调查（包括问卷和采访调查）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日本华人社会过去30年的变迁轨迹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未来30年的发展态势。其二，从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对当代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透视，为华侨华人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解剖研究的范例。其三，通过对日本等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研究与探讨，为中国政府制定21世纪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和建议。这种系统而又全面研究所得出的观点和结论，不仅将有利于中国政府有的放矢地开展21世纪发达国家的侨务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有助于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提前作好应对的思想准备。所以，就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言，《变迁》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变迁》一书将近30年间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视为整个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是构成当代永久性人口国际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换言之，通过对近30年间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的考察和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轨迹。为此，作者一方面参照人口迁移推拉理论，预测21世纪初的20年间，日本华人和在日中国人总数可能直逼甚至逾百万，而且更为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这就预示着一个以知识型华侨、华人为主体的日本新华侨华人社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同样根据推拉理论，作者预计到21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人社会人口将可能由目前的600-700万发展到2000-3000万，是目前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总人口的3-5倍。针对未来发达国家华侨华人社会在“量”和“质”上的巨变将给华侨华人社会本身、华侨华人的祖（籍）国、华侨华人的移入国带来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和课题，作者在其著作的结论中指出：要实现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行为成为对华侨和华人、对居住国、对祖（籍）国三方均有利的“三赢”目标，不仅需要上述三方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国内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以“旁观者”冷静、审慎、科学的态度，对有关问题进行多学科的深入的综合性调查研究。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变迁》一书中所论述的当代日本乃至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还仅限于通过合法途径进行迁移及定居的华侨华人，至于对近十几年来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前往包括日本在内等发达国家的华人跨国迁移活动的研究和探讨尚未充分展开。实际上，有关华人的非法跨国移民也是构成当今国际非法跨国移民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各国政府及学术机构的共同关注并亟待加以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只有在相关各国及国际社会各方的共同合作和一道努力之下来防范和打击非法的跨国移民活动，我们才更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华侨华人社会将更加辉煌。